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2日、23日晚，湖南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倾力打磨三年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跨界融合多媒体民乐剧《九歌》,在湖南大剧院成功首演。这部由杨霞担任艺术总监、张音悦任项目总监、龚旭东编剧、谢晓泳总导演、刘青作曲、张列指挥，湖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演奏的综合舞台艺术作品，以其独特艺术魅力，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获得多位民乐专家的肯定。在全国歌剧和音乐剧进入创作高潮之当前，在审美趣味越来越个性化之当下，作品首演如此成功，合目的合规律的创作特色是其根本。

一、重大切实：剧作题材形式独出机杼

任何艺术创作，必须面对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中遴选好题材，以及运用何种形式进行呈现。为此，这个创作团队，在杨霞董事长带领下，经项目总监张音悦精心筹划，重走屈原流放之路，采风体验，搜集资料；邀请全国相关专家，十多次座谈探讨，集智攻关。最终，他们九转功成，独到地选择了作品的题材和形式。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绕不开的文化航标。他不仅是楚湘文化的，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进而还是世界文化的。①战国末年，屈原倾力推行美政，却由于宵小奸人谗言诋毁，两次被流放，达18年之久；在楚国面临危亡之际，屈原报国无门，以死明志。清代诗人邓汉仪说：“千古艰难惟一死。”但屈原为国为民，偏向汨罗江而行，这样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已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组成，是为实现中国梦“塑心聚能”的重要力量源泉。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鼻祖，屈原的成就给出即高峰。他不仅以风调激越的楚言楚语，开创了新诗体楚辞，与《诗经》相媲美，而且以其丰富的奇想、瑰丽的文采、明确的意旨、不遵矩度的创新，开辟了诗歌新天地，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闻一多语)。这样的诗魂，是中华文化永恒存在之本、永续发展之基、永固自信之魂。作为艺术母题基因，屈原精神始终高受关注。因此，跨界融合多媒体民乐剧《九歌》选择屈原精神，就是选择了“重大”,就是选择了与中国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深度关联。如果说，选择是一种带倾向性行为，可以接受艺术标准和道德标准的检验，那么可以说，该剧题材选择，反映出这支创作团队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诉求、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责任担当。②

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个重大题材，这个团队创设了“多媒体民乐剧”这种新形式，力求以民乐为主、以剧为线、以多媒体为视听新纽带，立体综合再现屈原。从作品演出来看，这种融乐、舞、诗、歌、影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新形式，确实提升了表现屈原的效果，满足了人们的综合视听。正确的选择与选择的正确，为该剧成功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整体诗化：剧作立意结构独辟蹊径

立意决定艺术作品的思想高度，结构决定艺术作品的审美深度，立意结构直接影响着艺术作品的质量。符号学家卡西尔说：“每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都以一种深刻结构统一为特征。”③跨界融合多媒体民乐剧《九歌》的创作成功，与其编剧龚旭东大胆创新的立意结构密切相关。

立意结构整体诗化，中心突出。对于该作品立意结构，编剧龚旭东曾说：“简单地再现和表现《九歌》,对于全面表现屈原精神及楚湘地域文化精神是不够完整的，必须站在当代的认识高度，对屈原精神进行全面的提炼、归纳和表达。”因此，他立足于屈原人格精神和楚湘文化气质，以高立意、大意境、接地气、仪式感、浪漫性、开放性等为总体要求，以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为审美追求，把屈原的身世、处世、阅世和忧世进行有机整合，建成屈原求索、问道、寻道和殉道的生命历程，绘成屈原爱国情怀、忧患意识、探索精神心灵图谱，使之成为民乐剧《九歌》的总体立意结构。显然，这种立意结构表现屈原精神是合目的合规律的。

