[摘 要]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在其生成、演变发展的历史中体现出“多元血统”。它构筑在中国传统戏曲、民歌的基础上, 吞吐诸殊, 并以西洋美声唱法为参照互融互补, 形成了鲜明统一的个性。

[关键词]文化渊源；多元血统；时代推动；美学品格

作者简介：赵世兰（1959.4 —）、郭建民（1959.4 —），辽宁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4年第二期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以她特有的审美品格和绚丽多姿的动人形象独领风骚, 在中国人民的审美文化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然而, 任何艺术形式的发生、发展都不是只由一种文化特质构成。追溯民族声乐艺术生成、演变发展的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她的风格独异正体现在其综合特质和鲜明的“多元血统”。她构筑在中国传统戏曲、民歌的基础上, 吞吐诸殊, 并以西洋美声唱法为参照互融互补, 形成了鲜明统一的个性。是“多元风格”给予了她恢宏的气象和勃勃的生机, 铸造了她迥异的艺术品格, 滋润了她充满神韵的民族风貌;同时, 20世纪中国走向启蒙、走向革命, 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提出的要求, 也给这一百年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以内在的导引,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也必须充分重视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强力推动的作用。

一、民族声乐艺术的“远源”与“近源”

(一) 、传统民歌、戏曲的传承

中国民族声乐文化传统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的先民在生活和劳动中, 一代又一代地倾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表达着对于生活的美好追求, 不断地创作出闪烁着激情和智慧的优美旋律、节奏, 这正是早期中国民歌的雏形。经过祖祖辈辈的积累、加工、创造的民歌, 作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主要载体, 使民族声乐文化得以生成, 并不断地演变发展。

民族声乐文化是整个中华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据记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声乐文化就已经十分发达, 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民间歌唱家。其中秦青、薛谭、韩娥、王豹、绵驹等, 就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代表性的人物。尽管由于技术条件的缘故, 他们美妙的歌声和演唱曲谱当时不可能记录, 也没有留传下来, 但是, 在一些文献史料和民间传说中, 我们仍可以凭借文字记载, 展开超越时空的想象, 去体味那“声振林木, 响遏行云”的美妙声音, 去揣摩民间声乐艺术活动的动人场景。

在《孟子·告子》中有:“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 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 其始曰《下里》、《巴人》, 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 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这些记录, 都说明了当时民间歌唱活动的广泛普及, 当时这些有成就的民间歌唱家艺术活动, 不仅大大促进了世俗音乐生活的繁荣, 使得民族声乐艺术在民间的影响日益深刻, 而且也为技巧总结和理论认识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声乐教学活动的出现不仅可以促进声乐艺术技巧的交流与提高, 同时也使得歌唱技艺得到传承递进。《列子·汤问》中谈到‘薛谭学讴于秦青’, 说明当时已有私人传授歌唱技艺的教学活动。关于歌唱技术理论, 《礼记·乐记》中写道:“故歌者上如抗, 下如坠, 曲如折, 止如槁木, 倨中矩, 句中钩, 累累乎端如贯珠。这类对声乐演唱经验的描述与总结, 正是建立在演唱实践的细腻感情体验的基础上。”[2] (p.28)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早期的民间歌唱技艺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 民间歌唱艺术这种艺术形式已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关注。

诗经、楚辞、汉赋、乐府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民谣等, 它们或者本身就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歌样式, 或者是源于民歌而后才发展成为文人手中较为纯粹的文学体裁。诸如“相和歌”、“唐大曲”、“诸宫调”等歌唱形式以及唱赚、鼓词等说唱形式, 都是中国早期民族声乐艺术的佐证。在燕南芝庵的《唱论》、魏良辅的《曲律》、沈宠绥《度曲须知》、李渔的《闲情偶记》和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有关声乐理论著作中, 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声乐艺术在声、情、字、腔等演唱要素方面, 提出了带有浓郁经验色彩, 为演出实践服务, 富有民族特色的见解和理论总结。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史, 有一点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那就是传统民歌与戏曲在中国几千年古代音乐发展史上分合关系, 既相融相交又花开两枝, 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声乐艺术门类和实质相通的民族艺术精神。我国现存的传统民歌, 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讲, 有相当多的部分来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歌曲和由其影响所产生的戏曲曲调。在音乐发展的长河中, 悠久的历史文化变迁, 民歌的社会文化功能的适应和改变, 多向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多种民族与地方语言特点, 音乐思维的传承和创造, 如此种种人文因素, 不仅造成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心理、音乐思维特征, 同时也造成了中国民族声乐多姿多彩的音乐文化特点, 奠定了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后续发展的雄厚基础。

