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带一路上的梨形弹拨乐器，起源于史前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种叫“乌德”也称“巴尔伯特”的弹拨乐器。在中国演变成被称为“琵琶”的乐器。不仅乐器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演奏姿势由横抱、斜抱转为竖抱，演奏方法由指肉或加内指甲触弦，转为以指甲面触弦的奏法，这是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审美观念的转变。一带一路促成了沿途各种梨形式弹拨乐器的产生，其间主要是西洋的琉特琴属和中国的琵琶属。这一切都是一带一路带来的开放、包容、接受、变化的结果，对今人有着极大的启示。

引 言

“梨形琵琶”，顾名思义，就是那种乐器共鸣箱体下宽上窄、似梨子形状的琵琶乐器。这种名称显然就是为了与圆形共鸣箱体的弹拨乐器相区分。早在魏晋时傅玄（公元217—278）的《琵琶赋·序》中就已经讲到那时的琵琶：“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叙也；柱有十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1]这里先要分辨两点：一是所谓“盘圆柄直”的乐器，其实就是后来被称为的“阮”或“阮咸”等弹拨乐器，它们的乐器形状不是梨形而是圆形的，但是，在那时却是最先被称为“琵琶”的。之后，又有的将此器称为“直项琵琶”，这似乎更为恰切些，至少加了“直项”两字与后来的“曲项琵琶”已有了区分。二是当“曲项琵琶”流入中国后，“琵琶”名称实际上就用来专指“曲项琵琶”，“直项琵琶”名称由此就逐渐消失。当然，到了唐宋时期有时还偶被提及，那只是因为引用典故时的一种习惯，且容易使人产生出误会来。其次，“曲项琵琶”被称为“屈茨琵琶”即“龟兹琵琶”，这是那时翻译用词上的差异。唐杜佑《通典》（766—801成书）卷一四二“历代沿革”载：“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屈茨（龟兹）琵琶、五弦、箜篌 ……胡舞铿锵镗鎝、洪心骇耳。”[2]这大概是屈茨（龟兹）琵琶最早的文字记载。另外，据《旧唐书》载：“《梁史》称侯景之将害简文也，使太乐令彭雋赍曲项琵琶就帝饮，则南朝似无。”[3]这是曲项琵琶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是琵琶流入中国后的大致情形。以现代音乐学家沈知白的认为：“在汉代，从西域传入我国的是波斯的长颈琵琶（笔者注：或称直项琵琶）；在南北朝时代传入的是波斯的短颈琵琶（笔者注：或称曲项琵琶）。”[4]而今天的琵琶就是由曲项琵琶演变而来的，它与丝绸之路上的外族、外国乐器均有着直接的、极为密切的联系。

