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近代音乐家刘天华将民间的胡琴进行了形制上的革新，通过丰富其演奏法，创作独奏曲，将其纳入专业教育领域等一系列举措，引领了二胡艺术在之后一个世纪的全面发展。

六十年前，当代音乐家王惠然亦将民间的“土琵琶”改造成新型柳琴，逐步完善了演奏法，将其带入民族管弦乐队中，为它创作独奏、重奏、协奏等形式的作品近百首，使之成为当下最普及的民族乐器之一。可以说，王惠然引领了当代柳琴艺术的迅猛发展。

从部队文工团的琵琶演奏员，到柳琴改革家、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教育家集于一身的杰出音乐家，王惠然始终跟随时代的脚步，凭借自己的执着与对音乐的挚爱，以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弘扬、传播民族音乐文化的事业中，极大推动了民族弹拨乐的发展，也成就了自己辉煌的艺术人生。

一、寻音追梦（1936-1956）

上海，这座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城市，仿佛拥有更多的地理优势，让其处于西方近代文明风气进入中国之先。中西文化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并存，形成了这个商业城市的文化特质。

1936年12月10日，王惠然出生在黄浦江畔，父亲经营一间小百货店，虽不是商贾富户，却也是温饱无忧。在那里，热爱文艺的王惠然度过了儿时与少年，直至20岁去北京参军。

彼时的上海，遍布着近千家茶馆，许多兼有书场，上演昆曲评弹引来茶客。

王家附近就有这么一个设有书场的茶馆，王惠然和哥哥便被饶有趣味的“双档”评弹[1]迷住了。他们常常蹲在评弹艺人前面，哥哥盯三弦，弟弟学琵琶，一招一式默默记在心头。就这样，对琵琶的向往和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音响记忆编织出他儿时的梦想，音乐人生便从这里启程。

王家兄弟对评弹的痴迷传遍了整条弄堂。索性，兄弟俩带领一众伙伴成立了评弹乐社——“静社”，而社址就设在自家的堂屋。每逢周末，大家自编故事，排演节目给街坊邻里看。兄弟俩还一度加入了当时上海颇有名气的“中西社票房”，常常应邀去电台表演，这使王惠然获得了宝贵的演奏经验，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

50年代初期，风靡上海的越剧吸引了王惠然，便与哥哥成立了“新音越剧音乐组”，学习排演越剧唱段。因无法现场观摩演出，王惠然只好凭借收音机，仔细听记，自习琵琶段落，尝试编排伴奏音乐，并由此萌生了以音乐为职业的想法。

对越剧的痴迷让他决定放弃学业去参加越剧团。近两年的奔波演出，虽生活艰辛，但初心未变。经过舞台的磨砺，王惠然得以较深入了解了南方戏曲音乐，为他日后的演奏与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芳华留声（1956-1976）

1956年，王惠然凭借灵动的文艺天赋与新颖的琵琶“四指轮”弹奏，成为公安军政治部文工团招收的新成员。这个黄浦区弄堂里迷恋评弹与越剧的“王小弟弟”，怀揣着音乐梦想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崭新的部队生涯。

虽已是独奏员，但渴望学习与进步的王惠然并未止步。文工团的领导专门聘请琵琶演奏家李廷松先生来指导他。半年时间，在老师的精心调教下，这位初出茅庐的文艺新兵逐渐掌握了琵琶传统乐曲的风格与技巧，也深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1957年夏，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青年艺术团成员，王惠然随其所在的文工团远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期间，莫斯科广播电台邀请他录制一首琵琶曲。在等候录音时，王惠然坐在楼道里忘我地练琴。美妙的琴音与丰富多变的音乐形象吸引了一旁驻足倾听的录音导演，立时决定请他录制全部乐曲！于是，这位年轻人演奏的琵琶古曲《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塞上曲》《阳春白雪》和自己的新作《月下欢舞》等五首琵琶曲被首次记录、永久保存在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音响库里。

苏联之行给了王惠然莫大的信心：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将中国音乐传递到异国他乡，报效祖国！

1958年，公安军文工团奉命撤销，王惠然和团里战友集体来到山东济南，并入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而当年参加莫斯科青年联欢节的民族乐队，由于在全军名气颇高，被保留下来成立了“前卫文工团民族乐队”。[2]

来济南不久，王惠然随团赶往临沂体验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当地柳琴戏剧团的伴奏乐器“柳琴”（也称“土琵琶”）所吸引，这个形似琵琶的物件，造型拙朴，两根弦，高粱杆做的七品，约有一个半八度。

凭着直觉，王惠然认为这是块可改进使用的“料”。

在当时，民族乐队中的弹拨乐组已有琵琶、中阮、扬琴等，中音区浑厚扎实，尚缺少理想的高音乐器。而眼前这件“土琵琶”声大势壮，正可填补空白。

在团领导的支持下，王惠然兴奋地开始对其进行改造。他先去柳琴剧团拜师学艺，很快掌握了演奏法，并记录下典型的唱腔曲牌与过门。多日的研习后，王惠然发现了“土琵琶”的弊端——形制粗糙，音域较窄，音色较杂，琴弦易断。如让柳琴融入民族乐队，必须改良。

