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走进民间采风不仅是艺术创作、表演的重要源泉，也是挖掘推广民间音乐的必要举措。但这一传统对当下大城市里的职业院团来说绝非易事，首先是这些按照西方音乐体系训练培养出的艺术家们都与民间音乐原始生态音乐手法间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如音律、语言、结构及音响观念），要想深入其中难度不小，这首先是技艺间的疏远关系问题；其次是养尊处优的艺术家们在心态上很难或不愿意与民间艺人之间进行沟通，这使得很多采风行为多流于形式，最后就只成了观光旅游。2015年9月26日，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由文化部举办的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中，中央民族乐团带来的“国乐采风”以其深入的采风创演成果将流淌在民间传统中的音乐珍宝搬进了国家级音乐殿堂，使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乐种绽放出新的光彩。它是近年来中央民族乐团将延安文艺座谈会倡导的群众文艺路线深入地贯彻到接地气的创作实践中，深入祖国各地基层并帮助各地方民族乐团建设而发掘出的“土地与生命的赞歌”。多姿多彩、鲜活清新的各地民间音乐以其特有的风情百花齐放，其创演后的新风特色深深地打动、感染了现场观众，也引发了人们对民间音乐传承发展等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传承：选取“多元”视角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色彩斑斓，风味迥异，对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采风，才能充分展现各地乐种风采。中央民族乐团将其视为自己固有的传统，并在新时期更加全面地担负起这份责任。席强团长还将这份责任化为帮扶的义务，他主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向民间汲取艺术养分。此次展演的作品不同于以往，不再以一两种民间音乐为主，而以选取全国范围内的12个乐种；不再以其原型或面目全非的变化形态，而是挖掘了地方或民族特色进行有效的融合，从而使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并符合时代审美，因此得到了海内外民乐爱好者及普通观众的赞美。这是此次音乐会的一大亮点。

山西绛州锣鼓中的名曲《秦王点兵》，撼天动地、声震旷野，一开场就触动了观众的兴奋点。福建泉州南音“四大名谱”之首的《四时景》优美典雅、古朴婉约，尽展古曲风韵的悠远意境。贵州侗族大歌中黔东南州黎平县的《琵琶歌》与凯里县的苗族施洞飞歌《这山唱那山》古朴与今风呼应，一个抒怀生活，一个赞美爱情。海南黎族鼻箫参与演奏的《五指山恋歌》，优美怡情，动静相间；广东音乐中选取的高胡独奏曲《思念》，委婉细腻，情感真挚。以江苏民歌《茉莉花》等同宗民歌编成的合唱组曲《天南地北茉莉花》，将“鲜花调”在二百多年的流传中因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方言语音等因素而衍生出的有代表性的旋律和风格进行集中汇集，风俗杂陈，妙趣横生。浙江舟山市定海区的海洋民间音乐渔民号子中的名调《舟山渔歌号子》悠扬舒展，劳动气息与艺术风情浑然天成，相得益彰。陕西西安市周至县南集贤镇东村带来的西安鼓乐《到春来》所具有的唐宋遗风确有大气磅礴的大乐气势，而悠久传统的艺术风骨更令人神往；甘肃“花儿”中的《莲花令》高亢的音调、委婉的旋律细腻缠绵，是“花儿”三大体系中“洮岷花儿”的曲调之一，它的方整性结构又使其情感的表达错落有致。甘肃民间器乐小合奏《丰收的季节》具有典型的西北曲调风格，音调朴素，展现了丰收喜悦的西北劳动情景。以陕北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为主要素材发展而成的器乐曲《信天游随想》以民歌特有的悲壮音调唱出了陕北人民对土地与生命的深情赞歌。采用浙江象山县石浦地区的渔歌、号子的音乐元素创作而成浙江十番锣鼓风格的器乐曲《开洋》以音画式的手法逐一描写了祭海、作业、思乡、战浪、欢庆等渔家的生活与风土的不同场景，展现了民间传统锣鼓乐的浩大气势，将音乐会推向了高潮。

上述十二部作品选自祖国的东西南北中地区，较为全面地代表了中华民族民间音乐的灿烂辉煌，多姿多彩。尤其是它们都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也是极富群众性的民族音乐形式，这次演出是民间名曲的集中荟萃。演出还邀请民间乐种的传承人或地方乐团来到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们同台演出。这些举措显示了乐团领导在传承民间音乐的学术视野上，不仅深深地植根民间，还开放地容纳多元，它让更多的人通过国家大剧院这个国际性的音乐舞台看到民间艺人的技艺和民间乐种的风情，这也是帮扶地方乐种传承发展的有效举措之一。

