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两创”背景下，新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与民族文化的创新载体，已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有效媒介。“新乐府”厂牌以“民族音乐，世界表达”的定位成功开启国乐复兴与出海的跨界企划，在兼容并蓄中实现了新民族音乐的“国际向”创新。其作品从民乐艺术的意境表达、民乐文化的融合想象及民乐本体流行改编三方面为中国民乐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创新思路。同时，“新乐府”秉承与世界接轨的“跨界融合”理念，聚合海内外KOL形成跨国传播矩阵，通过视听结合的包装策略和IP营销手段，实现了新民族音乐的产业化运作与创新性发展，有效提升了中国民乐的国际传播效能。
【关键词】新民族音乐；新民乐；“新乐府”；两创；国际传播
一、民族音乐与新民族音乐
音乐既是人类的天性与本能，又是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特质，是人类的七大潜能之一。①《史记·乐记》讲：“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者。”认为音乐既可以让人血脉流通，又可以调理人的精神气性。意大利文艺理论家格罗塞指出音乐并非不分国界的世界语，而是由特定公式构成的“方言”。②通过音乐这一对象认识民族自身与社会文化的研究逐渐兴起，民族音乐也被认作是携带民族记忆与沟通人类情感的重要传播介质。
新民族音乐（以下简称“新民乐”）是New Age（新世纪音乐）的分支，从形式上来说是把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乐器、乐风、节奏与音乐风格再组合，本质上则是将不同民族文化融合与重组，创作出交汇各民族情感共性的新音乐作品。21世纪初，将中国传统音乐与世界流行音乐元素进行融合成为音乐制作的新潮，涌现出一批以“女子十二乐坊”“山鹰”“红樱束”为代表的新民乐演奏组合，赢得海外受众较高关注。
二、“两创”背景下新民族音乐研究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③。“两创”背景下，新民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与民族文化的创新载体，学界也逐渐重视其在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侯燕以蒙古族传统马尾胡琴类器乐为案例，分析了“传统与创新”两条音乐发展路径在新民乐中的艺术实践，认为其在形制的创新中注入了现代新的文化思潮与审美观念，实现了新的传统回归④；秦懿从民乐传播的角度出发，以《新民乐国风夜》为案例，分析并探讨民乐在新时代创新传承及传播的新途径⑤；杜涓则提出了“移步不换形”“传承与创新并重”“泛技法”的新民乐创作特征，认为新民乐作品对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与主体精神都具有重要价值⑥；冯根荣也针对当代新民乐的现状提出了思考，认为目前的新民乐创新形式较为单一，与现代音乐元素的融合较为呆板，还应在吸纳现代音乐元素中形成自身的艺术体系，才能实现持续性发展⑦。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以少数民族音乐为案例，从音乐学角度探讨了新民乐的创新。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新民乐的创新研究往往从音乐学或传播学两个角度切入，很少将二者结合进行探讨，且研究视角集中在国内，针对海外传播研究较少。本文采用北京十三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旗下的“新乐府”世界音乐厂牌作为个案研究，对其公开制作并发行的新民乐本体进行艺术分析，并在国内外平台搜集厂牌举办的活动资料进行整理归纳，以厂牌对民乐国际化的创新与传播策略为例，为中国新民乐以及更多传统文化在海内外的创新与传播提供参考。
三、兼收并蓄：新民族音乐的“世界向”制作理念
艺术媒介作为艺术生产和再生产的载体和工具，是艺术传播的基本介质⑧。新民乐作为大众艺术，其传播媒介的生成介质即是民乐制作中声音、节奏、旋律的表达。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音乐就在广泛吸纳外来乐器，结合中原音乐本体特征对外来乐器在乐器形制、演奏法、音色等方面加以改造、改良⑨。这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胸怀既推动着中国民乐的发展，也显示着民族文化的衍变。本研究立足于艺术传播的研究方法，综合传播学、音乐美学的视角，从艺术性、民族性与大众性三方面拆解“新乐府”对新民乐的创作理念与方式。
