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古代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横跨亚欧大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对各国的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孕育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精神气质。从当代民族器乐创作的趋势来看，以“丝路文化”为背景的创作不仅为当代中国民族器乐开辟了重要的发展方向，这条曾经贯穿中西历史文脉的古道，照亮了当代民族音乐创作的道路。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代中国民族器乐创作发展趋势的分析，探讨“丝路文化”元素在民族器乐作品中的体现，包括其音乐风格和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特点。通过阐释“丝路文化”在新时代民族器乐创作中的应用与表现，期望为民族器乐的创作、传承与创新起到推动作用。

关键词：民族器乐创作 “丝路文化” 文化特质

一、以史为鉴的追溯

一直以来，“丝路文化”对中国民族器乐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考古研究证实，被誉为“中国第一鼓”的鼍鼓，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乐器，出土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自1978年该遗址被发掘以来，至今已发现八件鼍鼓遗存。这些鼍鼓的鼓腔采用整段原木挖制，其鼓面则选用鼍皮制作，这一独特的选择可能归因于鳄鱼皮所具备的独特密度与张力特性，使得鼍鼓能够产生深沉、响亮且富有共鸣的鼓声。相较于其他材质，鳄鱼皮为鼍鼓提供了更为理想的声音品质[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独特的制作手法在新疆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鼓类乐器后裔中得到了保留与传承。

具体而言，新疆地区的纳格拉鼓，被誉为铁鼓，其整体制作工艺与华夏鼍鼓有着显著的印记相似性，结构上也基本一致。然而，随着冶金技术的进步，纳格拉鼓的材质逐渐演变为铁质。与此同时，与纳格拉鼓同属一类的还有藏族的达玛鼓、傣族及德昂族的抬鼓等，这些鼓类乐器同样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本土化，乐器名称也有所差异，但乐器的形制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特点。

进一步而言，纳格拉鼓与古代西域的羯鼓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渊源关系，这一发现不仅凸显了华夏礼制文明与“丝路文化”在跨越时空维度上的遥相呼应，更体现了文化交流对乐器形制的深刻影响。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不同地区的音乐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促成了新的乐器特色的形成。

正如民族音乐学家萨克斯所言：“乐器是迄今历史上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在这点上它对音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2]纳格拉鼓、达玛鼓等鼓类乐器的传播与演变，正是“丝路文化”影响下乐器交流与本土化的生动例证。因此，对于这些鼓类乐器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丝路文化”对中国民族器乐的影响，更能够为我们探索这段悠久的音乐历史提供宝贵的史实和史料。

二、古今联觉的文化衍行

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步兴盛，东西方音乐的交流日益频繁。琵琶、竖箜篌、胡笳等乐器被引入中原地区，同时，于阗乐、龟兹乐、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也加入了西乐东渐的行列。[3]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胡乐大规模且集体性地流入中原。在这一过程中，胡乐与华夏正声相互交融，鲜卑人的草原游牧文化与华夏文明及西域文明汇聚，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北魏音乐文化。这一时期的音乐交流与融合，隋唐时期标志着“丝绸之路”音乐交流的鼎盛阶段。唐代开放、自信和包容的对外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和艺术的繁荣。

以世界首部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为例，该剧生动地展现了对丝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民族器乐剧不同于其他戏剧体裁，它以器乐为载体进行叙事，选用具有标识性的乐器和器乐语言来演绎故事，突显器乐艺术的表现力和戏剧性。在乐器使用方面，除了汉族传统乐器外，还包括大量少数民族乐器、敦煌壁画中复原的乐器以及来自印度等国的共计73件民族乐器，真正实现了通过音乐和戏剧的力量让观众领略到“一带一路”沿线各民族国家的风土人情与音乐文化风貌。在表演形式上，演奏家与角色高度融合，通过器乐演奏与吟诵、台词对白、形体动作的有机结合，讲述了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突破了观众对民乐的传统认知。在音色音响方面，表现方式独特且丰富，或以外化乐器特色表达，或以合奏乐器的层次化内涵显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些现代民族器乐作品不仅传承了丝路文化的多样性，还通过创新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为丝路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音乐风格方面，该剧分为十六个曲目章节，每个器乐作品象征一个场景，将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整合在一起。每个曲目章节都体现出不同地域或民族的音乐风格。[4]例如，主题“佛门”表现中国传统文人音乐风格，“一念”带有西域胡人音乐特质，“问路”中表现魏晋风骨的阮独奏，“遇险”中代表维吾尔族音乐的萨塔尔独奏与十二木卡姆演唱等。《玄奘西行》将丝绸之路上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特色的音乐风格进行了有机融合和充分展示，体现了多民族音乐风格的融合。

