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间，北京、台北接连举行了纪念林石城先生诞辰90周年的学术研讨和演出活动。我因是这一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事前忙于策划、协调、邀请，事间又陷入更为琐细的会务安排中，加上旅行和演出的准备，竟没有来得及想得更多。待到活动结束，尤其是学报约我写稿，才开始静下心来，从记忆中搜寻那些属于我的印象，属于我的林先生。

我想，这也就是我的纪念吧。

一

1978年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因为年纪小，除了埋头练琴，完成学业，临到附中毕业才知道有个“林先生”。那时别的老师都是“老师”，我心想，为什么都称他为“先生”呢?大学时代，我曾在主课老师孙维熙教授的安排下，向林先生学习过一些曲目，也仅仅觉得他是一位和蔼的老先生。而我开始接触、认识并师从林先生，是在1990年。当时我被保送免试攻读本院硕士研究生，我的导师正是林石城教授。那时，我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在演奏之外获得更多的人文修养。如今回忆起来，正是在师从林石城先生的两年间，正是林先生的悉心教导，让我对琵琶及其传统有了认识，也正是在这两年间，林先生比较系统地向我传授了“浦东派”曲目及其演奏技巧。每一曲目，从曲谱的传承、演奏的技巧到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风格，他都会一一讲述。那时我就强烈地感受到，林先生不仅是一位大师和传人，而且他本人就仿佛是一部琵琶音乐史，就是一份“活资料”。他

的教学最大的特点是，让你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我想，不仅是我，对于中央音乐学院从事琵琶音乐教育，以至民乐系的老师们而言，林先生在历史知识和教学经验方面，可以说是老师们的老师。何况即使从年龄上说，他也是大家的前辈。虽然在行业之外，他并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但在所谓“业内”，他一个人已足以堪称中国琵琶音乐的“重镇”!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从事教学工作。而对林先生的“问学”，似乎比学生时代更加频繁。无论遇到什么问题，无论遇到什么困惑，我总是习惯性的想到林先生。因为他总在校园里。见面、通话，总是近在咫尺。有时他会当即回答我的问题，有时他就说“我要查一查再告诉你”，他总不会忘记，总会通知我。可惜的是，他走了，带着他的丰富的学养和对后辈的殷切!天人永隔，我的“问学”也不复再有!屈指算来，我在林先生身边的时光，即使从研究生算起到他去世，也有15年之久，时间绝不算短。这次研讨会上，看到许多外地的朋友珍存着林先生的手书、信件，而我因为距离太近，反而一无所存，心里总是不免有些遗憾。但又一想，我能有幸作为他的研究生，作为他登堂入室的亲传弟子，并且在那么久的时间内受到他的关怀，不同样弥足珍贵吗?

11月25日，一场命名为“四弦千遍语”的纪念音乐会在台北市中山堂隆重举行。这对于我，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9年前也是在台北，林谷芳等台湾友人为祝贺林先生80华诞暨从艺66年周年，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那一次大陆方面除林先生本人外只有我一个人。还有香港、台湾方面的王梓静、赖秀绸等人。是夜，林先生身着深色长衫，在听众的热烈掌声中缓缓走出，演奏《十面埋伏》等曲。他“内敛、沉稳、拙朴:或情趣轻盈、神态盎然，或韵味深沉而归于平淡，或琴声铿锵如风起云涌，表现出他深厚的传统音乐功底和文化涵养”(林谷芳语)。而9年之后，仍是林谷芳先生主持其事，距林先生逝世已经7年!然而，本次呈现于台北的纪念音乐会，其出演阵容却异常强大，演出曲目亦充分体现“浦东派”的传承。那天晚上，音乐厅里悬挂着1988年林先生手书“四弦千遍语、一曲万重情”，主持人林谷芳先生一身素装，在贯穿首尾的话语中，评介了林石城先生的一生贡献。

