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聆听琵琶演奏家吴蛮2024年12月发行的专辑《大唐余韵——吴蛮演绎敦煌琵琶谱》后的有感而发,通过对比性聆听与研究分析,我认为吴蛮在这张专辑中展现出了卓越的创造能力,具体表现为:表演形式的坚守与创新、速度处理中的“心韵节拍”历史风格与个人风格的融合。在此基础之上,文章进一步从反思型音乐家、合作型音乐家和倾听型音乐家三个维度剖析了吴蛮音乐表演创作力背后的原因,为音乐表演活动的开展和表演艺术家的培养提供借鉴并引发思考。
关键词:吴蛮;敦煌琵琶谱;音乐表演;创造性
2024年12月,旅美琵琶演奏家吴蛮最新录制的唱片《吴蛮:敦煌》,由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NCPA Classics制作发行。这张唱片由美国知名作曲家、录音制作人、艾美奖得主威廉·布拉德伯里(William Bradbury)操刀录音,包含了敦煌琵琶谱的25首全部作品,以及吴蛮根据敦煌琵琶谱而作的7首琵琶独奏曲。从中国演奏家到世界音乐家,从中国传统音乐到前卫先锋音乐和世界音乐,吴蛮多年的职业生涯常被视为“跨界音乐家”的典范。2024年她先后发行《问弦》和《大唐余韵——吴蛮演绎敦煌琵琶谱》两张颇具历史意味的音乐专辑,似乎反映着这位音乐家对回归历史之路的新思考。
音乐“声音”的历史相比其他历史的考据更为复杂,因为它不仅需要严谨的古乐谱、乐器考证,更依赖于表演者的二度诠释与创造。相较于《问弦》从古器到古曲探究古韵,在敦煌琵琶谱的演绎中,吴蛮显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敦煌琵琶谱作为古谱文本,经过学界多年的研究积累,虽然在谱式、音位、调式、节奏节拍等基本概念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由于速度、润腔、装饰等因素记载的缺失,以及中国口传心授的音乐传承方式,使得我们在音响层面对整体音乐风格的把握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也恰恰为表演艺术家提供了较大的创造空间。
一、吴蛮的音乐创造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叶栋、席臻贯、陈应时等学者译谱成果相继问世以来,从音响层面重构敦煌琵琶谱的探索几乎就同步开始了。1984年叶栋译谱、叶绪然演奏的《敦煌曲谱》出版发行,1992年吴玉霞根据席臻贯译谱演奏的《敦煌古乐25首》发行,2018年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筹划上演“古乐·新声——陈应时解译敦煌古谱音乐会”此外还有青年弹拨乐演奏家张晓东以复原的唐代四弦曲项琵琶演奏录制的《敦煌之声·琵琶古乐——敦煌琵琶谱二十五首》等。综观这些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的各类音响,一是体现了敦煌琵琶谱从乐谱文本不断向音响实践转换,反映出学界对古乐、对传统、对历史音响构建学术性研究的重视;二是凸显了理论研究与音乐实践的互动,尤其是音乐表演者作为音响呈现的主体,他/她们在解读乐谱时融入个人的艺术理解与时代审美,将静态音符转化为鲜活音响,这一过程不仅展示了演奏者的技术功底,更体现了二度创作的创造力。
在吴蛮这版最新的敦煌琵琶谱“演绎”中,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感受到她在演奏中丰富的创造力和动人的艺术感染力。
(一)表演形式的坚守与创新
敦煌乐谱究竟是用何种形式表演的乐谱?这个问题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有多种推测,如“歌舞剧”形式的伴奏谱、三套“滚门”、唐代器乐合奏的主旋律谱、杂曲子集、琵琶分谱、唐大曲等。[1]在以往各个音响版本的演绎中,各种形式的表演也均有出现:如1992年席臻贯《敦煌乐谱新译》出版时,就随谱附带了“敦煌古乐·民乐合奏版25首”(中央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合录)、以及由姜嘉锵、李元华、单秀荣等歌唱家配词演唱的“敦煌古乐配词15首”乐队与声乐版,后来还有吴玉霞的琵琶独奏《敦煌古乐25首》;2018年上海音乐学院策划“古乐·新声——陈应时解译敦煌古谱音乐会”,25首陈应时译谱的作品经过作曲家的再编配以大小型不同编制的“敦煌古乐团”形式进行表演;还有2022年1月5日,在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上演的《丝路之乐·唐韵回响》音乐会,融合了复制的古乐器和乐舞。吴蛮在多种表演形式中选择回归琵琶本身,25首乐曲以及7首根据敦煌琵琶谱而作的作品均以琵琶独奏的形式来演绎,这种回归不仅体现了她对敦煌乐谱本源的坚守,还通过精简的形式突出了琵琶作为核心乐器的丰富表现力。在回归乐谱本源的基本原则下,吴蛮也考虑到了音乐的可听性,她根据对每首乐曲的不同感受,充分挖掘琵琶的特色,有的乐曲用两把甚至三把琵琶来合成演奏。如第23曲《营富》,第一遍严格地按照译谱演奏,第二遍用第二把琵琶在高八度音区上进行附和,使之产生有趣的和声效果。再如第18曲《水鼓子》,乐曲原本以稳健,甚至略显单调的步履在中音区进行,在乐曲的中间部分巧妙地加了一个高音区的琵琶,用缠绵的语调与之呼应,后加入的琵琶在随后的音乐进行中与第一把琵琶形成合唱,并引出第三把琵琶与之短暂应和,最后以第一把琵琶的独奏结束全曲。整个过程,第二把和第三把琵琶的进与出大大增加了乐曲的可听性和趣味性,不仅强化了乐曲的叙事张力,还通过多声部交织展现出了琵琶音色的层次感,让音乐充满流动性。
