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石城先生和乔建中先生都曾在文章中提到不同时代演奏风格之差异，从而称之为“落差”。针对这种落差问题，本文从切身体验出发提出几点思考。

关键词:琵琶演奏;落差;演奏风格

乔建中教授曾经在撰写的《琵琶耆老国乐宗师》一文中这样记述林石城教授1998年的一次演奏:“那天晚上，当主持人刚做完介绍，只见身着长袍，手携琵琶的林教授大步流星走到台前。稍稍坐定，就以一声裂帛似的扫拂，把听众带入《霸王卸甲》悲壮的历史场景之中。真可谓‘一弹决破真珠囊，进落金盘声断续’。从第一个音开始直到曲终人静，林教授像一座铜钟，任手指下的音乐恣意狂放，翻江倒海，身体、脸部却平稳安详。这样的一种演奏风格，给台下的听众留下十分强烈的印象。因为无论是当晚还是此前，许多中青年民族器乐演奏家早已放弃了这种内敛、沉稳、拙朴的传统乐风，而去追求一种夸张、外在、乃至‘炫技’的舞台表演。不用说，前者自然、纯厚，使人久萦于心;后者做作、浮泛，让人随听随忘。”①乔老师因此强调，“这是一种让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的落差”，甚至是某种“危机”。

乔建中老师的上述文章发表后，林石城教授随即写出《从琵琶舞台表演“落差”谈起》②,指出乔文发表之后，很多同行、同学不断来电、来信、来人探讨琵琶演奏的问题。林先生说，乔先生是当代中国音乐权威史论家，并不是琵琶演奏家，但在他敏锐的现场观察中，发现“任手指下的音乐恣意狂放，翻江倒海”。他看到了演奏琵琶时主要是用了手指的运动，不是身躯、臂、腕的运动。林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用比较大的篇幅，以及许多具体的例证，对上述观点加以详细论述。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

1.认为各流派传人，其左右手指法、各种演奏技巧，均是以指关节运动为主。有时带动臂腕，也只是“带动”，绝不是用手臂、手腕做主要运动。

2.认为因各派传人人数极少，多数初学琵琶的人只能跟从合奏、伴奏的琵琶演奏者学习，结果养成不正确的演奏习惯，而且这种不正确的习惯一旦养成，可能一辈子都改不过来。

3.认为以腕臂做主要运动，必然影响到声音的音量、音质和平衡。

4.认为以指关节运动为主，还是以臂腕动作为主，关系到琵琶舞台表演艺术是否能正常发展。

通过对乔、林两位教授主要看法的引述，引申出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如何看待林先生所说的“以指关节运动为主”。

在演奏方法上，强调“以指关节运动为主”的基本原则，这一点是否正确，是否成立?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手指，尤其是指尖，是位于手指、手腕、小臂、大臂之最前端的着力点，是最敏感、最灵巧、最适于控制的部位，也是“感觉”最为细腻丰富的部位。俗说“十指连心”。琵琶的技巧训练，从一定意义上说，主要就是解决手指前端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触弦?以指尖的哪个部位、什么角度触弦?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训练每个手指第一关节的“站立”，左右手均如此。只有当手指第一关节能够立住，才可能以自如的指关节运动完成各种不同的演奏技巧，例如右手指法的“弹挑”、“夹弹”、“滚”、“轮”、“勾搭”以及左手指法的“吟”等，指力也才可能是贯通的。在用力分配上，指关节前端运动越多，后端的臂腕运动幅度必然越小;反之，前端越不用力或者用不上力，后端的臂腕幅度自然就越大。臂腕用力为主，容易造成“前虚后紧”。

强调指关节、第一关节、前端站立，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前人的实践证明，这样的演奏方法可以具有极长久的生命力或者科学性。林先生以80高龄登台演奏大套《海青拿天鹅》《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技术上依旧让人难以企及，“任手指下的音乐恣意狂放，翻江倒海”，本身就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明证!

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有为主必有为辅。在许多技法中，臂腕的辅助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要搞清楚是手指带动臂腕还是臂腕带动手指。

其次，如何看待乔先生所说“林教授像一座铜钟……身体、脸部却平稳安详”，以及“内敛、沉稳、拙朴的传统乐风。”

时下，像林先生那样，在演奏过程中正襟危坐，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上身毫不动摇，这样一种状态，已经很少见了。乔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坚守，是在尽力保持其纯粹的派别个性。其实不仅是浦东派，我的印象中，其他各派的老先生也都大致如此。我把这理解为那个时代的演奏风貌。按照我的理解，那是一种文人的庄重和优雅，也可以说是一种君子之风。这里用到文人、用到君子这样的词汇是并不夸张的。相信大家都知道，当年的流派传人大多学养很深，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知识阶层的人。我曾有幸从汪天伟先生那里看到汪昱庭先生50年代学习马列著作的笔记，完全是用极有功力的蝇头小楷写出。还有沈浩初、杨少彝等许多老先生留下的手稿、乐谱，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包括林先生也是这样的。这样的人物，我们尊称他们为先生，一点也不为过。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文人音乐家的优雅、节制、端庄是很自然的流露。再想象一下他们所演奏的作品《夕阳箫鼓》《月儿高》《飞花点翠》《平沙落雁》……人与音乐天衣无缝合成的“典雅”风格，构成了那个时代。

