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倡议，10月又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合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相关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一带一路”由来已久，作为历史上沟通欧亚乃至世界的贸易交通线，虽有盛衰，但一直都是可持续开发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其中，陆上丝绸之路从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之后，分南路和北道西行，越帕米尔高原进入西亚，最后延伸到欧洲和非洲。在这条特殊的时空要道上，广泛流传着多姿多彩的音乐文化样式，贯穿其间的有中原地区深厚的汉唐文化与浓郁的西域文化密集地交织在一起，共存共相生。海上丝路则自明清以降在加强中西音乐文化的传播交流中，使西洋音乐亦有持续性传播。回望历史，“一带一路”作为连接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埃及、东南亚及印度文化的节点，在推动各民族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陆上丝路，极大促进了中西域的音乐文化交流。正因为如此，古老的西域文明和丝路文化一直为沿线国家艺术家所向往。于是，丝路主题音乐创作一直延绵不断，其起点可上溯到与丝路起点长安相关的《新霓裳羽衣舞》（萧友梅曲，1923）和清唱剧《长恨歌》（黄自曲，1932），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长期以来，丝路题材、丝路素材一直为作曲家们所青睐，为此推出了数以百计的丝路主题音乐作品，表现出独特的丝路情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带一路”主题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积淀。进入新时代以来，为了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互鉴，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共享，传达中国与世界人民对未来生活的创造畅想，作曲家继续开展“一带一路”主题音乐创作，力图展现出音乐创演的新景观。本文主要论述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路上丝路）相关的音乐创作，并对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思想主题和丝路情怀予以分析和探讨。
一、 新时代“一带一路”主题音乐创作概览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伊始，便有一批反映“一带一路”题材的声乐作品予以响应。如印青的《丝路》（2014）、朱思思的《丝路彩虹》（2015）、何沐阳的《丝绸之路》（2016）、刘青的《丝路新绿——白雪》（2016）、王备的《千年之约》（2016）、姚峰的《丝路金桥》（2016）、王江江的《梦在丝路》（2018）等，就是其代表。这些歌曲形式风格各异，其艺术性与通俗性兼备，展露出新时代“一带一路”主题音乐创作的新起点。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底，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还推出了“‘丝路长歌’合唱新作品音乐会”。音乐会上演出了赵季平的《陕北风情——情歌》，韩兰魁的《丝路追梦》，吴延的《将进酒》，任意的《丝路敦煌》，白超的《丝路·寻音》，雒鹏翔的《丝路上的月光》，李强、子玄编曲的《长安行》共 9首作品，成为新时代“一带一路”专题性音乐会。上述这些作品，作为运用丝路沿线民族民间音乐素材且旨在表现丝路风土人情的声乐作品，其时代性和地方性兼而有之，展现出新时代“一带一路”主题声乐作品的新风采。
