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十一月下旬，我应邀出席了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2010 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二胡教学创作学术论坛”。这期间，恰逢《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第二卷）》的首发式，我出席并欣获由闵惠芬女士本人题签的精装本“第二卷”。当我拿到这本“研究文集”（第二卷）、看到封面上那熟悉的闵惠芬操琴的照片时，似乎体味到了从未有过的感悟。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那么认真地凝视这张早已看过多次的照片，但都没有这一次感到那么地震撼。这是一幅人琴合一、浑然天成的、表现着生命旋律的照片。那凝重而传神的双眸、那充满音乐内涵的面部表情和潇洒大度的演奏姿态，似乎是在借助琴声向人们诉说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与无尽的沧桑。我真的被感动了……说心里话，这些年我也一直想写一篇关于闵惠芬艺术成就的文章，但几次开头却都中途辍笔。原因是她所取得的成就早已为世人所瞩目，为她写文章的人也太多了，尤其是在她的前两卷“研究文集”中，许多专家学者和二胡界的名人们都已经从多个角度和全方位地对她的艺术思想、艺术成就、演奏方法、演奏风格等方面结合社会学、人文学、民俗学、音乐美学和演奏艺术等方面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和详尽的阐述。由于她太优秀、经历又太特殊了，因此对于要写的这篇文章我却反而心存忐忑、辗转起来。
我是一名职业的二胡教师，几十年来几乎每天埋头教学、可谓“教书匠”是也。由于教学工作的特殊性，与外界的接触很少、主动的对外交往也并不多。但在我所熟识的同行朋友中，闵惠芬却是最令我钦佩的一位伟大的女性。说她伟大不光是因为她的琴拉得好，更是在于她勇敢坚毅地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毕生追求的事业，不但为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她所钟爱的事业又奇迹般地赋予了她更新的生命！我曾为她的“研究文集”第二卷题过字—— “华夏奇葩 丝弦圣手”，我认为这是对她高超的演奏技艺和传奇般生命历程的最好概括。应该说她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和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她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神州大地和国际乐坛。她用音乐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和心灵的启迪，同时也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她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她非凡的、超乎常人的毅力、誓死不渝的追求和辛勤耕耘所获得的辉煌成就。
早在1963年当我还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高三读书时，就听说了闵惠芬这个名字，那是在第四届“上海之春”的全国二胡比赛落幕之后得到的信息。当时听说她在那次大赛中技压群雄、过关斩将得了第一名，我和同学们（孙奉中、黄安源、蒋才如、张强等）对她获得了这么令人瞩目的成绩都感到既惊讶又佩服，要知道我们那时和她也是同龄人啊！从那以后，我一直怀着好奇的心情关注着她的消息，再后来我到内蒙古艺校工作后也就没有她的信息了。由于换了环境、信息又不灵通，那些年我就只专注于自己的教学工作。由于年青精力旺盛和浓厚的兴趣使然，我同时也对蒙古族音乐，马头琴和四胡的演奏以及二人台和晋剧等有当地特色的音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习。为了教学的需要，我也经常编创些练习曲和小曲作为学生们学习和训练的教材，就这样既辛苦又充实地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当闵惠芬演奏的《红旗渠水绕太行》和《喜送公粮》等乐曲响彻了华夏大地时，她的名字又一次在我心中掀起了波澜，同时又一次唤醒了我内心深处对于丰富多彩的二胡音乐疯狂的热爱（我经常废寝忘食似地拉琴）。由于那时的资讯极不发达，手头上也没有任何新的乐谱和音响资料，所以我只有通过收听收音机里播出的二胡曲来进行粗糙的记谱和初步的学习。
1972年以后，闵惠芬的一系列演奏录音：《赛马》、《江河水》、《空山鸟语》、《洪湖人民的心愿》、《阳关三叠》、《新婚别》等终于陆续通过唱片的形式问世了。这些乐曲就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我，它们不但充实了我的演奏、而且也成了我教学的极好教材。那时我与闵惠芬还不曾相识，自己也常常想：什么时候能够见到她，能够当面聆听和学习她的演奏，这无疑对我的专业生涯是更有裨益的。果然机遇来了：1975年，我有幸以二胡独奏《草原新牧民》的节目参加了由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独唱、独奏和独舞的“三独汇演”，并被选中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同时选上的还有拉苏荣的男声独唱、德德玛的女声独唱和齐·宝力高的马头琴独奏）参加当时盛行的“演艺界”的特殊演出形式——“游园演出”（国庆节在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演出，中央首长出席活动）。那一年，我们参加游园演出活动的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代表队与当时的“中国艺术团”共同住在老的“西苑旅社”（大院内一共十座楼） 内，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期间大院里热闹非凡，各地的同行们如鱼得水：演出之余大家既互相交往又互相交流学习，甚是亲切热烈。