当然，时代不同了，音乐也不同了。走入现代，似乎一切艺术都变得更加外化，更加情感化，更加寻求与听众的共鸣。音乐的听众、它的演奏场所、规模也都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演奏状态的改变，也成为很自然的事情。这种乐风和演奏风格的变化，很容易让人想到18世纪西方古典主义与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极为相似的区别。人们都知道，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它的服务对象是一个具有高度鉴赏力的上流社会，它的场所是宫廷的、奢华的、贵族气的，它的音乐是肃穆的、规整的，情感是内在的，比如从巴赫、海顿、莫扎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不同程度地感受到这些。与此相应，那个时候的演奏风格，也同样是肃穆的和中规中矩的，加上多为小范围、近距离演奏(从前琵琶演奏的环境也是这样)，演奏幅度、表情幅度自然不会过于夸大。

相比之下，此后的一个时代，从音乐到演奏都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特点，是精神和情感表达的解放。只要类比一下琵琶曲库里那些古曲和现代创作，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古典的美、诗意、含蓄、韵味、内在、优雅，和现代的激情、个性、歌唱、倾诉、情绪化、外化等等，形成很大的反差。相对于过去时代，演奏的风格、演奏家的情感状态，自然要发生变化，他们的奔放，以至于炫技，都与古典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演奏传统乐曲，由于场所和受众面都变大了(音乐厅、大众)，演奏状态也随之改变。我没有完全考证过这样的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但是在今天，我们强调演奏要全身心投入，是充满情感的歌唱，即使在超过千人的剧场，也要将音乐情感传递给每一个听众。演奏上不但强调指力，还要根据音乐需要适量运用腕、小臂、大臂、身体的力量，这样，就很少再有人像老先生那样弹琴了。

我特别想说的是，对于这种时代、音乐和审美的变迁，林先生看得非常清楚。虽然他本人在演奏上仍然坚守着流派的传统，但他对于我们这些晚辈，对于与他不同的演奏风格，却能采取认同、理解、包容甚至赞美的态度。我只举我自己的两个例子。和林先生一起演出，他有个习惯，演出前从不在后台练琴，总会拿把椅子坐在上场口听别人演奏。记得林先生从艺66年音乐会，我弹《龙船》，当我演奏完从台上走下来时，林先生立即迎上来，高兴地说:弹得好，弹得好，你把龙船的气势弹出来了!这首曲子，虽然每个音都是按谱弹的，也是林先生亲自教授给我的，但我的整体呈现和演奏风格可以说与他大不相同。而他仍然毫不保留地肯定我。再比如，林先生所传授的是“浦东派”的《十面埋伏》，1998年我将“浦东派”和“汪派”的《十面埋伏》融合改编为我与多名助演者合作的环绕式演奏版本，很受听众欢迎。有一次我特地请他来听，但我心里很矛盾，生怕他说我瞎搞，如果他真的否定，我很有可能放弃这一演出形式。但他听后不但没有怪我，反而大加赞赏，而且还鼓动他的儿子去录制一版5.1声道环绕立体声的《十面埋伏》。这些，都让我深受鼓舞，让我感到前辈后辈之间的和而不同、不同而和。

再其次，如何看待“落差”。

乔先生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讲到“落差”的，他讲的“落差”是一种“危机”，并且“感到十分不安”，“希望我们三思”。为什么说到这种程度?他的理由是:“因为无论是当晚还是此前，许多中青年民族器乐演奏家早已放弃了这种内敛、沉稳、拙朴的传统乐风，而去追求一种夸张、外在、乃至‘炫技’的舞台表演。不用说，前者自然、醇厚、使人久萦于心，后者做作、浮泛、让人随听随忘。”

乔建中老师是我十分尊敬的前辈。我必须说，我也完全理解他写作这篇文章的心境。似乎有些伤感，感到他所欣赏的内敛、沉稳、拙朴的乐风，和林先生式的“不动声色”，都已经过去了。并且，从精神上说，我和乔老师一样，对我们的传统，对我们的前辈充满崇敬之心。我常常恨自己学的太少了，但尽管如此，我仍想对乔老师说，我们还是有理由对前途抱有信心。因为:虽然从事实上看，中青年一代演奏家显然是“放弃”了林先生式的演奏风格，但并不能立刻或全部把他们归结为夸张、外在、炫技、做作、浮泛、随听随忘一类。包括“炫技”，也不宜一概否定。各类艺术都不能离开技术的发展和支撑。技术炫到出神入化，也是一种精彩，一种极致。“落差”是存在的，但不宜把它绝对化，也不完全是非此即彼。

从整体看，今天年青一代的琵琶演奏家，虽然在气质、风范、样式、方法上与前辈艺术家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在努力地学习和继承传统、发展传统。音乐教育和音乐表演的主要方面是好的。但舞台表演艺术要如何正常发展，这的确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要说存在于音乐表演方面的“危机”，我个人今天真正担心的是:将演奏看作舞台表演，甚至归为“视觉艺术”，而且还美其名曰“创新”的有一些做法。我在这里无意批评哪一个团体、哪一场演出，而是认为在整个音乐演奏方面存在着一种以商业化为背景的时尚倾向。在这种倾向下，创新成了各种花样翻新、撂地摊式的、哗众取宠的表演，穿着各种行头装模作样的噱头以及各种一阵风似的、短命的热闹等等，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乱象。这种乱象与商业利益有关，与名利有关，唯独与音乐无关。这是真正的危机，真正的落差。因为这样的倾向会影响一个时代的艺术和整个音乐表演体系。

最后我还是想以乔建中老师的话来结束我的文章。

乔老师说得好，“希望我们三思”!

————————

注释：

①乔建中:《琵琶耆老国乐宗师》，《人民音乐》，2003年，第8期，第20—22页。

②林石城:《从琵琶舞台表演“落差”谈起》，《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第3期，第56—57页。

作者简介:章红艳(1967～)，女，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

文章来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6,(4):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