其次是“一带一路”主题器乐创作。其突出成就在于大型器乐合奏。其代表性作品有王丹红的箜篌与乐队《伎乐天》（2014）、魏军的筝与钢琴《行者》（2015）、温展力的《古道新绫Ⅲ——大提琴与交响乐队》（2017）、赵麟的大提琴与琵琶协奏曲《逍遥游》（2018）等协奏曲；王丹红的《玫瑰狂想曲》（2012）、肖克来提·克里木的《丝路序曲》（2015），伍卓贤的《唐响》（2015），王振杰的《丝路即景》（2017）、高德祥、杨春林的《敦煌神韵》、杨春林的《丝路迴想》、赵季平的《国风》（均2018）等民族管弦乐曲；叶国辉的《乐舞图》《唐朝传来的音乐》（均 2013，依唐曲《酒胡子》创作），赵季平的《丝路音乐瞬间》（2015，含《钟鼎长安》《秦川抒怀》《汤瓶梦幻》《高原舞狂》）、崔炳元的《唐诗之路》（2015）和《第四交响曲“忆东方·译敦煌”》（2018）、许舒亚的《海上丝路》（2016，含《骆越音诗》《东盟画卷》《丝路/思路》《启航》）等交响音乐作品。还值得一提的是，各地还纷纷组织举行丝路主题音乐会。例如，2018年 10月 26日北京音乐厅举行“‘意象丝路·龟兹盛歌’民族管弦乐原创作品音乐会”，演出了高为杰的《飞天随想曲——克孜尔石窟壁画印象》、周湘林的《龟兹盛歌》、邹航的《流光溢彩》、杨青的二胡与民乐拉弦乐队、打击乐协奏曲《清音啭》、杜咏的琵琶协奏曲《寻·耶婆瑟鸡》、袁昊昱的吹打乐重奏《呐喊》、贾悦为弹拨乐队的《沉沙·浮图》、罗麦朔的唢呐与乐队狂想曲《火之舞》。这些作品都是 2018年的新作，其主题相同，但风格迥异，用现代音乐技法展现古老的民族文化，并展现出寻求古老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的价值取向。
进入新时代以来，部分高等艺术院校（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和部分文艺院团（上海交响乐团、浙江交响乐团、广东民族乐团等）也有组织地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思路主题音乐作品的创作与演出。中央音乐学院于 2014年设立了“丝绸之路音乐考察、研究与创作”项目。首期推出《丝绸之路的回响》专题作品完成于 2014年，包括王丹红的民乐八重奏《沙海艺境》）、张帅的《小东西——为笛子、柳琴、琵琶、吉他与大阮而作的嬉游曲》、常平的《风中的塔铃——为民族室内乐而作》、朱赫的《丝路行音——为民乐吹奏、电子音乐与现场灯光而作》、周娟的民乐七重奏《觉路·花落人间》、陈欣若的《色俱腾——为九位民乐演奏家而作》，并于 2016年 5月 24日在“北京现代音乐节中国新作品音乐会”予以呈现。接着于 2017年推出 5部管弦乐新作品，包括贾国平的《风越苍茫——为琵琶与管弦乐队而作》、罗新民的《敦煌二帧——为管弦乐队而作》、李滨扬的《空中花园——为竹笛与大型管弦乐队而作》、郝维亚的《万里行——为传统笙与乐队的协奏曲》和向民的《丝韵——为板胡与管弦乐队而作》传达了 5位作曲家对丝绸之路的体验和感悟，以其对丝路文化新的理解和阐释，激发了听众重新认知丝路音乐文化的热情。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上海音乐学院。在2016年第 34届“上海之春”闭幕式演出中推出了多媒体交响剧场《丝路追梦》（包括周湘林的《序曲》、叶国辉的《随想曲》、张旭儒的《狂想曲》、赵光的《幻想曲》、尹明五的《畅想曲》）。这部作品用 5种不同的音乐体裁形式，表现出了丝路的景象和对丝路的感悟和遐想，构思隽永，手法独到，乃新时代“一带一路”主题交响音乐的代表作。2018年底，西安音乐学院也举行“丝路风情——管弦乐作品音乐会”，推出了该院作曲系教师本年度新创作品 7部，如梁红旗的《青海长云》，吴延的《望雪》，冯季勇的《楼兰》，符译文的管弦乐《丝路掠影》，雒鹏翔的大提琴协奏曲《青川河》，刘琨的交响套曲《西北映像》和白超的《丝路·长歌》。这些生活在古代陆上丝路起点的音乐家，有着独特的丝路情怀，并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用现代的音响观念来探寻丝路文化交融的古今时序，故可圈可点。
上海交响乐团推出了由5部作品组成的“‘海上新梦X’管弦乐、声乐新作品音乐会”（2016）。这 5部音乐作品包括徐孟东的交响变奏曲《丝路流韵——为吉他与管弦乐队而作》，夏良的《西部风情》，周湘林的二胡与乐队《天马》，叶国辉的《阳关曲》，温德青的交响合唱组曲《黄土地之歌》。在 2017年的“上海之春”开幕式上，叶小纲的《敦煌序曲》和《交响组曲敦煌之一：乐舞》（均 2017）也表现出了一位生于上海的作曲家对丝路文化的独特理解。在 2017年 5月 13日上海爱乐乐团举行的音乐会上，也演出了当年创作的几部新作：吴承昊的《海上丝路·第几纬度》、关峡的《天上丝路·百鸟朝凤》、谭维维、谭盾的《心上丝路·中国民族声乐地图》（上）和谭盾的《敦煌遗音》（上，包括《敦煌五弦琵琶〈长沙女引〉》《唐代压脚鼓〈水鼓子〉》《敦煌反弹琵琶〈飞天〉》）。广东省民族乐团委约创作了一部以海上丝路为主题的大型民族音乐会，演出了赵季平、景建树、张坚、韩兰魁、房晓敏、张晓峰、蓝程宝等 7位作曲家联合完成的交响套曲《丝路粤韵》（包括《开海》《祭海》《远航》《异域》《乡愁》《归来》《新梦》，2014）。这部作品既表现出了新时代勇立改革潮头的广东人的探索精神，又集中展示了岭南民乐交响化发展的新成果。不久，兰州交响乐团委约俄罗斯作曲家布·维·瓦西里耶维奇创作的交响乐《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包括《朝圣敦煌》《祝福绿洲》《莫高圣礼》《艺术圣殿》《丝路情歌》《古道回声》《海上丝路》《力与速度》《和平万岁》9个乐章，2018）得以首演。这部由俄罗斯作曲家创作的作品，追溯古代丝路的繁荣昌盛，也歌颂了今日丝绸之路的和平崛起，畅想未来丝绸之路的辉煌盛景。
