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是刘德海先生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中国乐派"名家讲坛(第二期)上的讲座实录。讲座由中国音乐学院前党委书记闫拓时教授主持。刘德海先生针对本院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畅谈青年教师如何成长与定位，提出在演奏艺术和歌唱表演艺术方面更需要有创作，将民族的和国际的“双轨”结合起来。

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琵琶演奏大师刘德海先生跟大家见面。我们学院在50周年校庆的时候编了一本《古今国乐名师》的专辑，介绍我院教学名师的事迹。我有幸为这本书作了一个小序，因为给我的文字量很少，所以只能用只言片语来表达我对刘先生的敬意。在此我把这段话给大家念一下：“国家高校教学名师、我校前副院长、著名民乐大师刘德海教授一生结缘于琵琶及表演、创作、教学于一身，把琵琶艺术的发展推到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度。刘先生是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开拓者之一，大师自称是永远的‘爬坡人’,今天依然壮心不已，雄风犹在。”这个评价不足为道，假如不能引你们入胜，那我们热烈欢迎刘先生引你们入胜，欢迎刘先生。

刘德海：上个礼拜接到学院宣传部田老师的邀请，让我讲“人生和定位”,我一个多礼拜都没有睡好觉。我水平不高，但是我很认真。今天怎么讲?这两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讲的题目是“音乐终极关怀是乡愁”,上半年在北京语言大学讲了我的艺术定位。但是今天的题目好讲，也不好讲。所谓好讲，我是中国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中国音乐学院过去位于定阜街恭王府，号称“大观园”,我们学院就是一座“大观园”,把世界上五彩缤纷的各种音乐放在我们学院里面，特别好。所以今天的讲座主要是针对“大观园”里面的老师，我主要是跟他们交流。因为老师是根本，培养学生的根本是老师。

第一句话应该讲什么?我考虑了一下——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然后大家鼓掌。我本来想讲这句话，但今天不讲这句话。

朋友们、老师们，你们好吗?我不好。怎么不好?其实我的家庭幸福、儿孙满堂，我的艺术道路可以说是奇迹，那么顺利，为什么不好?今天我讲的跳出“大观园”外、讲社会，我心情能好吗?我闭上眼睛，就等于坐在一列特快列车上。这列车快得不得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的列车；这列车没有终点站，不卖往返票，只能往前，不能往后；这列车就是“火星号”,到火星那么遥远的地方。上边一面旗帜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与哪个轨道接近?没有讲，“大观园”外面的人没有讲；与时俱进，与什么时间俱进?没有讲。

半个月前，我给学校的研究生讲了一个罗盘，内容讲得比较广泛，牵扯到这个社会。这一年里，我自己有一个总结：希腊哲学家在数学中发现了黄金点，哲学家把数字比喻成人生命意义的关怀，对人们的关怀。当时我对这个数字的感受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不应该只是数字，还有人文，还有很多的精神追求。当每个同事，把上帝创造的数字、人类创造的数字，赋予一种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以后，其乐无穷，打开了一个窗口。今天我不讲这个罗盘，但话题也牵扯到这个罗盘。我要提倡讲三句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空，离不开“三”。第一句话，比如说与时俱进、国际接轨。第二句话，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讲世界和中国的轨道接轨?

第三句话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双轨，我们和国际接轨——和什么国际接轨?看看“大观园”外面的国际接轨，没有把好的事物接过来，不是没有(好的事物)。进入一个娱乐化时代，破坏了和谐，破坏了正常的状态。与时俱进——与什么时间俱进?和世界的哪个时间表俱进?按西方的时间表行不行?我们学了西方资本主义多少东西?太浅了，我们根本不认识西方的资本主义，盲目批判。还有第二句话，和我们中国的时间接轨俱进?我们有自己的时间，我们有中国自己的话语，一旦西方话语和中国自己的话语两者结合，就产生了第三种话语。我只是举个例子。

我想，我坐在高速列车上，朋友们是不是也坐在高速列车上?我们从小到大一直讲创新、讲发展、讲科学、讲经济，而我今天讲艺术、讲音乐，我们还有一个回归。高速列车开出去，还要往回走、往前走。所以我特别欣赏“汉乐府”的一句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我们做事情永远要徘徊，徘徊是艺术家、音乐家的宝贵思维方式，每天都要进、都要退。我几次讲，中国音乐家很自豪，全世界最自豪的音乐家是中国音乐家，我们一徘徊退多少路?美国退300年，北欧退500年，我们中国能退多少?我们一徘徊至少从周朝到现在3000年。为什么徘徊?我们从古人、先辈那里得到新的正能量。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在做古人没做完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们现代，我们古人也很现代，现代不是我们当下人的专利权。于是我下面这句话就是：我接受这份遗产，要美化古人、美化传统、完美传统，继续做古人没有做完的事情。