一、美索不达米亚梨形乐器的起源

世界最早的人类文明是古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其两河城邦文明从公元前6500—6000年始；那时的苏美尔人楔形文字（公元前5200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另外，从世界音乐发展史来看，两河流域也是世界上弦乐器最早的产生地，而“苏美尔里拉”和“长颈鲁特琴”是两种史前最早的弹奏乐器。前者琴身呈梯形，是一种小型怀抱弹拨的乐器；后者的形制是由一个娇小的椭圆形共鸣箱和细长的指板所组成。稍后的古希伯来人（“希伯来”意思就是“渡过河而来的人”），也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在其族长亚伯拉罕率领下，从两河流域的乌尔城渡过幼发拉底河和约旦河来到当时被称为“迦南”的巴勒斯坦。在那时已经出现很多的乐器，其中有一种叫“乌德”（Oud，之前称为“巴尔伯特”Barbat）的弹拨乐器，就是以梨形共鸣箱体著称，是那时的“乐器之王”。这种乐器后来不断扩展它的溢出效应，不仅几乎传遍整个阿拉伯地区，而且通过阿拉伯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传到了更西方向的欧洲。在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发展成为“琉特”琴，一度被认为是最为完善、最为浪漫的乐器[5]。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在公元初的数百年间，我国汉、唐时期的西域文化，主要是来自天竺（今印度）的佛教艺术和波斯（今伊朗）文化，以及希腊文化和草原文化，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艺术种类。这种混合文化的代表就是历史上被称为的“犍陀罗”艺术。犍陀罗国是公元前6世纪已经存在于南亚次大陆的国家，为列国时代十六大国之一。其范围相当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现今阿富汗被破坏的巴比扬大佛，就是遗存的著名古代佛教象征之一。该地区曾经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四世纪又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印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派僧人来这里传布佛教。其后，它又归属于希腊人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因此，该地盛行吸取古希腊后期雕塑手法的佛教雕塑，史称犍陀罗式雕塑。同样，一些马上或驼背上演奏的弹拨乐器，也通过犍陀罗地区大量流入到我国中原腹地，像敦煌壁画中的琵琶伎飞天形象，就深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而位于天山之麓的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地区），作为中国丝绸之路通向外国的重要交通节点，反过来也是中亚、西亚地区进入我国新疆地区的前沿重镇，其艺术同样深受外来“犍陀罗”混合艺术风格的影响。龟兹地区不仅本身具有较为发达的音乐，而且在历史上不断受到波斯、天竺以及阿拉伯各国音乐文化的洗礼；又受到我国中原汉族音乐文化的熏陶，而成为当时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汇之地。如果说犍陀罗艺术是那时印度和波斯艺术、希腊艺术的混合集大成者，那么，龟兹艺术可以说主要是中国与西域外族外国艺术混合的产物。据《大唐西域记》“屈支（即龟兹)条”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这就使我们联想到，今天新疆地区歌舞之发达，其实早在千年之前已就是这样了，可见它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

二、波斯梨形弹拨乐器的流入

据《隋书》中记载说：“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皆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6]从这个记载至少可以说明像今天我国新疆地区众多的弹拨乐器，基本上和那里的国家及地区的弹拨乐器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例如，“弹拨尔”（Tambur），梨形共鸣箱，琴把细长张五弦用指弹，是由古龟兹的“五弦”演变而来的。这种乐器在阿拉伯也使用，其四弦的称为“弹布尔•夏尔吉”（Tambur - shardī)；六弦的称为“弹布尔•布孜尔库”（Tambur - buzurk)；土耳其称为“弹布拉”（Tambura），四弦；阿富汗称为“弹布尔”（Tambur），有众多共鸣弦；印度称为“弹布拉”（Tambum)，无品四弦。“热瓦甫”（Rawapu)，在清代称为“喇巴卜”，与阿拉伯的“拉巴卜”（Rabap)、“列巴卜”（Rabab)同音，但后二者是拉弦乐器。阿富汗有一种弹拨乐器叫“鲁巴卜”（Rabāb），形制不一样。巴基斯坦的一种称为“拉巴布”（Rabab），与印度的“瑟路达”（Saroda）相似。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甫”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是“多朗热瓦甫”，这种曲项的乐器和古代龟兹的“曲项琵琶”有着一定的联系。还有“喀什热瓦甫”和印度的“维那”“坦坎穆里热瓦甫”及“羊倌热瓦甫”。“都塔尔”（Dutar），在伊斯兰国家和印度都有使用。“塔尔”（Tar），印度称“西塔尔”（Sitar）；伊朗称“塞他尔”(Sentar)；阿富汗称“多塔尔”（Dotar），都是用手指弹奏的，但形制和弦数并不相同。只有中亚的乌孜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突厥语系民族中的较为一致。此外，还有我国哈萨克族的“冬不拉”，塔吉克族的“赛依吐尔”“热布卜”“库木日依”和“巴朗孜阔木”，柯尔克孜族的“考姆兹”，塔塔尔族的“曼多林”，以及藏族的札木聂，等等，它们和西欧的属同类，但大小不一。而琵琶的称谓就是古波斯Barbat的音译，且随着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称谓的语音也有所转变。例如，西藏流传的类似琵琶长颈的叫pi-wang；蒙古叫bi-ba；东北地区叫Fi-fan；流传至日本叫ビワ（bi-wa），等等。

