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新闻 文章 视频 音乐
在世界音乐旅途中寻中国传统音乐之根 《吴蛮与丹尼尔·何三重奏“听见彩虹谣”》的时代新韵律
赵岚 华音网 2025-03-10

摘要:2019年7月10日,吴蛮与其朋友们的“彩虹谣”音乐会在杭州演出,由此引发笔者对现阶段中国传统音乐与世界音乐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编创思维如何创新的思考。本文从“看待传统音乐的角度”“传统音乐精髓在音乐中的表现”“拓展思路创新改编”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在当今新形势下,中国传统音乐如何以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和方法来使其重新焕发光彩,创造有时代特色的新韵律。

关键词:吴蛮;彩虹谣;传统音乐;创新

音乐的欣赏会常因时间的变化、空间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甚至冰火两重天的互动景象。但2019杭州国际音乐节中的吴蛮与DanielHo(丹尼尔·何)三重奏“听见彩虹谣”音乐会,似乎打破了这一咒语。这场音乐会7月10日在杭州大剧院上演之前,杭州的爱乐者早就通过音像制品熟悉了吴蛮录制的同名专辑《听见彩虹谣》,并知道这个专辑在世界范围内有极佳的声誉:它是中国第一张获得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提名的专辑,并获得多个世界级奖项。尽管这次在杭州演出是该专辑的现场版,但依旧赢得了杭州爱乐者的满堂喝彩。音乐会组织者事前增加的《康定情歌》《送你一支玫瑰花》《秧歌》三首中国民歌,以及临时加演的夏威夷民歌《PineappleMango》,更是屡次激起爱乐者的参与热情,将整个演出推向了高潮。倘若了解目前中国剧场音乐文化,讨论中国音乐听众的审美与价值取向,或许这场音乐会可以作为一个讨论的标准对象。

吴蛮在20世纪90年代刚到美国时,曾执着于将琵琶介绍给西方,是一种对传统音乐的“输出”,而这一次她的回归,则可看作是“反哺”,是在多元世界音乐文化的背景下,现代琵琶音乐对传统音乐的一次回馈与礼献。或许是“近乡情更怯”,作为杭州人的吴蛮回到家乡演出是分外激动,在音乐会上用家乡话与观众交流。世界音乐文化背景之下,乡音、乡情以及民族乐器琵琶演奏出观众熟悉而又是全新的世界民歌改编曲,在人们欣赏之余,又提出了什么是“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的思考。笔者于此着力,就本场音乐会引起的这些思考,提出一些个人观点。

一、本国音乐局外看待

本场音乐会的选曲正如名字“彩虹谣”一样,以琵琶和吉他、打击乐、贝司等乐器一起用重奏的表现形式,演奏了世界各地民族特色鲜明的地域代表性民歌。由于音乐这一世界语言是实现文化传播、交流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本次音乐会显然是以中国民族乐器为载体,尝试用中国话来讲世界的故事,这体现了音乐家对民族音乐的无比热爱,以及浸润于西方文化环境中仍然从内心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之情,用如此具有人文情怀的音乐,以“唱”民歌这样返璞归真的方式表达人类美好丰富的情感。

关于传统音乐的价值,吴蛮在《谈传统音乐的“跨界”》(《人民音乐》2016年第1期)一文中说过,“要以客观‘局外人’角度重新审视,以全球的眼光去看待,跳出‘中国’的区域概念。如果仅仅以自身从属于中国,非常主观的角度去看待这片土地,便会把自己束缚于有限的范畴之内。”笔者对此深有同感。在今天,我们习惯于从历史的角度将传统音乐的“昨天”与“今天”作比较,但却对当今中国传统音乐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传统音乐的横向比较缺乏经验总结或研究不够深入。有时候我们自己来看本民族的音乐是不清楚的,因为对这个环境太过于熟悉,往往看不清而后也说不清其中的道理。正是由于身处其中,我们看本民族的音乐并非全面和客观,无法看清其中隐藏的发展逻辑,然而把我们的传统音乐和世界其他民族音乐放在一起,我们音乐的特点就会变得很清楚。只有通过比较音乐学的方式,我们才会看清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这也就是音乐交流的意义所在,通过比较,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就在碰撞中突显与放大,如此使我们对自己的音乐有更客观清晰的认识。

