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层视角下的社会音乐教育现状

在本次课题研究中，设置了面向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层的访谈，包括由上海最大的两家琴行开设的音乐文化艺术学校，两家代理单一品牌乐器琴行开设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市最悠久的钢琴学校，本校毕业生开设的琴行、音乐教室、个人工作室、私人家教、新型线上APP业务，以及新型销售模式的非实体培训。笔者将这些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分成传统型和新兴型两类，发现目前市场仍以传统型为主。由于具体数据涉及这些机构的商业行为问题，所以机构名称与详细数字不做具体披露。

1.毕业生全职教师比例低

在对几乎所有传统型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层的访谈中，笔者发现音乐类毕业生在其机构全职工作的年限长度多为两到三年，且以外地院校毕业生为主。究其原因为，上海的市场需求大且薪资高于外地，不少外地毕业生将这类有“五金一险”的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作为到沪的第一份工作，以期积累工作经历和资源。但对于“全职”这一概念，不同体量的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有着不同的定位。大一些的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较倾向于将全职定位于公司员工或专职教师。就参加访问的最大的两家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来说，一家是教师入职后就有正常薪金，课时另计；另一家则教满25节课后有提成，学生资源优先满足全职教师，其次再安排兼职教师。但一些体量较小的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所招收的全职教师主要是为了满足在工作日上课的少数成人学生的需要，他们除了教授课程以外，还要负责兼职教师的教务管理。有些非常小型的机构，其全职人员甚至需要教满30—40节课后才能开始获得提成，也正由于过长的工作、坐班时间造成这类机构的全职人员的整体学历或院校排名比大机构全职教师要低。大部分上海音乐类毕业生在本科在读期间均有兼职经历，以完成一定经验和资源的积累。正式工作后，若在薪资、时间、方式等方面和兼职没有差异的话，则会造成毕业生在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任全职的意愿较低。特别是具有上海户籍的毕业生，他们可以在户籍所在地“缴金”登记“灵活就业”,对“自由安排时间”“单位工作时间薪酬内性价比”的意识更强。此外，还有大到诸如应对上海积分落户，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小到诸如底薪加提成是否符合教育教学规律，以及教务、家长之间的沟通等问题，均有可能造成学生毕业后不再从事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的全职工作。

2.毕业生兼职教师服务年限比较低

前文调查数据显示，在读学生单次兼职时间大多在四个小时以内，月薪资普遍在3000元以下。而他们毕业后，在时间相对充裕、生活成本提高的情况下，是否依然有强烈兼职意愿?访谈中，据大部分传统型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层估计，在校兼职学生约占总体教师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毕业生在机构兼职时间比全职长一些，但大部分会在五年之内离开。这从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46份答卷中也能得到印证。这份问卷显示，在46名毕业后服务社会音乐教育的校友中，有38人为2011年到2020年期间毕业。其中，33人为兼职教师，13人为全职教师。在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从事教师工作一年内的有13人，一到三年的有18人，四到十年的有9人，十年以上的有6人。在关于“为何愿意选择兼职?”的多项选择中，选项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时间安排自由(约占94.59%)、工作压力小(约占54.05%)、可以随时跳槽(约占32.43%)。在“您希望所在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每周为您安排多少节课?”的单项选择中，选择6—10节的约占54.05%、11—16节的约占21.62%、6节以下的约占13.51%。在“您希望在怎样的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工作?”的多项选择中，排名前三位的选项分别是薪酬待遇好(约占93.48%)、学生生源多(约占78.26%)、学生及家长素质高(约占67.39%)。

以上数据显示，毕业生在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兼职意愿不强，选择兼职的大多为工作时间自由并想在双休日的任意一天内可以安排完工作。薪酬待遇高是挑选兼职工作比较重要的因素，但从数据中可以解读出，积累生源和资源确实是毕业生在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兼职的重要目的。