纪念音乐会曲目，列为“流派传承”(《思春》《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海青拿天鹅》)，“乐种移植”(《汉宫秋月》《三六》《出水莲》《陈杏元和番》《高山流水》《风霜雨雪》)，“自家风光”(《夕阳箫鼓》《龙船》《霸王卸甲》)。而出演的琵琶演奏家除我以外还包含了来自大陆、台湾和美国的吴蛮、曲文军、郝贻凡、李彤、赖秀绸、连珮如。那个夜晚，每一个出演者都怀抱着一腔真挚的情感和敬意，每一首作品也都饱含演奏者极其认真的准备。整场音乐会被情感包围着，是演奏，更是思念和感恩。这样的氛围也演化为演出与听众的互动，听众同样感受到这一切，只是这一切都在音乐中进行，更有一种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东西。林先生生前一直想开一场“浦东派”作品音乐会，这一次不仅实现了他的愿望，而且是一次难得的全面的呈现。假如真有所谓在天之灵，林先生当感宽慰!

那天，我的曲目是《海青拿天鹅》。每次抱起琴，想要弹奏这首曲子，总会想起林先生。

“海青”是元代作品，是现存年代最古老的琵琶曲目，也是浦东派的“绝活”。因为技巧难度大，加之老先生的审慎和保守，多少有些神秘感，一般演奏者不敢问津。林先生也很少教授这一曲目。我在研究生时代曾试探性地问他能否可以学习“海青”，他回答说，先学会“并四弦”再说吧。我心里有些不服气，在课下反复试弹多次，觉得这个“并四弦”实在很难做到，也就不复再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视频上看到林先生演奏“海青”以及“并四弦”的慢动作，连看几次，心里豁然开朗，反复试奏，终于成功。我兴冲冲地去看林先生，“并”给他看，他很高兴，于是开始给我讲授“海青”。从元、明诗人的章句，到蒙古贵族养鹰捕捉天鹅的习俗，从不同版本的传谱，到作品某一段落、某一乐句所描摹的情境……

我还记得，正是在“海青”的讲述中，林先生提出了“武曲文弹”的美学概念。所谓“武曲文弹”不是指所有武曲都要以文曲方式演奏，而是面对“海青”这样虽有大的叙事框架，但在时空和内容上相当悠远，相当虚拟的作品，演奏上不宜太噪、不宜太实，在其音色、响法(林先生语)，应当借鉴文曲演奏那样的细腻、讲究层次而富有变化。林先生说，“海青”不是《十面埋伏》，也不是《霸王卸甲》。他们所叙述的故事，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距离感不同。林先生许多说法虽然很朴实，但是它会让你很容易找到感觉。“海青”演奏中“吟”“揉”“弦数变化”“并四弦”等丰富技法，恰恰体现出“浦东派”特有的韵味。

“武曲文弹”之论，可以说是林先生的独到之见。它在所谓武曲、文曲的不同范畴之外，又勾画出一种新的、既非此亦非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境界!

二

我从心里感谢这次研讨会的四位主旨演讲人。王次炤院长的讲话我想首先表达了所有老师们共同的感受，林先生走了，但是林先生对于琵琶音乐教学的贡献，大到教学思想，小到一处考证、一处点拨，仍活在我们的教学工作中。袁静芳教授从琵琶专业教学、浦东派琵琶的传承和中国民族音乐新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等不同视角，为我们勾画出林石城先生音乐生涯的全貌。林谷芳先生从浦东派传承入手，深入分析琵琶各流派的美学意蕴，别开生面，给了我们新的启发。乔建中先生以《鞠士林》和《养正轩》这两本琵琶谱为根本，让我们了解到:林石城先生从1949年到1983年一直在致力于这两部文献的整理编译，他为什么如此执着?他为这两部文献的再次问世贡献了什么?以及在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重新评价琵琶流派，尤其是浦东派演奏技艺的价值，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林石城先生作为浦东派最后一位大师所具有的艺术地位。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

感谢各位发言人，我不在这里一一论述。是他们的真知酌见与真情实感，让我更加认识到林石城先生的意义。

林先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师。而这里所说的承前启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傅与徒弟的、或流派传人的传承和衔接，而是指不同时代，不同音

