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70周年大庆前，笔者曾收到指挥家张列的邀请，去观赏南京民族乐团的新作《解放·1949》的首演。虽未成行，却勾起了笔者十多年前的一次观演记忆，彼时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南京民族乐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奏作曲家赵季平的民族管弦乐《和平颂》。一部书写重大历史事件的音乐作品，由这座浴火重生的城市自己的乐团，在象征国家最高政治文化中心的场所奏响，很难不被亲历过现场的人牢记。在今年群情高涨的七一前夕，南京民族乐团再度携《解放·1949》进京为建党百年献礼，笔者两年前的错过得以偿愿。记忆中人民大会堂奏响《和平颂》的“那个”乐团，和今天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这个”乐团，是南京民族乐团相隔十六年给笔者展现的两个横断面，既有今非昔比的明显差异，却又存在着某种一脉相承的关联。放眼于中国乐团深化体制改革的洪流，这十几年，全国各地、各级民族乐团纷纷改制或重建。那么，在这时代大潮的涨落中，南京民族乐团究竟经历了什么？

适逢转机：从对外交流的“轻骑兵”到整编建制国家级职业乐团

南京民族乐团的前身为“南京文工团民乐队”，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后为“南京市歌舞团民乐队”。1986年，经南京市文化局同意，开始以“南京民乐团”的名称开展对外演出。1994年，经南京市编办批准，正式独立建制，成为江苏省最早单独建制的事业单位性质的专业民族乐团。2002年，正式更名为“南京民族乐团”。乐团创立之初的“民乐队”时期不足二十人，直至正式建团，编制数也只有25人。其时，政府主管部门对乐团的定位是：以承担政府重大演出和对外文化交流任务为主的“民乐轻骑兵”。作为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靓丽名片，乐团在首任团长、打击乐演奏家裴德义带领下一直活跃在国际舞台，以中国民族音乐为载体，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展现中华美学。乐团先后出访过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曾多次受邀参加中国艺术节、法国西奥夫国际艺术节、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艺术节、朝鲜“四月之春”国际艺术节、首届乌兹别克斯坦“时代的回响”国际传统文化艺术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等国内外知名艺术节；2004年春节，受邀赴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金陵寻梦——猴年春节中国民族音乐会”，中央电视台向海内外多国直播，奥地利总统克莱斯蒂尔专为音乐会发来贺信。乐团艺术家以高超的艺术水准、优雅的东方魅力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事业中取得了亮眼的成就，被海外乐评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水平的交响乐队”，被国家文化部确定为“对外文化交流重点院团”。

光鲜的舞台和成就背后，是全国各级文艺院团纷纷改制的浪潮，这是时代之趋，也是时代之需。2012年，南京市属国有文艺院团全体改制，原有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性质。在继“文工团民乐队”“歌舞团民乐队”“南京市民乐团”几度更名之后，“南京民族乐团有限公司”登上了新的历史舞台。然而，制度上实现了转企，却并不意味着乐团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规模化”发展。一方面，乐团面对多重困境：待遇低，留住人才难，引进人才更难，乐团队伍建设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创作经费得不到保障，创作规划很难实施；没有自己的演出阵地，无法规划自己的演出计划。另一方面，随着党和国家以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创作为核心、以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生活为宗旨的文化建设方针的推行，乐团在确保高标准的政府任务的履职之外，如何实现自我艺术生产的良性运转，为城市、社会和市民奉献优秀的艺术作品，如何以民族音乐作为美育的载体，最大程度地实现乐团的社会价值，都是摆在发展新时期的新课题。而对于乐团里每一位演奏家而言，在明确了冲破困境、重建价值的新目标之后，乐团人也从未放松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专业追求，无论是专职执行政府外派任务的“轻骑兵”，还是文化部挂号的重点院团，音乐家不可能无视同行的创作，乐团也同样不可能无视兄弟院团的发展。如何在专业圈拿出令业界叹服的作品，如何在全国各地民族乐团的艺术呈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想必是每一个经历了艰难改制后、终于走上了“规模化”“职业化”发展之路的民族乐团都会面临的全新命题。

经过深入思考与反复调研,在南京市委宣传部的直接关心指导下,一个具有胆识和开创性的改革方案——“市区共建”，于2019年被正式纳入南京民族乐团继续推进深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市区共建”的具体实施内容为：南京市建邺区委区政府与南京市文化投资控股集团，以“市区两级”合作共建模式，共同投资，并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成立乐团理事会，齐抓共管，整合事业和企业的体制、机制优势，以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为乐团的运营保驾护航，着力于南京民族乐团朝向一流职业乐团的重组和扩建。同时成立的“南京滨江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企业管理模式为乐团的运营保驾护航。从一支事业单位底色的小规模乐团到深化体制改革后数年的蛰伏，南京民族乐团自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终于在70周年国庆前迎来了转机，实现了整编建制、国家级一流职业乐团的华丽蝶变。

