琶琶原是一件外来乐器，但它移植于肥沃的神州大地之后，由于勤劳、智慧的中华各族儿女的精心浇灌和古老文明的乳汁哺育，终于演变成为一件我国出类拔萃的民族乐器，也成为目前世界上表现力最为丰富的弹拔乐器之一。

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琵琶曾经两度奇峰崛起，它以绚丽多采的姿态独步乐坛，高手如星，名曲如云，形成了我国琵琶艺术两个高峰时期。有趣的是，两个高潮并非历史现象的简单重复，而是同一琵琶的两种形态在各自阶段趋向艺术成熟的必然结果。简而言之，第一高峰时期琵琶基本是以外来乐器面目出现，第二高峰时期则以纯粹民族乐器姿态示众。本文试就我国琵琶艺术这两个高峰时期的有关问题作一初步探索。

(一)

琵琶的演变，就名称而言，它经历了一个由泛指某一类型弹弦乐器的统称到特指半梨形、四弦、曲项琵琶专称的过程。前者，无论是土生土长的民族弹弦乐曲器，如秦代的弦轰的，汉代的阮咸，或者外是来输入的弹拔乐器，如五弦琵琶，曲项琵琶，统统称之为琵琶。

这一概念形成之原因，正如汉代刘熙所下的定义：“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见《释名》卷七)嗣后，大约在宋代，琵琶方成为由西域传入曲项琵琶的专有名词，“已后惟今四弦始专琵琶之名。”(见《风俗通》)琵琶名称的由泛指而专一，也表明了这一乐器在群器争魁中后来居上，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而专享了“琵琶”这一荣誉桂冠。自然，在这一名词规范化之前，它还经历了一器多名的阶段。为了与我国原有的“琵琶”(均为直颈)相区别，外来琵琶常冠以“曲项”二字，或者直呼为“胡琴”。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悼念一个善弹琵琶的歌妓英英的诗中，即用“胡琴”称呼琵琶，“见学胡琴见艺成，今朝追想几伤情。捻弦花下呈新曲，放拨灯前谢改名。”诗中“捻弦”、“放拨”都是这一时期形容琵琶演奏的常用词语。可见当时琵琶在中原风行一时的情况下，它的名称依然带有外来的痕迹。所以，琵琶名词的变迁，还生动地反映了此类弹弦乐器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消长变化。宋代授以专名，恰好证实了这一由西域引进的外来乐器已经在中原扎根，它的社会地位获得上自帝室宫廷，下至平民百姓的一致公认。

琵琶由西域引入中国，一般认为在东晋十六国或南北朝时代，即公元四世纪至公元六世纪之间。所依据的资料一是《隋书·音乐志》所载自天竺(今印度)来贡琵琶等九种乐曲；一是《梁书·简文帝本纪》所载侯景谋害梁简文帝时使人弹奏曲项琵琶作为宫廷宴乐。实际上它有可能早至汉代。刘熙在《释名》中即明确指出，“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只是记载过于简略，难以了解其具体形制。东汉晚期的辽阳棒台子屯墓壁画中有一瓢形音箱、直颈多柱弹弦乐器，当为外来琵琶之一种，可与上述文献相参照。所以琵琶这一乐器输入中国，由来已久，尤其它的引进始于我国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决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正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汉族政权与外族连年累月的战争，导致了东西方民族文化交往的频繁和密切。这既是我国古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而琵琶的输入也恰好是这一文化交流的产物。

(二)

琵琶输入中国后，在三、四个世纪内尚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固然，,对一种外来乐器的引进，人们需要有一个熟悉、适应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接连不断长达几百年的战乱和国家的分裂状态使人无暇顾及琵琶这一乐器的发展，估量它内在的艺术潜力。到了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国家的统一和兴盛，经济的高度繁荣发展，宫廷府第、达官贵人、墨客歌妓无休止的大宴小席，使得唐代燕乐获得空前未有的发展，同时也为琵琶音乐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也只是在此时，唐代琵琶音乐风靡一时，极为盛行，琵琶成为雅俗共赏的时髦乐器，唐代琵琶名手辈出亦如雨后春笋。仅见于记载的知名宫廷琵琶演奏家，就有曹妙达、贺怀智、雷海青、段善本、李管儿、康昆仑、王芬、曹保、曹善才、曹刚、裴兴奴、廉郊、郑中丞、米和、刘禅奴、李士良、申旋等一大批人。他们的无瑕可击的精湛技巧和表达感情的酣畅、淋漓，将琵琶艺术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超境界，创造了我国琵琶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在他们的艺术生涯中，流传下来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如唐玄宗十分推崇的贺怀智，相传只有段善本能够与之匹敌。而段善本是庄严寺的和尚，他曾化妆成一女郎在长安举行的音乐比赛中以出色的琵琶演奏击败了号称“琵琶第一手”的康昆仑。在段善本的数十名弟子中，最为出众的是李管儿，据说他不愿在宫廷供奉，宁愿流落江湖。他能够弹奏数不清的琵琶曲目，“曲名无限知者鲜”;而且演奏琵琶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意境，被形容为“风雨萧条鬼神泣”,有着了不起的艺术成就。众多的琵琶名手都有各自的绝技和特色，如李士良善于弹奏少数民族的音调旋律，具有浓郁的塞外韵味(“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曹刚拨弦有丰富的音色层次和力度变化，还善于演奏优美柔和富于异乡情调的乐曲(“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连历史上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商人妇，弹奏琵琶也是那样富于深刻的感染力。她那高超的技艺和凄苦的身世激发白居易创作出了《琵琶行》这样不朽的诗歌名篇。即令这些片断记载中，也使人看到了唐代高度发展的琵琶艺术的一个缩影。因此，琵琶音乐是唐代光辉灿烂的音乐艺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为唐代多采多姿的音乐文化涂抹了一笔瑰丽的色彩。

