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日—2日，中国音乐学院“紫禁城室内乐团”建团十周年音乐会在国音堂举行。作为一个听观者，我以为，此次音乐会透视出三个维度之间的融合与表达，即传统、现代、当下。

从时间维度看，传统既代表过去，也相伴着现在；同时，还预示着未来。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一步都是踏在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不论中西，在这个基础之上超越传统，可能有好的新传统诞生；但如掠过传统，那可能是一个被臆造或糟糕的传统。每一个现在都将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每一个未来又都将成为现在。虽然我们生活在当下，但对于我们的思维和认知来说，无不为传统、现在和未来进行着探索、把握和谋划。紫禁城室内乐团的演奏家们正是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探索、把握和谋划的过程。

从音乐历史维度度看，传统既是一种精神象征，也是一种活态的文化载体。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精神追求和中国音乐的思想观念的历史，涵盖为中国人对中国音乐现象做出具体思考后的智慧、思想和知识，它以观念、概念和实践行为方式加以存在，并折射出中国人生命状态不同样式的质量。

从当代共时维度来看，当下的现代音乐同样也是一种承载某种精神象征的文化现象，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经阶段，现代社会带来的新思维、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使现代音乐作品看似离生活远去，但事实上它换了一种观念，即从表现具体生活换成表现生活中人们在不同的观念、思想、情状和生活方式所影响下的各种思绪、认知、体验和感受，仍然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因为这一工作全部完成于当下，是当下人的认知、行为和实践结果。紫禁城室内乐团建团十周年音乐会恰恰体现了这种状态和不同样式的质量。

从一个鉴赏者的角度来看，我以为，紫禁城室内乐团十周年音乐会主要体现了“四观”:即生命观、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尽管两场音乐会有两个不同的标题，分别是《国风雅韵》和《四面来凤》,但其实质仍然围绕这“四观”来展开，以“四观”所承载的具体表演实践为引领，引导我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观念和情思之间，演绎与表达之间，用当代音乐人的视野和情怀，为我们展现了传统与现代、观念与行为、解读与表达间的对话和交融。

生命观

所谓生命观指人对生命体认后的认知观念和实践行为。就音乐现象而言，它指中国传统音乐的存在方式始终与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密切相关；同时，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物、人与人的各种生命关系，通过音乐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结合并加以呈现，其中把中国人的生命哲学观——“天人合一”观念演绎得恰到好处。

第一场音乐会九首曲目大都是中国人生命观念和状态的真实写照。如《寒鸦戏水》那拟人般超然有趣的生活情趣和感怀；《线戏》和《华州韵》那具有典型中国西部地方韵味和风格，充满了豪迈爽朗和苍劲古朴的西北人的生命性格；河南版头曲《上楼下楼》把中国传统弦索乐中欢快跳跃、开朗活泼的人化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潮州弦诗乐《昭君怨》音调委婉、沉吟，刚柔相济，将人、景、情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不同表现手法层次的逐步推进下，形成似怨非怨、似悲非悲的人、景、情交织的叙事画面；《福德祠》庄严肃穆，有鲜明的仪式感，把人与天、人与地、人与神这种中国人几千年的生命状态刻画得鲜明生动；具有音乐活化石之称的福建南音《梅花操》,借物抒怀，把中国人崇尚的刚直不阿、坚毅不拔、高尚纯洁的性格一展无余；根据北方说唱音乐《梅花大鼓》改编的《梅花韵》,旋律优美流畅、韵味浓郁，在慢与快的对比手法下，赋予其独特的韵味和新意；集中国传统音乐之大成的京剧，其曲牌《夜深沉》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鲜明而独特的音乐板腔体构成方式和表演程式，使其在意境和意象之间穿梭往复，转换自如，宛如行云流水，达到了完美的呈现，成为京剧曲牌中的经典之作。

历史观

如果说生命观在某种程度上是音乐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生命情怀所致；那么，历史观则完全是紫禁城室内乐团的演奏家们对作品准确演绎和把握的结果。

历史是一条河。历史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构成的，不同时代的人都对历史有着各自的关切、把握、解读和表达。音乐的历史不仅仅涉及某个作品、事件、人物，它还涉及到历史中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并以具体音乐现象为载体而传承下来，因而解读、把握、分析、归纳和演绎就能够使潜藏在音乐作品背后的东西清晰起来，能够为音乐表演实践行为找到思想基础和情感依据之所在，最终在舞台上所呈现的是具有人类生命意义和价值判断的表演实践结果。这也正是音乐表演真正目的之所在。

生命观承载着历史观，历史观也延续着生命观。二者相辅相成。准确地说，两场音乐会都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物生命关系的各种情感状态。