(二) 、西洋声乐文化的渗透、融合

明代万历十年 (1582年) ,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宗教仪式中演唱圣咏。这大约是欧洲的声乐最早在中国出现。然而, 把系统的声乐艺术传入中国, 当属, 最早到国外学习欧洲传统的意大利美声唱法的是声乐教育家、女高音歌唱家周淑安。她于1919年到美国纽约音乐学院学习声乐, 1920年回国, 在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师, 传授意大利美声唱法。正式有系统地传授意大利美声唱法则是1927年创立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之后, 意大利美声唱法才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 从而引起了中国声乐艺术文化的一系列的影响与变革。”[3] (p.344)

作为民族声乐艺术的“近源”, 西洋声乐的传入, 首先改变了中国声乐人才的培养, 对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秦汉到清朝, 历代民族声乐人才的培养方式是师父带徒弟, 它靠两者之间口传心授。这种口耳相传的教学方式对歌唱者的“声部”、“声种”、“行当”等问题很难说得透彻详尽, 从而缺少了对人体生理学的实际知识和人体生理功能训练的切实把握。因此, 缺乏操作性, 也缺少理论研究。在这种情况下, 欧洲声乐艺术的传入无疑给中国民族声乐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以欧洲声乐艺术的教与学为参照, 不仅具有坚实科学的依据, 而且也使得它朝向更为多元的构成方向发展成为可能。它不但更趋科学与规范, 而且更走向开阔和丰厚。当时, 这种中西碰撞和多元文化态势, 并不限于少数歌唱家的“留洋”和“美声唱法”的传入, 一个更具有影响的音乐文化现象是“学堂乐歌”的广泛兴起和“儿童歌舞剧”的创作、表演和流行。这两个中西音乐文化撞击之后的“混血儿”既带有外来音乐文化的痕迹, 又在某些方面反映出民间特质。尤其是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的创作, 对促进萌生期的民族声乐艺术文化的进步, 具有显著的意义。对此, 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因为往往就是这样一些具体而微的事件和现象, 由萌芽而发展, 开创风气, 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内在需要, 最终创造了历史。

称西洋声乐文化为中国近现代民族声乐文化的“近源”, 是因为上述美声唱法的引入、音乐人才方式的根本变化、学堂乐歌和儿童歌舞剧等新兴形式的出现及其广泛影响, 其深层有着一个更为本质性的理由, 这就是民族声乐艺术真正在城市和市民阶层中——尤其是青年人中扎下根来, 传播开去, 兴盛起来。而这是以往的民歌和传统的戏曲都没有做到的。以往的民歌和传统的戏曲不是限于偏远的乡间, 就是囿于老辈观众, 在一个艰难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 它们的影响力、生命活力、现代冲击力都无法与西洋声乐艺术的引入所造成的局面相比。

事实上, 20世纪初, 中国音乐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时期。“在历史发展的崭新阶段, 社会的变革给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生机和推动力。这个时期, 西方音乐 (当然也包括西方声乐文化) , 作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其中某些文化要素被纳入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变革的潮流并被有所接受。因此, 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在其转型衍生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与以往音乐历史现象迥然不同, 并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音乐发展的双重文化因素的现象。即仍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生息、衍变的传统, 并在此基础上因学习西乐受其影响而有所发展的新音乐, 和随着西方文化‘东进’而传入的西方音乐, 包括其音乐形态、技术、理论、音乐观念、教育体制、音乐行为方式等, 以及在此基础上经中国人的吸收、创造而产生的新音乐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并存。在中西音乐相互影响、融合的文化转型过程中, 两者虽然保持各自不同的文化性质, 但是, 在动荡的时代风云与多姿多彩的社会舞台上, 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顺应着时代的进步与变革的需要而产生了一批值得珍惜的音乐文化成果, 成就了百年来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中新的风采。”[11](P.246)

二、40年代延安：

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推动与中心

从中国民族声乐发展史看, 20世纪上半叶民族声乐艺术的表演实践和传播范围仅限于重庆、上海等较发达的城市, 民族声乐艺术在当时中国广袤的农村及大部分城市及有什么影响, 更谈不上规模。可以说民族声乐艺术演唱和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还处于单个的演唱家各自为政的摸索阶段。因而, 我们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极为重要的延安时期, 重视延安文艺整风这样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强力推动的作用。这一运动通过对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改编创作和演出实践, 为中国现代民族声乐开发农村这块古老大地的进程注入了巨大的推动力。

这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歌搜集、整理和改编, 是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文艺整风运动之后进行的。音乐工作者们纷纷深入广大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之中, 掀起了从未有过的学习民间音乐、研究民间音乐的热潮。他们在熟悉掌握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音乐语言和表演形式的基础上, 创作了大量民族风格鲜明、艺术形象生动丰满的音乐作品。

