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2日至11月14日，由“芬兰民族音乐学会”与“芬兰圣诗与礼仪学会”联合主办的“音乐与神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芬兰赫尔辛基“文学与科学之家”召开。笔者有幸受邀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学者，与来自20余个国家近60位专家学者们共同出席研讨会。此次会议旨在通过多维度的观察与研究解决音乐与神圣现象交互的各种方式，并强调“神圣”不仅理解为一种宗教观念，而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领域，借此阐明音乐具有超验的品质及无处不在的影响效果。
议程经过多次修订最终被确定为三大板块：大会主题演讲、平行分组研讨、音乐会与圣礼观摩。在冬季昼长夜短的赫尔辛基，主题演讲和分组研讨被安排在白天，观摩活动则在日落之后。就这样短短3天内，19个场次、近40项学术活动井然有序地开展了起来。
△赫尔辛基文学与科学之家
01主题演讲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Philip V. Bohlman教授，以《朝圣者/诗人-公民/先知——史诗歌曲与国家历史的神圣之旅》为题，通过详实多元的视听资料、纵深的文化历史维度及想象与思辨兼俱的学理建构，为大会开启了浓重的学术研讨氛围。在他看来，史诗歌手通过歌唱编织起了有关神圣和民族国家的故事，给予日常世界以宗教的维度，并将人与神的生命力量联合起来，非同寻常地鸣响着平凡的事迹。作为体裁，史诗通过“民族历史”与“神圣历史”的叙事对比来实现其影响力。为此，他构建起“音乐”“神圣”“史诗”的理论三角形，提出史诗作为一种音乐转译能够将神圣之声变为主权之声，并归纳出史诗景观的7种类型：创世神话、神圣与世俗空间的地理学、地方性景观、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历史学景观、主权国家景观及殖民地与全球化景观。如此庞大而系统的理论架构，是为了实现进一步目标：拓展我们在面对由全球化进程构成的史诗歌曲体裁时聆听神圣的方式，并为全面理解神圣性与民族性如何在当今时代更有力地交叉奠定理论基础。
△与Philip Bohlman教授
来自芬兰的两位专家则分别从文化史、音乐考古学与声学的角度带来了各自的主题演讲。赫尔辛基大学文化与考古系研究员Riitta Rainio博士的《神圣遗址的声学》，以芬兰境内的史前岩画以及萨米（Sámi）祭祀遗址为田野工作对象，以民族志记载中萨米人献祭时边歌唱边听取回声的描述为依据，探索声音在开发和利用这些考古遗址中的作用。在大量科学数据与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她得出结论：被描述或视作神圣的悬崖是有效的声音反射器，并强调这些声音原始资料以及未受关注的击鼓人像画为研究神圣遗址上的声音仪式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尔库大学文化史研究专家Hannu Salmi教授的演讲《妖性、魔性与磁性：李斯特与1830-1840年间名流文化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以引述《公共音乐报》对李斯特的评价“集生理-心理-艺术的三合一体”与“身体-行动-力量的集合”为出发点，从听众的情绪角度分析了情感的物质性，同时也关注李斯特被解释为情感生成者的主体，是一种由人的力量与非人类力量的综合。他认为，正是当时新兴的名流文化强化了他的精神性方面，才使得李斯特成为那个时代超群卓越又遥不可及的音乐明星。
02分组研讨
分组研讨的演讲，是从70多件开放性投稿中甄选出入会的34个讲题，在4个平行分会场的15个场次中展开，形成“个人演讲”“小组报告”“工作坊”“讲座-音乐会”四种不同的发表方式。讲题紧扣“音乐与神圣”的大会议题，也展现出多重历史使命、多元文化身份、多维视角方法、多类精神载体的整体面貌与个性特点。为此，下文将从宗教类别、音乐对象、问题视角与研究方法四个方面进行分述。
（一）宗教类别
1、基督教
围绕议题展开最多的是基督教音乐方面的研究，这主要取决于世界各大宗教与音乐之间关系的疏密程度，同时也与会议主办方所在的北欧文化语境有关。