我们要发展，就需要遗产来抢救我们。远的不讲，我就从60年前的1957年我入大学开始，学习三年提前毕业，工作两年后到音乐学院学了几年，后来“文革”到了中央乐团，这两个摇篮培育了我。没有中国音乐学院这个摇篮，也没有我。

今天我们讲什么?中国音乐学院。我作为一名老师，这个话题就好讲了。我的道路已经走了66年，现在面对中国音乐学院这么一个音乐群体，我们讲中国音乐学院的话，讲每个老师的话，但是今天重点讲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是中国音乐学院的一分子，我爱这座学校、这个摇篮，不是爱这块木头牌子。

我刚才讲了在历史上的那种忧虑感。我的第二感是自豪感。没有自豪感，活着就没有意思，每个人都应该有自豪感。中国音乐家搞民族传统音乐很自豪，上上个礼拜，我给作曲家讲自豪感，我讲作曲要老老实实回到中国的传统、戏曲、民间去，那里地方很大。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在钢琴、小提琴、交响乐的技术、艺术方面发展到了顶峰了，顶峰就预示着走下坡或者在上面维持着，这是艺术的规律。我们要学，空间不是很大。中央乐团的十几位作曲家写了很多作品，但是真正走向世界的不多。所以我和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家讲，你们老老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五里一徘徊”,很多地方你们要去学、去做。

我的第三感是什么?责任感。说到责任感，我颇感尴尬。等我走出“大观园”的墙外，有人问：“刘老，你们中国音乐学院跟中央音乐学院有什么不一样?跟上海音乐学院有什么不一样?”我不好回答。我们强调自己的重点是传统，可人家中央音乐学院不也很传统?前段时间中央音乐学院办了两场很漂亮的艺术节，其中一个是巴洛克时代的。西方的经典定义从巴洛克开始，中央音乐学院的传统搞得很好。我们若是传统搞得不好，脸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搞传统的。这说明我们在艺术学校中的定位已经开始同质化了，没有体现中国音乐学院个性的语言，就牵扯到中国音乐学院本身定位的问题。

今年我做了一个自己乐库的盘点。我从1960年开始教学，56年来教了那么多书，教学上的心得体会也总得有交代。论表演，我是舞台出身的，表演方面可以随手总结出一二三四五；论创作，我不是作曲家，但是我确实写了不少东西；论文字表述，我不敢叫理论，但把我的心得体会写出来，有文本表述。盘点中我发现，几十页里面最多的分量是创作，今天我重点讲讲创作，也叫作曲。

我从1960年开始作曲。为什么?因为我们底子太差了。我羡慕钢琴、提琴，可供他们挑拣的曲子很多，学生考试就是四首曲——练习曲、复调、协奏曲，创作新的钢琴作品，尤其鼓励创作中国的作品。1960年以后，周恩来总理提出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尤其是民乐的普及与提高。中国音乐家，讲到自豪、讲到责任感，难度最大，我们要面对各行各业的13亿人口。现在叫为人民服务，我们那时候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到工厂，明天到部队，后天到农村，再后天大会堂演出，出国到大剧场，作为音乐家可谓是三头六臂，激发了要创作的欲望。在所谓阶级斗争的时代，就是我们中国传统音乐包括声乐的大发展。到部队，就唱《我是一个兵》《游击队之歌》;一到天安门广场，就《打倒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好》歌曲一弹；到农村怎么办?就唱《浏阳河》。那时候自己的创作就写了很多东西。我把创作比作生孩子，一个女性生孩子要十月怀胎，一次创作需要多长时间?很长很长时间。要有感而发，有灵感再蕴含创作，所以我写了很多东西都是有灵感而发的，要找到那个灵(感),有时找了好几年才找到，也可能写出来不一定是个健全的“孩子”,有冒险、有失败、有成功、有经典，也有不是经典的。我的创作过程，我想给每位老师一个参考。