除上述作品外，还有一些舞剧剧目音乐。例如，唐建平的音乐剧《情暖天山》（2013）、兰卡布尺编导音乐剧《丝路恋歌》（2016）、舞剧《传丝公主》》（杜鸣作曲，2016）、《丝绸之路》（郭洪钧作曲，2016）、《丝路长城》（刘彤作曲，2016）和舞蹈《千年之约》（赵麟、张帅曲，2017）的音乐等，都属“一带一路”主题音乐创作。2018年 11月 29日北京举行的“弦上丝路”主题音乐会上，古琴、中阮与人声《出长安》和冬不拉与王子鸣声效的《大雁》等作品也令人耳目一新；上海戏剧学院集体创作的原创音乐现场《循路》（包括陆如安的《丝·念》、颜海音的《鲸》《转山》、黄磊的《湖光》、黄轲的《鼓》等乐曲，2019），与此前一度流行的由姜莹创作的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2017）一样，固然形式新颖，但也着实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和听者的评判。
二、 主题叙事：多元取向与推陈出新
纵观丝路题材音乐创作的发展历史，可见描绘丝路风土人情的作品呈现绵延不断，它们与历史上的丝路音乐一道，构成了当代文化景观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丝绸之路”是一个纵横亚欧大陆 7 000公里、上下两千年的庞大历史概念。新时代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又为这一时空概念平添了许多新的内涵与外延。对于当代音乐创作而言，丝路与西域、丝路与长安、敦煌、新疆及沿线诸历史胜地、文化遗存，提供了相当庞大且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基于丝路题材的不同选择、多样元素的推陈出新和技术手法的多样支持，用音响勾勒了一幅幅丝路音乐地图，形成了各异且直指心灵意象的丝路叙事。
（一）入梦的西域
多年来，丝绸之路一直是国际上持续关注与探索的主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再一次激发起人们对丝路文化的浓厚兴趣。基于上述丝路主题创作即可窥见一斑。放眼文化领域，仅纪录片一项针对丝路题材的创作就有数十部，同样反映了这一遥远而悠久的主题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时代回应，不容忽视。如土耳其摄制的《从父辈的土地到祖国：丝绸之路》（2014）及央视制作的《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2014）、《河西走廊》（2015）、《唐墓壁画中的丝路风情》（2016）等十余部，不胜枚举。而题名“丝绸之路”（SilkRoad）的中英文论著更是不在少数。诸如此类，古来欧亚大地人们游走的丝路古道，一直是后世人们心中吟咏的意象。通过多样艺术手段，今天的行者和歌者擎起传播丝路文化大旗，驾驶着现代跨文化的“大篷车”，将丝路文化与精神薪火相传，表现出一片“丝路追梦”的艺术境界。
纵观近一个世纪的丝路主题音乐创作，逾 500余部（首）作品集中表现丝路文化的物化形态，以及对沿线各国、各族人民的情感、信息、思维意识和宗教礼仪活动。其艺术品质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时代精神”——既不假作曲家非凡的技艺，也不假完满的形式，而都得益“丝路”这一文化主题的精神性及其超越性。仅从舞剧《大梦敦煌》（2000）到歌舞《千年之约》（2017），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曲家张千一丝路主题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渐进式发展和进步。如果说《大梦敦煌》①通过历史文化场景表达民族的生存智慧，用具有戏剧性承载和巨大的情感叙事空间，传达出了敦煌文化的古朴气质和厚重历史的现代回响，那么《千年之约》（“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晚会开场歌舞）则以更富张力的音乐结构表现出了敦煌壁画的神韵，表达出对丝路上的敦煌艺术的继承和创新。