3.工作态度的重要性

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家长比较关注教师的教学能力、工作态度和专业技术能力。在访谈中，相当多的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层对教师的工作态度最为看重。第一，教师的工作态度关系到是否能够帮助机构留住学生。有些教师在专业上要求高，难免对学生稍严厉而造成学生家长投诉，甚至学生的流失。这对于机构来说，就是损失。而有些教师对教学缺乏热情，这也会造成家长的不满。所以大部分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会将教师的亲和力、与家长的沟通能力放在专业技术能力之前。第二，教师的工作态度关系到工作合作度。大型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目前都有课程品牌，同时也会引进或编印一些教材。对于全国、全市连锁的机构来说，这是保障教学质量的一种方法，但是对部分个性较强的教师来说却难以接受。同时，合作度还体现在是否积极参加教研活动、能否参加师生音乐会、对教务排课和教学守则的遵守等方面。第三，教师的工作态度也包括对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的忠诚度。无论是私人，还是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其教学几乎都采用“一对一”的形式，学生与教师的黏合度比较高，要想厘清学生是机构的还是教师的确实有一定难度。绝大部分管理者对于教师辞职时将机构的学生带到个人开设的私人家教、私人工作室，甚至是新开机构鼓励教师从其他机构带去学生而给教师较高提成感到头疼。此外，有部分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会克扣教师每月百分之十左右工资，作为年底不跳槽、不辞职时一次性发放的“奖金”。

(三)新兴社会音乐教育形式的出现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出现了一些仅以服务为主的非实体化的新兴社会音乐教育形式。这是“敢为天下先",还是权宜之计，目前尚有待于社会和市场的检验。譬如，某线上陪练APP随机安排教师和学生通过手机连线进行陪练，确实为家长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是网络传输的延后、视角的限制，能否贯彻主课教师的教学要求，其教师认证体系等问题也经常见诸网络。又如，某机构不设立实体教学场所只设立试教场地，在家长选定教师并支付相当数量的课时费后，由机构安排教师去学生家进行授课。而课时费由机构和教师按约定比例分成，之后则由家长和教师自由进行后续教学活动，其他事务与该机构不再有关。虽说这两种提供社会音乐教育服务的新形式可以避免传统型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师资培养投入、学生流失等问题，但这种新形式是否符合教学规律?如何对师生双方隐私形成保护?后续产生系列问题如何解决?再加上前有非实体教学资金断裂的先例，是否能够为音乐类毕业生提供长期、稳定就业机会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三、上海市音乐类毕业生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途径和新构想

(一)私人家教是毕业生服务社会音乐教育的主要途径

从设计问卷到实际访谈，私人家教一直是音乐类学生比较热衷的兼职或全职的工作方式。与在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工作相比，私人家教薪酬收入不用提成，所以相对较高一些；私人家教可以上门提供教学或租一套一室一厅的住宅进行教学，不但可以满足个人居住和教学的需要，还可以省去来回奔波的辛苦和时间成本。

(二)私人家教面临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问题

1.传统小作坊模式

事实上，器乐教学口传心授、私人家教从古有之。这种传统小作坊模式待教师有一定的知名度或一定数量的学生后，靠口碑和关系收取新学生。这使得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会因教师(无论兼职或全职)带走学生而造成收入减少，而一些大型的机构还存在先期师资培养投入方面的损失。在学院研究生的毕业生就业登记中，报私人家教“灵活就业”的人数近年来比重有增加趋势。这种私人小作坊模式虽说也是就业或谋生途径，但是让从小受过专业训练的高校毕业生满足简单、重复的劳动，以业余学生通过考级为职业目标和审美标准，其实是对社会资源、高校教育资源的变相浪费。

2.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私人家教涉及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及个人生活状态、学生来源等隐私，一直以来较难对其进行深度量化研究，也因此缺乏相对应的社会管理。毕业生从事私人家教不但容易被家长圈固教学程度、方式，还存在后续生源的连续性的问题，由于缺乏相应行业组织，以及工作时间大多为学生、家长的业余时间，因此容易导致毕业生和社会生活脱节。有部分毕业生对相关灵活就业政策不熟，造成“无业”但有收入的情况时有出现；部分毕业生缺乏职业规划，只将私人家教作为权宜之计，盲目等待有编制工作。

(三)基于课题研究对毕业生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新构想

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社会不仅是学生、家庭、高校需要面对的问题，更是一个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既然是社会问题，就需要还原到社会背景中进行探究。目前，社会音乐教育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但又缺乏系统的管理和指导。在笔者看来，开设新型的个人工作室是连接市场需求和音乐类毕业生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一个新构想。这种新型创新、创业个人工作室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合力共同完成：

