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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人”视角下的唢呐系乐种研究——读《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二)
刘英 华音网 2022-09-05

内容提要:苏北唢呐班属唢呐系乐种,其历史已有数百年,流布于苏北广大农村,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颇高的艺术价值和重要的社会功能。《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是赵宴会教授精心撰写的力作,探讨了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的历史发展,其基础雄厚、内容丰富、叙述独到,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创新精神凸显,尤其体现出作者既作为唢呐班乐手又作为音乐学者的“双重人”视角。

关键词:唢呐班;赵宴会;“双重人”视角;学术价值;实践意义

作者简介:刘英(1963年生),男,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31)。

刊载于《音乐艺术》2022年第1期,第83~89页

四、《唢呐班研究》的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及学术创新

毋庸置疑,《唢呐班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在唢呐系乐种的研究中价值非同一般。

首先,《唢呐班研究》对挖掘、拓展江苏民间器乐乃至全国民间乐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每当提到江苏民间器乐,大家就会想起“江南丝竹”“苏南十番锣鼓”,但长期以来活跃于苏北农村的唢呐班却鲜为人知。这无疑不利于对江苏民间器乐的全面了解和把握。此外,中国民间器乐的发展历程是由众多地方乐种所组成的多元格局,故苏北唢呐班研究,将进一步丰富中国民间乐种研究。

其次,《唢呐班研究》有助于改变“音乐人类学不研究音乐”的印象。[14]曾有学者批评音乐人类学家研究中的“音乐缺失”现象:“近年来,在不少民族音乐学的论文写作中,‘去音乐化’现象几乎是一个‘通病’。研究音乐周围的文化固然不错,但在一篇音乐学论文中不谈音乐,大谈其他就是问题了。”[15]《唢呐班研究》在史蒂芬·怀尔德(Stephen Wild)教授[16]“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核心是音乐”这一理念引导下,对苏北唢呐班的音乐与文化均作了细致翔实的深描与阐释,特别是第三章“苏北唢呐班音乐流变”更是专门对唢呐班的音乐本体进行了研究。因此,该书对消除音乐人类学“不研究音乐”的误解具有积极意义。

再次,《唢呐班研究》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意义。该书对唢呐班的活态流变轨迹和传承规律的剖析,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对策,无疑能为保护及合理运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咨询。更重要的是,由于唢呐班主要服务于农村民俗活动,具有淳厚的乡土文化元素和气息,故对缓解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渐逝窘境,增强人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进中华音乐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17]

最后,《唢呐班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还在于学术创新。谈及创新,该书还特别作了一番说明:“‘创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人对创新的理解和认识未必相同。因此,笔者所列出的所谓创新之处,可能未必得到他人的认可。但是,创新的‘度’和‘范畴’是可大可小的。”[18]在笔者看来,该书的创新点很多,也很明显,至少有三点值得一提。一是研究理论的拓展。音乐人类学家杨沐曾说,“至2013年为止,在国内的音乐人类学界,笔者尚未见到明确地专论阐释人类学及其应用的文章,也未见到深入理解并运用阐释人类学理念和方法的音乐文化志或案例研究论文。”[19]但该书对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在国内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是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二是研究方法的运用。音乐人类学中的描述与阐释一直是颇受争议的研究方法。本书以“描述为主”“阐释为辅”,为描述与阐释方法的实际运用进行了新的配置。三是研究对象的分期。学界在历史分期上通常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件作为“时间窗”和“分水岭”,但该书则是借鉴“文化滞后理论”,对苏北唢呐班作了“20世纪初至80年代中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分期,体现出一定的特指性和创新性。[20]

五、《唢呐班研究》的叙事特点

《唢呐班研究》的写作,脉络清晰、内容翔实、文风朴实,在内容安排布局的主次详略上也十分得当,尤其是该书作者基于“双重人”的身份和视角对苏北唢呐班音乐文化流变的独特描述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全书字里行间无不彰显学理,浓浓的“局内人”情义更是见诸笔端。

该书从纵横两个方向探讨苏北唢呐班的“活态流变”。首篇从历时角度切入,将人类社会史与音乐发展史贯通一体,依据历史发展进程来清晰地描绘出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的历史轨迹。依据“文化滞后理论”,将历史发展进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出六个发展阶段,并对苏北唢呐班音乐在各时期和阶段的特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此外,运用“场域”“全球在地化”等理论,从共时角度解析了苏北唢呐班如何实现“域内与域外”相融合的变化过程。更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所运用的材料都是第一手资料。为了获取更多翔实可靠的一手资料,作者整整花了20年时间在苏北做田野调查,对苏北代表性唢呐乐班进行了长期追踪式调研,并有详尽的记录与分析。“积累了2000多张实景图片,录制,采集了近百小时的视频与音频资料,搜集到年代久远的‘工尺谱原始手稿’两本以及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内部油印书籍、手稿等20多本。”[21]作者调查的唢呐班多达数10个,其田野调查可谓“大工程”。