应当进一步探讨的是，唐代的琵琶演奏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琵琶的弹奏有横抱、拨弹和竖抱，手弹两种不同形态，它应是属于两个有不同质的区别的阶段。前者是琵琶传入中国后依然保持的原始演奏形态，带有外来乐器的主要演奏特点，或者从本质上说，它依然是一种外来乐曲；而后者却运用我国固有的弹奏手法，即吸取琴、等手弹的技法用之于琵琶，使之汉化，将其改造成为具有汉民族音乐特点和色彩的演奏形式，这独一无二的改革便使琵琶从本质上成了我国纯粹的民族乐器(自然这一演化还包括琵琶形制、品位的改革和琵琶音律的改良，本文从略)唐代的琵琶艺术属于哪一个范畴呢?从较多资料中分析可以断定，它应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一般认为，琵琶改为手弹是始于唐代。其依据为《琵琶录》所载：“贞观中，裴路儿弹琵琶，始废拨用手，今所谓搦琵琶是也。”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此事应在唐代初年。这项改革产生于唐代并非是不可能的，因琵琶由西域传入至唐时已有若干世纪，也具备了进行改革的客观条件。但历史上的事态往往呈现出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现象。事实上，裴路儿(又名裴神符)进行的这一改革并未在唐代得到推广和普及。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唐代还属琵琶名称尚不规范的时期，裴神符为五弦名手，五弦琵琶当时亦称琵琶，那末他这一改革是用之于五弦琵琶亦未可知。如是此，则与曲项琵琶无关。在敦煌石窟中，有手弹五弦阮(阮，亦称琵琶)的唐壁画，可作佐证。一是裴神符确在琵琶上作了改革尝试，但因未被当时社会及多数乐手接受、承认，终于县花一现、半途天折。元稹诗《琵琶歌》中有“自后流传指拨衰”之句，是否系指此事，似可商讨。但唐代盛极一时的琵琶演奏是用拨子弹奏的这一事实，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唐代琵琶所用拨子，种类甚多。据记载，有檀木拨、象牙拨，甚至用铁拨。著名琵琶乐手贺怀智就善用铁拨。《乐府杂录》所载段善本与康昆仑在长安天门街广较胜负时，段善本“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说明段善本运拨有极强的力度，刚柔相济，极为出色。在唐代以祖孙三代均为琵琶名手而闻名于世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演奏琵琶时有独特的世传技艺，其功力也在运拨上。特别是曹纲，据记载“善运拨，若风雨”,其艺术表现力足以

震撼人心，以至于当时人们交口称赞“曹纲有右手”。而诗人白居易更以特有的想象力在《示重莲》一诗中写下了“谁人截得曹纲手，插向重莲衣袖中”这样耐人寻味的诗句。白居易对琵琶音乐有深厚的修养和特殊的爱好，他在《琵琶行》一诗中更是多处提及用拨，如“转轴拨弦三两声”、“曲终收拨当心画”、“沉吟放拨插弦中”等句，(诗中不知名的女商人妇又曾是京城中琵琶大师曹、穆二善才的高足子弟，她的琵琶技艺是有师承关系的)。由是观之，唐代的琵琶演奏家不论是宫廷的或民间的，在弹奏形态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用拨子弹奏。

如果唐代的文献和诗篇中记载的仅是反映了唐代琵琶音乐的情况，那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绘画却以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更为具体的形象画面为我们提供了琵琶艺术发展的确凿根据。这些资料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作者情况也不同，有的是名满天下的画家，有的是默默无闻的画工，但他们都能忠实于艺术生活的细节，准确地再现了当时演奏琵琶的生动情景。无论是宗教画、宫廷画或是世俗画，其中对演奏琵琶的描绘却是出奇地一致，在历史上留下了具有权威性的宝贵资料，它清楚地证明了：自隋代直至宋代，我国琵琶的演奏形态均为横抱、用拨，绝无例外。