我从“文革”以后到80年代的全面思考，这是一个反思反省的时期。中国大地经过“文革”、阶级斗争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一下子从阶级斗争社会迈进了经济社会，“摸着石头过河”,全民族没有很好地反思、反省，这是很大的损失。这十年我没有白过，在创作上开始写永恒的主题、无标题的音乐。无标题是从感情开始，不是虚无的，是从人生篇开始，《天鹅》《童年》等等，我想我们的创作都要经过这些，后来还得回到莫扎特的怀抱，回到田园篇。所以我今天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每个人要做“草民”——“吃草的草民”。我们在钢筋水泥的房间里面学习音乐很糟糕，学生学习的东西是纸上死的音符、冰冻的音符，没有地气、没有热血的音符。要接地气，要“吃青草”,这叫草根文化——从中心走向边缘，从主流走向所谓的草根文化。没有田园文化，就没有中国音乐学院完美的乐库；只有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回到田园“吃青草”,搞音乐上的“绿色革命”,才会更加丰富中国音乐殿堂的乐库。所以在十几年前，我在搞草根音乐的时候，第一句话是“草根音乐万岁”,为什么?我们活在钢筋水泥屋里，音乐是僵硬的，我们要吃绿色食品，听绿色音乐才可以。所以我在创作上不仅有人生篇、田园篇，还有乡村篇，这是个大题目。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在回归、徘徊中找到发展之路。

进而再说国家非物质文化的口头遗产，我们纳入这个轨道没有?中国音乐学院纳入这个轨道没有?曾经纳入过，我的行动就是这样。上次在北京“正乙祠”的表演包括江南丝竹音乐、最古老的泉州南音，还有最美、最优秀的潮州音乐，今后还需要学习更多民间音乐，比如纳西古乐、河北吹歌、蒙古呼麦等等。在我的创作里面共有三个板块：原创的东西、民间音乐、古曲新奏，我们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拿过来再进行加工。怎么加工?古曲新弹，新弹以后还是古曲。我每天在和古人对话，永远让老祖宗做主人，自己做客人，要吸收他们的东西来创作我们的东西。我们最近用琵琶弹《二泉映月》就是跟阿炳对话。在对话中洗刷我们的心灵，去掉我们的浮躁。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浮躁社会里面，中国音乐学院不应该浮躁。《阿炳给我来信》大家听过没有?其中说到：“阿海，昔非今比，你现在住的是洋房，吃的是大鱼大肉，你还拿着衙门的一百块银元，你们的学生很阔气，用的是高档红木琴，听说还吃一种减肥药。你们有好的老师，有好的教材，条件太好了，我很羡慕你们。我的老师是谁?老师是山，老师是水，是你们所缺的，你们在钢筋水泥里面缺少山、缺少水。我阿炳苦，但山和水不苦。百姓苦，我阿炳用苦的音乐再加重百姓的苦?我喝进去的是苦水，流出来的是甜的音乐，让人家得到安慰，从音乐里面得到慰藉，希望阿海把我的话，讲给你们大观园的子弟们。”当时我在无锡念这封信时，全场鼓掌，因为无锡是阿炳的家乡。跟刘天华对话，《病中吟》太苦，二胡也太苦，我们把阿炳、把刘天华的苦稍微去掉一点，把内心没有诉说的喜悦稍微释放出来一点，我觉得就成功了。我把刘天华作为一个主人去讲他没有想讲的话，这种与祖宗主客身份的对话方式，我们作曲系应该学一学。对于器乐系的老师来说，你们是演奏家，也是半个作曲家，你们应该生“孩子”,如果都领养人家的“孩子”,你们将来会后悔的。阿炳、刘天华的音乐作品里面寄托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如果我们的演奏家没有留下作品，总有一大被人忘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活生生的故事写成音乐传给后人，你讲的故事都是人家的故事，不是自己的故事。要转告50岁到60岁这一代的演奏家，赶紧搞创作，自己生“孩子”,不要把这种权利百分之百地交给作曲家。作曲家可以帮我们写，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写。