具体结构点化铺陈，主线鲜明。多媒体民乐剧《九歌》,根据主题立意和审美追求，以屈原《九歌》原作结构为基础，保留原作的天地(敬天法地)、生死(乐生敢死)、爱情(爱怨深长)、山水(自然神灵)、国殇(慷慨捐躯，为鬼亦雄)等5个元素，同时融入反映屈原高尚品操(《渔父》《香草》)、忧患意识和求道精神(《问天》)、决然殉道(《沉江》)等屈原及湖南文化精神诸要素，进行情节点描化、意象组合化、场景写意化融合，并加以夸张放大，形成“三幕”共11个部分结构，即第一幕：序曲《离骚》、第一乐章《天地》、第二乐章《生死》;第二幕，第三至第六乐章，包括《渔父》《爱情》《山水》《国殇》;第三幕，第七乐章至终曲，包括《香草》《问天》《沉江》和《礼魂》(终曲)等。这样的创构与原作《九歌》“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11部分，有较大不同。因为原作《九歌》主要是反映战国时期南楚人们迎神、祭神和送神的巫俗文化，而新作则以表现屈原问道的心路历程，反映其精神人格。可见，新作元素点状化、典型化，是围绕主线以点带面的合目的创构。

以点带面逻辑理路，写意彰显。从作品立意结构的逻辑看，多媒体民乐剧《九歌》是一种诗化逻辑的叙述，是“形散神不散”的散文化抒情，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这样的创设，因为除《序曲》《终曲》外，9个乐章所反映的都是屈原内心的所思所想所求，都是一种外在视角的铺陈点评，而不是情节行动的矛盾冲突与戏剧叙事。这种写意为主、虚实结合的感性逻辑，有助于充分展现原作《九歌》所饱含的浪漫气质、所富含的楚巫文化意味，有助于概括清晰地描绘屈原的心路历程，使其更加富有文化地理学意味、更加富有精神高度、深度和阔度。

总之，编剧龚旭东对于多媒体民乐剧《九歌》的立意结构，从屈原《九歌》出发，合目的地保留了原作中楚湘文化的巫风与世俗、神话与人世、人类与自然等特色，巧妙地融入了反映屈原心路历程所需要的元素，创绘了一个“以纵身一跃拥抱不朽，以死亡托举生命高贵”(章晓宇词)的光辉形象，创造了一个以歌颂屈原精神为根本指向的求索、问道、寻道、殉道的审美结构，创建了一个忧国忧民、勇于殉道的精神境界。

三、湘风楚韵：剧作音乐建构独具匠心

多媒体民乐剧《九歌》音乐创作，由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调教研室主任、华人女作曲家协会副主席刘青担纲。作为备受各界关注的青年作曲家，刘青已有多部作品在国内外荣获创作大奖。她接受该剧委约后，跟随创作团队重走屈原流放之路，广泛收集资料并分析，更与总监、编剧、导演、指挥等专家多次深度交流探讨，最终创作了鲜明的个性化音乐。

角色人物刻画细致生动，性格鲜明。角色人物塑造是任何音乐剧作都不可忽视的核心要素。尽管多媒体民乐剧《九歌》的定位不是“歌剧”,但像歌剧一样，其中对屈原、大司命、少司命、渔父、湘君、湘夫人、山鬼、河伯等众多形象刻画，是必须正视的难题。因为“美必须是形象，首先是形象，是真与善对立统一的形象”④。没有成功的形象塑造，必定难以成剧。刘青创作过多部民乐作品，谙熟中国民族乐器，有用民乐生动刻画人物角色成功经验，如民族管弦乐《琴弦上的叶尔羌》,就用唢呐寓意叶尔羌汗国拉什德的国王形象、用箜篌意指阿曼尼莎汗的王妃形象等，但以民族管弦乐刻画如此丰富角色，还是第一次。尽管如此，刘青还是出色地塑造了这些角色。她以古琴作为屈原的形象指陈，以古琴音乐在剧中表现的或清雅、或恬淡、或激越、或坚宏，抑或哀怨，意指屈原的心路历程和人格精神，同时也以诗(通过屈原韵白体现)作为形象的另一种身份代码，融入音乐结构。这样的创思，把人与诗、乐、物有机结合，使屈原性格气质鲜明体现，人品精神境界可感可悟。不仅如此，刘青也用笛子透亮的音色和富有动感的音型，表现山鬼妩媚与灵动的意象；用二胡与大阮款款深情的对话，意指湘君与湘夫人相爱真情，以及爱而无终的缠绵悱恻；用弹拨乐不同特色演奏技法所形成的音响，表现大司命与少司命对生命的原始态度等。这些人物都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真可谓匠心独运。