第二场音乐会七首作品，有延续中国传统生命观和历史观的作品《风声》。正如作曲家高为杰教授所言：“把风人格化，表达人们寄情于风的种种不同感触”。把“物”人格化，赋予“物”人格化的精神和状态，其所秉承的仍然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观，表达对人生体验的某种感怀与寄托。而作曲家秦文琛教授的《听谷》,以其大量研习中国宋元山水画之经历和感受，取今人之视角，在中国传统美学之意境范畴下，通过音响空间和色彩的变化，传递出对大自然由“看谷”到《听谷》的听觉转换，把视觉成像和听觉成像合二为一，缩短了实像和幻像间的距离，从听的角度延续着人不同的生命体验和由时间形成的历史感，两者在此时融为一体。

作曲家高平教授的《四不像》传递了当代人的内心复杂而多变的情感状态，这或许正是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深刻影响的某种印证，被作曲家以不同的音响方式加以呈现，生动地映衬了当代社会发展变迁以及不同生活状态给人们带来的复杂多变的情感状态；作曲家邹航的《十变五化》,用中西乐器之间的色彩差异和个性差异，以独奏、合奏间的独立和混用以及五种传统音乐制作方法为基础，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变的，只有‘变'是不变的"道理，用不同音响和色彩对比方式加以揭示和呈现，观念引领下的声音恰好对应了声音背后的观念。

塞尔维亚作曲家阿丽克桑德拉的《宇宙之爱》,将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提升至浩瀚之宇宙，尽管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和了解还十分有限，但足以见出爱的深邃与博大。特别是作曲家以在中国的文化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以自身的感官经验和体认为创作灵感，以中国民族乐器为声音载体所解读的爱，使爱本身在其原有意义的基础上，又多一份超越感性体验的意味、价值和象征。

文化观

从理论上讲，作为中国作曲家、演奏家应该对应的是中国文化观，但不应该排斥和拒绝他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我曾经提出"文化姓氏"的观点，即文化是有姓氏的。姓氏意味着家族和它的历史。因为文化对应具体的人群，具体的人创造具体的文化，文化和化人是一对共促共存的关系。紫禁城室内乐团的演奏家们对自身文化的解读、演绎和把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也欣喜地看到，新西兰作曲家杰克·波蒂的《天运》,作品直接取材于中国先秦哲学家庄子的著作；新西兰作曲家迈克尔·诺里斯的《五行》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五行说”,从跨文化的角度做出了各自的创作解读，多元文化观之间的尊重和融合得到了体现，理解、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得到展现。其中较为明显的是，这种通过委约作品的合作方式，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曲家、演奏家之间，有了一个更加直接的对话和交流的文化场域，在观念、思想、技术、心理、风格、派别相互碰撞的现实下，一切归统于理解与尊重、人文与精神、技能与态度、诠释与表达的文化共享之中。虽然，国外作曲家的创作观念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其中的理解与诠释未必触及到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更多是感悟或感性层面的表达，然而，这一切恰恰得到了紫禁城室内乐团演奏家们准确诠释与精湛技艺相结合的有益补充，构成了音响层面的新感受和新表达。

显然，这是对中国音乐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拓展、延伸和丰富的过程，也是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交流与学习的过程，开放的文化姿态和观念，必将对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带来生机与活力，也必将为中国音乐文化走向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

文化带来的现实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以为，当下应该坚守三个方面的文化发展观念：第一是文化心态——自卑和自大都是文化发展的阻力；第二是文化观念——始终秉承多元文化共存、共生、共荣之思想；第三是文化成果——优秀的文化成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共有财富。

价值观

价值观——通俗地讲指主观判断。但它必须是结合客观实际的价值判断。紫禁城室内乐团的音乐会以客观实际为依据，为我们做出了价值判断。

首先是民族器乐发展价值。也即民族音乐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我们争论了近百年。从早年的“全盘西化”“民粹主义”"中西融合"再到“彭修文模式”等，探索了许多不同的方式。以我之浅见，民族室内乐的发展方式最为有效，因为它没有失去民族乐器的本质属性和悠久传统。上世纪90年代也曾出现过“华韵九芳”②“卿梅静月”③,新千年以后又出现了"女子十二乐坊"④,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追求，对中国民族乐器及表现方式作出了新的诠释、解读和表达，也曾为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注入了一缕新鲜的气息，但多以“昙花一现”的方式略过了我们的音乐生活。