有关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赞美诗与路德宗教会音乐的论题最为集中，超过总数的一半，涵盖了来自欧亚非拉美五大洲的研究。如，考察了德国、荷兰和英国三地基督教会音乐研究、代表北欧教会音乐的联合研究、以中国新教教会音乐为对象的研究、针对北美黑人音乐的专题研究，以及有芬兰、南非与巴西学者联合发表的各大洲宗教音乐文化融合研究，等。
同属基督教范畴内不同教派的音乐研究，有两位芬兰学者关于当地东正教会音乐的探索，也有关于早期基督教仪式音乐观念的个案研究。仅有的一篇天主教会音乐的研究来自土耳其学者的仪式个案。
2、伊斯兰教
有关伊斯兰教音乐的3个研究均来自欧洲的大学，主要从传播使命、社群化与仪式实践的角度展开。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Hande Sağlam的《神圣的歌词及其通过音乐传播到维也纳阿列维社区的年轻一代》介绍了阿列维人在长期受限的情况下通过宗教仪式中歌词隐藏的神圣潜台词（subtexts）和音乐来进行传播的策略，以及这种音乐在移民之后被德语化的现实。法国巴黎实践科学高等研究学校Muhammad Touseef的《苏菲Samā'的重新解释》，是以巴基斯坦一位苏菲派领袖的著述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苏菲仪式bay’a（启蒙仪式）中的samā'（灵性听力）观念及其音乐表现的问题。德国美因茨大学的Alexandra Dick《通过Anāshīd赞歌对伊斯兰国家的神圣化与去神圣化》，专门讨论了与苏菲派修行有渊源关系的Anāshīd赞歌的音调与节奏乐器，以及流行音乐元素的运用等问题。
3、其他宗教
东芬兰大学的Elina Hytönen-Ng在《当代萨满教仪式的神圣声音景观》中，揭示了当代欧洲的萨满术士通过仪式音乐使声音与环境建立联系，改变并创造了一个有神圣意义的地方，使参与者产生一种幸福感，这可以看作是声音景观治疗的一个案例。
挪威音乐学院Øivind Varkøy教授的《流行音乐的犹太神秘主义者》，是对加拿大作曲家Leonard Cohen的流行音乐创作与明显的犹太教传统思想、佛教禅宗之间的多重关系的研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Eugene Dairianathan的《吠陀金属乐作为对神圣空间的另类意识的意识》，研究了极端金属摇滚乐团Rudra的意向行为和惯用的叙事手法，并认为在他们以古老梵语文献《罗摩衍那》为创作来源发行的专辑中，是以音乐的方式批判性地审视了神圣的观念。
（二）音乐对象
以音乐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最集中于仪式音乐，但大多没有按仪式的种类与功能进行分类，可见“音乐与神圣”议题下音乐的仪式性功用似已无须赘述。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3个讲题同时以葬礼中的“挽歌”作为对象。荷兰蒂尔堡大学的Janieke Bruin-Mollenhorst的《个人与宗教神圣之间的葬礼音乐》，探讨了荷兰当代葬礼中音乐与歌词的宗教性与神圣性与现状中的世俗化、流行化与个性化形成的反差，从而认为这些歌曲的神圣价值有待重新定义。东芬兰大学的Riikka Patrikainen在《边境卡累利阿葬礼仪式歌唱的意义——作为不同世界间桥梁的挽歌》中，讨论了20世纪初作为卡累利阿葬礼一部分的挽歌的意义，包括古代语言、歌者的性别身份，葬礼过程的三个阶段及其仪式作用等。赫尔辛基大学Viliina Silvonen的《神圣性问题——挽歌的表达及其存档录音》，提倡从表演真实性的角度处理挽歌的表达和录音情况等问题来阐述挽歌的神圣性本质。
合唱音乐也有较高关注度，包括早期圣咏、新教唱诗班、东正教会众吟唱等。如芬兰西贝柳斯艺术大学Leena Lampinen在《坦桑尼亚北部路德教会的合唱音乐》中归纳了当地一个教堂唱诗班曲目中的多样化音乐风格，包括东非游牧民族的马赛歌曲（Maasai）、西方赞美诗、流行风格的歌曲，以及结合多种来源影响的歌曲。同时她还观察到，土著音乐和乐器已经找到了通往教堂和圣事的道路。
世界音乐方面，主要有雷鬼音乐、新纪元音乐、犹太音乐、北欧传统民间歌唱、黑人福音音乐等。如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WONG Chun Kwok在《两代手碟与新纪元资本主义》的演讲中，介绍了21世纪新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两代手碟（Hang和Handpan）的简短发展史，并从民族音乐学家的角度思考手碟玩家社群如何在新纪元运动中以这些“声音雕塑”作为音乐类型和精神实践的问题。通过仔细考察从手碟音乐节、工作坊，客厅聚会，社交媒体和网络数据，他认为两代手碟周边的新纪元文化，与注意力经济、社交媒体和世界大同主义密切相关。