本场音乐会是对这种理念很好的诠释。虽然现场是用琵琶与吉他、打击乐、贝司重奏形式,但呈现出来的音响效果实在太丰富了!实际上,除了用到以上乐器之外,另外还有像印度的塔布拉鼓、古巴的康佳鼓、音树和一些我们陌生的小乐器声音都能在音乐中听到。其中有一部分是事先录制好的,有一些方便携带的乐器也带来了现场。各国的民族乐器本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及文化区域下生存发展的,其不同的制作材料、演奏方式和发音特点是各自地区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等的反映。从“彩虹谣”中可以发现:音乐家对各国音乐采取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没有将各自的传统孤立地看待,而是将这些各民族的“传统”放在同一层面进行共同的音乐创造,让各国传统乐器开展交流“对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自身传统特征进行全新的客观审视提供一个平台。音乐家用世界各地的乐器共同来表达音乐思想,是从乐器本身出发寻找传统的价值,音乐风格上将中国传统音乐风格与西方民间音乐风格融合,这是从不同文化的碰撞中体现传统音乐的价值。

二、传统精髓巧妙弘扬

众所周知,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中国传统音乐在表现形式、音乐结构和美感标准等多个方面都与西方音乐有显著的不同。比如,优美流畅的线性旋律、自由多变的灵活节奏、宏大深邃的美学追求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美学意蕴和哲学思想在音乐上的折射,它们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也是中国古老文明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留下的刻印。“彩虹谣”的音乐构思是将东西音乐并置一起,将风格差异巨大的音乐正面碰撞。随之而来引发的问题是:在这有些许“PK”意味的展示中,东西方音乐究竟是谁同化了谁?事实上,此次音乐会展现了音乐家构思的巧妙之处:将东西方不同的音乐放在一起互通与相互影响,产生新颖、别致的交融效果,继而发展出一种全新风格。令人感叹的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色并没有在碰撞中淹没,而是被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具体而言,吴蛮对于传统精髓的恰到好处的传达,或者说此次音乐会展现了音乐家构思的妙处,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它表现在琵琶演奏中独特的韵味流露。以我们最熟悉的朝鲜民歌《阿里郎》为例,音乐以吉他声部的级进音型开始,以缱绻迂回的音高运动暗示了该版本的抒情基调,琵琶滞后出声,缓缓吐出每个音符。如此的表达显然不是为了让这些音高形成旋律,而是以充足的时间引领听众去感受琵琶单音符拨奏之后所展现出的独特音色韵味,也正应和了东方美学中对于留白的强调。“韵”是中国传统音乐讲究的独有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洋音乐的最显著特点。在大部分民族乐器中,“韵”通常通过左手来表现,正所谓右手取音,左手作韵。尤其是在很多弹拨乐器表演中,右手弹弦后余音呈直线平直状,这时就迫切需要左手发挥多样的技法来使余音变化丰富,这就是所谓的“以韵补声”。《阿里郎》主旋律的第一句中,就用到了左手“揉、滑、按”三种技法。安静舒缓的旋律加上左手的润饰,立即显得更为生动、灵巧。乐曲的整个尾声部分全部采用了泛音,空灵的音色引发人们无限遐想。这首家喻户晓的民歌用突出琵琶左手传统特色的技法来表现,给人一种清新、深情而柔美的感觉,完全不同于我们经常听到的那种高亢嘹亮、激情澎湃的歌唱版本。乐曲中没有用中国乐器演奏而格格不入,相反觉得琵琶本身的韵味和新风格的乐曲十分协调,全曲最终以一组安静的琶音结束。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说明了这首极富中国韵味的琵琶版《阿里郎》深受好评。