1958年夏，王惠然带着精心构思的初步方案和团领导同志们的各方意见，踏上了柳琴改革的征途。与徐州乐器厂的工人师傅一起，在保持原有乐器特色基础上，从琴身、琴弦、品位等部位的材质和制作工艺方面进行改革。无数次的奔波与实验后，终于在1958年末，三弦24品高音柳琴研制成功。从此，柳琴从民间走上厅堂，成为民族乐队弹拨乐组的“女高音”。1970年夏天，历经十余年的摸索与调整，王惠然又研制成功了“四弦高音柳琴”，使柳琴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而新型柳琴的生产，也让原先只有13位职工的徐州乐器厂迅速扩充为百余人的大厂。

相较于“土琵琶”，新型柳琴美化了外观，优化了音色，扩大了音域，大大提升了艺术表现力，并能够从视觉与声音上融入民族乐队。1988年，四弦高音柳琴以“在乐器史上是难能可贵的,是一项突破性科研成果”而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翌年，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至今仍为乐器改革方面的最高奖。

1969年底，前卫文工团被迫解散，王惠然被分配到洪泽湖农场劳动锻炼。插秧、浇地、施肥、收割，平时弹琴的纤纤手指在冰冷的河水中麻木、皲裂。日出而作，日落归营，八个月的农场劳动生活令这位上海长大的文艺青年磨练了意志，也为其留下了“难得”的劳动体验。

基于这段生活，王惠然创作了第一首四弦柳琴独奏《幸福渠》。1972年，柳琴曲《春到沂河》应运而生，遂传遍大江南北，成为经典之作。

三、新的征程（1976-1996）

70年代初，王惠然终于重返舞台，为了尽快恢复演奏水平，高强度的训练终致突发性手疾，演奏生涯被迫中断。然而，王惠然并未消沉，很快向更广阔的艺术舞台前行。

早在1960年，王惠然的成名作琵琶曲《彝族舞曲》与改良的三弦柳琴，就吸引了来自全国二十余省市的琵琶、柳琴学习者。1978年，军区正式任命王惠然为前卫的“教员”。自此，他将对民族音乐的热情倾注在了教育和创作中。因为，新乐器如若发展，教育要成体系，曲目要有积累。

现早已成为著名柳琴演奏家的王红艺是王惠然的女儿，也是父亲最得意的门生。她六岁随父习琴，十岁时凭借出众的才华特招加入前卫歌舞团，接受父亲系统而又严苛训练，并随团参加大量演出实践，十二岁出访欧洲六国，还获得了“神童”的美誉。红艺承载着父亲的期望，也逐渐成为父亲的最佳搭档，担负起柳琴艺术传播与推广的重任。同样，随着柳琴的日渐普及，越来越多的爱好者慕名前来学琴。如今，经王惠然指导的柳琴演奏家多已成为民乐界的中坚力量，一代代柳琴人薪火传承，推动着柳琴的全面发展。

新型柳琴面世之初，亟待普及推广。为此，王惠然精心编著了第一本教材——《柳琴演奏法》[3]。这是一部融科学性、系统性、实践性于一体的柳琴教程，采用了图、谱、文并举的呈现方式，倡导了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表演美学理念。在文字叙述中，配有手绘演奏插图，并附上具有针对性的练习曲或乐曲节选谱例，将作品意境的理解与把握融入其中。三者有机的结合，为学习者搭建了学琴的多维空间，柳琴也开始被更多人所接受。[4]

早在60年代初，王惠然所作的独奏曲已为业界津津乐道[5]。当放下演奏而倾心于创作时，王惠然把目光投向了乐队——民乐可以交响化。

1978年，柳琴协奏曲《毕兹卡欢庆会》[6]诞生，虽篇幅不长，却是第一部柳琴与乐队作品。对于擅长旋律写作的王惠然而言，该曲展现了他驾驭多声作曲技巧和大型作品的创作才能，也为柳琴构筑了更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此后，作曲家又相继创作了《战士组曲》（1984）、《战士魂》（1987）、《江月琴声》（1989）[7]等一系列柳琴协奏曲和柳琴独奏、重奏作品，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柳琴作曲家。2013年，《江月琴声》荣获第二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协奏曲评选“经典作品奖”。

王惠然是一位勤于笔耕的作曲家，至2015年创作柳琴与乐队《蓝海之梦》时，近百首作品几乎涉及民族音乐的各种体裁，且多在音乐会中演出、唱片中留存，获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创作奖项。这让王惠然跻身于当代优秀民族音乐作曲家之列。