我讲一个理论文本。李西安、乔建中对我的评价是：“刘老师写的东西是演奏家写不出来的，理论家也写不出来的。”为什么?我不是理论家，我追求的是实用理论，就是现在中国音乐学院缺少的理论。理论回归要创造音符、创作音乐。我们在这方面还做的不够。音乐学是什么学?人学。音乐美学是什么学?是感情学。现在理性主义充斥在论文里面，讲理论时引经据典，古希腊怎么讲，老祖宗怎么讲，就是缺少自己怎么讲，但你若把自己的理论感情化，不行，感情不值钱，这就是理性主义当道。我的观点，感情是第一，人在世界上创造音乐是感情需要，而不是为了完美我的理性。所以我对情、理、技术的三方面关系上提出一个“情本体”,这个本体是感情的东西，用情讲故事，放在文本上是非常冒险的事情。去年中国音乐学院的第四期学报刊登了我的哲学笔记《琵琶在航行中》,你们感兴趣可以看看我的文章，拿情感的东西去讲故事，比讲大道理好得多。我们现在论文里缺少的就是个人体会的故事，要把你和前辈对话的故事讲出来，讲到我们的音乐课堂里面。所以我们讲回归，不是讲2000年的回归，首要任务是讲中国音乐学院60年的回归。

再讲表演艺术。应该说声乐界比器乐界条件好。上海的周小燕、四川的郎毓秀、南京的黄友葵、北京的喻宜萱，再下来像张权、郭淑珍、王秉锐、刘秉义(跟我同班的),这些声乐老师就是民族化，把西洋的美声唱法民族化，这是一个方面。同时还有一个戏曲出身的歌唱家郭兰英，她不是美声唱法。我们中国声乐出现双轨，一部分人是美声唱法民族化，一部分是像郭兰英老师这样的土声土唱。郭兰英后来谁继承?声乐应走双轨的路，既有美声的东西，又有民间的。我盼望看到郭淑珍+郭兰英式的第三代新声乐歌唱家，希望在中国音乐学院能看到一个双轨，一个立足于民歌戏曲方面的发展，一个是美声的，最后并成一个轨道，这个轨道就是我们盼望的乐派。我们讲声乐建设，现在有一个高精尖创新中心，对一些中国的老前辈，你们要去采访他(她)们的后辈、孩子及档案等等，看他(她)们是怎么民族化的，这对中国音乐学院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资源我们应该来承接。

我今年在做一个乐库的陈列，慢慢地形成五个板块：演奏、作曲、理论、教学、艺术管理，这五个板块还在建设中。我在总结乐库的时候有一个前言：“刘氏琵琶盘点，66年琵琶行，边走边回头，无始也有无终，因为对学术法理的崇拜，我总想要形成我的一个琵琶的新学院派。”这是我的理想，不是梦想。我们教师应该有这么一个终生奋斗的志愿——新学院派。过去不敢讲学院派，因为“学院派就是脱离群众”,但那是讲中世纪、西欧的学院派，是对我们的最大误会。我们就是接近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高精尖就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高精尖，是普及的高精尖，人民需要享受高精尖，这是我几十年形成的一个观点。那么学院派应该做点什么?说也说不全，写也写不明白，怎么办?学院派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所以我就整理了条目略表心得，这次务实的盘点就是我的开头，要将五个方面的内容都包含在新学院派里，任重而道远。现在这五根柱子还非常软弱。

最后，我把这样一条道路走到今天，算了算，走出“大观园”门外有八个转型。在座的老师应该认清我们正处于一个大转型的时代：第一个转型是世界格局的全球化、信息化，这是不可阻挡的。由此带来了第二个转型——文化的多元化，跟过去封闭的时候大不同。第三个转型，从理性主义转向文化的批判，向生命哲学的转换，也就是各行各业都要问问人的价值、意义在哪里，这个转化对我们的艺术行为、创作、审美而言是关键的关键，最后都要追问人生价值，这是理论性的核心。

第四个转型，艺术向文化产业的转向。文化产业的转向使文化得到广泛的推广，由此得到经济利益。但有的专家对此讲得非常尖锐，认为有了产业就没有文化，这个话讲得有点绝对。我一直在等贝多芬的信，他迟早要给我写信的：“小刘，我创作的东西，现在的版权，我问谁要?我的产业不得了”;“你们演奏贝多芬交响乐，把钱交给谁?”贝多芬给后人留下了文化产业，他的产业相当有文化。

我今年收了一个艺术管理系的研究生，给她出了个题目：中国音乐学院要不要搞文化产业的研究?要。我给她出了一个题目，既要搞产业，又要保护我们的事业——“大事业小产业”,保持大的事业，产业有点收入可以了——我就是这么保守。大事业、大产业可能有点麻烦，我今天是做大事业、小产业，我们中国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的主题就出来了。今天我讲的这几个主题一作曲、表演、理论、教学、艺术管理很重要，中国音乐学院要不同于中央音乐学院、不同于社会上的艺术管理，保护传统文化大事业里面的小产业才行。