其次是继承与创新价值。坚守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精神。紫禁城室内乐团的演奏家们十年的坚守，终于呈现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为信念而坚守，即在继承优秀音乐文化传统基础上的超越，这恰恰是紫禁城室内乐团十年坚守的最大价值所在。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求创新的突破。诚如赵承伟所言：“紫禁城室内乐团要办成老字号才有意义”。“老字号”就是一种坚守，但“老字号”并非仅仅苛求时间意义上的长久永续，其核心价值应该是恪守中华优秀的人文品质和文化风范，紫禁城室内乐团的演奏家们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祈愿，在“整理"与“挖掘”"宽容"与“尊重”“坦诚”与“信任”“责任"与“追求”“情怀”与“担当”的共同作用下，以一种强烈的"文化精神”的感召力和执行力，走出了"为传统的传承留下我们的印记、为未来留下可参阅的声响、让当代实践成果更多走进课堂、建设一个充满个性的室内乐团”⑤的道路。

其三是多元文化发展价值。艺术作为人类认知世界、表达自我的有效方式之一，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显示出自身不同的形态和特征，也映射了人类对于美的不懈追求的发展历程。对于当代音乐实践，室内乐团的演奏家们秉承“不拒绝任何风格"的理念和实践精神，以新的当代视角看待中国器乐艺术，把民族性和地域性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当代文化视野之下，把民族乐器充满个性的表达与文化融合开放的理念以及人的深层的理性观照结合起来，秉持开放、交流、融合的文化发展理念，把中国音乐文化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之中。

我非常赞同沈城教授的说法："乐团通过向民间学习，向国外学习，具备了综合的能力，加之相互的理解与支持，具体的感悟和解读，是乐团‘生与熟’‘新与旧’‘雅与俗’生动表现力的来源。”室内乐团在“以传承创新为方向，教学实践为载体，演出交流为平台"的方针引领下，以当代音乐家的气魄、担当和责任，为我们展现了乐团十年走过的艰辛、坎坷、踌躇、激情、荣誉和成果，我们敬佩乐团演奏家们的敬业精神和对事业执着追求的品质，也感谢作曲家们的精彩奉献。

结语

民族室内乐并不是提供一种一劳永逸的发展方式，它还需要提供尽可能多的创新方式和新的阐释与表达。因为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是没有穷尽的，在这个没有穷尽的实践过程中，以求不断创新来满足新时代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需要。

正如刘顺、杨靖在《紫禁城室内乐团十周年随笔》中所说的那样，“无论回首传统的远方还是面向未来的远方，站在今天诸多不确定的条件下，当代中国器乐艺术之路就是一条历险的路，因循守旧是险，离经叛道是险，创作平庸是险，演绎乏技是险，民族乐器不民族更是险”⑥。面对如此多的风险，紫禁城室内乐团的音乐家们并没有停下他们实践创新的脚步，而是“铤而走险”,在诸多险境中走出了一条探索之路。正因为有如此多的风险的存在，才使得音乐家们有了勤力同心、精诚协作、执着求索的创新意识和决心；同时，也锻造了他们的文化精神、文化品格和人文情怀，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远方，一定会留下一个可以承载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精神的声音世界，它将成为传统、现代和当下多维度绵延有序的历史呈现。

①中国音乐学院紫禁城室内乐团分别由杨靖、刘顺、沈城、张尊连、赵承伟、魏蔚、焦山林、杨琳、熊俊杰、王华等国乐系教师组建而成的一支民族室内乐团。作曲家高为杰建议以“紫禁城”命名。之后，又有罗媛、肖玛、高平、王洋、邸阳等教师加入。

②由北京中华传统乐会会长王范地担任艺术指导，乐会副会长宋飞发起，会同吴玉霞(琵琶)、李玲玲(扬琴)、林玲(古筝)、姜克美(板胡)、高华(唢呐)、黄桂芳(三弦)、曾昭斌(笛子)、魏育茹(中阮)九位女民族器乐演奏家组成的《华韵九芳》小民乐团5月10日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独奏、重奏音乐会。

③“卿梅静月”的结成是在香港国际音乐节的一次同台演出之后。组合取各自名字中的一字而成。范玮卿(筝)、于红梅(胡琴)、杨静(琵琶)、刘月宁(扬琴)。“卿梅静月”民族室内乐组，取名高雅而富有诗意，同时具女性特色。

④《女子十二乐坊》成立于2001年6月，是以流行音乐形式来演奏中国音乐的乐团，其表演形式有别于传统民乐演奏方式，给予观众新鲜感，极尽视听之娱。

⑤刘顺、杨靖《自由组合下的紫禁城室内乐团——紫禁城室内乐团成立十周年随笔》,紫禁城室内乐团十年纪念册，中国音乐学院印制，第7页。

⑥刘顺、杨靖《自由组合下的紫禁城室内乐团——紫禁城室内乐团成立十周年随笔》,紫禁城室内乐团十年纪念册，中国音乐学院印制，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