乐传承方式的转型。因他处在时代变迁的结点上，既是旧时代最后的大师，也是新时代最先的大师。

琵琶音乐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曾经出现过流派纷呈的现象，而主要流派诸如浦东派、汪派、崇明派、平湖派。这些流派因地域、传谱、技法、艺术风格以及代表人物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群体和传承谱系。流派纷呈，其优长在于多样性、各领风骚，传承有序，而其缺失则是地域的、人群的封闭性以及一定程度的排他性。这种情况在其他艺术门类(如京剧)中也同样存在，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假如没有西方现代音乐教育的进入，或者说整个“西学东渐”，这种格局可能仍会循着以往的轨迹向前发展。但事实是，随着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瓦解，随着废旧学立新学，随着“五四”运动以及新中国的诞生，那个以“流派”为特色的呈现与传承方式，完全被打破了!这种情况下，一些流派的代表人物随时代转型，融入学院式的现代音乐教育。林先生不是最早融入学院式音乐教育的流派传人，却是最早应邀北上，创立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先行者。毫无疑问，又因为中央音乐学院在我国民族音乐教育方面所处的重要地位，林先生的意义可想而知。

这里，个人境遇与时代变迁恰好相逢。对现代琵琶音乐教育而言，既然是中国的、民族的、琵琶的，就不可能无视于琵琶音乐的历史背景和美学特色。民族音乐的现代教育不可能离开以流派为代表的过往，或者说这个时代的变迁，不能离开林先生这样的人。反之，林先生能有今日，林石城之所以成为林石城，也得益于时代之需，得益于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教育的开启。没有后者，也没有前者。

林先生曾说，浦东派是“单传”。但他又主张应该对各流派要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并致力于走“大中华琵琶音乐学派”的艺术之路。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渊源与志向。

三

说到流派，说到时代变迁，就自然想到传统。

而今，“传统”二字也许是重复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上下左右，都在讲传统。但是我发现，实际上“传统”既不是官方主流(官方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民间主流(民间主流已经基本上商业化、娱乐化了)，更不是媒体主流(媒体主流是以蠃利为目的)。因此，传统之说，似如空洞的套语，说说而已。这恐怕是很悲哀的。我在“2011章红艳音乐季”期间曾作过一次演讲。那一次，我极力主张传统音乐的重要地位，并且认为传统音乐是一切不同类型的音乐的出处和原动力。

曾经有人问我，传统在哪里?

我的看法是，虽然我们不能说琵琶音乐的传统即琵琶流派，因为还有其他民间的、戏曲的文化传统，但就我们可以看到、说到、触到的范围而言，完全可以说，琵琶流派作为一种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无疑包含、体现着琵琶音乐最重要而宝贵的传统!

不同艺术的流派遗存，也具有很大差异。对京剧而言，虽然有些曾经存在的流派，已经成为历史，但仍有一些流派活跃在当下，不但体现为剧目、风格，也体现为后继的代表人物及其群体。如以梅葆玖为代表的梅派、以李世济为代表的程派，以谭元寿为代表的谭派。相比之下，琵琶流派的“现存”方式则不在人物，而在传谱、技巧、风格以及音乐精神!当今的琵琶演奏家不再分别集合于某个流派的门庭之下，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弃绝流派。相反，正因如此，所有的流派都将作为我们共同的遗产，共同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传统就在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流派之中!我并不特别喜欢使用“遗产”一词，其原因是我觉得作为琵琶音乐传统的生动载体，它们不仅存在于博物馆式的保存中，也存在于我们的教学和实践中。它们是遗产，但它们仍然活着，仍然是当今的现实，是“活态传承”。正如诗的传承，是历史，也是现实。新的并不淘汰旧的，却在旧的基石上发生。现代诗、格律诗、古诗、诗经，不是同样活着吗?

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琵琶传人，他们都将活在代代相袭的传承中。“一灯传百灯，灯灯相传，其明不灭，是谓无尽灯”。林先生承前启后，当然是一盏明亮的，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的灯!

2005年12月6日，家人和朋友正准备给我祝贺生日，我忽然接到电话，说林先生走了。急忙赶到医院，看到林先生静静地睡在那里，永远闭上了眼睛。

从那时起，每当我的生日，总是会想到林先生，因为那天正是他的祭日。7年过去了，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是何原因，有这样的巧合，也许是真有所谓天意?我想，如果有，那也是在提醒我永远不要忘记琵琶，永远不要忘记林先生，永远不要忘记林先生的教诲，我想我也不会忘记。

是为我的纪念。

作者简介:章红艳(1967～)，女，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民乐系副系主任。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