第五个转型，教学理念的改变。正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到了合的时候。我们从民国时期的学堂就开始分科了，分得很细，从附中开始，你学作曲，将来是作曲家；你学理论，将来是理论家。分得太细的结果，音乐人才像根火柴棍一样。于是我们提出了一个培养目标，通才的培养、全面的培养。这是新词吗?还是回归到了“刘天华”,他集作曲、理论、表演、教学于一身，所以还是要回归。

第六个转型，培养目标的转型。中国音乐学院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就是通才培养、通识培养。这个目标要引发很多的教学改革、课程改革，是一定要做的。

第七个转型，老师的身份转型。我讲过，我原来是一名演奏家，现在是教书匠。我们现在的课堂上是演奏家教学，不是教育家教学。我从50多岁开始转化，到现在还是个演奏者，还不是个教师。我现在只能做到我会什么，教学生学什么，还不能做到学生需要什么，我教什么。这个转化到了一个节骨眼上了。我们现在提出许多口号，如果不转型，口号只能是"空中楼阁"。

第八个转型，我讲讲我们学校的道德教学。我们的老师爱传统吗?我们的老师爱学生吗?有个别老师一学期上两堂课，这样的老师怎么是爱学生?怎么是爱学校?我今天提出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希望与包括我在内的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们共勉，我们要创造伟大的事业，必须坐得住冷板凳。我作了一首打油诗，第一句是“高雅不说教”,我们追求高雅，但不要去说教，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第二句是“通俗不姓黄”,虽然通俗，但要特别健康；第三句是“琵琶莫做摇钱树”,有的老师把课堂作为摇钱树，本校的学生不教，给外面的学生每天上课，这样的人配做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吗?第四句是“冷板凳上天地广”。

我今天做得还是不够。我要继续创作，所以我把我的座右铭也送给我们学校——“为后代创造新的传统”,希望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全体老师有这样的责任感，再过50年甚至100年以后，让中国人看到我们新的传统，这个新的传统是由我们创造的。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

我今天主要是讲我个人。那么当下学校应该做什么事?今天是我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赵讽老院长诞辰一百周年，我读了赵讽院长的文本以后，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也写了个发言稿，其中有两段话我觉得很重要，我念一下：“高等音乐学院，从来与音乐的兴衰息息相关的，如今经济社会需要我们高等音乐学院做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早在20多年前，赵讽说要把最好的精神粮食贡献给人民，给我留下语重心长的话，他讲：‘回顾昨天，看看今天，我们在这方面，无论在音乐理论，特别在音乐评论方面和音乐创作以及音乐表演领域里面，有没有反省反思的必要。音乐理论在发挥指导实践方面做得怎么样?音乐创作在产生无愧于时代民族和人民的优秀作品方面又做得够不够?音乐表演在向人民群众传播教育人、感染人的作品方面，在向群众雪中送炭的普及和真正启蒙工作群众化、通俗化方面，又做得如何?’”这段话，我觉得赵院长就在我们耳边给我们讲的。在他的启发下，我在发言稿的最后说：“我们中国音乐学院这么一个特殊的共同体，应该作为高等音乐学院的主力军团。当务之急，我们学校‘把最好的精神粮食贡献给人民’,做一个中心的题目，因为创作是我们的命根子。进行一场批判负能量、扶持正能量、反思反省的一个文化回归中求新、求变的学术大讨论。集中力量把功课用在办学方针、培养目标、教学法等主体定位，树立对社会有影响力、有推动力的审美方向标准，就是多元一体。今天我们也讲一体，我们学校要有一体，一体是我们的一个办学主要特色。现在多元泛滥，我们的一体在哪里?建设一批踏踏实实、有真才实学，坚守讲台、有爱心的教学梯队。高等音乐学院如何培养具有审美能力，为国民生产精神粮食的音乐人才而开展一场全面的教学改革，这是我们当下应该考虑、应该做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很多，怎么办?诗人陶渊明的一句话“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我们不要去考虑我们的功、最后的成就，我们眼前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感到很安慰，就可以了。

我的结语：乐库拥有多少艺术完美、风格多样、技术精细、流传广泛的作品，就有多少可以写、可以言、可以意会的资粮；资粮的发酵产生新音乐的能量，全靠传承者情商、智商双全的思维，这是我所追求的。我的一个乐库、半部历史，靠后人定位，今是昨非，昨是今非，进而求古，退而求今，刘氏琵琶行，五里一徘徊。清代画家石涛有一句名言：“不立一法，不舍一法”,所以我应该做一个法不立舍、形而上下、平衡木道上行走的苦行者。我的理想不是梦想，通过几代人是能做到的。我创立琵琶新学派，已经在路上走了半个多世纪，在没有终点的路上永远走着。谢谢大家!