而且，在《简明牛津音乐史》[7]中，开篇第一章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史前”，说明它们已经被纳入到了西方音乐史中，成为世界音乐早期的主要发源之地。在今天若是来研究中国弹拨乐器琵琶，其发源地也就在这一地区。

三、中国的梨形琵琶

“梨形琵琶”被称为“琵琶”，那是进入中国后的称谓。从汉魏时流入的直项长颈类琵琶，并不是我们今天琵琶的祖先，而南北朝时流入的曲项短颈类的波斯“乌德”乐器，这才是今天我国琵琶的前身。上面“引言”提到的（晋）傅玄《琵琶赋·序》中的琵琶，属于直项长颈类琵琶。还有（晋）孙该《琵琶赋》、（晋）成公绥《琵琶赋》、（唐）虞世南《琵琶赋》、（唐）薛收《琵琶赋》等，[8]凡是作《琵琶赋》的几乎都是属于歌咏直项长颈类琵琶，还有一些在诗词中也不乏有这样的描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献记载中，如（东汉）应劭《风俗通•批把条》有“以手批把”，以及在刘熙《释名•释乐器》中有“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的说法，都未明确说明用拨子弹奏乐器，也都是指的直项长颈类琵琶。真正描写曲项短颈类琵琶大概是从唐诗中开始的，这与曲项短颈类琵琶演奏特点，用拨（子）弹拨有关。

“乌德”原就是一直用拨子弹奏的乐器，因此，中国出现琵琶的“弹”与“拨”字，首先是和“乌德”的演奏方法联系起一起的。汉代许慎（约58年—约147年）《说文解字》中，还没有出现“琵琶”这两个字，虽有“弹”字但无“弹弦、弹琴”的解释；有“拨”字，也无“拨弦”的解释。《辞源》中“弹”的解释是“弹奏、弹击”，《辞源》中“拨”的解释是“弹拨弦乐器。也指拨弦之具”。这显然已是指的曲项短颈类琵琶乐器。在唐宋大量的诗词中，“弹”或“拨”字都用，如（唐）白居易《琵琶行》的：“寻声暗问弹者谁……转轴拨弦三两声”等。而且，似乎用“拨”字还比用“弹”字要多些，尤其是唐后期至宋，出现“拨”字的频率更要高一些。那么，直项长颈类琵琶用手指奏法，一般就是用“鼓”或“摘”字，另还有用“搊”字。在《辞源》中的解释是“用手指拨弄筝或琵琶等弦索乐器”。其“搊琵琶”的解释是“即手弹琵琶”；“搊弹家”的解释是“弹奏管弦乐器的乐人”。由于用拨子弹奏手法比较单一，实际上它只有“拨”与“反拨”两种基本手法，这在日本的文献[9]记载中最为明确，出现了“返（反）拨”一词，在中国没有这一词，而是以“弹、拨”相对的。因此，可以说现今的弹拨乐器，首先就来指用拨子弹奏的乐器，后来才引申为包括用手指弹拨的乐器。

（未完待续）

注释：

[1]庄永平：《中国琵琶文化类编》，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第413页。

[2]杜佑：《通典》，长泽规矩也、尾崎康校订，韩昇译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刘昫等撰：《旧唐书》，第四册卷28至卷37（志），中华书局，1957，第1076页。

[4]沈知白：《中国音乐史纲要》，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第43页。

[5]同[4]。

[6]魏徵等撰：《隋书》，第二册卷13至卷21（志），中华书局，1973，第348页。

[7]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简明牛津音乐史》，顾犇译，钱仁康、杨燕迪校订，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8]同[1]，第298-300页。

[9]日本《三五要录谱》，上海音乐学院藏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