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的研究由来已久，相关成果多偏重历史研究，且缺乏体系。王耀华等著《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一书对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对传播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指出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著述体现出“研究内容、体系的丰富性，研究个案、例证的典型性，研究对策、方案的针对性”三个方面的价值特征与写作特色。

关键词：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推广；受容

就中国音乐海外交流传播研究而言，以往相关成果如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史》等著述多集中在传播历史的研究，对当代传播的现状则关注较少。而新近出版的王耀华等著《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一书则以其全面翔实的内容填补了这一空白，而成为了迄今该领域最为厚重、深入的研究成果。该著也系由王耀华先生任首席专家的2010年教育部同名哲学社科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的结项总报告。全书由上、中、下三篇组成，上篇为“理论基础”，含“文化多样性理论、文化认同理论、文化软实力理论等”，旨在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依据做较为全面深入的阐释。中篇“历史与现状”分别从国别和体裁的角度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亚、欧、非、澳洲等国家，以及在传媒、影视作品中的传播历史与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下篇“反思与对策”则立足从传播的历史回顾中得出启示、总结规律，并从国外成功传播经验中得到借鉴，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纵览全书，该著主要反映出以下几个价值特征与写作特色。

一、研究内容、体系的丰富性

该著述中对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传播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并用直接导致著述写作思路上纵横交错的立体思维，如纵向上历时性史学材料的梳理，横向上则分别以国别、乐种体裁、作品、人物、场所等多线索的交织，而构建了该著述十分丰富充实的内容体系。

（一）辩证唯物的历史研究

首先，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音乐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对外的交流发展史。这一理念或换言之为研究方法，也已经成为王耀华教授在近几十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中一个自觉贯穿的方法论。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学界对音乐传播学还几无关注，但王耀华在《三弦艺术论》，以及其后《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等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著述中，就已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了有关中国民族音乐对外传播的实质性的研究。作者在其中国音乐琉球传播的途径及其特征的研究中，提出的著名的“原样受容、变体受容以及部分因素受容”三种传播类型分类理论的总结，不仅对中国三弦等乐种外传日本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也可以扩展至整个中国民族音乐对外的国际传播研究当中。

诚如作者所强调，在中国音乐的国际传播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只是变化的程度不同而已。”①辩证地把握这一基本原则，对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研究至关重要。中国音乐国际传播中，其“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音乐外至异域土壤后，通常会对异文化环境产生不适、排斥乃至冲突，而受容者在其接受的过程中，必然会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对作为受传对象的中国民族音乐进行改造，使之与自己的审美需求相适应。这一过程是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对立中实现最终的统一，即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二)立足田野的当代调查

近年来，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海外传播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其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这是课题组亟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在著述每一篇章写作中，都依据着先历史梳理后现状调查的研究思路。课题组在王耀华的带领下，集合国内外相关的音乐学家，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几十个国家的传播现状进行了调查实录，该课题无论是涉及人员的分布之广，还是调查国家之多，都是同类课题所望尘莫及的，亦彰显其重大性。而且，在相关田野调查中，课题组工作扎实、调查细致。成书时所有材料的来源都是取自田野工作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客观地反映了传播的真实现状，保证了研究的实证性与可信度。

而且，著述内容、体系的丰富性不仅体现在其传播历史梳理与当代现状调查的纵横交错，还表现为不囿于单一分类标准的思维模式，而是从多维的角度出发，以期囊括更为全面的传播事项。首先，从受传的国别出发，关注到远近诸国。而且，从传播乐种出发，关注了戏曲、古琴、二胡、新民乐等；从传播媒介出发，关注到广播、影视、互联网中的中国民乐；从传播的场所出发，涉及到孔子学院、维也纳金色大厅等演出场所的考察以及对其传播功效的思考。

如此纵横且立体的研究思路不但有助于对传播历史的全面梳理，也更有助于对中国民族音乐在海外的创作、表演、学术研究，以及文化产业、政府外交等多方面状况的全面考察。

二、研究个案、例证的典型性

该著述值得点评的还在于其所选取调查个案的典型性。

如著述中对二胡在日本传播个案的分析与阐释：首先源于历史上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先天的接受与好奇。从乐器本身看，中国二胡的歌唱旋律性与日本音乐重视旋律的审美趣味相契合。从民族性格看，二胡尚悲、温婉的性格也契合现代日本人心理慰藉的需要，易引发日本人的心理共鸣。从传播策略来看，鉴于日本是一个崇拜西方文化的国家，二胡在日本的传播初期是从演奏西方古典音乐入手再引入中国传统音乐，同时通过大量二胡教室的设立，然后再融进日本民众之中的传播路径。

而就古琴在美国的传播则表现在：师资来源较为紧张，部分学生学琴急于求成，而且异域传播下的古琴还呈现出“传承脉络单一化，美学内涵单一化”②的特点。美国古琴作为乐器面临着异域移植的存活问题、文化变异等诸多问题。此外，关于“女子十二乐坊”的成功，著述中将其总结为：采用了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文化营销方式。选择切合市场的传播方式、反向定位，先走国际路线，再回国内；传播路径采取了以境外市场为主、境内市场为辅的线路。

可见，作为一个重大课题的研究，并没有落入“宏大叙事”，而是选取了诸如二胡、古琴、女子十二乐坊这些最具代表性的个案，通过这些典型个案的调查分析，总结其经验教训，并作为对其他传播类别的借鉴。

三、研究对策、方案的针对性

毋庸讳言，有关中华民族音乐的国际传播，可谓内容浩瀚。即使不溯历史，仅论当代，其面临的问题之多、线索之繁杂，亦是超乎想象。如何入手？如何条分缕析？应该抓住哪些主要矛盾？也是该课题研究的重点关键所在。