作为人类历史上线路式文明交流的长廊，丝绸长廊中形成的文化荟萃了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千百年来一直萦绕在人们心中。丝路上的长安、敦煌、新疆及汉时三十六国故城遗址，都是中国境内丝路的鲜活记忆，无时不在触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与畅想。从长安启程，出玉门关，进入广袤的西域大地即今天新疆全部，众多的古代与现代民族聚合于西域，在东西方汇流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蕴藉古老、绚丽的多民族音乐文化高地，亦在不断激发音乐家们的创作热情。众多音乐家假“新疆”“长安”“敦煌”之名，来表现传统、表现精神家园，呈现出了一种入梦的西域。这些作品抒写西域、抒写西域各民族人民的友谊，既与每一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相吻合，又是不同时代的现实需要，充在近一个世纪题名“新疆”的音乐作品中，新疆地区独特的音乐素材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创作这些作品的作曲家大多都出生和生活在新疆，或者在新疆有较长的生活经历。②前者如维吾尔族作曲家努斯来提·瓦吉丁，曾创作了大批新疆风格的作品，直至 2016年创作的音舞诗画《木卡姆印象》《丝路乐魂》，后者如石夫。如以“长安”为名的作品，不乏其数，它们或作细腻描绘，或极具渲染性，多层次、多侧面地表达了古城长安这一展示中华文明和历史古都的经典形象，以及兼具古朴与时代感的古今长安宫阙风貌与恢弘气势的万千气象。例如，李强、子玄编曲的合唱曲《长安行》（2018）、鲁日融、赵季平的民族管弦乐《长安社火》（1980），赵季平领衔创作的交响套曲《长安》（包括赵季平《序·钟鼎长安》、张坚《诗赋长安》、平远《爱恨长安》、崔炳元《丝路长安》、杨一博《阊阖长安》，2012）、张豪夫的《第一交响曲——圣咏长安》（2012）、谭盾的《新丝绸之路——长安》（2013）等作品，就表现出了一个入梦的长安。总之，这种丝路主题作品，都致力挖掘丝路新疆、长安等地流行的传说故事与人文风俗，和历史文化中积淀下来的物化形态，诉诸天地日月、山川河流、树木花草、宗教文化。此外，像楼兰、龟兹等地名，也一直被定格在历史和音乐的字里行间，被不同体裁、形式的音乐作品所诠释。特别是在今天，丝路主题创作已不再是作曲家的文化想象，因为从他们对丝路文化的把握中，我们所看到的已不再是单纯的丝路历史和文化，而是遵照丝绸之路代代相传的文化和艺术精神去获得一种贯穿古代与现代的“精神性”存在，运用物理的材料和心灵的材料，确立起一种普遍的秩序，一种国际间的互惠互通性交流，直指丝绸之路的灵魂，向沧桑岁月中往来于丝路之上的行旅者致敬。
（二）入理的历史
张骞凿通丝路以来，发生在这条路上的驿站畅通，商贾云集，随着宗教信仰传入，移民聚落增多，带动文化频繁传播，各种艺术互为交汇，陆上丝路因之早已变成各民族文明延伸的长廊，亦成为历史存在；随着历史的流动，这条文化之路的地域特色、文化形态亦藉此形成。故独特的中国音乐文化，伴随着陆上丝路的碰撞、交锋，最终呈现出一种包容、融合的性格，满足着人们多种情感的审美诉求和价值追求。
正是在海上丝路带来中西文化交流加剧的时刻，我们的社会同时经历着传统文化反思复兴和用输入西乐唤醒民众的虚无主义影响。就在 20世纪上半叶诸种思潮不期而至之际，萧友梅身体力行，用实际创作表达出了王光祈那一代人的愿景——“是希望中国将来产生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而且这种国乐，是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因为这两种东西，是我们的‘民族之声’”③，并为自己的思考——“我以为我国作曲家不愿意投降于西乐时，必须创造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的，方可以成为一个‘国民乐派’”④——提前做了尝试。他本着“改良旧乐”“创作新乐”的初衷，以“教育救国”为根本，赋盛唐时期闻名的“霓裳羽衣舞”以“新”，意在复兴传统，重振大唐繁盛的文化，甚至借助他主导建立的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体系来促进中国专业音乐创作。接着，黄自一边认为“文化本来是流通的。外族的文化，只要自己能吸收、融化，就可变为自己的一部分”，一边分析“吾国音乐为什么在唐朝最盛？就是因为当时与西域印度音乐接触的缘故”，一边又通过创作清唱剧《长恨歌》来强调“我们现在所要的是学西洋好的音乐的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与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⑤