关于流行音乐的研究涉及到爵士音乐、电音音乐、金属摇滚乐等。如法国土伦大学Hervé Zénouda的《神秘力量：从表演艺术到混沌魔术——电子化流行音乐的实验做法》，研究了两位来自1970年代早期的表演艺术家（Genesis P-Orridge和Gregory Davidow）从当代艺术转向摇滚乐的相似经历，他们对神秘主义和混沌魔力有着特别的兴趣并都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教会，来表明通过艺术实践和消除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边界旨在实现内在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观点。
（三）问题视角
从问题视角方面来看，有将近半数的讲题都聚焦在国族化与种群化上，包括北欧官方教会的教堂音乐、海地伏都的仪式音乐、欧洲穆斯林移民社区的宗教音乐、伊斯兰国圣战文化语境中的音乐、胡斯教徒与犹太社区中的犹太歌曲、传统丹麦民间歌唱传统中的赞美诗、芬兰东正教会的吟唱，等等。如上海音乐学院孙月的《基督教圣乐的中国化建构》分别通过“圣乐中国化”的历史与现状简介、当代性阐释、“中国化圣乐”的两种存在方式、三种创作模式以及创作与献唱中的审美问题五个方面来介绍圣乐的中国化实践问题，并配以短歌演唱示范，历数了中国基督教会从“圣诗中国化”到“圣乐中国化”发展中所取得的成果。又如，美国伊利诺伊州惠顿学院的Johann Buis在《黑人福音方言的辩证法：后种族隔离福音音乐中的传统与变迁》中，基于传统与变化的辩证视角，提出一种关于“后种族隔离福音音乐”的新认识论，并认为这种由北美福音、受南非马拉比（Marabi）影响的歌曲、殖民地使命剧目与有远大抱负的流行音乐四种风格构成的音乐，是在不同的风格表达中实现信仰和教义的手段，而政治转型的背景激发了深化传统神圣和世俗体裁的自由。再如，东芬兰大学Tuomas Järvenpää的《古老的方式——在开普敦与拉斯塔法里亚雷鬼音乐进行民族身份认同的谈判》，分析了开普敦的南非雷鬼艺术家如何将他们的拉斯塔法里亚（Rastafarian）信仰与音乐事业联系起来，为重新解释南非种族身份提供了方法。
其次，是有关神圣性与世俗化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伊斯兰赞歌与圣战文化、荷兰当代葬礼音乐的世俗化、20世纪现代艺术中静默的神圣性等。如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丹麦学者Helen Rossil在《传统丹麦赞美诗歌唱中的支声音乐显圣》中，以十八世纪路德宗“Kingo诗篇”来探讨它们在丹麦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提出“歌唱是赞美诗的声音物化”的观念，并指出这种有别于官方教会音乐规范、历史悠久的支声歌唱传统，以及“日德兰坚定分子”的合唱，都是在声音物化中遇到了“显圣”（Hierophany）。又如，奥地利格拉茨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Bernd Brabec de Mori的讲题就是《音乐与神圣：永远的双胞胎》。
有关现代性与当代性的问题视角，涉及到当代艺术与流行文化中的混沌魔术（magic of Chaos）、北欧教堂音乐受到现代主义影响后的明显变化等。如，赫尔辛基艺术大学西贝柳斯学院的Sirkku Rintamäki，提出一种“赞美诗戏剧”（Hymn Play,芬兰语Virsileikki）的当代艺术创作体裁与理念，它基于会众的赞美诗即兴表演，其目标是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实践来寻求具有各种情感特征和风格色彩的赞美诗创作方式。