把握先机：厅团合一，可持续发展的共生双赢

2019年与“市区共建”联合发布的另一项城市文化合作共建项目，是南京民族乐团与江苏大剧院签订深度共建协议,双方将以“厅团合一”的创新模式开展战略合作。作为江苏大剧院首支常驻乐团，短短两年来，南京民族乐团在剧院开展的“民乐演出季”中先后推出了“十里秦淮度丝竹——南京民族乐团江南丝竹专场音乐会”“聆听经典——南京民族乐团室内乐专场音乐会”“七夕佳节音乐会”“梦系红楼——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主题音乐会”等商业演出。在这数轮艺术产品的商业化运营中，剧院和乐团都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票房良好，“梦系红楼”更是出现了开票即售罄的火热场面。市民对本土乐团的接纳和喜爱，证明了在艺术市场的培养和演艺生态的构建上，厅团联手所取得的良好开局。乐团有了自己的演出主场,优质的声学环境无疑是音乐家最理想的工作场所，为其专注于艺术生产提供了优质条件；剧院迎来了可以联手打造音乐品牌的本地驻院乐团，以其对演出市场的判断和把握，能够最大化挖掘艺术产品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剧院功能也从以往单一的演出活动承接，发展成为集演出、创作、品牌打造等硬件软件兼具的一流文化综合体。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几乎让全球的演出市场均进入了寒冬，因抗疫、防疫而静默了百余天的江苏大剧院，终于2020年6月5日重启。作为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的首场公演，南京民族乐团以一场题为“国乐经典·与宁相聚”的艺术教育普及音乐会，重新与“宁”相聚，与阔别已久的观众重聚。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这场奏响南京复工首演的音乐会现场只邀请了300位观众，但另有线上逾二十万乐迷隔空同赏，线上线下，观众与艺术家，在民族音乐中一道体验久违的精神享受和情感共振。这场音乐会的成功不只为观众和城市带来了艺术的慰藉和文化的温度，在共克时艰的特殊时期，其社会影响的意义更是远远超过了音乐会本身。对于乐团和剧院而言，复工首演的成功无疑为被疫情意外打断的“厅团共建”长远计划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观众对文化、对艺术的需求与艺术家们对回归舞台的渴望，凝结于民族音乐的载体中，呈现于大剧院的舞台上。随着暌违太久的乐音响起，城市的乐团，在城市的音乐厅，为城市的人民再度开启美的巡礼。由此可见，厅团合一的举措不光在效益层面赢取了先机，更是在非常时期，为社会搭起了一重以人文关怀为底色的艺术屋檐。

重焕生机：城市、社会、艺术的多维价值观照

市区共建，首先为乐团的生存和待遇提供了政策、资金的有力保障；厅团合一，则令乐团赢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先机。伴随共和国七十华诞，南京民族乐团正式迎来了建团以来最大跨度的飞跃式发展，从创作、舞台和管理等各方面均显现出蓬勃生机。

作为南京市重大题材主题创作的主力军，南京民族乐团在改制之初的2004年，就推出堪称经典的大型民族交响乐《和平颂》。这一举措体现出以雷建功为团长的时任乐团领导对乐团和城市文化协同发展的深入思考，也在乐团艺术定位和创作方向的实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和平颂》由作曲家赵季平历时五年倾心创作，是民族音乐史上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大型民族交响乐。2004年5月于南京的首演引起社会和业界的巨大反响，被誉为“当代民族交响乐坛上的空前盛事”“不同凡响的警世之作”。迄今《和平颂》已公演近百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的国家纪念活动中，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中山陵的音乐会现场，艺术家们以艺术鉴照历史、警示未来，观众则在音乐中重温民族记忆，牢记国家荣辱，祈愿万世和平。

《和平颂》之于中国尤其是对于南京这座城市的特殊意义，令每一次奏响皆成为一次撼动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空前的艺术成就和社会效应，珠玉在前，乐团的创作更是不敢有丝毫懈怠，尤其是2019年乐团以“市区共建”“厅团合一”的中国民族乐团“南京模式”重登历史舞台（见《中国文化报》2021年5月28日专刊），更是为乐团的艺术创作和生产走上良性轨道打开了局面。职业化发展的南京民族乐团在艺术层面的一项重要举措便是邀请赵季平先生担任艺术总监，这无疑为乐团创作的水准和质量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和保障。继《和平颂》问世十五年之后，南京民族乐团又一部力作《解放·1949》，终于在人们的高度期待中于2019紫金文化艺术节华丽登场。作品以“南京解放”为题材，由赵季平先生亲自定名、统筹标题结构、指导创作，汇集了青年作曲家张巍、诗人冯亦同和钱晓天分别担任作曲、文学台本和歌词创作，共同续写《和平颂》的辉煌。《解放·1949》既是乐团向共和国七十华诞的盛大献礼，也可理解为乐团重获生机后的扬眉长歌。首演当天的江苏大剧院现场，观众在音乐中重回峥嵘岁月，领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伟气魄，震荡“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盛世豪情。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后，主创对作品进行了深度打磨和提高，并于2021建党百年前夕进京献礼。国家大剧院当晚的公演，令包括笔者在内的首都观众为这支崭新乐团的艺术表现所深深折服：十几年前人民大会堂《和平颂》的深沉与宽厚恍然再现之外，手下的扎实和心中的坚毅，加之一股扑面而来的锐气，皆通过声音质感和音乐演绎直抵听者心间。