当丝绸之路再度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对象时，也为作曲家的创作带来了西域音乐文化的复杂历史和独特风格，为他们发挥了自身优势和艺术个性带来了更多的机缘。作曲家们在运用丝路音乐素材时，不仅把材料来源放在认真学习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丝路新疆地域文化基础上，还将目光延伸至与丝路相关的重要节点，如在萃取汉唐历史和地理沿线中的敦煌、长安等地咏唱，故大量冠以“西域”“西部”“西北”“汉唐”“丝绸之路”（“丝路”）等标题并内涵丝路历史文化意蕴的音乐作品脱颖而出。上述中央音乐学院推出的 5部丝路题材管弦乐新作品、上海音乐学院的《丝路追梦》就是这方面的例子。长安素来是万世朝拜的陆上丝路起点，敦煌则是连接东西的纽带。地缘优势决定了丝路沿线交流、融合、共赢的价值和艺术宝库的地位。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学术界对西域历史文化整体的认识与把握逐渐深入，加之“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和实施、时代的呼唤，音乐家们更以饱满的热情行走在那块曾经充满记忆的荒漠，面对残垣断壁与往昔岁月，追寻西域文化古老的回声，利用其所掌握的技术理论和音乐语言，不仅奉献出了大量宝贵的创造性音响，使得中国音乐在明确方向指引下得以全面发育，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我们的直观认识，丰富着我们的想象空间，为我们在享受现代文明和憧憬人类文明高峰时，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来源。所谓其始也简，其成也巨。如上所述，2012年以来大量丝路主题音乐作品的涌现，表面上得益于作曲家善于挖掘丝路主题的历史元素，内里却更是一种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和致力全球传播的历史责任担当。他们通过个体的解读，既为中华文明的壮阔图景点描上独具个性的浓重色彩，又用具有特殊质地的中国化音乐语言向世界阐述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
（三）入心的技术
丝路主题音乐创作，无论是人文追求的体现，还是艺术理念的探究，都体现出了作曲家关注现实的情怀，反映出作曲家以艺术理念引导、技术手段推动的艺术理想。遵从“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语境，通过小历史的事实写大历史的华彩，以古鉴今。这就是大量运用古代史籍中的西域乐舞素材。汉唐间，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乐舞东渐与传承，已成为东西音乐文化交融的产物。而这些都是作曲家们所汲取的养料。如果说史学研究为音乐创作提供了清晰的思路，那么作曲家们的田野采风则为他们的音乐创作提供了活态的音响。譬如龟兹乐中的拨弹、敲击、吹管三类乐器，乐制上包括中立音现象及某些音级上不同律位的乐音的共存、调式变化、节奏律动变化规律，都在他们的音乐创作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采用地方音乐元素进行创作如新疆民歌、十二木卡姆和西安鼓乐元素，在音乐创作中较为常见。例如，邹野的管弦乐《天山节日序曲》（2015）就是运用十二木卡姆第六部“乌孜哈勒木卡姆”间奏曲改编而成的。又如，权吉浩的民族室内乐《西域梦》（2018）就采用了一个混合编制，包括大提琴、笙、二胡、琵琶、曲笛、小钹和达卜，西洋乐器、传统乐器与维吾尔族民族乐器并存。于是，大提琴固有的谐和、浑厚与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达卜，加上原本通过丝路传入中原的琵琶极具个性的音色结合在一起，将丝路音乐文化的传统风貌与现代意蕴进行了独特理解。
从大众创造看，剖析“一带一路”在文化创造上的功能性意义，通过融通创新的丝路情怀，获得丰满的艺术尝试，是历史赋予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价值呼唤的结果。新时代以来的丝路主题音乐创作多以现实题材为主，以其宽广的视角、丰富的内涵、博大的创意思维、雄伟的气魄、持续的创作数量和有序提升的质量，成为融通丝路精神的文化史诗。他们以空间或时间作为线索，铺陈历史事件，或“赋”或“颂”，于是基于宏大叙事、宽泛题材，用标题性构思，从传统音乐遗产中寻找音调素材和创作灵感，以创新的观念琢磨乐队的写法，注重充分发挥乐队的丰富表现力，在挖掘新色彩和探索新音响组合中强化作品的可听性和可理解性，其叙事可谓体大虑周。