1.社会导向和政策扶持

笔者在本次课题研究的访谈中发现，无论是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者、个人工作室，还是私人家教，都提及教育系统的办学许可证资质问题。该许可证所要求的办学场地面积、注册资金、全职教师人数、消防措施等，对于大部分刚毕业的学生而言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有的毕业生提到，前两年教育局严查资质时，一些琴行、音乐教室只能半开大门，由前台在约定时间偷偷将学生带入，发现疑似检查人员立刻关闭大门。这种“游击式”营业导致不少小琴行、小音乐教室倒闭或转手。而那些大机构为了年审合格，也需要专职人员准备大量审核资料和教育局进行对接。目前开设私人工作室的情况有三类：一类是已进行工商注册，但注册内容“打擦边球”,尽管未能直接获得“教育”资质，但可以公开广告招生、从事商业活动，并在上海缴纳“五金”。这类工作室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公司，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通过代理公司进行注册、缴税、财务等费用并不算高，但是很多毕业生并不知道这一政策。第二类工作室方兴未艾，是与厂商合作以品牌命名的工作室。工作室和学生购琴以该品牌为主，其性质为参与到厂商的销售政策中。几年前开始，确实有厂商开始将销售政策和大学生就业、创业相结合，但却苦于没有高校资源而无处落实。因而作为回馈，厂商组织商业比赛优先邀约工作室负责教师为评委，以提高教师声誉和知名度，而教师工作室的学生参加该项比赛既能保证参赛人数，也能为工作室赢得较高获奖率，可以说是商业范围内的“多赢”。一个厂商的多个工作室互动也使得这类工作室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但这类工作室大多没有进行过独立工商注册。第三类工作室则是私人家教模式，场地从家中直接搬到独立空间进行，存在被投诉、举报的风险。有些工作室在后期觉得租房成本较高，可能又会搬回家中。

这三类工作室的共性都是不能“光明正大”从事“教育”,缺乏可持续性发展。2020年8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立与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拟将民办培训机构分为许可类、一般类等，其中一般类的民办培训机构的设立不要求取得办学许可证，只需向有关部门申请法人登记。《通知》指出，一般类包括实施文化艺术辅导，加上原有的大学生创业政策，这无疑是明确的社会导向和政策扶持，使毕业生通过代理机构或自己注册公司成立合法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个人音乐教育工作室成为可能。

2.整合社会资源多方共赢

对于高校来说，仅在毕业前一年开始强调就业率是不够的。高校应该组织科研力量，在国家、政府层面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政策做出全面解读，使学生在就读过程中对职业规划有不止一种选择，避免出现毕业后仍因不了解相关政策而盲目从事相对简单、重复的劳动。同时，高校在课程设置、实习机制上也可以做出一些调整，不能只以体制内职业教师作为培养目标，而应将创新、创业相关活动全部放在社会上进行。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应在职前对毕业生进行引导，并依托高校知名度吸引社会需求，以对本校毕业生新建工作室进行认证、推荐。

对厂商和原有依托琴行创办的大、中型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而言，新型的私人工作室并不是恶意竞争。各大厂商和社会音乐教育培训机构均有自己的销售策略、运行体系，结合音乐类学生兼职的特点，可以考虑从兼职期间起对这类学生开展积分机制。例如，在校生在通过兼职为厂商和机构服务一段时间后，在其毕业独立创新、创业时给予一定的品牌销售资源和生源。以大厂商、大机构牵头的行业管理，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市场，也能提高品牌的凝聚力。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厂商、大机构是有社会担当的：开放资源尽早恢复线上教学，组织线上公益名师讲座，线上公益大师音乐会直播；在保障不聚集、公众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参赛者进行线下录制、线上评分的新型比赛，并在逐步恢复的音乐考级中进行新模式的探索。对于单个工作室而言，依托大品牌既能降低生存风险，也可以通过品牌组织的比赛、教研，甚至考级活动增加工作的社会属性。另外，大机构的教学、教材品牌、教师培养和分级制度、师生音乐会等积淀都为新型个人工作室的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和指导。

社会评价体系的确立对新型个人工作室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传统的音乐教育培训机构、私人家教、个人工作室缺少对从业人员的社会评价体系。通过学生考级级数决定收费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是对于从业者而言则缺少上升空间。因此，资格证书、等级证书等社会评价体系的设立有利于对行业进行管理和规范，毕竟教育不完全等同于商业行为，仅靠工商管理部门来管理是不科学的。如上海文化旅游局考级中心、上海音乐家协会的社会音乐教育委员会可以考虑早日出台一些相关评价机制，避免让一个好的创新、创业政策被资本过度追逐而乱象丛生。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为毕业生就业带来了不少难度。一个社会问题产生的同时也势必会带来一些机遇，新旧问题和方法就这样一直在发展过程中交织。大学生转变就业择业观念、创新创业服务社会，对个人来说是担当，对社会而言是责任。只有社会音乐教育、学校音乐教育、家庭音乐教育齐头并进，共同推行美育教育，才能实现音乐让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