下面将这些画面资料列成表格，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通过上述文献资料，文学作品和美术画面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代是我国琵琶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琵琶形态演奏姿势是横抱的(包括斜抱),右手技法则用拨子弹奏，它基本保持了这一乐器的外来形态，直到今天仍然遗留在我国西北部地区少数民族部分弹拨乐器的演奏形态之中。也可以说，唐代是我国拨弹琵琶的艺术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琵琶名曲，如《霓裳羽衣曲》、《凉州大曲》、《六么》、《关山思》、、《雨霖铃》等，至今已全部失传。但这一琵琶演奏形态则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宋代仍然未见有根本的变化。

(三)

唐代以后，我国宫廷音乐趋向衰落。明、清时期，民间音乐蓬勃兴起。令人瞩目的是，在唐代曾作为宫廷燕乐支柱之一的琵琶艺术，”到了明、清却以民间音乐的形成式再度崛把，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琵琶艺术的第二个高峰时期，而且它的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明、清时期琵琶的演奏形态则毫无疑问已是竖抱和用手指弹奏的了。这一形态为琵琶艺术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天地。由横抱改为竖抱，移定了放置乐器的重心，使得左手从既要按弦又要扶持的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便于在四根弦的品相位置上任意驰骋、灵活自如地运用；由拨弹改为五指并用，极大地丰富了右手的技法，从单纯的拨弦进展到挑抹轮扫千姿百态的新境界。这确实是琵琶演奏上一次重大的革新，是一个质的飞跃。可惜历史上对这一质变的年代缺乏具体的记载。明代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的木刻画《刻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插图》中有演奏多种乐器的场面，其中前排正中部位一女子即竖抱琵琶用手弹奏，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指弹琵琶之图录。可见至晚在明代初叶这项革新即告完成并已付诸实用，至于这一变革之上限，似可追溯至元代，其理由有二：一是宋代的多幅绘画仍为横抱、拨弹旧法，未见有变化之端倪；二是元人杨元孚在《滦京杂咏》中写下的诗，“为爱琵琶调有情，月高未放酒杯停，新腔翻得凉州曲，弹出天鹅避海青”。诗中所指内容即为大型琵琶套曲《海青拿天鹅》。这首琵琶乐曲是用指弹演奏的，并且一直流传至今。但这一演变过程的完成恐难以得力于一人一时的创造，而是历代琵琶乐手集体智慧的逐渐积累所成。

明、清时期琵琶艺术取得的高度成就，也表现在许多方面。它同样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琵琶演奏家，如李近楼、汤应曾、张雄、白在湄、白或如、杨廷王君锡、陈牧夫等等，他们的技艺具有鬼斧神工之妙。明代李近楼号称“琵琶绝”,他“能于弦中作将军下教场、鼓、乐、炮、喊之声，一时并作；与入言，以弦对，字句分明，伊如人语……”,“其声能以一人兼数人，能以一音兼数音”。汤应曾人号“汤琵琶”,“所弹古曲百十余曲，大而风雨雷霆，与夫愁人思妇，百虫之号，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声中传之。”仅此二例，即可见这一时期琵琶音乐所反映之社会生活内容广阔深刻，其艺术表现力之生动传神以及演奏技艺之高超卓越，即令琵琶艺术灿烂多姿的唐代也是难以企及的。明、清时期的优秀琵琶曲目灿若繁星，见于记载的除元代流传下来的《海青拿天鹅》外，尚有《楚汉》、《胡笳十八拍》、《洞庭秋思》、《平沙落雁》、《野马跳涧》、《昭君怨》、《月儿高》、《郁轮袍》、《秋江雁语》、《阴春曲》等多种乐曲，题材形式十分多样，其中一些乐曲已成为目前琵琶传统古曲的重要组成内容。清代中叶开始有琵琶曲谱出版，1818年清代著名琵琶家华秋苹订谱出版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琵琶谱，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许多琵琶古曲得以保存下来。也构成了明、清期琵琶艺术取得高度成就的内容之一。总之，明、清时期的琵琵音乐不仅代表了该时期民族器乐发展的最高成就，而且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琵琶艺术的第二个高峰，亦即是手弹琵琶的高峰时期，达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艺术境界，其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感觉到。

琵琶，是我国各族人民所喜爱的一种乐器，它在我国流传的一千多年间而形成了两次艺术发展的高潮，这在我国器乐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由外来乐器而演化成我国民族乐器，也表明了中华民族善于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音乐文化来丰富自己的宽阔胸襟。探讨琵琶艺术在历史上取得的高度成就，将有助于我们为今后取得更高的成就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