首先，借鉴西洋管弦乐结构叙事，结合中国音乐实践，在技术层面生成具有当代文化特征的感知经验，以民族管弦乐为载体呈现，践行了如同音乐理论家李西安的展望——“以现代作曲观念和技法重新开发其潜在的音响表现空间，推动创作模式的转型。”⑥在新时代数部传统乐器与民族管弦乐队的作品中，王丹红的二胡协奏曲《阿曼尼莎》（2015）在音响上的处理是独到的。其中，用独奏乐器模仿萨塔尔演奏，用竞奏的乐队模仿热瓦甫演奏，并根据乐器音质调整织体、情绪、力度，传统乐器分组写作模式，同组乐器完成和弦音等，都是其创新。此外，突出块状和声层次支撑起的音乐内在张力，也是其独特的音响处理方式。在对新疆地域性器乐的借鉴中，作曲家引入了同音质乐器装饰音的表现手法，故有效刻画了人物形象。还有，适时加入的铃鼓、鹰笛和新疆木唢呐，则为作品平添了一层西域色彩。向民的《丝韵——为板胡与管弦乐队而作》，则以全新的思路，基于“丝”的多重文化含义——“八音”之属琴瑟也、丝绸之路物之属、微细如丝顺滑也、商于五音细急用——而发出同声相应之“韵”，借富有乡土气息的板胡咏叹之。这是一种立足文化层面的叙事，一切从“丝”出发，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特有的线性思维，并通过这种线性思维作为音乐发展基础，并带动音色顺滑之间的细微变化。板胡用自由的慢板亮相，呈现出滑音与三度音的结合。一番停歇之后，完整奏出主题（河南民间曲调）。随后突出柱式和弦长音或二声部赋格写作手法，犹如星星之火，以变奏为特征进行派生展衍，层层递进，其动势十分明确。作品另外一个特点是，将西洋乐器固有的和谐而融合的特点巧妙处理，在第二主题（云南拉祜族音调）与板胡演奏主题的碰撞间形成张力，板胡的沉静与西洋乐队的渲染对话，在线性发展与对位织体中贯穿始终，确有一种思忖的音乐美感。不时出现的梆子与板胡上的倚音和滑音相得益彰，在保持乐器强烈个性的同时还保持着较好的配器融合性，且不乏戏剧效果。整体上，此曲有着室内乐一般的精致和纯净音诗的意境。这些都体现出作曲家独特的思考和构思。
其次，众多当代丝路主题创作所带来的乐队声响结构和音乐的核心素材已与新时代之前丝路主题作品大不一样。在一个时期以前，音乐界围绕丝路相关题材的创作总体上是改编成分有余而原创思维不足，创作理念陈旧而技术手段欠缺，作品演出频度不高，评论认识落后。但无可厚非的一点，从20世纪 20年代开始，丝路主题音乐创作队伍已发展成为一个包括多民族、多地区的作曲家的创作群体。进入新时代以来，在百舸争流之下，作曲家们的创作性更为突出，对丝路文化的解读更为深入、更为透彻。但既要写出一个为大家所关注的丝路，又不能重复前人。于是，如何使用创新的音乐语言去描绘丝路上的长安、敦煌、新疆以致整个西域，就成为他们所要思考的问题。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作品看，丝路沿线各地的音乐素材并未被作曲家当作创作元素随意拼贴和简单运用。不少作品在调式调性的设计中，常用中国传统调式（如燕乐音阶、雅乐音阶等）与西方同名大小调体系相融合，形成综合调式，乃至类似人工调式，故音乐着力描绘出了地域色彩、明暗关系、远近对比，并突出了音乐的画面感。丝路沿线各民族乐舞中舞蹈更体现在音乐律动之中。比如，新疆音乐中丰富多变的节奏类型、紧凑自然的节奏进行、充满即兴性与多变特性的节拍体系，都不是简单入乐的，而是被作曲家们视作材料加以化用，因此不少作品保持了西域音乐歌舞兼备、形神皆具的特点。在音乐结构形式上，大多都呈现出清晰的结构段落，并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如“散—慢—中—快—散”）思维体现作品的结构形式之中，散板段落形散而神不散，慢板段落从容自如，快板段落热情奔放。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作品还呈现出一种“大写意”的结构思维。大型作品常摒弃了欧洲古典交响曲奏鸣套曲结构原则，而多用三部曲式或并列曲式结构原则，以表达丝路主题叙事的理想。综上，一部完美的作品，在技术上必须“走心”，必须多方面、多维度体现出对现实题材的人文观照。
（四）入情的交流
神奇多彩的西部疆土，广袤无垠的大漠戈壁，熠熠生辉的歌舞海洋，为一条令人神往的丝绸之路所贯通。这是一条神奇的音乐传播之路，道阻且长，但却令世界各国艺术家们魂牵梦萦。那穿越时空、散发着魅力无穷的题材，给当代音乐家们提供了很多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未知境遇。许久以来，一直成为感召作曲家们的精神财富和历史书写。