除了采用多把琵琶来合成演奏之外,整张专辑中还不乏各种打击乐器的声音,吴蛮参照在敦煌壁画中看到的各种乐器组合,在多首乐曲中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加入鼓、铃、磬、木鱼、拍板、沙锤等打击乐器。如第3曲《倾杯乐》在第一遍结束部分加入了沙锤,既起到了收束作用,又引出了第二遍速度较快的重复。在重复部分沙锤成为了节奏性乐器,伴随着琵琶的旋律做出不同节奏的变化,增加了音乐的律动性,让人在古朴的韵味中感受到了一丝活泼的趣味。再如第13曲《又慢曲子·西江月》以磬声开头,中间段落也以极简的手法贯之以磬声,最后以磬声结束,营造出了一种悠远空灵的意境。还有第8曲《又慢曲子》加入了木鱼,第16曲《又慢曲子·伊州》加入了拍板,第17曲《又急曲子》依据曲名本身“急曲”的风格特点,加入了鼓点和铃声等。这些打击乐器全部由吴蛮自己演奏,用量不多却效果显著,给人一种“淡而不寡”的感觉,这恰恰体现了吴蛮在表演形式上的创新理念:她并不追求喧宾夺主,而是通过精妙的乐器组合,让打击乐在克制中焕发新意,成为琵琶旋律的有机补充,在增加音乐可听性的同时,也保持了对历史原作的坚守。
(二)速度处理中的“心韵节拍”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虽然敦煌琵琶谱的节拍节奏问题随着陈应时先生“掣拍说”的发表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2]但是由于乐谱没有速度和强弱标记,仅有部分曲名以“慢、急”起到提示作用,并且在中国乐理体系中速度的张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弹性,所以对于表情达意无比丰富的音乐而言,这无疑给演奏家提供了极大的创造空间。在2024年12月3日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专辑发布会上,吴蛮在提及演奏的速度处理时反复提到了一个概念“心韵节拍”,其实这是音乐家内心随着音乐韵律、情感涌动所发生的起落周期,是趋势性律动由起始至结束形成的情感线条和旋律线条。这种律动与通常所讲的节拍节奏律动不同,它本质上属于音乐家心灵层面的感觉,往往与音乐家的深层情感和意象想象等联系在一起,在很多优秀音乐家的表演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她们内心韵律节拍的独特性,这也是显现其个人表演风格的一种独特方式。
“心韵节拍”是情感涌动的音乐化韵律,离不开音乐家深层情感的唤醒。吴蛮内心情感丰富细腻,她依据敦煌古谱25曲三组调性的不同色彩,在多首乐曲的重复段落都运用速度的变化来展现音乐的表现力。如在7首以“慢曲子”为名的乐曲中吴蛮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慢速律动处理,第4曲《又慢曲子》在旋律的偏音进行中往往会做微妙的停顿,而第8曲《又慢曲子》虽然保持着与第四曲类似的速率,但更注重音与音之间的联系性与上下句的呼应感,所以听起来音乐更具流动感。还有第13—16曲连续4首标注“慢曲子”,但实际的听感是第13曲在绵长的线条里嵌入了细微的呼吸感,使音乐如同深沉的低语,第14曲利用泛音的延留制造出了一种摇曳的感觉,仿佛思绪在风中飘荡,第15曲的“慢”中带有紧密的音群连接和流畅的句法推动,赋予了音乐一种内在的涌动感和叙事性,而第16曲的慢速则体现在一种凝滞的张力上。这种对“慢”的多元诠释,正是吴蛮“心韵节拍”的绝佳体现。
标注急曲子的4首乐曲也同样展现了吴蛮在速度处理中的创造力,如第6曲和第9曲同属于第一组调性的《急曲子》相比而言并没有那么“急”,稳步的速率类似于中速进行。而第17和第19曲属于第二组调性的急曲感觉速度更快一些,第17曲《又急曲子》明显在急促的基调中融入了层次分明的动态变化,运用加入的鼓点和铃声制造出了一种推进感。第19曲《急胡相问》充满了急切对话的语气感,低音区絮絮不停地提问,高音区穿插着简短的回应,这种互动式的手法模拟了真实对话中的呼吸节奏,营造出了一种紧张而富有戏剧性的氛围。这种内在节奏的自由掌控显示了吴蛮作为演奏家的个性印记,她并非机械地处理乐曲的速度,而是依据每首乐曲的情感色彩与内在表达需求,从心灵深处唤醒并塑造出独特的韵律生命。所以从她心中流出的音乐更加盈动、悠然、自如,能够让听众感受到鲜活的生命力与艺术的独创性。
