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心侠胆，跨界人文”

在大众的眼里，田青先生是一位知性善谈、平易近人的文化名人，电视媒体上的频繁出镜，使田先生在大众眼里拥有广泛的人缘，他长久以来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奔走呼吁，是老百姓心里的人民音乐学家；在学界的圈里，田青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学术渊宏的学术辩才，在各种学术场合均会有妙言精语，尤其是雄才善辩之术，使田先生拥有了音乐学界“第一嘴”的雅号，他出身于作曲专业（本科），业成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扬名于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领域，他将民间唱法推上全国的青歌赛的舞台堪称空前绝后的学术之举，正是由于他多领域的广泛参与，加之其驾驭各种学术场合的能力突出，使他成为当今学术圈最为活跃的前沿学者之一；在文化界的场境之中，田青先生是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责任担当与高瞻远瞩地推动做出了突出成就的文化人，从昆曲到古琴，从民间音乐文化到宗教音乐文化，作为中央文史馆员，他对关乎国家文化发展的那些事儿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而他的活动范围并不仅止于音乐文化领域，还参与到可能影响大众审美趋向的流行文化的讨论，参与文人间的辩论和影视剧编剧，举办个人书画展，甚至还因为民间音乐正名而跟人打了官司……刘再生先生评论说他是“佛心侠胆，跨界人文”！在我的眼里，田青先生就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超人，他对学生及朋友总会有人文主义关怀，经常能看到他帮扶大众的慈祥面容，经常能看到他活跃于公共文化事业的身影，“田青思想馆”里经常能留下他奔走的踪迹，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常会见到他关切的言行。

田青在其大学读书期间就显露出学术研究的才华，除了能在天津音乐学院的校园里兼课外，还作为连载作家在《音乐爱好者》上持续发文，并在截稿后成书为《中国古代音乐史话》（1985），此书至今仍是重要的音乐史文献之一，虽然是简洁易懂的史话，但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搜罗，对古代音乐史中的事件，都有其精细的评说。该书也成为他后来追随中国音乐史的标志性人物——杨荫浏先生的基础性成果之一。在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后，田青的学术人生开启了新乐篇。

“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传统在大众的眼里，田青先生是一位知性善谈、平易近人的文化名人，电视媒体上的频繁出镜，使田先生在大众眼里拥有广泛的人缘，他长久以来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奔走呼吁，是老百姓心里的人民音乐学家；在学界的圈里，田青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学术渊宏的学术辩才，在各种学术场合均会有妙言精语文化”

田青先生在学术研究领域涉足三个方向，每个方向都卓有建树，虽出于他他不同的学术阶段，但发展较为均衡且能持续发力，三足鼎立的学术之举是学界极为少见的风范。

作为音乐学“黄埔二期”学员中代表性的学者，田青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生培养阶段就迅速崭露头角。以我分析，精于文献典籍发掘，善于古意诠释及史证链条疏通，是田青先生快速发展且在古代史研究上的特色所在。他总能在历史事项中发现隐藏的学术价值，如对唐玄宗、梁武帝音乐史地位的辨析，对魏晋南北朝佛教音乐及《金瓶梅》的音乐史特征的考证。他的古代史研究大胆地从常人不敢涉足的佛教音乐史切入，以此而展开其新领域开拓，他在大量文献研读后发现其中的“华化”的踪迹，1985年第3期《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的《佛教音乐的华化》，以丰富的史料及严密阐释而展现佛乐的历史发展及其潜在的中国文化价值，由于其中的创新性观点而至今仍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代表性文献之一。他在研读佛乐典籍中能进而认识到佛乐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作为今天文化发展的传统之一而呼吁社会关注，尤其是在佛教音乐中国化的进程中，线性思维是潜流于内的影响因素之一，1986年第4期《中国音乐学》上发表的《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是同类中少见的典范参考文献，是笔者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乃至博士后出站报告中的参考文献之一。

打通古代与近现代的历史断层，是杨荫浏等几代前辈学者的心愿。田青先生继承衣钵，走出书斋，深入民间，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领域再开新视界，也使田先生不断开拓出他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领域。坚持调研的亲身在场观念，坚持田野工作的由外及内，在由“局外人”向“局内人”身份的演变之中而成为音乐文化的通晓者。为此，他孤身一人，特立独行，他的研究以佛乐调研为先，并逐渐延伸到民歌、曲艺、戏曲等领域。他的调研用装备虽然简陋，但却因其全身心投入而能发现大量难觅的资料。他的调研道路虽然艰辛、难行，经常是搭货车和步行，但这不妨碍他走遍全国各地寺庙，与各地的民间艺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领域而因此能捡起大量“金叶”。