宏大场景个性化渲染，情境震撼。表现宏大气势和壮阔场面，是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弱项，也是中国民乐界一直思考如何很好解决的问题。对此，作曲家刘青在民乐剧《九歌》中创思独到有效。她遵循民族乐器特点，以强弱相应、刚柔相济、快慢相和为基本理念，巧妙细致处理微结构，充分发挥拉弦乐组和独奏乐器旋律演奏优长，着力构设乐队全奏时同节奏推进的宏大音响，最终在强大的混合音流中，把音乐快速推向高潮。如第六乐章《国殇》,在屈原以雄浑决绝之意志、刺破苍穹之力，韵白最后一句“工巧谄媚而生，莫若为国为民而死"后，大型民乐队旋即给出打击乐组和弹拨乐组强劲的同节奏音响，气势宏大；在拉弦乐组以旋律进入时，节奏性音响退入背景层，作为旋律声部的节奏支撑，音乐苍凉悲壮。这段音乐层次清晰分明，不仅有效接应“屈原”韵白时那壮怀激烈的决然气势，而且使其得到有效强化和烘托，让屈原形象得到更加有效的渲染。紧接的慢板部分，从大阮低音固定音型开始，埙以哭泣似的独奏进入，到高中低三只埙悲鸣似地重奏，一把二胡哽咽似地主奏过渡，再到拉弦乐器组奏出无限哀婉的主旋律，音响逐渐增强，直到最后乐队全奏给出宏大的音响而结束，音乐中那弥漫整个心灵宇宙的感伤，恰似肃肃秋风，让人无以释怀。可以说，这是一首可以独立成章的英雄“安魂曲”之佳作。类似创作特色，在第一乐章《天地》、第二乐章《生死》、第八乐章《问天》、第九乐章《沉江》等中也有充分体现。因此，可以说，刘青在多媒体民乐剧《九歌》中，以娴熟的复调、配器、结构等作曲技术，创作了极富渲染功能的个性化音乐，为该剧作宏大场景和氛围营造，推动音乐发展，提升剧作整体结构力和艺术感染力，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民间素材高度融合，楚湘风格浓郁丰富。风格，即个性，是艺术作品的生命所在。对于该剧风格，编剧龚旭东曾指出：既要融合湖南民俗、民乐、民歌等艺术特色，也要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彰显和强化楚湘地域文化特性和时代气质，并形成独特艺术个性。为此，刘青作为生长于楚湘文化土壤的作曲家，根据表现需要，充分运用已经内化为于心的湖南音乐基因，或者融合不同素材，或者汲取骨干音型，或者嵌入式运用，创作出了新楚湘风格音乐。其中，最具高度融合性特色的是第五乐章《山水》音乐。其以湖南民间音乐个性化音程(小七度音程)和灵活变化的徵音(上行徵音还原、下行徵音升高)为基础，创造性地升高或还原A羽调式主小三和弦三音(C音),使主小三和弦不断变化色彩，造成一种神秘感，再加以旋律和弦分解式的快速进行，使欢快灵动的山鬼形象富有浓郁的楚湘性格。最具情感性元素运用的是第二乐章《生死》音乐。传统楚湘人原始生死观与众不同，他们相信神灵的存在，对待死亡不只是悲切哀恸，他们也有让逝者入土前再享受一次人间欢乐的“热热闹闹跳夜”,并以粗犷狂野的“跳丧”展现，其音乐节奏节拍富有变化(3/4加4/47贴拍子),很有律动感。刘青正是提炼了这个特性元素，作为《生死》音乐主题，以表达剧作中原始迷蒙时代的生死观，使音乐听来既有古风之深邃，更有狂野之神秘。最具有原生态韵味的是第三乐章《渔父》音乐。刘青根据《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诗意，赋予其民歌化的音调和上下句结构，使音乐具有纯正的湖南民间音乐风格，有着鲜明的音乐地形学的意味，它与屈原的韵白并置，形成鲜明的对位与碰撞，既充分体现了“渔父”归隐山林、乐得逍遥的艺术真实感，更有力地衬托了屈原韵白“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格形象。总之，民乐剧《九歌》音乐，充分体现了刘青对楚湘音乐风格的理解力、统合力和创新力。⑤当然，刘青的音乐之所以能有如此风格魅力，还与其价值追求息息相关。她多年思考音乐创作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并总结出“根与信仰”的价值论说，认为“人如树、乐如人、根生乐”,唯有深深扎根于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才能传递给人们对生命的、对未来的、对逝去的，以及对音乐本身的虔诚信仰。⑥因此，源于楚湘文化根基、融合中外作曲技术、关照审美主体而创作的民乐剧《九歌》音乐，楚湘风格浓郁。