其次,是即兴演奏的加入。即兴演奏,本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看家本领,但由于中国近代专业化音乐教育的出现,这一传统被逐渐遗忘。此次音乐会,即兴演奏的加入,使得观众重返传统文化现象,也使得吴蛮等人的演奏,一方面展现出最为醇厚的中国传统韵味与精神风貌的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异国的文化风情,好比中菜西做,别有风味。比如音乐会最后一首作品《秧歌》是经全新编曲配器的东北民歌。乐曲基本结构是ABA模式,中间展开部分后半段便采用了即兴模式:以打击乐轻声的固定节奏型为背景,琵琶和吉他各有一段即兴演奏的加入,主奏乐器节奏音型变化丰富与打击乐形成对比。先是由琵琶在《秧歌》曲调上进行加花,对原有乐句进行扩展,随后吉他加入了《茉莉花》的旋律动机,最终再由打击乐激烈多变的节奏把乐曲推向高潮。琵琶的即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音高加花,采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中“加花”的方式,将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为主的旋律表达在维持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填充为以十六分音符为主的快速表达,加入很多富有中国韵味的小音符装饰,一方面提升了音乐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炫技;节奏加花,一是出现了反拍的节奏型(持续弱拍演奏),二是出现了三连音的节奏表达,这些均是西方Blues的典型音乐风格;音色虚实对比,曲中出现运用多个八分音符,单音连续一实一虚交替进行,是中国传统审美“虚实相生”的体现。

吴蛮本场音乐会此处之所以格外精彩,还体现在该曲的编配之巧妙:一方面,将前面已经演奏过的民歌元素(《茉莉花》)再现,是对音乐会的一个总结,再次表达了音乐人对家乡故土的眷恋;另一方面,特意留出空间允许主奏乐器演员即兴进行,使得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精髓——“即兴”在这里充分展现。可以说,吴蛮尝试在这里将中国即兴与西方即兴串融,形成了拥有西方音乐语言但依旧保持东方音韵的即兴美学。

即兴演奏,也是我国传统音乐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衡量乐人音乐修养与智慧的一个重要判断依据,既考验了演奏者对音乐内涵的理解、风格的把握和语汇的表达,又是个人艺术思想、审美品位的一个抒发途径。演奏者对只记有骨干音的文字谱加花润饰,这不仅是对音乐局部的美化,更是体现了演奏者对于乐曲全局的把握,使局部要在整体中协调。有些深受大家喜爱的再创作版本,会以演奏者的名字命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音乐会出现同一首乐曲拥有多个不同演奏版本的现象。吴蛮是非常熟悉“即兴”运用的,这跟她从小生长在杭州,耳濡目染江南丝竹音乐密不可分。因为在江南丝竹中,即兴演奏是主要特征之一,因此这对她来说就是一种母语表达。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可是在受到西洋音乐强烈影响的今天,真正将民乐中传统精髓彰显出来并让现代人喜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需要坚定的信念和足够的智慧。而“彩虹谣”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成功案例——中国乐器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巧妙流露出的中国特色,既展现了传统音乐的灵魂,又以有趣热情的一面展现世人,使其不再晦涩难懂。

三、拓宽思路创新传统

改编与创新民歌,一直是中国音乐现代化与现代性的重要手法,晚清以来,中国音乐家于此有过多种努力。但吴蛮于此的努力,则有几点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加入多种音乐元素,改编与创新民歌风格,是本场音乐会最突出特点。所有的乐曲经过新的改编配器之后都与人们传统印象的固有风格截然不同了,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日本民歌《樱花》。这首民歌给人的一贯印象是优美、平稳,展现一种安静的氛围。但这次现场版的《樱花》,他们演奏的并不是旋律的原型,而是一种变形——加入摇滚元素,以改变节奏为切入点,一改以往缓慢、规整的4/4拍,而是采用七拍子,并加入很多切分音,使之变得奔放与动感。本次现场版与已经出版的同名CD中的《樱花》版本又有些不同:它去掉二胡主奏部分,增加了较多的低音和打击乐,使节奏感更强烈。乐曲旋律陈述由琵琶先开始,与吉他交替进行。在主奏乐器做陈述时,伴奏乐器配以节奏稳定的低音进行,一唱一和的表达方式,增添了旋律的生动性。可见吴蛮团队从未停止创新的脚步,且步伐速度之快着实令人佩服。他们有一种对音乐时尚敏锐的嗅觉,加之长期音乐跨界实践已培养出较好的对各种元素恰当选择运用处理的能力,最终成为了创新传统的先锋者。其实,要对传统经典的作品进行改编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并且要对自己音乐品位足够有信心——打破观众对一部作品的既定印象,以一种与原来风格几近对立的特色重塑音乐,这并非易事。