提问：我这个浮躁的现代人听懂了老先生您的一席言，在您的思想深处，传统和现在没有界限。我给您提的问题是很现代的几句语言：“态度决定一切，智慧改变世界，细节决定成败。”这些话的根依然还在我们传统里面，请您就这几句话的意思，给我们谈谈在传统里的感想。

刘德海：“智慧改变世界”是西方的话语。智慧到极点就是理性，马克思·韦伯提出一个工具理性，靠智慧搞利润，智慧决定一切，决定什么一切?就是能发财、能发展。但是今天把话题收到我们音乐里面，智商以外还有情商，情商第一。情商在哪里?天地人合一。我们把精神音乐，寄托在天，仰望星空、太阳、月亮、地、山、水、动物、鸟类、人、古人包括神鬼都在我们的范围内，天人合一。还有我个人的个性，这很重要，我们学国学的不要把个性都去掉了。我们学学老庄哲学，在情商里面寄托我们音乐的东西，情商能让我们的音乐更加完美。

提问：您刚才说到搞理论的有时候被批评和音乐实践脱离太远，确实有这种情况。我除了教古代音乐史以外，还搞传统音乐理论。刚才说到回归这个话题，传统音乐理论有一部分叫“宫调理论”,我在好几次和器乐系一起的答辩等活动当中发现，国乐系的同学们甚至有的中青年老师都不知道这个乐器定弦为什么这么定，只知道是什么调，我很惊讶。所以我呼应刘老师的倡导，我们的回归，尽量要先把自己的事情搞明白，知道根是从哪儿来的，如果这些事情都搞不明白，是没有办法回归的。这算是对您的回应。

刘德海：器乐定调是个大问题，我们琵琶是走在前面了。一个定调决定了这个乐器的生命，还不完全是调性问题。你看京剧为什么渗透人?西皮透亮，二黄婉转，不一样。过去我们完全是按照技术、按照乐理来讲，没有从感情来讲，琵琶现在有九个调了。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资源没有用在采风上面。采风是办学方式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课堂要接地气，一定要回到田园。同样唱一首歌，今天老师教唱《茉莉花》,如果到江苏六合体会一下，唱得就不一样，所以我提出来一个教学改革问题。

我还要说两句，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学派成立了，声乐学派成立了吗?现代社会浮躁，有一两个人吹捧就成立一个体系，关键要历史老人来讲话。我们着重做眼前的事情。呼口号两秒钟就呼出来了，我们今天强调的是，中国音乐学院每个人应该做什么事情?当下做什么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三句话，既要双轨的，又要双轨合一，产生新的发展模式。

提问：我是音乐教育系的新生。今天的这场讲座其实是针对国乐系的老师来讲的，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对于学生，尤其是像音乐教育系的学生来说，在未来四年里，我们应该在音乐教育专业方面如何努力，做到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这样的事情?

刘德海：当时我们学校开设音乐教育系，我的意见是有点重复，既然现在定了，我希望音乐教育系的领导在音乐教育方面多下点功夫，所以你们的难度比我们大。你们的教育主要是理论的教育还是作曲的教育?是整个音乐的大教育，一个通才的教育、全面的教育。我希望你们结合中国音乐学院传统音乐的教学，把现在启发式的教育和传统的口传心授式的教育结合在一起。我们进入音乐学院以后，把传统的、口传心授贬成一种愚昧的、不科学的教育，以不科学的帽子把口传心授全否定了。但我们非物质文化的传承都是启发式的口传心授，所以我希望你们在口传心授式的传统教育中，翻翻古人的文本，总结出现代人的需要，你们可以重点做这样的工作。

提问：我是学校办公室的。您刚才提到新学院派，这是相对于老学院派而言的。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是老学院派的特征是什么?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第二是新学院派相对于老学院派而言，新在什么地方，我们如何把新做好?