四、多元融合：剧作表演创意独擅其美

表演，对于任何舞台艺术而言，都是实现作品与审美主体交流必不可少的桥梁。对于多媒体民乐剧这一创新艺术形式而言，如何通过真正的跨界融合，实现舞台时间的有效衔接和艺术充实，实现舞台空间的有效调度和延伸拓展，实现剧作“在场”与审美主体的视阈融合，这是新问题。为此，总导演谢晓泳和执行导演马波精心借鉴前人经验，大胆创新，歌舞剧院和民族乐团克服重重困难，密切配合，精雕细刻，最终成就了自身表演特色。

创设乐手角色化，艺术形象更加鲜活。舞台化音乐剧作，乐队成员大都在乐池中演奏音乐，而不需要上舞台表演。但在多媒体民乐剧《九歌》中，导演独具一格地要求乐队上舞台，让每位乐手进入“剧”中艺术真实空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设想。因为这意味着每位乐手，不仅仅是演奏，而且要在演奏中表演，在表演中演奏，其身、形、眼、表情等每一个细微动作，都要在符合演奏要求基础上融入剧情。显然，这对所有乐手都是一个挑战。但从该剧首演来看，这个挑战是成功的，这个创设是合目的的。譬如第一个乐章《天地》,在序曲《离骚》音乐的尾声中，已经在舞台两侧台阶上准备好的民乐队，乐手穿着汉服，体积较小的乐器被平举于胸前，所有人都赋予祭祀的姿态和神情，在舞台自动机械的作用下，相向缓缓被送至舞台中间，合成一体后，紧接着在强劲威仪的鼓声中，被平举的所有乐器缓缓上升过头顶，然后回位坐下，进入演奏。如此出场，令人叫绝。这不仅因为其在音乐剧作中形式新颖，更关键是它与《天地》乐章庄严的祭祀仪式相应，大大强化庄重浓烈的仪式感，使屈原行吟于大地的《序曲》与《天地》的连接行云流水。如此“出场”即“叙事""给出”即“情景”的创设，不能不说是该剧的一个亮点。当然，乐手演员化是体现于全剧过程的，其中还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主角音乐演奏者的角色化。“屈原”的扮演者古琴演奏家陈雷激，既是主角演员，也是演奏员，他在剧中“在场”演奏古琴，挥洒自如，人琴合一，使屈原形象极富有真实感，大大提升了艺术感染力。还有国家一级二胡演奏家张音悦扮演的湘夫人，在第四乐章《爱情》中的二胡主奏，琴声与心声完美融合，把湘夫人对湘君那爱而不得的斥责埋怨情愫展现得尽致淋漓。因此可以说，多媒体民乐剧《九歌》,让乐手成为角色，使符合角色刻画需要的所有行为，都以心灵的行动(精神、思想、心理活动)和形体的行动(面部表情、语言和动作)综合表现出来，呈现给观众，这是该剧创新表演理念的成功尝试。