（一）艺术性：意境空间中的情感对话
唐代诗人王昌龄曾提出“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与意境。传统中国文论在作诗、赋曲时都格外重视意境，讲究意念之象与情境之感的融合。跨文化传播中，语言符号往往是造成文化折扣的主要缘由。而通过节奏、旋律、音色、和声、复调等运动规律组合的音乐，可以略过文本语言，在物境、意象中达到更深层的感受合意，为文化交往提供另一种思路。
音乐意境存在于动态变化的主体间，这使得原有的客观物象的局限能够不断被打破并重建⑩。一方面，通过构建物境再现自然界中的声音，如风雨声、流水声等，用音响模仿现实生活与自然界的声音，达到寓意模仿的效果⑪，以不同音响组合勾连特定的物境联想。另一方面，音乐作为表达人类内心情感的语言形式之一，可以动人之情。《礼记·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声，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音乐也便成为传达主体审美情感的重要媒介。
以《新乐府 | 名舞虚》专辑为例，其中《西部迷思》将传统中国乐器琵琶、古筝、笙与传统爵士踢踏舞节奏进行融合，用美国乡村元素和中国北方三弦说唱构建虚幻西部世界中小酒馆的故事情境。《超越未来》则将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念白与现代感合奏结合，借诗词表达现代人的悲欢离合。整张专辑中民族乐器既发挥了自身的物境联想，又摆脱了具象的音乐思维，与世界中的他者交融，共同构建出不同地域下的意境想象。
另一张专辑《新乐府 | 行山》邀请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采用从大自然采撷的原料做成的乐器——木头、竹子、铜、晒干的鱼皮等。借鉴传统山水画对山的描绘手法，以峦、坡、岭、谷、峰为曲命名，讲述两位来自中东异域的旅人深入莽莽大山，领略奇峰峻岭，与山里的原住民从陌生到熟悉、从猜疑到信任的故事。该专辑通过自然音响的组合寻求一种散化、自由、写意式的音乐创作，以达到一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意境体验。
（二）民族性：地域文化间的跨越想象
音乐风格的形成、特定乐器的构造都和地理环境、出产物质材料的特征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⑫。诗歌的开端《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即十五个国的民歌，与风相适应的社会群体共同的、持续的行为习惯为俗⑬。《汉书·礼乐志》中言“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华夏文明社会治理的核心“礼”，正是依靠风与俗来体现。而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音乐史上就一直存在着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民族性与兼容性便成为概括我国音乐发展的显著特点和历史经验⑭。
民乐的二度创作是诠释作品内涵与意义的再生产的过程，通过演奏者情绪的注入，引起深层心理体验，赋予音响动态结构以新的“生命形式”⑮。而以借鉴的方式充分利用外来音乐形式创作出具有民族内核的新音乐作品，便是演奏者进行民族精神与文化的艺术想象过程。“新乐府”大量选取了代表地方风情的民歌，交由不同国家的制作人进行二度制作，以在音乐交流中实现民族文化的融合交往。
在“全球大拜年”的专辑企划中，“新乐府”选取地方春节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中的民乐进行二度创作。其中《步步高》原是广东音乐家吕文成创作的地方民乐，其旋律轻快激昂，节奏明快，音浪迭起迭落，欢快的韵律与拉丁民族音乐风情颇具相通之处。古巴国宝级乐团Vocal Sampling以阿卡贝拉的演唱方式，用人声替代器乐声，结合对拉丁音乐的理解重新阐释了这一经典民歌。全网上线后迅速传遍各社交平台，共获得300多万播放量，成为近百万人春节期间在抖音平台使用的视频BGM。
（三）大众性：流行改造中的变与不变