其次,本次音乐会还为开拓民族乐器传统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中国民族乐器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个性很强”的乐器,每件乐器都有独特的音色,很难融合在一起,所以中国民乐一直以独奏见长:作曲家写独奏作品,演奏家弹独奏并以做一名出色的独奏演员为荣耀。这种思想影响了民族乐坛多年,并且现在依然在延续。然而从吴蛮做跨界音乐中我们发现,她并没有走上这一条老路,而是在充分熟悉传统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在保留中国传统美学的同时与多种世界音乐和异国乐器合作,体现了她包容的音乐观。这种民乐发展的新思路值得当代民乐人深思:科技的发展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村”已成为共识,“合作”“共赢”的理念已波及各个领域,音乐当然也无法例外。我们并不需要为刻意突显个人创造力而固执地选择独奏这一种途径。在合作中同样也可以实现,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个人创造力的要求或许更高。因为合作中的个人创造是需要在达到一个集体共同尺度的前提下完成,这有别于独奏中的纯自由创造。

中国乐器已在华夏大地流传了几千年,其所承载的一些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和世界观的内容一定是无法割舍的,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飞速发展,我们终究也无法恪守过去,故步自封。传统在历史进程中本就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的传统。因此,传统的保护与创新不是对立的,当代的创新成果今后也必然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传统要发展,能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是前提,而创新是让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途径,创新传统是保护传统最好的方式。在任何一个时代,激活传统让它焕发新的耀眼光彩,才是现代人致敬传统的最好表达。我们一方面在创新传统使其融入现代生活,一方面又要保证传统的本色,这实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这需要音乐人具备很好的文化修养和较高的艺术造诣,在守住传统音乐“根”与“魂”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打造符合现代审美的音乐作品。

“彩虹谣”唱遍世界各地,缤纷绚丽的色彩燃起世界人民对音乐的热爱,为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彩虹谣”的成功,引发我们对民乐发展的很多深层思考。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民乐发展应该走什么样道路的讨论从未停止过。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确实经历过一段慌乱和手足无措的时期,不知究竟以何种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传统音乐。当前普遍比较认同的观念是: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基础上突出民族性,吸收西方音乐的创作理念及手法来创新发展民族音乐。这条路当然是在全球文化交流频繁、文化融合大环境下的今天不可避免的选择,其中的关键还是在于对传统精髓的认识和怎样表现的问题。

创新并不等于艺术家随意的个性展现或毫无意义的“标新立异”——为“创新”而创新。就以民族乐器的本身举例,每件乐器都有各自的音色、发音方式和技法特点,这些自古流传至今独一无二的特质本就属于传统音乐的精髓。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将这些特质深层挖掘和丰富表现,而不是忽略这些特质,一味追求新奇,如将古筝变得像钢琴或像打击乐器,中阮变得像吉他,二胡变得像小提琴,等等。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做法,当代人或许会觉得有趣,可后代呢?也许民族乐器本来的样子已经混淆不清,甚至会使后人误解民族乐器真正的特点。所以,离开传统底蕴的民族音乐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又或者,对传统的认识仅停留在表面,只从乐器的外形、装饰图案等一味仿古,这些并不是传统精髓的构成要素。

新时代,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最重要的,是不仅不惧怕其在交流中被“取而代之”,而且还要努力使之在交流中“重获新生”。避免生搬硬套和盲目创新,用心挖掘传统,如此,才能焕发传统的活力与生机。

赵岚:硕士,浙江湖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教师。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