我就是在那时不但认识了许多同行和二胡界的前辈同仁，而且也有幸认识了闵惠芬。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前几天，在一次聚会活动中，二胡学会的秘书长李滨先生给我看了当年（1975）在西苑大旅社我们参加游园演出的全国的同行和闵惠芬在一起照的一些照片，顿时又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内心的激动之情……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回忆起来这段经历是我终身难忘的，我不但从同行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尤其是闵惠芬那对二胡发自内心的热爱、广博的兴趣、执着的追求、敏而好学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演奏技艺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她在艺术上以极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这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
1981年，闵惠芬不幸罹患癌症。那一年我研究生毕业，在陪同蓝玉菘先生去上海招生期间听到了她患病的消息，我非常的担心和难过，也曾到医院看望过她。她那段时间表现得异常坚强，在与病魔进行长期搏斗的同时仍然坚持着《长城随想》、《川江》及《夜深沉》等协奏曲的练习和演出，这在一般的常人是根本做不到的。在患病七年期间，她以惊人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念与疾病博斗，终于战胜了恶梦般的病魔。尔后在1988年，她以大病初愈之身在“香港艺术节”中进行了四场个人独奏会的演出，除了许多她的保留曲目之外，还演奏了刘文金的《长城随想》和关乃忠的《第一二胡协奏曲》这两部协奏曲，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和香港观众热烈的欢迎。记得也是那年，闵惠芬在北京演奏《长城随想》二胡协奏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那是第一次当面聆听闵惠芬演奏这首协奏曲，在乐队的烘托和协奏中，那种震撼的效果真让人激动不已。她在舞台上时而凝重、时而活跃、时而大刀阔斧、时而细腻入微，潇洒自如的演奏动作和着流动的旋律把人们带入了音乐的意境当中。真称得上是乐的享宴和灵的震撼……嗣后，闵惠芬又以饱满的热情和执着的追求投入了新的改编创作和不懈的演出活动之中。除了原先演出的著名京剧选段之外，她又改编和演奏了一系列如越剧、黄梅戏等各种戏曲唱段和《寒鸦戏水》等民间音乐风格的乐曲。在这期间，闵惠芬根据二胡音色醇美、酷似人声、宜于以述说式的演奏技巧表现细腻的情感等特点，在自己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特别是在移植京剧和其它地方戏曲以及改编唱腔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二胡的独特魅力。她经过深思熟虑后，终于提出了“器乐演奏声腔化”的美学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对当今部分二胡演奏者片面追求“大、响、快”（曲子大、音量响、速度快）的趋势、忽略了演奏中富于细腻音色变化和以情感人等特质是个极好的提示，也是对这种演奏方式的充实和补充。在包括外国音乐在内的所有器乐演奏中，虽然尚未提到“声腔化”这一名词，但歌唱性、语感、述说式等演奏中所需的表现方式几乎是共通的。在一段时间里，有些人把“声腔化”片面地理解为只是用二胡来模仿戏曲唱腔或是歌曲，显然这种理解是非常偏颇的。“声腔化”是内涵非常丰富的演奏方法和演奏技巧，它有着极其广博的音乐表现空间，几乎囊括了人的所有表情范畴和内心复杂的情绪变化，是音乐表演艺术中器乐演奏技巧的高级阶段，同时也是器乐和声乐（包括戏曲和曲艺等说唱音乐）语言韵律的有机结合。可以说“器乐演奏声腔化”是一个结合器乐演奏与人的内心情感、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述说式演奏的学术命题，它不但拓宽了二胡的演奏领域，而且赋予了二胡更加鲜明生动的表现力和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在闵惠芬的演奏中几乎充满了“声腔化”的表现，因为她的演奏是发自内心的、也是非常真挚地体现了对人生的深刻感悟。这两年龚琳娜演唱的《忐 忑》非常受人们的欢迎，究其原因与“器乐演奏声腔化”的提法刚好相反，她是用演唱的方式结合器乐演奏的语汇和语感来表现特殊的情绪，因此才产生了那样轰动的效应。这说明了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最终都是表现人的情感和人对大自然的感知。因此，互相借鉴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最自然的过程。闵惠芬的演奏时而大气磅礴、气势恢弘，时而细腻如微、如泣如诉。她的气场总是象磁铁般地吸引着听众和观众，现场的气氛也总是那么地凝重和热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她心目中“二胡演奏声腔化”的理念和体验。她的演奏是心灵的感悟、也是寄托着生命的旋律。从闵惠芬的生活经历和艺术道路、从她的演奏足迹中我们不难看出：她虽然是以著名的二胡演奏家行诸于世，但她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演奏家的范畴，说她是人民音乐家是毫不为过的！
当我每次看到她的诗、她的文章，看到她以诗明志、看到她《天梯》的部分文字时，总是抑制不住地感慨和钦佩：她有着那么坎坷的人生经历却又有着这么博大的胸怀。她用生命谱写了民族音乐的华章，民族音乐又赋予了她新的生命。这是一个世纪的传奇，也是我们民族音乐界的骄傲。我衷心地祝她身体健康、艺术青春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