该书的写作基于“双重人”的文化视角。这也是该书最为可贵之处。赵宴会是苏北唢呐班家族班社“赵家班”的第4代嫡系传人,自7岁学艺入行,即便在进入高等音乐院校学习、工作之后,依然坚持参与民间唢呐班表演活动。在完成硕士论文《苏北赵庄唢呐班音乐文化之研究》,取得硕士学位后,逐渐完成从表演者向研究者的过渡与转型。进入攻读博士学位阶段,赵宴会在著名音乐史学家秦序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20世纪以来苏北唢呐班音乐文化变迁研究》。正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完成了《唢呐班研究》的写作,并成为一位出色的学者。总之,赵宴会兼具研究者和苏北唢呐班(“赵家班”)传承者的双重身份,即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双重身份。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双重人”的形成过程是由“局外人”到“双重人”,而赵宴会则是由“局内人”逐渐成为“双重人”。正如一位论者所言:“根据学界对于局内、局外相对性的讨论,结合宴会教授的学艺、从艺及学术经历,他在唢呐班研究论域具有既局内又不完全局内的特征。”[22]这是毋庸置疑的,更是难能可贵的。正是这一特殊的“双重人”身份,使该书的写作始终保持着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双重视角,以致该书呈现出新材料、新思路、新发现、新观点。

该书还运用了多学科、多方面的理论与方法,彰显出丰富的学理价值和意义。如运用音乐人类学“局内与局外”“主位与客位”“融入与跳出”“双视角观照”等理论来指导田野调查和研究视角的选择;运用音乐史学、传统音乐学、乐器学、乐律学等理论述析苏北唢呐班的历史、物质构成、音乐特征、表演特征等;运用社会学的“场域”“全球在地化”等理论剖析苏北唢呐班流变过程中的域内域外融合现象;运用了阐释人类学相关理论分析苏北唢呐班流变原因;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相关理论阐述苏北唢呐班的生态环境和传承保护等。与此同时,基于苏北唢呐班传承人的情感贯穿全书始终。看完此书,会让人有种感觉或印象,那就是,每一句话都是作者走心、用心的结果。还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绪论中写道:“由于对唢呐班有深厚感情和深入了解……笔者选择了唢呐班这一民间‘音乐事象’作为本书选题。”[23]后记中则写道:“我出身于民间唢呐班世家,耳濡目染民间唢呐艺术近五十载……直到现在,我还偶尔会梦到以前学艺、从艺时的情形。”[24]在致谢中写道:“感谢质朴、可敬的苏北民间唢呐艺人……要以无比感激和怀念的心情,将其中已然驾鹤西去的部分唢呐艺人的名字列出,他们是……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族唢呐班——睢宁县赵家唢呐班的所有亲人,尤其感谢我的祖父赵恒玉(1922—2007)、父亲赵西瑞(1948—1992),没有他们对我的悉心传艺、精心培养,我不可能与唢呐艺术结缘,更不可能有今天的些许成绩,我在此给他们叩首了!”[25]透过这些真实、朴素、感人的文字,更能使读者感受到其“双重人”的文化身份。

结语

《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是目前苏北唢呐班研究成果中的新作。作者赵宴会的“双重人”身份及其随之形成的局内、局外的“双重”研究视角,为该书的写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得这部著作内容更为丰富鲜活、论述有理有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意义。该书明确指出,唢呐班的流变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生动体现;“活态流变性”是唢呐班传承的一个重要规律;唢呐班近百年的活态流变是传统与现代接通、域内与域外融合、内力与外力共推的过程。这些都是该书的理论创新。唢呐班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多元化存在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唢呐班现象可视为中国传统音乐生存与发展的缩影或晴雨表,故对唢呐班的研究具有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积极效应。赵宴会利用其“双重人”的身份和视角发掘出的新材料、新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新观点、新观念,为中国民间乐种研究乃至整个传统音乐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角度。作为一名终生与唢呐打交道的乐手、教师和传承者,我由衷祝贺《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的出版,衷心感谢赵宴会教授多年孜孜不倦、默默无闻为唢呐艺术的传承发展和发扬光大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并向赵宴会教授的博士论文导师——我敬重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秦序先生,表示衷心的祝贺!

注释:

[14] 此处音乐人类学对应的英文是Ethnomusicology,在国内还被学者译为民族音乐学,本文采用洛秦等学者所译“音乐人类学”。

[15] 蔡际洲:《乐班研究的意义——王梦熠新著<神农架玉林班音乐研究>序》,载《中国音乐》,2019年第5期,第166页。

[16] 史蒂芬·怀尔德教授是赵宴会在澳大利亚访学期间(2011.4—2012.4)的导师,作为国际资深音乐人类学家,曾任国际传统音乐委员会(ICTM)副主席、秘书长,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音乐学学会主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曾随著名音乐人类学家A.P.梅里亚姆攻读博士学位。

[17] 赵宴会:《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第17页。

[18] 同[17],第17-18页。

[19] 杨沐:《阐释人类学及论文写作——福州宗教音乐活动研究实例》,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0-11页。

[20] 同[17],第18-19页。

[21] 同[17],第14页。

[22] 同[17],第1页。

[23] 同[17],第1页。

[24] 同[17],第359页。

[25] 同[17],第357-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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