难能可贵的是，课题在诸多繁杂的线索中集中抓住了两个最基本、也是最为核心的问题：中国当代民族音乐海外传播中“传播什么？”“如何传播？”，即“应选择什么样的内容与形式去传播？通过什么方式、路径、策略传播？”，从而为促进中华民族音乐海外传播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探求中华民族音乐海外传播内容、路径的创新之道。对于这些问题，书中也从“因乐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等几个方面给予了极具针对性的回答。

（一）传播内容

首先，就传播内容而言，并非所有中华民族音乐的类别都适合用来进行国际传播。如戏曲，尤其是诸如秦腔等地域性较强的地方戏，由于受语言与声腔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而并非可以成为对外国际传播的良选。而诸如中西融合较多的现代民乐合奏形式（新民乐）在国际传播中则相对容易得到接受。

在中华民族音乐的国际传播中，不能简单地理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而应该对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作对立统一、辩证的理解。当我们选择真正优秀的民族音乐对外传播时，必然还是会受到外国友人的欣赏与欢迎的。正如20世纪上半叶，像梅兰芳这样的京剧大师出访欧美自会大受追捧，而不是像现在的京剧团体出访国外只演几出折子戏，而引发次日的国外媒体登出了标题“原来京剧就是杂技”的评论文章。此外，“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在外访演出后，也曾被外媒认为这不是中国的传统民族音乐。这是因为现代的民族管弦乐团完全模仿西方的管弦乐团的做法。”③其实，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去国外演出除了少量的应景之作，还是应该多一些具有鲜明民族风韵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精华之作。

在国际音乐舞台上，像俄罗斯的芭蕾舞、日本的歌舞伎、西班牙的弗拉明戈等真正优秀的民族艺术都还是经得住各种考验，并受到世界各国人民接受与喜爱的。在中国对外传播的音乐中也急需要打造更多像京剧、昆曲这样具有较大挖掘推广空间的中国自己的文化品牌。

所以，中华民族音乐在国际传播中要全面深刻地思考并处理好民族性、世界性、地域性以及时代性等多重关系，选择合适的传播内容，才能做到“因乐制宜”地传播。

（二）传播策略

而就“如何传播”的问题，著述中则提出因地制宜的原则，即根据不同国家民族受传者的文化背景、审美观念，灵活采用相应的传播模式。另外，研究者还提出了因时制宜，即要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相关社会背景下国际传播的不同时代特点，以探究传播路径创新的时代特征。

此外，任何文化传播良好功效的实现必须还要依靠强大的传播队伍、人才的构建。就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而言，除了有劳于各位国内音乐界同仁的同心协力，还离不开一批分布于世界各个国家、对中国音乐（文化）具有浓厚兴趣、对中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的外国音乐家。无论是从历史上来看，包括钱德明、利玛窦等诸多的国外传教士，还有诸如英国学者苏维廉、毕铿，德国花之安、库特纳，俄国的齐尔品，荷兰的高罗佩等，以及当代致力于吴歌研究与“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CHIME）建设的荷兰高文厚、施聂姐夫妇，钟情于冀中吹管乐的英国学者钟思第，研究阿炳的施祥生，关注云南洞经音乐的美国李海伦，热爱江南丝竹的韦慈朋，研究杨荫浏的澳大利亚米思奇，热衷中国当代音乐的新西兰作曲家杰克·鲍地等，都从国际的视野、他者的视角，向世界传播诠释了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音乐。

这批国外的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条件，在中国音乐国际传播的工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著述中还高屋建瓴、精练地提出了“三关键”“五步骤”的对策体系，即“关注影响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的政治、经济、人口迁徙等因素；关注传播方式的欣赏性传播、品鉴式传播、组合式传播、教学实践参与式传播、局内人生活体悟式传播等；关注传播者与受众中的专业人才、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④在具体推行有效传播上则提出了“五步骤”，即“调查研究，知己知彼，选择恰当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选准良好的合作伙伴；以权威人士和权威媒体的权威宣传，追求激发传播对象社会心理倾向的权威性；精心组织受众，创设温馨的传播情景；延伸宣传，扩展传播效果”。⑤这些富有针对性的对策，也都反映了研究者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海外传播诸多问题富有战略高度的深入思考，也将对传播实践具有较好的理论指导意义。

结 语

当下适逢中华民族崛起之时，全球范围内的“中国热”亦方兴未艾，历史赋予了我们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推向国际的最佳时机，也同时赋予了该课题研究重大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战略意义。课题组在首席专家王耀华的带领下，以可观的规模与阵容，聚合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一大批学术力量，通力合作，成果丰硕。著述全面客观地呈现了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既总结了历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发现了诸如当前音乐海外传播在输入和输出上存在逆差、入不敷出，传播内容、路径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性与功利性等问题与不足，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对策与方案。

但另一方面，亦如作者在著述前言中坦言：由于本课题的选题大、范围广、时间紧，虽然在课题组诸多研究人员的共同勤勉的努力下取得了相当分量的成果，但在课题研究的广度、深度方面的确也都还有着较大拓展与提升的空间。但这些均无损于该著述当之无愧地成为目前该领域最为厚重与优秀的学术著述，无减其筚路蓝缕之功。

我们相信在课题组未来持续致力于本领域的研究中，还会不断推出更具分量的新成果，以更好地推动中国音乐海外传播工作的长期、可持续的战略发展，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以立足世界音乐之林。

① 王耀华等：《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15页。

② 王耀华等：《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54页。

③ 王耀华等：《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推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14页。

④ 郭小利、王耀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当代海外有效传播的“三关键”与“五步骤”》，《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3期，第96-101页。

⑤郭小利、王耀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当代海外有效传播的“三关键”与“五步骤”》，《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3期，第96-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