从历史上看，丝绸路沿线各民族的文明与发展程度相差较大，但各国、各民族之间和平往来，频繁交流。这就决定了丝路主题音乐是一种东西方多种文化交流、对话的结果。随着交流、对话的不断深入，丝路主题音乐创作还会呈现出多方面、多层次的融合。正是本着“和而不同”的审美意向，作曲家们的创作将越来越体现艺术创作的精神价值。贯穿两千年历史、横纵七千公里的丝路文化时空，因为古代中国的开放，带来中外文化的交流，打破了国家和民族、东方和西方的界限，用自身创造性的建树形成具有包容性的地域与民族文化精神，成为整个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音乐的多元化、开放性观念播下传统的基因。当时间发展到 21世纪的今天，由于基因的作用，由于“一带一路”的倡议，丝路的互惠、共赢观念，将更加激发作曲家们的艺术灵感，并使丝路主题音乐创作和演出成为一种入情的交流，进而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越走越远，也越走越近。
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说“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讲的就是人依其本性自主地活动。这种源自生命自发的真诚，对音乐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丝路文化以及丝路上活态的音乐与鲜活的形象，及其所有的情感特质，足以给作曲家提供一个永远的审美对象。因此，这也就有了自 20世纪以来诸多音乐家自发将目光投向历史长河，探寻汉唐盛世，抑或通过探寻丝路新疆的民族音乐和内地音乐的渊源与发展规律。“据史为凭，用音乐的语言记述散落在丝绸之路上的千年记忆，最后用音乐的语言和化古为今的方式对丝绸之路的艺术脉络展开意象式的梳理，重温辉煌历史，探索东西方艺术的光明未来。”⑦此其一。其二，自发创作不仅有好的思考基础，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能充分地运用成熟的艺术创作技术去表达其永不放弃的丝路情怀，并注意选择适应时代发展且独具特色和风格的音乐形式去诠释丝路文化的真谛，这也是入情交流中的一种。由于作曲家熟谙题材，酝酿成熟及无时间约束，故能实现审美价值从单一化到多元化、意象化的呈现。其三，丝路先民接纳八面来风，在入情的交流中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而今，这种进取精神依然值得发扬光大，特别是对自身文化定位有清醒认识的作曲家聚焦基于丝路的情景、文化和社会，通过写景、写情、写人和写文化，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去感悟情景，理解和反思文化，以“文化代言”的态度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为历史和未来架筑桥梁。这是天下大同时代人类文化交汇融合的壮丽前景，也是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下文明交融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艺术回响。
注释：
① 刘阳、夏滟洲：《舞剧〈大梦敦煌〉音乐主题研究》，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② 参阅王宝龙：《20世纪下半叶新疆地区的交响音乐创作》，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③ 王光祈：《欧洲音乐进化论》“（一）著书人的最后目的”，载冯文慈、俞玉滋选注《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第36 ～ 37页。
④ 萧友梅：《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载陈聆群、齐毓怡、戴鹏海编《萧友梅音乐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第468 ～ 469页。
⑤ 黄自：《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1934年10月21日，载《黄自遗作集》（文论分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第57页。
⑥ 李西安：《我们将如何面对21世纪？——民族管弦乐队的转型、解构及其它》，载《人民音乐》，2000年第4期。
⑦《意象丝路 ·龟兹盛歌》民族管弦乐作品音乐会节目单“音乐会导语”，北京音乐厅2018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