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文化认同，不仅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精神支柱，更是一股深植人心的文化力量，其认同并非局限于传统角度，而是在现代社会多重机制中得到新激发和转化。作为一种内生力量，它不仅能连接族群内部历史记忆，也能推动民族乐器世代延续，不断影响着乐器传承方式与传播路径。本文从宗教信仰、地域文化、制度保障等维度，以苗族芦笙、山东筝为案例，探究文化认同在情感、仪式、传播层面对民族乐器文化生命力的激活与维系，同时结合现代文化内涵与社会机制，探讨其为民族乐器可持续发展和创新提供的支撑，进一步阐释文化认同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民族文化认同 民族乐器 文化传承 文化自信
一、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乐器传承的关系及积极作用
民族文化认同不仅能帮助个体建立归属感，更是民族文化得以世代延续的核心支撑作用。对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种认同深入人心，体现在族群成员对传统语言、宗教信仰、重大节庆仪式以及民族服饰乃至音乐方方面面自觉维护中。民族文化作为民族文化审美与民族精神交汇点，其意义在于文化认同具象表达和实践，也是连接其历史发展与未来传承的桥梁。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不仅能强化族群凝聚力，也能为乐器传承提供情感动力和制度保障。从民族情感出发，民族文化认同建立，意味着个体对本民族文化产生尊重与自豪，这种情感不仅是一种内在自我认同体现，也是传统文化价值内化和传播的体现。正是这种认同感使得个体在面临主流文化冲击时，依然愿意通过演奏、学习或推广民族乐器捍卫其文化立场。使乐器不仅只是作为一种音符载体，更成为其文化记忆具象化符号，承载着历史和情感双重记忆使命。
在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中，乐器演奏不仅仅是一项艺术技能，其意义更在于他肩负体现历史文化使命。例如蒙古族马头琴，它每一次演奏背后都承载着家庭叙事、节庆仪式和宗教仪式的深厚内涵。其装饰图腾、演奏姿态以及其音乐内容，更是成为蒙古族文化认同最具特点的可视化符号。演奏者也不仅只是参与者，更是文化传递者和再创造者。此外，民族文化认同还深刻影响着乐器风格稳定性和个性化保存。当一个群体强烈认同自己文化时，他们倾向于坚持自己独特音调系统和审美标准，这种坚持不仅能够帮助他们避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产生风格趋同，还能强化其文化市场辨识度。
文化认同体系通过制度化逐步完善也能获得更广泛的保障与延续，制度化保护不仅能提升民族乐器文化地位，还能将其纳入教育、传播、文创等现代产业链中。在许多民族地区，音乐节、非遗演出和民族器乐比赛等活动如火如荼，吸引大批公众参与，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热情参与让他们自然地生出浓烈的民族文化认知与情感归属。在认同感不断激发与更新过程中，民族乐器得以在传统与当代之间灵活穿梭。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传承和创新的结合，民族乐器不仅能保持传统韵味，还能在新文化语境中焕发新生命力。
二、民族文化认同在民族乐器传承中的实现途径
（一）宗教信仰与民族认同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文化共存共同体中，民族文化认同始终在传统乐器延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乐器作为信仰与仪式的具象化载体，深深根植于特定民族宗教仪式、节庆活动和集体记忆之中。宗教礼仪赋予音乐以神圣性，而民族认同则为其传承提供情感基础与社会支持，使其传统乐器能够跨越时空，在族群内部得到持续发展。
芦笙作为苗族代表性乐器，它早已不单纯只是一件乐器，更是一种苗族文化身份的具象化符号。对于文山地区苗族而言，芦笙不仅在节庆中用于娱乐，更承载着祭祖、祈雨、送灵等重要宗教功能，象征着人与自然、祖先与后代之间的精神纽带。例如，谚语“听见芦笙响，不跳脚杆痒”便生动体现出芦笙在日常文化习俗中的地位。在苗族芦笙节、花山节等重要节庆中，芦笙吹奏是仪式核心环节，其声响被认为具有驱邪祈福等神秘力量。而芦笙师不仅技艺高超，还精通祭祀仪式，其地位堪比宗教文化传承者。这种制度化角色建构，不仅能保障芦笙技艺世代传承，也使得芦笙成为苗族社会文化核心载体。从其文化内部角度看，苗族芦笙呈现出一种典型的由竹子－芦笙-音乐－舞蹈－祭祀－民族文化构成其“文化闭环”。这个闭环结构使芦笙在娱乐与信仰之间转化得游刃有余，并能在不同文化场景中生成新表达形式。在黔东南苗族社会中，芦笙与祭祀活动紧密相连，构成其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受万物有灵观念影响，苗族先民认为亡者需通过隆重祭祀方能回归祖先世界，而芦笙歌舞正是“娱神引灵”的关键媒介。在“起笙（舞）”仪式中，巫师需吟唱芦笙起源古歌，讲述芦笙由天而降、用于祭祖的神话叙事，强化其神圣属性。黔东南、黔南地区每隔十三年举行一次鼓藏节，需杀牛祭祖，连续吹跳芦笙三天三夜，以芦笙词调祈请祖灵降临、庇佑子孙。其中，流行于雷山地区的芦笙曲《祭祀歌》（苗语称“敢波欧略”）尤具代表性，该曲在鼓藏节开幕时吹奏，用以纪念苗族祖先、追述族群历史，体现了芦笙在祭祀、历史记忆与民族文化传承中的核心功能。①苗族芦笙文化既能表达其宗教信仰，也反作用于社会仪式和情感结构重构中。乾隆《镇雄州志》中提到，“每于岁正，择地树芭蕉一株，集群少，吹芦笙，月下婆婆歌舞”，这一记载充分展示出芦笙音乐在宗教和其社会中深受影响，证明其在族群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随着社会发展，苗族芦笙文化也随着时间持续演化。