(三)历史风格与个人风格的融合
每一个敦煌琵琶谱的演绎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唐代音乐风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风格的把握是演奏者在重构历史音响中最难把握的一个方面,吴蛮在风格把握上表现出的特点是探寻历史风格与追求自我风格的融合与统一。她深入研习敦煌古谱的记谱符号与唐代琵琶的演奏手法,在与洛秦教授的访谈中就曾提到“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涉足古谱演奏,并对此有兴趣。1999年参加了英国剑桥大学劳伦斯·毕铿(Laurence Picken)教授的唐朝音乐纪录片项目,亲自跟毕铿教授学习了古谱中的装饰音演奏。2003年又和阿肯色大学研究中国早期琵琶音乐的学者莱姆布兰德特·沃尔培尔特(Rembrandt Wolpert)教授一起合作的录制了一张名为《光之无限》(Immeasurable Light)的唱片,内容主要是由劳伦斯·毕铿翻译的留存在日本的《天平琵琶谱》《三五要录》等古谱。”[3]从这些经历可见,吴蛮并不是首次接触古谱演奏,而是“有备而来”,所以她的演奏是将学术考据转化为了艺术直觉的实践,既保留了历史风格的庄重感,又通过即兴发挥赋予了个人特色,从而实现了历史底蕴与个性创新的有机统一。
从演奏技法来看,吴蛮充分考量了唐代琵琶的演奏姿势和手法,从横抱琵琶的角度去想象声音的演奏效果,回归相对古朴、简约的演奏方式,右手主要运用弹挑的基本手法,利用不同的琴弦来处理相同音符的音色变化。左手加入一些处理,如她左手的按音处理,强弱变化细腻而富有层次,通过精准的按压力度调节音高和音色的明暗虚实,将原本可能略显板滞的骨干音转化为充满流动感的情感线条。再如她还考虑敦煌琵琶谱短小的乐曲特点,适量加入装饰音和吟揉的手法,揉弦的幅度控制得当,以轻巧、小幅度的轻微颤动营造出一种自然含蓄的效果,这种简约却不简单的装饰大大增加了音乐的表情性。还有她左手手腕的提、压、抬、落充满了气息感,这当然与她对古曲韵律的把握有着直接关系,在醇熟技巧的运用下,这种气息感自然流露,音乐的本真状态或许就是如此。
从音乐表达来看,吴蛮的演奏自然、内在、大气,没有任何花俏和炫技,却给人趣味无穷、真诚动人的感觉。我认为她在演奏中着意的不是具象的表现,而是营造氛围,一种古朴、典雅、自然灵动的氛围,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所在。我曾就敦煌琵琶谱音响想象的具象还是抽象问题向吴蛮求证,她回答:“我在演奏中的想象是抽象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老天给我的音乐原本的感觉。我认为音乐是人类原始自然的本能语言,所以音乐表达越‘自然’‘素颜’就越高级、音乐的本真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4]巧合地是在这个问题上,琵琶演奏大师刘德海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处于演奏状态的感觉尽可能简单些、淡化些、模糊些好。尤其进入美的创造时期,感觉明晰,则音乐肤浅;感觉模糊,则音乐生动。正所谓,在音乐里,想‘山’想‘水’而不得‘山水’,不想‘山水’而‘山水’自来。”[5]两人不谋而合的理念其实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顿悟”等思想内核高度契合,吴蛮这张唱片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她将这种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的哲学智慧内化为了艺术创造的根基,在深刻领悟并尊重历史文本所蕴含的风格与审美特质的同时,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直觉去激活它,使古老的乐谱通过她的“心韵”表达焕发出了鲜活的生命力,最终实现了历史风格与个人艺术气质的浑然交融。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叠加或妥协,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创造性复归与个性化诠释。
二、吴蛮音乐表演创造力的来源