资料的大量全新挖掘和观念不断翻新养成，尤其是同步推进和协调发展，是田青先生有别于其他学者的学术特色成就之处。民间遗存与历史典籍在其脑海里融会贯通，典籍资料和民间遗响在其心里涵容并举。他极力推动像佛乐之类的、鲜见于大众面前的民间音乐走向舞台，走出国门。他所推动出版的《中国佛乐宝典》等民间音乐资料已有数十盘专辑，集成资料更是数不胜数，他以一己之力而民间与传统音乐的现代数据化推进。

在深研之中，他认为历史与传统之外，民族音乐当有其第三种模式。这是深入其理，并对民间音乐中蕴藏的真挚情感和精细技艺发出的由衷心声。由人民创作的世代流传的民歌是真挚感情而必然产物，是有感而发由心而生，民歌的美尤其在于其“高成本”和“精打磨”。“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民歌在世世代代无数人的推敲中不断凝练，他常说，“民歌就像钻石，小但璀璨，短短几句话浓缩万语千言”。（《田青：听，土地深处的歌》）

“非遗”是田青先生的又一学术新辟领域，他早在2000年就开始为中国的“非遗”项目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奔走，并在2001年成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公布的第一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占得中国的一席之位，使得昆曲能与日本的“能乐”一起名列其中。“非遗”项目发展之初，就连某些国家级的音乐名家都常会说错这一新名词，可想而知其被认知的情况之浅。但在田先生的推动下，五六年后的中国“非遗”文化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今，“非遗”是成为中国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名目，中国非遗名录更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最多的国家，包括昆曲、古琴在内的26个项目，田先生功不可没。田青将其“非遗”探索之旅中的研究所得收录入《捡起金叶》（第一、二集）中，他至今仍在旅途，享受其间。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曾评价田青的“非遗”保护之功：“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保护传统文化。”可见其用心良苦。

用功，用心，用情，是田青先生在三个学术领域均能成就卓越的内在原因之一。笔者在随其做博士后研究的工作中，在其工作室里见到的是堆积如山的书籍资料，碰到最多的就是各类非遗传承人，而在各类媒体报道中都能见到他在为“现代化夹缝中生存的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而慷慨陈词。

“有道是高山流水，却原来姹紫嫣红”

在田青先生七十诞辰纪念的岁月里， 9卷本《田青文集》于2018年10月26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隆重发布，有正卷7卷、附卷2卷，在正卷中，有他的三大学术领域成果：宗教文化与宗教音乐领域的论文合集（卷一、二），中国音乐史论领域的论文与专著合集（卷三），非遗保护与“原生态”领域的论文与专著合集（卷四、五），此外还有他在潇洒文采上的才华之显现的合集（卷六、七）。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言，“有道是高山流水，却原来姹紫嫣红”，田青先生在其学术领域深根细作，广采博取，终成纤秾般的富丽优美的艺术风格。再加上之前学生们为纪念其七十大寿而独立编写的文集《田园拾穗》，田先生的七十华诞可谓十全十美，著名音乐学家张振涛先生在序中美文陈词，慨叹田青先生耕耘的田地已成大观之势。

从田青先生的学术方法来看，资料丰富是其基础手法。对于同一问题，他总能在多样的同类史料中实现主证与佐证的相互印证，尤其从经典史料的引证中实现“路标意义”观点和观念的阐释，如《音乐史中的唐明皇》展示了官家与民间记载中的多维历史镜像，以具体的事例而展现李隆基“知音善乐”的历史人物形象。田青先生的论证很重视文献的深入阐释并做逻辑严密的推论，如《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中以大量资料及其相互之间的承递关系，从而展现线性思维的不同表现形态，以理性辨析而展现中国音乐并非感性、随性、散性的写意之象。善于运用比较的方式而展现研究对象特征，如《佛教与中国音乐》《金瓶梅与佛曲》《禅与中国音乐》等篇什中，将不同音乐与佛乐的相对，在展现两者间的形象感知的同时，也展现了佛教音乐文化的传统经典所在，这也是田青先生的重要学术思想所在。

从田青先生的学术观念来看，既在意宏观线索间的逻辑建构，更在意微观与具象的学理分析，从古代佛教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到“非遗”文化的大众推广，再到民间音乐的原形样貌的传承，很多研究都是具有补白和新辟意义，这些都可见其勤学与精思之所在。他善于独辟蹊径发掘常人所未发，他善于聚讼焦点而勇挑学术精尖，敢于涉足禁区的学术领地，从禅与乐的融通共论，到位民歌的身份申辩，他总是以激昂的热情和潇洒的才情而为之奔走呼吁，展现其学术情怀与社会责任并重的学术观念所在。

以我近距离观察所感，他的才华、才情、才思是其可以为中国音乐而立德、立功、立言的学理基础，他的博学、博通、博美是其可以为民族传统而出新、出奇、出彩的观念之始，而其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是他总能为蕴涵宏富的中国音乐而简构出历史镜像的内核所在。“音乐不仅是声音”，田青在对中国音乐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阐释中，以其才华而给人们展现了“纤秾”而又“至味”的文化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