有关全球化与融合性的问题视角，涉及到手碟乐器的全球化生产与社交媒体传播、后现代语境中欧洲与北美社会的灵性“选择与融合”的普遍现象、拉斯塔法里亚运动全球化影响下的雷鬼音乐发展等。如，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Zuzana Jurková的《犹太会堂中的胡斯教徒：音乐作为不同宗教间社群建构中的一种媒介》，考察了基督教-犹太教跨宗教会议“信仰的根基”，结合战前犹太人和胡斯教派会众之间的关系，指出犹太歌曲成为世界各地胡斯教徒与犹太人社群将彼此视作精神亲戚的途径与载体的事实，阐明音乐具有促成不同宗教间边界消融的功用。又如，跨国研究项目《各大洲宗教歌曲和唱词中的文化融合》中提出了文化融合的特征及其发生机制的问题，并探讨不同背景下宗教音乐文化融合理论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有关时间性与空间性视角方面，涉及到古老圣咏对建筑空间传播效应的利用等。如，东芬兰大学的Serafim Seppälä在《音乐语言是神圣空间的钥匙》中颇具创见地提出使用音乐术语作为描述神圣空间效果的手段。他通过分析发现两位具有不同国籍与文化背景的亚美尼亚建筑师，在不了解彼此的情况下，都以相同的方式理解音乐与建筑的关系。又如，挪威教会音乐牧师学院的Mathias Gillebo在《声音与超验：作为时空体的圣餐宣告》中，探讨了声音作为符号、象征与语言在仪式中的存在意义，表明作为时空体（Chronotope）的仪式宣告是指向现实并融入其所指。
（四）学科方法
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无疑在这场国际研讨会中是最主要的学科方法。有关亲临体验的工作坊等活动，将会在下一部分展开。在此，仅梳理分组研讨中较有代表性的几个运用不同学科方法的演讲。
有关民族学、民族志、田野调查等民族音乐学方法的研究，涉及到当代萨满教仪式的声音景观、开普敦雷鬼音乐现场的民族志观察、卡累利阿的古老语言与葬礼音乐、坦桑尼亚北部路德宗派的教会音乐、海地伏都仪式中的歌曲、鼓声和舞蹈等。如，东芬兰大学的Tuuli Lukkala在《东正教崇拜的声音景观》中，不仅记录了芬兰东正教区的现行礼拜做法，而且还使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整个礼拜场景的不同方面，包括圣事参与者对崇拜声音的感知与体验，音乐的构成以及语言、文化和民族在礼拜场景中的作用等。
以美学、哲学甚至神学为主要方法的研究，涉及以德国浪漫主义美学方法来阐述“静默”的现代性问题、运用哲学-神学方法来审视大法官伪狄奥尼索斯（Psuedo-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与超验神性概念来阐述这位思想家的圣乐观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采用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发展来探讨圣餐礼宣告中声音的意义等。如，赫尔辛基艺术大学西贝柳斯学院的Samuli Korkalainen在《19世纪与当今芬兰礼拜仪式语境中音乐的恰当性与意图》中，从哲学、神学和美学的角度来探讨适合圣事的各种音乐的基本问题，包括纯器乐在仪式中的地位等，并对从神学和哲学的不同角度来看圣事中的音乐意图提出质疑。又如,B.B.de Mori的《音乐与神圣：永远的双胞胎》中，哲学思辨的方法与当代“本轮进化方案”（evolutionary schemes of epicycles）与“认知能力”相结合来证明人类行为中的“原音乐”和“原神圣”是共享血统的一对双胞胎。
从不同的作业方式上来看，有个人演讲中的个案研究与小组报告中的团队研究两种。其中，个案研究涉及到安提阿天主教会芭芭拉的和平仪式案例、加拿大作曲家科恩的创作专辑案例、中世纪宾根圣咏案例、巴基斯坦苏菲派领袖Khwāja的仪式音乐实践案例、卡累利阿挽歌作者Matjoi Plattonen的案例、新加坡摇滚乐团Rudra的案例等。如，赫尔辛基艺术大学西贝柳斯学院的Heli Reimann的《爱沙尼亚爵士吉他手Oleg Pissarenko和他的“自由孩子的世界”》便是以这位爵士音乐推动者为案例，通过运用“感觉制造”（sense-making）这一术语所涵盖的一个行动导向的循环过程，揭示其自我叙述中的灵性意义。
在分组研讨中还特设了3场小组报告，都是跨国研究项目团队的汇报。如，由美国贝勒大学Monique Ingalls、德国爱尔福特大学Mark Porter与荷兰基督教神学大学Mirella Klomp联合主持的小组报告《超越教会语境的神圣音乐》，探讨了个体解释、社区框架和体制外空间中神圣音乐惯用话语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又如，由赫尔辛基大学Tapani Innanen、Teija Pitkänen、Jenni Urponen与挪威国家音乐学院Ragnhild Strauman主持的小组报告《〈太阳与月亮〉在北欧国家很显耀，〈地球很可爱〉也同样如此》中，解释了北欧国家两种广泛使用的赞美诗Måne og sol（挪威语）和Dejlig er jorden（丹麦语），并对它们进行不同维度的区别考察与比较研究。此外，还有上文已经提到的有关宗教歌曲文化融合的国际项目。