从1976年起，王惠然开始担任乐队指挥。指挥演出和录制了多部歌剧、电视剧、民族管弦乐合奏、协奏等各类形式的作品，曾先后执棒前卫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浙江省民族乐团、广东民族乐团、三军联合乐团、香港演艺学院中乐团、台北市立国乐团、高雄国乐团、新加坡华乐团、澳门中乐团等十多个专业表演团体，指挥演出数十场，其个性鲜明的指挥风格，赢得了观众与乐师的高度赞赏。

四、老骥伏枥（1996-今）

40年的军旅生涯记录着王惠然作为著名音乐家的辉煌。1996年，他婉拒了前卫歌舞团的挽留，南下珠海——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因为在那里是他实现新梦想的地方。

依然保持着创作的激情，依然坚守着那份传承民族音乐的责任，王惠然以极大的热忱着手创立珠海市女子室内中乐团。当1998年8月该团亮相“哈尔滨之夏”音乐节时，引起了音乐界广泛赞誉。其后，乐团代表珠海到各地演出近百场，不仅作为传播中国民乐的美丽使者而享誉华夏大地，还成为了珠海一张靓丽多彩的文化名片。

进入21世纪，柳琴演奏已相当普遍，无论学校还是乐团，人员需求大幅增加，柳琴教育与学术研究亟待提升。2003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决定成立柳琴专业委员会，规范与引领柳琴事业，王惠然出任首任会长。

2004年10月，在首届中国柳琴艺术研讨会上，王惠然做了题为《柳琴的音色、神韵和魅力》的讲座。柳琴艺术在学术研究层面的深入与推广，成为王惠然一项新使命。他凝结了自己几十年来的柳琴研发、演奏、创作、指挥、教学等方面的心得，撰写了诸多文论，为丰富柳琴理论研究铺就了厚重的基石。

王惠然始终认为，民族音乐的普及是其发展的关键，而民乐普及需要从青少年抓起。在一次给青少年的民乐讲座中，王惠然被孩子们分不清琵琶与吉他的事情所触动，意识到向社会普及民族音乐知识的紧迫性。于是，在学校、在社区，到处可见这位长者的身影，开展讲座，举办演出，为听者耐心讲解音乐常识。渐渐地，音乐会的观众多了，想学习民族音乐的多了，可能孩子们还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却记住了这位笑容可掬的“王爷爷”。

如今，王惠然已然是中国民乐界的一个“文化符号”，引领了柳琴的一个时代，与中国民乐、民族弹拨乐紧紧连在一起。他改革的新型柳琴，正带领更多年轻人走入民族音乐殿堂；他创作的乐曲，成为柳琴的经典之作；他无私播种，传道授业，不仅培养了海内外最有影响的柳琴演奏家，还在推动民乐的社会普及方面成效卓著。

历经60余载之发展，柳琴，这件民间地方戏曲伴奏所用的、拙朴的“土琵琶”，逐步发展至今天舞台上中国民族管弦乐家族不可或缺的一员，且已成为民乐学科一个日臻成熟的、体系化的专业，这其中王惠然居功至伟。其发展亦折射出20世纪中叶以来，面对浩荡的世界潮流，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及其带来的传统与发展、民族与世界、历史与当下等诸多矛盾。某种程度上，这件民族乐器的发展历程展示出了中华儿女与时俱进、为我所用的文化精神，这种不墨守成规、积极进取的入世之道给世人以深刻启迪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彭丽，音乐学博士，山东艺术学院二级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理论评论委员会副主任。

注释：

[1]评弹主要以说表为主，兼重弹唱，伴奏多用三弦和琵琶。其演出形式通常有三种：一个人说书的叫“单档”，两个人一起表演的称为“双档”，三人共同演出的则称为“三档”。

[2]当时民乐队主要由北京方面的队员组成，同时也保留了部分原前卫文工团演奏员。

[3]《柳琴演奏法》，王惠然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77年出版，1985年修订版出版。在此基础上，2008年又出版了《柳琴演奏教程：技巧与练习》，由王惠然、王红艺共同编著。

[4]教材《柳琴演奏法》的出版有效拓展了柳琴的社会传播。70年代末，柳琴已远播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和地区。至1985年该书已印制发行65535册，这在当时民乐界极少见。

[5]王惠然20岁时考入公安军文工团的曲目，便是他自己从电台听来并自行改编的琵琶曲《彩云追月》。1957年在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自己尝试创作的琵琶曲《月下欢舞》应莫斯科电台之邀录音保留下来。1960年，王惠然跟随前卫文工团从西南边陲演出归来创作的《彝族舞曲》，迅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琵琶曲；第一首三弦柳琴独奏曲《银湖金波》，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保存。

[6]柳琴协奏曲《毕兹卡欢庆会》于1978年10月由王红艺在位于济南的山东剧院首演，1979年参加了由文化部庆祝建国30周年全国文艺调演，荣获作品三等奖。

[7]《江月琴声》作于1989年，王惠然受台北市立国乐团委约，为台北国际中国乐器协奏曲大赛而作，乐曲分四部分，均有小标题，与原诗对应。作品曾获文化部艺术司和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民族管弦乐（协奏曲）大赛”经典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