三、当代创作的层叠转化

在“丝路文化”的背景下，其无形的外延导致了“丝路元素”作品创作范围的广泛化，以及情感表达的丰富性。从题材方式上，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首先，有些作品取材于民族民间音乐，例如交响乐《丝路风情》中的“望雪”，灵感来源于唐代祖咏的诗篇《终南望余雪》的意境，并结合西北“哭音”音阶，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符号的音调，从而构成了“丝路”古韵的民族民间音乐表达。其次，有些作品则从历史遗存的古乐记载中选取素材，例如一些作品以具体的“丝路”物象为描摹体裁，使用青海地域的音乐素材展现“云”或静谧或飘动时的乐象。再者而言，有些作品从文化意象中的蕴含来选取素材，例如“丝路长歌”将西北音调进行了整体性音响构造的现代表达，通过声部的叠加或减少，凸显并展现出“长歌”抒怀的苍茫、悠远意象。此外，在传统民族乐器作品中，也有不少“丝路元素”的经典之作。例如琵琶曲《昭君出塞》通过音乐塑造了一个凄美的形象，表达了王昭君远离乡关的思念与悲苦，同时也反映了丝路文化中的历史故事和人物命运。又如琵琶曲《凉州词（其一）》彰显了盛唐意气，传达出战士们的无畏，体现了丝路文化中的豪迈。在琵琶曲《十面埋伏》中，旋律激昂紧张，节奏明快有力，充分展现了战争的激烈场面，表现出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气势。

新时代下，随着音乐创作的现代化手段，“丝路元素”作品的创作在题材和体裁上更加多元化、时代化和世界化。除了传统的民族音乐形式外，大型民族交响乐体裁为“丝路元素”作品的诠释与表达找到了更多的方式。例如琵琶与管弦乐队《楼兰》，以唐代最为标识性的琵琶的弹、挑、吟、揉等演奏手段，来表现西北旋律，音色及其所表达的旋律较为明确，乐队营造的音响空间为其做了音色的衍展、烘托和转折。另一首作品《浮动》中，以梵音缭绕的打击乐渲染了佛教文化的意境，不断变化的色彩展现了“丝路”佛乐传播的真理追求之路，运用了琵琶音色为主导，但采用了非传统手法上的单纯音色，而是以乐队混色展现浮起与下沉的多种音响状态，给人以音响渐变、对比的整体性印象。古筝与管弦乐队《望雪》则以古筝更为宽度的吟揉产生的音色为载体，表达了古雅乐音阶，使人们仿佛进入了长安鼓乐坐乐的音响空间。

四、丝路器乐作品的文化释义

民族器乐中的丝路元素蕴含着深厚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诸如箜篌、琵琶等乐器，它们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不仅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辉煌历程，更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物质载体。[5]这些乐器不仅是音乐的传递者，更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它们承载着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文化传统、艺术风格及审美观念，构成了丝路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民族器乐中，丝路元素所展现出的民族精神，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开放包容性、勇于创新的勇气。例如，哈密艾捷克作为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杰出代表，既彰显了中原文化对其的深远影响，又保留了西域文化的独特韵味。民族器乐在历经岁月洗礼的过程中，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与传承力，这无疑是坚韧不拔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民族器乐通过其独特的音乐语言，搭建起不同民族文化间相互理解的桥梁。全国政协委员刘月宁指出，民族乐器及其艺术表现形式，可成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当前，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正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些蕴含丝路元素的民族器乐作品，在文化共享与国际交流的背景下，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机遇。

民族器乐中的丝路元素还能够有效增强人们对丝路文化的认同感。以“欢乐春节”云端大展——《丝路弦音》民族乐器与文明互鉴展为例，该展览通过线上方式将视觉与听觉完美融合，展现了弓弦、拨弦、吹管及打击等丝路乐器的独特魅力与丝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美好图景。此类展览不仅让人们深刻感受到丝路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增强了人们对丝路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民族器乐作品中的丝路元素，还能够激发人们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与热爱，进而促进丝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丝路文化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共同创造的文化瑰宝，它展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共同性。而民族器乐中的丝路元素，则以音乐的形式生动展现了丝路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使人们对丝路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与认识，从而增强了对丝路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6]。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古代丝绸之路时期乐器的交流与传承，到当代民族器乐作品对丝路元素的广泛运用与创新发展，无不彰显了文化交融的广泛性与深远性。从文化价值、创新表达的层面来看，这些元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勇于探索创新的勇气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特质。这些作品不仅生动展现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音乐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与独特魅力，更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审美体验，为民族器乐艺术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进一步而言，民族器乐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与载体，其发展历程深刻反映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与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詹伊宁.逢逢鼍鼓：先秦礼器遗音[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4(17):107-111.

[2]董维松、沈恰编.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56-57。

[3]唐承文.从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看中国器乐演绎的创新与回归[J].人文天下,2023,(10):64-67

[4]闫铮.“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J].黄河之声,2019,(10):16-17.

[5]喻娇.“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的文化叙事与艺术特征[J].戏剧文学,2022,(03):118-123.

[6]颜晨.以丝路文化遗产谱写文明互鉴新乐章[J].文化产业,2024,(28):145-147.

作者简介：邓生泽，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2024年甘肃省教育厅高校教师创新基金项目“丝绸之路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弓弦艺术研究”（项目编号2024A-2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