在这个过程中, 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是值得注意的。在对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方面, 冼星海写了《民歌研究》, 吕骥写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 安波写了《秦腔音乐》等等。1939年3月, 延安“鲁艺”成立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此影响下, 其它抗日根据地不久也建立了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分会, 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对民间音乐的采集、介绍和研究工作。文艺工作者填词和改编的新民歌, 不仅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广为传唱, 而且通过对民歌的收集、整理和改编, 使整个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大大提高了对民间艺术的认识, 体会了民间艺术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要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等见解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为民族声乐表演艺术的发展, 打下了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 更重要的是为专业、业余民族声乐演员提供了丰富多彩、久唱不衰的优秀艺术作品。

作为中国现代声乐艺术如何在普及性、群众性的基础上发展成型的范例, 回顾一下延安的秧歌运动与歌剧, 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在“秧歌运动”的热潮中, 一种新的民族声乐表演形式——秧歌剧脱颖而出。由于秧歌剧是以民歌和民间歌舞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 表现边区军民新的生活, 形式新颖, 内容贴近群众, 自然就迅速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批民族声乐演唱家正是由此而成长起来, 逐步铸就了自己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灵活多变的演唱表演技艺。这方面, 王大化、李波在秧歌剧《兄妹开荒》中的创作与演出, 可算是一个典型例证。

秧歌剧的空前繁荣使当时的秧歌家倍受鼓舞。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需要, 秧歌剧自身格局小、艺术表现形式较为简单、不足以表现较为复杂宏大的剧情、艺术感染力单薄等局限悄然显现出来。于是, 歌剧家们总结秧歌剧的成功经验, 吸收西洋歌剧的某些表现形式以补充秧歌剧的不足, 创造出一种能够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 具有恢弘气魄和民族风格的“新歌剧”。《白毛女》就是其中杰出代表。它广泛吸收传统戏曲、民歌的精华并形成一种统一风格, 其音乐设计的成功不仅奠定了整个剧目成功的基础, 同时也拉开了民族歌剧表演艺术更新变革的帷幕。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演出, 标志着中国民族声乐艺术走向成熟。为了真实地刻画人物形象, 创造出既有民族独特风格, 又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演唱表演方法, 当时以王昆为主要代表的歌唱家, 包括李波、孟于、唐荣枚等人, 很注意克服原有唱法声音颤抖、咬字不清的弊病, 更多地汲取民歌和戏曲的传统演唱方法, 将多种演唱方法较为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既有民歌演唱的亲切自然, 戏曲演唱的运腔韵味, 而又有别于一般民歌手和戏曲演员演唱的新型唱法——戏歌唱法。这种唱法初步确立起来后, 马上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新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对后来歌剧创作和表演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它不仅催生了新的演唱表演方法, 也滋润了一批又一批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就是继王昆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位出色的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在声音的运用、感情分寸的把握和动作的表现上能做到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她的演唱情真意切, 运腔灵活自如, 有着无可替代的浓郁的民族色彩和迷人的魅力。

建国初期依据《白毛女》艺术经验创作的《王贵与李香香》、《刘胡兰》和《小二黑结婚》等歌剧, 都体现了她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上的自觉追求和巨大收获。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 民族声乐文化的进步和大力发展显得更加急切和举足轻重。唱反映自己民族的歌曲, 演自己的民族歌剧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专业人员用以抒发对新生共和国无限感情的主要艺术表达形式, 唱歌、听歌、学歌也成为百姓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建国初期的郭兰英从“改戏从歌”到戏歌表演艺术的完美结合, 不仅将40年代催生的戏曲、民歌综合演唱表演方法推进到更加完善的艺术层面, 并且在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她演唱的大量脍炙人口的民歌, 塑造的民族歌剧中一个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影响了几代人的审美情趣, 至今仍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搞西洋唱法的专业、业余演员纷纷把目光转向丰富多彩的民族声乐艺术的探索。任桂珍 (建国初曾向郭兰英学习, 主演过《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红霞》, 后又向豫剧大师常香玉学习) 等一批歌剧演唱家像雨后春笋脱颖而出, 赢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功。

作为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艺术水准的民族声乐艺术,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逐步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在社会公众审美活动中的地位愈加显得重要, 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广泛。风格迥异、绚烂多姿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 为建国以后民族文化新的发展战略格局的最终确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纵观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历史, 她与其它艺术门类一样, 与中国社会命运息息相关, 随着整个音乐文化大背景的变革的发展而发展。而其自身在多种文化繁衍、综合的基础上, 从语言特征、声音色彩、表演形式等外部形态到审美表现、审美心理、审美追求、内在神韵等深层结构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也具备着进一步发展的足够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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