儒家将音乐分为三层：“声”“音”“乐”。“声”为有感而发，“音”以韵律传情，“乐”可教化子民。在儒家看来，大众性并非强调音乐的传播范围，而是注重音乐教化大众的功能，礼乐文明也由此体现。思想家梁启超言：“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⑯全球化时代下，民乐大众性的改造也便有了双重目标。一是传承民乐精髓的前提不变，并改编其成为符合新时代精神气质与意识形态的新“雅乐”。二是在接轨世界中实现新变，在创作、表演、制作等方面打造流通海内外的流行民乐产品。对此，“新乐府”与中国唱片集团联合推出“国乐复兴计划”，创作出一系列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艺术审美与大众传播的音乐作品。
《新乐府|国粹Remix》是以传统戏曲的二度改编为主的专辑。其中，歌曲《迷粤》撷取了《帝女花》和《紫钗记》中经典唱段，糅合传统戏曲的唱念做打，伴奏将现代西洋乐器与古筝、琵琶相融，配合经典电子制作手法，赋予了传统粤剧潮流质感，使其听感更符合年轻一代的喜好。该专辑不仅在Apple Music世界音乐榜（香港区）霸榜，同时也在GMA全球音乐大赏中收获银奖，充分证明了民乐大众性的创新价值。此外，整张专辑还融合了Funky、New Soul、Lounge Music等现代流行曲风，经改编后的《满江红》在快手平台播放量更是破亿，显示出民乐流行性改造的巨大潜力。
四、跨界融合：新民族音乐的品牌出海
艺术传播的另一基本介质为艺术作品的公共传播介质⑰，即新民乐作品的传播环境、传播渠道、传播形式等。对此，“新乐府”作为孵化器为传统民族音乐传承人提供平台，以民乐的现代化包装为主要生产策略，秉承与世界接轨的“跨国界”制作定位，不仅在民乐制作层面取得诸多突破，也以“跨界融合”理念实现了新民乐的产业化运作与可持续传播，为传统民乐的创新性发展开辟路径。
（一）以人为媒：聚合KOL形成跨国传播矩阵
KOL意指在社交平台粉丝数量众多、具有较高影响力与传播力的中介力量。“新乐府”采取“创作+传播”为一体的孵化器策略，以人为媒，对内挖掘优质民族音乐人与素材，对外则接洽国际音乐人展开民乐制作，聚合KOL打造新民乐跨国传播矩阵。
一方面，“新乐府”不断挖掘音乐新人与民乐传承人，为其提供资源支持，培养“原生态”的民乐KOL。国内推出“寻声计”计划找寻“野生”音乐人，作为民乐创新的种子力量，其中包括以潮汕话进行传唱的民谣乐队野草寮，以新潮电子音乐制作为代表的Strawberry Lust等。与快手联合推出“国乐复兴计划——吹拉弹唱露一手”活动，挖掘原生民乐手与优质作品，吸引了知名唢呐演奏家陈立宝、西北音乐人张尕怂等传承人参与，征集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2.4万个。厂牌推出90后年轻民乐演奏家创意团体AKA新·民·气，作为厂牌的“门面”参演各大晚会，在挖掘民乐素材的同时培养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开辟出一条符合年轻人气质的新民乐传播思路。
另一方面，厂牌将自身作为世界民族音乐交流的中枢，通过海外音乐人驻留计划邀请国际顶尖音乐人来华，与中国音乐人一同为其量身打造作品，借海外KOL影响力扩大新民乐的国际传播力。“新乐府”在其《浪春》专辑中与火爆欧洲大陆的电音音乐家“小红人”Shtuby合作，在扬州进行电音《杨柳青》广场舞、即墨古城汉服国乐快闪等活动，为民乐开辟了现场表演的动感传播途径。
此外，厂牌建立国际音乐人合作体系，搭建了传递中国声音的世界窗口。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邀请来自19个国家的50位音乐人共同翻唱、演奏了由各国语言组成的公益歌曲《在路上together》，抚慰人心的同时传递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
（二）融情于乐：叙事传播增添民乐文化价值
故事是对事件和状态的复现或虚构，也是人类传播信息的重要媒介。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感性语言，本身也是一套讲故事的符号系统。与用文字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它是通过艺术性地构筑音响，制造一种听觉体验⑱。这种体验注重情境想象，听者勾连的故事虽各有不同但都存在着情绪共性。因而用民乐讲述故事，也是跨越古今与民族文化隔阂的重要介质。
在以民乐讲述现代故事的尝试中，“新乐府”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其一，调用传统与现代的音乐元素，建构一个虚幻的社会集体故事，回应现代人的精神课题。
作品《蓝狮阿明》中，“新乐府”采取了故事音乐中典型的三段式结构，将具有律动感的Trap与中式打击乐相配合，打造出科技感的现代意象与忙碌感的生活现状。歌曲从赛博朋克的物境描绘、主人公在都市中迷茫的情境勾勒、再到回归家乡的初心唤起，深刻击穿了当代年轻人的情绪痛点。以此为BGM的抖音话题“#雄狮响南海”也超过了亿次播放量。