融入舞蹈影视语言，主题意蕴延伸拓展。斯特拉文斯基曾指出：“在所有的感知方式中，视觉和思维的关系最为密切；听觉要抵达思维，必须通过承载图像和概念的声音语言进行捕捉。”⑦多媒体民乐剧《九歌》,主题意蕴深刻，内容广博丰富、人物角色众多，性格鲜明各异，运用舞蹈影视语言元素增强视听艺术效果，提升观众对作品思想内涵、人物性格的理解把握，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从演出观感来看，主创者的考虑是合目的合规律的，舞蹈影视语言不仅作为一个辅助元素融入，甚至成为剧作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譬如，土家族茅古斯舞蹈元素在第二乐章《生死》进入，使上古时期的原始感、巫俗感和仪式感油然而生，充实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形象；动漫视听元素在第六乐章《国殇》融入，那旌旗猎猎、战马嘶鸣、杀声震天的宏大壮阔的战争场面，形象生动地展现了"屈原”脑海中浮现的“秦楚大战、楚国危亡"的情景；语言元素在在第八乐章《问天》中叠入，那“(合唱念诵)你是谁?你从何而来?你往何而去?”(屈原韵白)“我是屈原，我从我热爱的人民中来，我回我热爱的山河中去"等运用，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催人泪下、气贯长虹、怒焉如捣的灵魂震撼!"屈原"如此浩然气势的韵白，使其“虽九死而犹未悔”的伟大精神更加雄浑伟岸，充盈天宇。因此可以说，在该剧作中舞蹈影视语言元素的融入，建构了一个个彼此强化的视听综合结构，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震撼力，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观赏度，让观众在身临其境的同时，也在艺术的间离中获得深深启示。

结语

跨界融合多媒体民乐剧《九歌》,以独出机杼的题材形式、独辟蹊径的立意结构、独具匠心的民乐创作、独擅其美的表演创意，立体多维诗化再现了屈原求索、问道、寻道、殉道心路历程，展现了肃穆庄重的仪式，呈现了远古意味的民间，表现了氤氲浪漫的情怀，营造了闳容悲壮的意境，显现了永恒镜照的民族精神，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原创作品。

当然，因为艺术创新永远都是在多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可能性，所以随着可能性一旦转为事实的艺术作品，就总会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不足，甚至遗憾。从该剧来看，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如影视元素与内容不尽相符、最具上古特色的乐器编钟没有使用⑧、个别角色舞台调度不够合理，以及个别舞蹈段落融入感不够强等。对于这些问题，这个敬业实干、精诚团结、甘于奉献和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团队，已经有提高完善计划，因此我们可以相信，这部具有浓郁楚湘风味、高扬民族精神的跨界融合多媒体民乐剧《九歌》,必将成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当作艺术新作。

①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已经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的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

②参考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3页。

③[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④萧兵《楚辞与美学》[M],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⑤刘青曾指出：“到目前为止，我的任何一个作品都从未抛弃旋律，我希望旋律既能引起听众的共鸣，同时也能成为统一全曲结构的一个重要元素。”(刘青《从京剧中寻根——民族室内乐<煞尾>创作谈》[N],《音乐周报》2016-11-9)正因为如此，刘青的创作总是很“走心”,像管弦乐作品《妈祖》、国乐剧《春江花月夜》中的独唱《你误他》等，听后都会让人久久难忘。

⑥刘青《根·信仰——从作品<入漫>引发的创作随想》,人民音乐出版社2015年版。

⑦[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诗学六讲》[M],姜蕾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⑧据作曲家刘青说，本来已打算运用编钟，但因为受舞台条件限制，所以不得已而割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