刘德海：这是个专业问题。所谓新，原来中国有学院派吗?没有。我为什么提新?实际上我所谓的新学院派是指中国的学院派，因为过去没有学院派，我们提出的学院派还是崭新的。今天讲的这八个转型很重要。讲到具体的，我们现在从一体转向多元，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体在哪里?您说不出来，我也说不出来。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孔子讲的。社会大潮流里面没有一个主心骨、一体，多元其实快成了垃圾——没有国籍、没有民族、没有风格、没有和谐、反文化音乐，动不动多元，一体在哪里?我们新学院派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一元，这不是我们传统的一元，这个一元既保守又激情。我们把保守请到我们这里来，但是我们不做保守主义，我们要激情、要创造未来，又要保守，这是我们新学院派讲的完美主义。培养目标要高精尖，我在学生时代，学院一直强调高精尖。但过去批判高精尖脱离群众，近十几年不敢讲高精尖。今天我们王院长提出来了，我特别支持，我们新学院派就是高精尖，要是没有高精尖，要中国音乐学院干什么?成立地方音乐学院就可以。要追求艺术、技术的完美，慢慢地形成我们的系统、形成我们的乐库，作曲、理论、表演、教学、艺术管理这五大板块慢慢成熟，再承接这上面的帽子。这顶帽子就是新学院派，跟古代、跟原来老的音乐学院不一样，培养目标不一样，不是分科了，要合科，要通才教学。

提问：我是来自泉州市文化馆的。我想向您请教一下非物质文化传承，特别是民间戏曲和民间音乐传承，怎么能够更好地保持特色的味道，把特色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刘德海：谢谢，见到故乡人。泉州是我的乡愁所在。去年泉州的南音乐团来北京演出，在我的工作室里演奏了《园内花开》。他们演奏完我都哭了，收不住感情。我一听到那个音乐，就想到那里的人民，那里的底层老百姓，他们很纯真，没有精神空虚，把音乐作为一种精神信仰。你讲到南音的创新发展，我曾在泉州讲过现在对创新发展的定位，要好好坐下来开座谈会来研究一下什么叫发展?非要改头换面的才叫发展?不一定，路是很宽的。过去一百人唱南音，今天把南音推广到中小学，一千人来唱，这就是创新发展。非要把南音改头换面，改得跟古人不一样，那是创新?是遭罪!所以专家有句话，对文化遗产“不开发等死，一开发找死”,还不如不开发。像南音、古琴都是活化石，要保留它原来的东西，普及推广，让大家来了解它，让很多学生来唱它，通过它来灌输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其中有一种精神是爱情，像《陈三五娘》的这种爱情现在不多了，但对年轻人来说，从泉州南音中可以得到传统爱情的教育。

古琴也是如此。古琴为什么不能和交响乐相和?因为它没有二律。二律是音乐语言基本的律，中国的语言就是二律组成的，中国的词都是二律，美丽、自豪、苦闷、光明、黑暗、健康等等，太多了。古琴里没有二律，它是几律我说不清楚，能保持古琴的活化石本质，大家自娱自乐，就行了，不要开发了，拜托。2006年泉州南音到法国演出引起了轰动，“中国还有这么优秀的东西!”古乐器、古律、古汉语，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泉州在做普及工作，在中小学校有南音班，这都不错。

我们有信仰危机没有?有，从今天开始不要有危机了，音乐就是你们的信仰，从音乐里面找到精神家园的寄托，很重要。你们不一定成为音乐家，但听了音乐就有一个精神寄托。真善美，博爱，政治家很难做到，可音乐家做得到，爱古人、爱一只螳螂、爱一只跳蚤都可以，爱神爱鬼，在博爱世界里，音乐家尽情游玩。

主持人：今天是我听的最深刻、最让我感动，让我提升最多的一次报告，大家都意犹未尽。我们的主题是定位，刘老师给大家展示了何为罗盘?何为定位?我觉得是集刘老师一生之大成、思想家之大成、文化大家之大成、艺术追求之大成。刘老师的报告诙谐幽默，给大家讲了好多小故事，蕴含着很深刻的道理，希望年轻人能够去深度思考，从传统里获得滋养。刘老师的报告确实是一个思想家、文化大家和一个音乐家集于一身的综合性报告，足以引发大家深思。最后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刘先生表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