二、创新：运用“多重”手法

除了在选材上体现出广泛搜集的“多元”视角外，音乐会还体现了运用“多重”手法，不拘一格、努力创新的艺术理念。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经典古曲和民间乐曲，并结合新的手法创作具有时代新风的民族器乐合奏，是此次音乐会的创新手法表现之一。音乐会中民间艺人与乐团音乐家之间同台协作，民间演绎手法具有淳朴的原汁原味亲切感，而专业演奏家在长期的采风学习中，也学习了传统，认知了民间音乐特有的手法和韵味。其创新手法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运用新手法对传统乐曲从形式和内容上重新编创。如音乐会第一曲山西绛州锣鼓《秦王点兵》，它由山西绛州、闻喜民间乐手与中央民族乐团联合演奏，民间乐手的演奏充分展现了原曲的丰富音色、质朴节奏，尤其在"老虎磕牙"等段落上展现民间技艺的睿智和精彩绝技。这种手法也在侗族大歌的演唱，赵东升以黎族民歌编曲的鼻箫与乐队《五指山恋歌》，阎伯政编创、赵东升配器民歌合唱组曲《天南地北茉莉花》上都有体现。二是运用音乐手法发展、丰富传统音乐中的特性曲调。如《信天游随想》抽取了民歌《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的主要素材，以中阮弹拨乐发展了原曲的自由随性节奏，以唢呐嘹亮而不失凄美的特色再现了悲壮奔放旋律，也较好展现了黄土地上清峻刚毅的民俗风情。中阮和唢呐两件主奏乐器做到了色彩、力度、音型的巧妙搭配，用器乐之声"唱出了陕北人民对土地与生命的赞歌"！其新手法丰富了原型民歌的音响层次和情感幅度。

三是运用现代创作手法创新推展传统音乐中的素材。民间的、传统的手法与现代的多样手法都以创新恰当的方式融入新型现代民乐的创作中来，它是乐团深入采风并智慧地运用可行性新颖手法进行的创新发展。

如乔飞以广东音乐的曲调和旋法为基础而创作的高胡独奏《思念》，乐曲以最具广东音乐特色的高胡为载体，汲取了广东音乐曲调委婉而细腻的特点。再如赵东升采用浙江象山县石浦地区的渔歌、号子的音乐元素及传统舟山锣鼓《细十番》创作而成的浙江十番锣鼓风格的乐曲《开洋》。全曲以叙事的手法，将祭海、作业、思乡、战浪、欢庆等不同场景逐一铺展开来，细致地描绘了舟山渔民欢庆丰收时的热烈场景，创新地将舟山民间音调以多个主题呈示、发展、交融等手法发展了地域情韵，给人以立体的舟山渔歌印象和美好的意境感受。

三、个性：要在共识上创造独特

中央民族乐团从音乐的“根”儿上着手，强调采风中要从民间取“活水”，再从呈现上寻求新颖的融合方式，尤其在濒临衰亡的乐种上花费更多心力，在被人所忽视的民间技巧上寻突破。这种帮扶不仅是技艺上的表面帮助，还要在民间艺人找回自信心上予以帮扶。同时，在挖掘那些留存于民间的乐种及其表演形式上，走出传承创新的独特之路，这是音乐会的个性特色之一，是中央民族乐团独特思路之体现。

其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运用语言上有效地"接地气"，要传承传统的技艺，演奏的绝活儿和声腔韵味，注意“母语”的继承与发扬。如在侗族大歌《琵琶歌》学习上，团员深入民间采风中要与民间艺人“一对一”式地学习。来自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的北术、北霞、北桃、北娇的4位原生态歌手引领4位乐团歌唱家在演唱上采用当地的方言母语进行演唱，展示了乐种“母语”的精髓，而适当地加入的现代声乐演唱技巧使其在咬字吐字上显得和谐统一，使词意境界更美。

其次是在韵味的把握上做到纯正。如在南音《四时景》的演习中，乐团的于源春、丁晓逵、张艳秋、段超、路宁与南音艺人杨翠娥、彭明生、林淑丽、龚锦仪等在乐器演奏与唱腔的行运上细腻生动地表现出春暖花开、夏日蝉鸣、秋风瑟瑟、急雪飞花等大自然节气更新的四时美景，声情统一，韵味纯正，尤其是她们在韵味呈现上注意了用闽南话演唱的行腔，注意了许多中原古语的词汇和音韵。团员们说，在与民间的交互艺术实践中，自己学到了很多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过去在演唱苗族飞歌时，多是流于外在形式，没有真正领会苗族飞歌原汁原味的风格和韵味儿。

再次是尊重原始的编制及特性乐器的演奏。音乐会上十二部作品多是按照乐种原来形态进行创演的。如：绛州锣鼓的6个大鼓的特有编制及其不同敲击部位的演奏手法；福建南音《四时景》的琵琶采用福建泉州南音特有的持琴姿势及其相应的吟揉演奏手法而具有古雅情境；此外的侗族大歌各声部中的支声复调和语言声调；《五指山恋歌》中的海南黎族鼻箫；器乐小合奏《丰收的季节》中的“大胡”是“四胡”，它的四根弦在现代民乐队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开洋》中使用的有十面锣、小堂鼓；《西安鼓乐》中的打击乐器坐鼓、大铙是凸显气势的特性乐器，演奏手法也极为特殊。外在形式的乐队编制和内在的乐器演奏性能是附着在民间乐种上的标志性符号，对其凸显才能彰显其原有特色。

“国乐采风”音乐会中以两种乐器编制及其音响给人们展示了音调母语化、韵味纯正感、形式特性化的处理。而这些古今并置，是在丰富视听感受的基础之上，对民乐演奏方式进行的有益尝试，个性得以发展，共性得以融合，帮扶之利以挖掘民族性征的优势而显现。近年来，以民间音乐为主体而进行现代发展的大型音乐会已在中央民族乐团进行了多次有效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和社会影响。为获得采风实效，乐团还在新疆、西藏、贵州等地建立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实践基地，这既有利于国家院团大力帮扶地方文化的传承，也在艺术创作、发展上获得了广阔空间。中央院团与地方合作，既能使民间乐种得到有力帮扶，自身也学到了丰富多彩的优秀民间音乐素材，积累了一大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和音乐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