如果说《和平颂》和《解放·1949》是从南京城的患难与光荣着眼，以民族管弦乐为载体书写历史，那么首演于2020年的新作《国之当康》，则可谓是以民族管弦乐为笔墨所谱写的中华文明史古今英雄群像。这部六乐章大型民族交响乐由钱晓天文学创意、冯亦同文学撰稿，由陈思昂、杨一博、孔志轩等三位青年作曲家集体创作。“当康”是《山海经》中记载的一只上古时期的祥瑞之兽，传说会在丰收时节一边鸣叫自己的名字一边跳舞，庆贺丰年。《家园》《射日》《移山》《治水》《战疫》《飞天》等六个乐章以瑰丽的想象绘写远古文明的奇诡，在极富张力的民族管弦乐音响和层次清晰的交响语言中，作品的主题思想彰显出广阔的现实意义：国之当康，是华夏祖先对“天下大穰”的心愿，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的冲锋号，更是经受住了庚子“战疫”严峻考验的中华儿女对民健国康的祈愿。乐团坚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宗旨，一方面深挖南京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以音乐承续金陵文脉，先后推出了《金陵风韵》《桃花扇》《子水云归》《诗意南京》《盛世重光》《康僧会》《山谷菩提》等新作。另一方面则积极创新融合，从艺术形式上吸纳融入其他艺术门类，推出了民族音乐舞剧《红楼梦》、跨界国风融合系列《武侠琴缘》音乐会，使民族管弦乐得以在更多元的艺术语境中释放新的生命力。

舞台上的南京民族乐团，放眼望去几乎都是年轻的面孔，据现任团长戴音介绍，团员平均年龄30岁，多为专业院校的新晋毕业生。从技术机能而言，这是一个具备多重可塑性的团队。笔者曾暗自惊叹乐团的技术表现，因为不光每个声部的集体表现，具体到每个团员，其演奏状态都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熟练，而是几无参差的技术把握，几乎背谱的娴熟，以及高度一致的肯定和扎实，且并无炫技的刻意用心。这确要归功于身兼常任指挥的戴音严抓排练质量的业务管理之道，以及首席兼副团长王天竹的稳健坐阵。从风格特质而言，这似乎又是一个尚未定型、充满极大可能性与可塑性的团队。这反映出音乐总监、首席指挥张列对乐团现状的客观把握和对发展方向的理性规划，即专心磨练本领，放宽眼界，提升造诣，并不急于“打造”所谓“风格”。张列的指挥风格以沉稳、细腻、阔达见长，非常善于挖掘乐团自身的特点和潜质，能够在短时期内建立起乐团自己的声音。而身为中国广播乐团常任指挥并曾长时期统领南方和北方多支职业乐团的张列，除了业务过硬，还以其高度的合作性与深厚的人文修养具有良好的业界口碑。他与艺术总监赵季平合作多年，兼收南北乐团之特点与长处，在各个乐团的创作推动上不遗余力，在新作演绎上则慧眼独具，多年的积累为此番坐阵南京民族乐团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不光带来了一百多份总谱和兄弟乐团的优质资源，更是为南京民族乐团的“一五规划”理清了思路：“抓创作的时候,乐团将会向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寻根溯源,挑选出更多的能够反映历史、人文和现实主义的题材进行创作。致力于用国际化的音乐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演出方面,乐团将和全国名家合作,让不同风格、类型的作品都进入到演出季来,横跨传统与现代。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乐团演奏水准,形成自身风格。”正如戴音的期许：“江南音乐风格对乐团来说是一种文化符号，不仅不能丢掉，还必须要在新时代下焕发新声。”这是对价值的自知，更是对发展的自信。南京民族乐团的“市区共建”模式,撬动和整合了省市区更多的资源,实现了多方共赢,是国有文艺院团一团一策、深化文艺体制改革的率先破题,为其他院团提供了可借鉴的“南京模式”。依托“厅团合一”战略合作的先机，剧院的有形空间因民族音乐的诗意流动而情韵充盈，乐团也得以从艺术的象牙塔出发，在更多元、更开阔的文化场域参与城市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稳步于职业化发展道路之后，乐团如何用音乐服务社会、美育市民？如何以作品展现城市文化？如何令乐团建设与城市文化繁荣协同发展？时代在问，城市在问，乐团也未停止过自我追问。多维价值观照下的南京民族乐团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校，以期从艺术、社会、城市等多角度精准对应新时期的长远发展要求，在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的协振中，激发出民族音乐的无限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