03观摩体验
富有民族音乐学特色的专场音乐会、音乐工作坊、讲座-音乐会和仪式观摩，也是参会者可以自愿参加的精彩环节。鉴于平行分会场的设置，笔者无法亲临所有活动，仅就能够全程参与的工作坊、音乐会及仪式作简要概括与描述记录。
A.“寂静之声”工作坊与音乐会
由Johanna Korhonen和Hilkka-Liisa Vuorii组成的女声二重唱组合“寂静之声”（Vox Silentii）的工作坊与音乐会《希尔德嘉·冯·宾根圣咏的默想与声学方法》，于11月12日14:30-16:00在赫尔辛基市中心著名的“白教堂”右塔楼二楼礼拜堂里举行，它的空间具有非常理想的优质音效。
△赫尔辛基大教堂
主唱Johanna担任“身体，灵魂与声音”工作坊主持。在她看来，人的身体是一种共振乐器，它处于另一种共振乐器的内部，这就是一座回响的教堂。这种方法可以视作空间考古学图像的一部分，早期的格列高利圣歌就意味着在回声空间中演唱。工作坊中所用的曲调都与宾根圣咏（Hildegard of Bingen’s Chants）有关，参与者可以在不感到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完成，无须知道如何歌唱或读谱，只有体验神圣的声音和唱词，并感受声音的空间方位。
在音乐会中，她们演唱了即将出版的专辑中的部分歌曲，使用早期的中世纪调式和自然律。重唱中可以听到泛音，如同微弱的长笛般的声音。她们也用手势辅助歌唱，因为简单的手部动作暗示了早期的几个世纪的实践和古老的纽姆乐谱，同时具有跟随歌手身体的声音共鸣以及提示不同的音程的作用。正如组合名称所提示的那样，寂静之声不仅指以静默作为所有音乐的起点，而且也指向心灵的沉默——一个倾听的空间，一个祈祷的空间。因此，在整个工作坊和音乐会过程中，我们体验到这种声音与空间带来的美妙回响，以及始于静默并归于静默的神圣经历。
B.东正教会晚祷仪式观礼
11月12日16:45-18:00，当地东正教会晚祷仪式观礼活动在地址为Liisankatu 29四楼的家庭教会中举行。晚祷唱诗班由6女1男的混声组成，分四个声部，其中一位担任指挥。仪式开始，这位女指挥用芬兰语吟诵长篇连祷文，节奏极密集、音调平直，同时唱诗班成员与会众以手势与动作来祈祷。连祷之后，神父面向圣坛屏风合上的正门，以英语启应的方式带领唱诗班颂唱相关诗篇。神父的吟诵调决定着唱诗班的主音，女指挥即刻提示出主三和弦的四个声部的音。仪式过程持续1个小时，最终以一段在大调上终止的启应颂唱与神父的祝福中结束。概括而言，神父的吟诵清明洪亮，唱诗班的和声饱满有力，常有大小调交替的音乐形态与短暂的离调因素，结构严谨，终止明确，纯人声伴随着提炉甩动时的金属碰撞声与弥漫四周的香气，营造出一种肃穆而神圣的氛围。
C.伊朗“道路重奏组”音乐会
11月13日晚的“道路重奏组”音乐会（Road Ensemble），在主会场大厅内举行。波斯扬琴作为独奏乐器，常有即兴炫技式的表演，有时也作为叙事歌的伴奏乐器、与乌德琴或里尔琴组成伊朗音乐二重奏。在部分曲目演奏前，扬琴演奏家还介绍了有关变调、不规则节拍在曲目中的使用情况。
结语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作为国际民族音乐学界一项影响面较广的学术盛会，不仅议题集中、议程丰满、形式多样，而且参会者学术背景丰富多元，从多重维度视角探讨不同种类音乐中的文化表现与神圣内涵，尤其重在当今民族音乐学研究热点“声音景观”（Soundscape）问题上，既有深厚的学术传统与理论根基，又结合当代音乐发展进程中的前沿与尖端问题，对了解与把握当前民族音乐学、艺术哲学、音乐美学、音乐文献与档案研究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趋向，都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从参会学者的来源地来看，本次会议中最多来自芬兰当地、北欧国家及欧洲大陆地区，其中包括来自欧洲高校的西亚裔移民。其次是南亚与东南亚裔，英美学者反而相对较少。唯一来自东亚的是笔者，作为第一分会场最后一位发言者，笔者的演讲超乎预期地受到较高的关注度，不仅吸引了其他平行分会场的学者专程来听讲，而且在互动环节引发了不少想更多了解中国音乐文化的提问，直至有场外管理者催促大家移步至大会闭幕式为止。
最后，从会议组织与管理的角度看，本次会议全部电子化信息发布，时间管理十分精准且充沛，既高效又节能，让参会者充分“浸入”到多样化的交流与互动中，又不感到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