从最初农耕时一种伴奏工具，到如今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舞台表演和文化产品，芦笙逐渐融入到现代民族音乐语境之中，成为苗族文化传播及其民族形象建构的重要符号。苗族芦笙制作过程本身充满着工艺智慧与文化密码，其笙管长短不一、通过气流振动簧片发声，不仅是数学与美学的精妙融合，也承载着该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交融转换的实际功能。这种精神象征到商品形态转化，展现出文化认同的自然延伸，也是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路径。
芦笙演化和传承是民族文化与民族乐器传承发展之间的一种普遍逻辑，就是当民族文化认同深植人心时，传统乐器便不仅仅是声音传递者，它们已经成为文化认同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这种民族文化认同所提供的稳定动力，使得乐器不仅牢牢扎根于传统社会，还能够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不断生长和创新。通过民族文化认同塑造与现代化融合，民族乐器得以传承其传统精髓，还能在当代社会中展现出新艺术魅力与深远影响。
（二）地域文化认同与民族乐器的地方化传承
地域文化认同是指一个群体基于共同地理环境、历史背景、语言习惯、风俗习惯等因素，形成特定地域文化情感认同和归属感。这种认同不仅涉及对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欣赏和尊重，还体现为群体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对本地文化传统的自觉传承与维护。地域文化认同能够强化群体内部凝聚力，并促使其在面对外部文化冲击时，保持自身独特文化特色和价值观。地域文化认同也能进一步强化民族乐器社会认同和文化价值，使其不仅在传统社区中延续，也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活力。
自秦汉时期起，古筝逐渐从中国西北地区传播到全国各地，并与地方传统戏曲、说唱和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河南筝、山东筝、潮州筝、客家筝等四大流派，它们在筝曲风格和演奏技法上各具特色，展示出古筝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的独特表现。鲁西南菏泽、聊城、郓城、鄄城等地素有“书山戏海、筝琴之乡”之美誉，其深厚的地域文化认同为山东筝在传承与发展方面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山东筝派作为中国古筝艺术主要流派之一，正是发源于鲁西南菏泽和聊城地区。该流派以刚劲有力、优美动人的音韵及独特的艺术风格著称，是全国范围内重要的筝派之一，也因此在中国音乐舞台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②在这片地域中，深厚的文化氛围为传统音乐普及和传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当地民众对传统音乐接受度和参与度极高，为山东筝的社会传播与代际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
地域文化认同深度塑造了山东筝的艺术风格，更稳固了其风格的持续性与纯粹性。山东筝独有的“八板体”结构、刚劲的节奏与浓郁的地方音色，正是齐鲁文化“刚健朴实”精神的音乐表达；其经典曲目《汉宫秋月》《高山流水》等，以山东方言调式为旋律基础，与山东琴书的语言音调自然契合，这种音乐与地域语言的共生关系，既保留了鲜明的地方性特征，又大幅提升了山东筝的文化辨识度，使其在全国筝乐体系中独树一帜，彰显出鲁文化的深厚底蕴。
地域文化认同也为山东筝创新带来强大动力。随着现代音乐教育快速发展以及多元文化传播不断推动，山东筝演奏者在保留传统结构和地方腔调基础上，逐渐融入民间小调、地方戏曲和现代音乐元素。《大八板》《隐公自叹》《庆丰年》等传统山东筝曲，因其与山东琴书、民间叙事音乐和节庆文化的深度关联，成为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音乐载体。与此同时，小板筝曲如《凤翔歌》《天下同》等作品，通过对地方说唱和民间旋律的器乐化改编，使原本依托口传的地方音乐资源进入现代舞台与教学体系，实现了文化记忆的当代表达。这类创作既延续了鲁文化朴实、刚健的审美精神，又在结构与表现层面呈现出新的可能性。这种融合为山东筝带来曲式、和声及调式创新，使其焕发出新的表现力。通过这些创新，山东筝在保留其鲁文化地域特色基础上，还能赋予其全新的艺术生命，展现出强大的社会活力。这种变革不仅能彰显民族文化认同在乐器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也进一步证明，文化认同既是传统艺术延续的动力源泉，也是推动创新与发展的文化土壤。
（三）民族自信与国家认同
在新时代文化复兴背景下，民族文化认同不仅仅只局限于族群内部情感联系，它逐渐上升为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身份转变，为民族乐器制度化保护与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撑和社会基础，使其从地方性文化资源走向国家文化资产，逐步走上制度化传承与现代化融合发展道路。通过教育体系、非遗政策、媒体传播等现代道路，民族文化认同不断推动民族乐器在当代社会中存续与创新，形成以认同为核心动力的文化循环。
