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法国电台当代音乐节”上,中国旅美作曲家、近年来在国际乐坛颇为引人注目的谭盾的作品《卧虎藏龙》(音乐会版),在演出中受到法国观众的“嘘”声和倒彩。事件过后,国内外的媒体对此事进行了许多报道。这个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应该如何看待中国中、青年作曲家们在现代音乐领域的艺术探索?日前,记者在巴黎采访了当时在场的旅法作曲家陈其钢。

记者:您如何看待法国评论家和观众对谭盾作品的反应?

陈:作品在音乐会上的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一个成功的作品;反过来说，作品没有得到观众的喜爱,也不一定是坏作品。我的交响组曲《蝶恋花》在这个音乐节上虽受到观众的欢迎，但并不说明专家们的认可,我估计法国“专家”们也不一定就认同我的追求。谭盾的《卧虎藏龙》(音乐会版)受到《世界报》专栏作家GERVASONI几近恶毒的攻击,我觉得可悲的是 GERVASONI而不是谭盾。因为，谭盾有利力做他想做的事,就如同他喜欢吃辣,专家有什么权利用他们自己喜欢吃甜的习惯去说吃辣就庸俗呢?“专家”们在音乐史上经常是“逆历史车轮而动”的。老柴、德彪西、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梅西安的传世之作都曾受到过批评家的无情的冷遇。批评家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最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的感受。我虽然并不认为谭盾的《卧虎藏龙》可以与古典经典相提并论,但大可不必那么大惊小怪。谭盾当时的表现就显得很有风度，他回过头来对着吵闹的人们说:“不要那么严肃嘛,这只是音乐。”

以我的经验，越专业的人，对音乐作品所做的评论越容易主观，因为他们总是在自己受过的专业教育中寻找评论的支点。他们受过的教育，是他们评论他人的框架，凡在框架之外的都是坏东西;相反,外行人的看法往往较为宽泛,更加宽容。

记者:您对西方批评家是否太尖刻了?

陈:不是尖刻,而是事实。以挖苦讽刺他人的创作为荣，特别是以攻击他人来证明自己的高明,并以此讨好学院派的那些什么都学不好、最终当了“批评家”的人,我愿以“寄生虫”来形容。在西方“批评家”的名字多么好听啊,他们居高临下地告诉大众谁是谁非。他们可能一知半解,却可以对那些可怜的作家、导演、指挥、演员、演奏家、作曲家的工作品头论足。

不论什么职业:扫大街的、医生、厨师、士兵、作家、工人...总是以自己的劳动给予他人,服务他人。西方“专栏批评家”则不同,他们在没有被批评对象时拿不出任何货色服务他人。他们靠被批评者的劳动而生,却不但不给予被批评者回报,反而侵蚀和破坏被批评者。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公开的官方禁令行不通，“批评家”们成了穿着民主的外衣为“学院艺术”和传统习惯势力说话的最佳形式。既然是“批评家”,就势必有批评标准。他们手上无例外地拿着一根尺子一传统的尺度。对于一切不符合传统长度的、在他们学习的课本中没有记载的都统统否定。

记者:这样的批评家无药可救了吗?

陈:那倒也不是。批评是需要的,但要善意,要尊重,要建设, 要言之有物。不要武断,不要扣帽子,不要一知半解、自以为是、不懂装懂、随大流、一窝蜂、势利眼、落井下石。

记者:法国“世界报”是法国最大的报纸,他们的评论难道也是一知半解、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吗?

陈:权威的报纸代表的往往是正统的观念,我相信对谭盾的这类批评绝不仅是法国《世界报》,欧美其他大报也会有相同的观点,这一点都不奇怪。官方化的欧洲现代音乐体系,豢养了一批寄生虫,那些吃现代音乐饭的批评家及权威们，如同官僚们保护自己的权利一样,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以欧洲特有的方式对所管理的媒体实行专制，将本来属于各取所需的纯属个人爱好的没有固定标准的艺术,搞得神乎其神。他们吹捧和保护的是符合近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学院派标准的作品,他们最害怕的是有听众缘的作品。他们贼喊捉贼,明明自己最保守最庸俗地受到官方机构保护,却最爱给别人扣“保守、过时,庸俗”的大帽子。我学习了西方古典和欧洲现代音乐，也接触了不少杰出的中西方音乐家,我深信艺术创作的重要原则是诚实。那些酸溜溜的“文人”,他们一方面以获得好莱坞奖为荣,一方面又以好莱坞作为低级趣味的代名词去批评他人。他们一方面将与世隔绝的现代音乐描绘成很有生命力的文化现象,但一旦哪首作品真有听众时就大打出手,批评为投其所好庸俗不堪。特别是对非欧美的外来艺术家，当他们的创作符合西方现代学院标准时，西方的批评界会特别热情地吹捧。潜意识中,他们吹捧的其实不是外来艺术家而是想证实西方文化的成功。一旦外来人表现出与西方学院艺术的冲突时，特别是当外来艺术家的影响有可能动摇学院观念时，西方的媒体是毫不留情的。

记者:谭盾的失败或成功对您有影响吗?

陈:艺术史上,因为经不起成功而变得飘飘然，或者因为经不起失败而趋炎附势，或停止创作甚至自杀的例子有很多。艺术不是科学,没有绝对标准，所以“成功”这个词在艺术上是没有太多价值的。说得不好听一些，“成功”是被热烈地鼓掌之后引起的兴奋的幻觉。

重要的不是成败,而是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在这一点上,谭盾在我们这一群中是最勇敢,最成功,也是最有才能的。他的探索和成败不但对我,对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探索不仅体现在形式上,特别体现在精神上。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作品,你可以不喜欢他某些作品的形式，但你必须承认他是自从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作曲的一百年以来最有个性,最勇敢,最大胆创新,也是最有国际影响的一位。因此,无论是他的成功或失败都给我很大的影响。

批评别人总是容易的，在旁边指手划脚的时候觉得创作没什么了不起。只有作曲家才懂得综合考虑文学内容、音色、节奏、配器、旋律、和声加之每日艰辛的劳动.有多么难!我们的艺术探索能够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谭盾今天能够在国际领域有如此大的影响是件不易的事,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各方面的理解、爱护和支持。

记者:您只谈到谭盾的精神,对他的作品如何评价呢?

陈:我的工作是创作,我很喜欢他的不少作品，但所有这些作品距离我们还太近(包括对我自己的),对作品价值的结论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再者,创作者最重要最可贵的是个性和不停歇地工作,我与谭的个性很不相同,尊重是重要的,但认同则大可不必。正因为如此,我劝批评家们也不要太自以为是。

记者:您和谭盾是同学也是同行,你们之间会嫉妒吗?

陈:嫉妒是人类心理中再自然不过的存在。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成功会激励和带动他人。为什么我们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 班能有那么多人(谭盾、陈其钢、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陈怡、周龙、苏聪笔者注)冒出来?既可以说是时代的造就,也应该看到是我们之间相互激励、竞争和影响的结果。

记者:谭盾在您心目中是什么地位呢?

陈:在我们这一群人中间,谭盾应当说是无可争议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我陈其钢,中国现代音乐的影响照旧;但如果没有谭盾,中国现代音乐的形象以及它在全世界的地位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谭盾的大跨度的、多方位的探索,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是空前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一定有人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