其二，对传统文化故事进行改编，赋予传统文化以现代想象。《乱弹国风Ⅱ》专辑中围绕11位中国古典女性，跳脱出刻板化的女性叙事和人物形象，以现代视角重新赋予古典女性力量。其中单曲《美人醉》把杜十娘从怨恨与无奈的古代悲剧女性形象中解放，将她刻画成为了果决与洒脱的新女性形象。
此外，“新乐府”通过海外音乐人合作企划，以民乐的形式共同谱写世界眼中的中国故事。这种故事并非具体情节的呈现，而是针对文化故事进行一种想象性的音乐描绘，从而让各国听众在熟悉的音乐体验中展开自己的思考与联想，直至产生共鸣。在专辑《新乐府|炎》中，中国传统器乐家于淼、关婷、汪洪与韩国乐队东洋高周波合作，对彼此代表民族文化特征的故事进行了音乐汇编。歌曲从韩国京畿道的巫乐，到雨夜中的北京与汹涌的黄河，再到盛唐扬州与韩国宫廷，不仅用现代音乐技法融汇两国传统器乐，也搭建出世界年轻音乐人视角中的中国，共同探索东方音乐的自我身份认同。
（三）视听交融：沉浸式传播建构互动空间
在以用户内容生产为主要特点的网络社会中，视听结合成为内容生产的主元素。用户对于音乐的消费也并非局限在“听”这一简单的肢体动作，而更多以一种参与式的姿态进入到音乐大众文化的生产中。不仅民乐的传播渠道与方式发生改变，民乐现场的表演方式与消费模式也发生了改变。“新乐府”敏锐捕捉到这一变化，采取沉浸式、互动式的民乐包装策略，拉近了传统民乐与新世纪听众间的距离。
首先，“新乐府”不断探索民乐现场的互联网传播模式，推出民乐类综艺节目《新民乐国风夜》。将中国民乐与流行音乐、戏曲、诗词、武术、舞蹈等舞台表演形式跨界创新结合，以电影化制作手法呈现，丰富民乐可视化表达。其次，创新民乐欣赏与消费的大众形式。在苏州树山举办的丰收音乐节中，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在几千平方米的“稻田栈道”上弹唱，观众既可驻足合唱也可以录像分享，打造沉浸式和互动式的听众体验。再次，以视觉元素包装民乐本体，传递民乐故事。
在《新乐府|五行》专辑中，MV将三位音乐家的即兴创作的过程与舞台后的皮影表演相结合，艺术家以各自对“五行”概念的理解，将节奏和情感的共鸣合为一体，视觉效果出乎意料。最后，打破传统民乐演奏模式的刻板印象，“生产”更多演出空间。以千灯国潮音乐节为例，将原本在室内的民乐合奏搬到了文旅街区的露天场景下，达到创新表演空间、宣扬传统文化与宣传地方文旅的三重传播效果。
（四）IP营销：品牌传播提升民乐产业效能
品牌营销中，IP指具有长期生命力和商业价值的跨媒介内容经营。“新乐府”不仅以唱片工业制作与市场流通的方式进行新民乐传播，也在开发民乐创新之外的更多文化项目。对外建造起民乐+文化IP的营销传播生态，内部则完成了由B2C到B2G2C的综合营收链路。
在国内，“新乐府”带动地方文化IP的产业化发展，赋能城市文旅的宣传与建设。与景德镇、扬州、成都、青岛等多地政府合作，结合属地文化计划建立线下音乐综合体，配套开发孵化音乐人、制作城市音乐专辑、办音乐节，开发文创产品、音乐民宿、民谣餐吧以及少年儿童器乐培训空间等，从内容建设上推动各地文旅产业的升级。“新乐府”与苏州树山本土音乐IP打造的《水绣》专辑，不仅让中国的评弹、昆曲首次以世界音乐形式在国际上斩获大奖，同时建成了集民宿、录音棚、酒吧为一体的“十三月·民谣家”和苏州树山“乡村音乐会客厅”等。
针对国际市场，“新乐府”与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了音乐跨界项目IP“国乐复兴计划”，以合作企划的形式推动品牌出海。此计划吸引了国家大剧院作为项目合作方，合作的艺术家横跨全球，包括国际知名民乐大师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十余国优秀艺术家。该项目也在WOMEX世界音乐博览会中成为第一位中国参展商，向来自全球近90个国家的2500多名音乐专业人士展示了中国声音。
结 语
新时代的传统音乐应带有新时代特质，这种特征在民乐中则体现为兼具文明主体性和交互性的新世界音乐形式之中⑲。“新乐府”对传统民乐的创作思路与传播策略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从民族音乐符号中提炼中华文化精神，利用音乐的跨文化优势进行全球性的互动交流，这一整套民族音乐的创新体系对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也具有借鉴意义。与此同时，通过梳理新民乐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传播机制，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案例参考。
文章来源：本文刊于《北方传媒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