国家对民族乐器制度性扶持不但能大大提升其社会地位，并且能加强公共文化资源配置。自2006年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以来，多个民族乐器及其技艺被纳入保护体系。此举不仅能明确这些乐器文化地位，还为它们传承提供法律和财政保障。例如，内蒙古火不思早在2007年便被列入非遗名录，这一举措能为火不思传承提供资金支持，并逐渐将其纳入各级艺术院校课程体系，推动乐器传播和普及。这一转变使国家文化认同通过制度化手段得以落实。
教育系统也已成为民族乐器传承的关键平台。在高等艺术院校和民族师范院校，民族乐器已被系统地纳入课程体系，从基础普及到高等研修，逐渐形成完整“教－学－研”一体化模式。以南京艺术学院为例，该校乐器修造与乐器学研究专业涵盖乐器制作、修复、演奏等多个领域，还为学生提供全面了解民族乐器艺术和技术的机会。通过这一平台，学生不仅能够继承传统技艺，还能培养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责任感。南京艺术学院还通过组织学术研究与实地考察，邀请国内外专家开展交流，促进学术与实践结合，为民族乐器现代化与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正是这些举措，推动民族乐器传承从地方文化保存逐步融入现代社会新表达，成为文化创新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媒体与数字传播平台在当代民族乐器传播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在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制作团队巧妙地将二胡、笛子、古筝等民族乐器与现代交响乐元素融合，不仅能增强影片的情感深度，也能强化中国传统文化认同感。③通过民族乐器的旋律，电影展现出中国人民的坚韧与牺牲精神，并为国际观众提供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窗口。与此同时，随着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广泛普及，民族乐器演奏视频和音乐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并吸引大量年轻人关注，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认同效应，进一步推动民族乐器社会接受与认同。
制度化传承机制还能激发地方政府和社区文化行动力，形成国家认同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例如在广西、贵州、内蒙古等地，地方政府通过举办文化节庆、传统乐器比赛、非遗进校园等活动，增强民族乐器在本地社会中的仪式价值和文化认同感。例如，壮族天琴传承通过打破“女性禁忌”这一制度性障碍，激发地方妇女积极参与，形成地方文化与社会变革互动。这一从制度激励到文化参与的过程，生动展现了民族文化认同如何转化为切实的文化驱动力。
国家文化认同的构建通过非遗保护制度、教育体系和媒体平台等多重渠道，推动民族乐器走向系统化、标准化和公众化。制度化力量不仅能保障民族乐器长期传承，也能提升其社会能见度和文化影响力，构建起从民族认同、国家政策、文化实践三方有效互动的配合体系。民族文化认同不再仅仅是地方性的情感归属，它已经成为推动民族乐器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的重要动力来源。
结语
从宗教礼俗到地方习惯，从家庭教化到学校课堂，民族乐器的每一次奏响，都是一场文化认同的召唤与呼应。这远非单纯的音乐演奏，更是族群与自身文化之间的心灵共鸣。无论是苗族祭祀仪式上的芦笙、山东乡土旋律中的古筝，还是壮族天琴文化的革新之声，民族乐器传递的不仅是音符，更承载着深厚的情感、鲜明的文化认同与鲜活的历史记忆。由此，我们得以清晰窥见民族文化认同如何在情感、结构与制度等多个层面，为民族乐器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在传统与现代交汇的时刻，文化认同赋予民族乐器全新的生命形式。这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怀念，更是对未来的延续，是一种不断回响的文化共鸣。它们不再是单纯的历史遗物，而是新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这种由民族血液里传出的文化共鸣，使得民族乐器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在新时代洪流中焕发新生命，成为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
注释：
①侯健.试论文山苗族芦笙文化的社会功能和研究价值[J].民族艺术研究，1996,(02):55-58.DOI:10.14003/j.cnki.mzysyj.1996.02.008.
②顾海珺.山东方言对山东筝派艺术风格的影响[D].吉林艺术学院，2020.DOI:10.27164/d.cnki.gjlyc.2020.000163.
③施贞宇.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配乐中民族音乐特色及启示[J].电影文学，2024,(19):119-123.
文章来源：乐器,2026,(03):1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