音乐表演作为二度创造活动,对表演者“创造性”的学术性研究是近20年来开始开展的学术话题,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创造主体——音乐家的创造性体现方式、创造性表演中的知识结构、音乐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外部因素对音乐家创造性的影响等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音乐家表演活动创造力的来源。[6]吴蛮是一位有着丰富创造力的音乐家,在《大唐余韵——吴蛮演绎敦煌琵琶谱》这张兼具学术考究和艺术创造性的专辑中,她再次展现出了卓越的创造才能,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其卓越创造力背后的原因,以深化对音乐家创造性过程的理解,丰富音乐表演理论的构建。
(一)反思型音乐家
在对音乐家个人创造性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关注表演者的学习方式和策略,认为有思考的学习和有目的的技术训练,以及带有学术性和研究性的音乐表演能够影响表演者创造性的表现。如表演理论家邓斯比(Dunsby)主张“共同关注”,认为没有纯粹的行为者,只有“正在思考的行为者”,即表演者同时也是研究者。[7]吴蛮是一位典型的反思型音乐家,她不满足于被动接受现有解读,而是主动进行多元化的选谱,从敦煌琵琶谱的多种译谱版本中选择了陈应时、叶栋、席臻贯、饶宗颐、何昌林5位学者的译谱,对此她有着自己的认识与思考:“这些译谱基本上大同小异,有个别地方的差别稍微大一点。尽管大家在节奏上的处理有不同理解,但应该是到时候将他们不同的译谱尽可能地展现出来,留给学者或后人去进一步研究。这应该是我个人的一种贡献,我来做一个抛砖引玉的角色。”[8]不仅如此,她还从唐代琵琶的形制和音区考量了不同学者译谱的合理性,认为“何昌林和叶栋这两位学者用了很多高音区,可能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唐代四个相位的琵琶,不可能会有像他们译谱中的高音区旋律,除非将琵琶的弦定得很高,而按当时的琵琶结构要将琴弦拉得很紧是困难的,而且琴弦本身的质地也不可能。所以相比较,饶宗颐、陈应时、席臻贯三位学者的译谱比较接近唐乐风格。其中陈应时的译谱无论在音高,还是节奏都是最合理的,旋律听上去也最自然舒适。”[9]
吴蛮的这种抛砖引玉精神,深刻体现了她作为反思型音乐家的核心特质,她不仅在选谱过程中主动探索多元解读,还在表演实践中将学术思考转化为艺术创新,甚至通过自己的表演实践经验反推学术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将学术研究与艺术直觉紧密结合,从而确立了自己在重构历史音响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权威意识,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绎方案。作为一名主导者,她还在25曲之后加录了7首根据《敦煌琵琶谱》而作的琵琶独奏曲,将自己演绎敦煌琵琶谱的感受以一度创作的形式展示出来,这些作品不仅忠实地呈现了敦煌琵琶谱的音符结构,还巧妙融入她对唐代音乐风格的深度思考,充满了自由的艺术表达,这也是表演创造性的核心所在:在审美同时具有批评的思想,用一种个性的原创方式去阐释。
吴蛮的反思精神不仅体现在她的表演中,从她日常提出的种种问题中都可见其深邃的思想。例如,她曾在一次社交媒体中提出一个深刻的问题:“有个现象我一直在观察和思考,为什么中国传统乐器几乎都要配钢琴伴奏,而这种现象在其它国家的传统音乐中极少出现?”随后这一问题通过网络发帖的方式迅速引起了热议,网友中有从现代化、西化与制度的历史视角做出的回应,有从音响冲突与表达性差异的美学维度对这一现象做出的批评,也有从钢琴普及与使用的操作角度表达的理解,还有从文化自信与传统维护角度传达的焦虑,以及对融合与创新多种可能的探索与建议……可谓各抒己见,呈现出了这个看似是技术性问题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美学的探讨。吴蛮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民族音乐的现代性发展并非等同于西化进程。在全球音乐生态中,每种乐器、每种声音都应有其独立的表达方式与文化空间。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可以合作的态度’,更是‘为何而合作’的深刻自觉。”[10]这种追溯传统,面向未来的思考,是吴蛮在其艺术道路中一直探寻的方向,她显然已经跳出了琵琶演奏家的身份,而是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思考中国和世界音乐的传统,致力于挖掘不同文化语境中音乐的本质与对话的可能。她敢于直面音乐融合中的深层文化命题,对“钢琴伴奏中国民乐”现象的敏锐洞察与公开探讨,不仅维护了传统器乐的独立表达空间,还为音乐的二度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彰显了反思型音乐家在国际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感。
(二)合作型音乐家
吴蛮是一位善于合作的音乐家,从20世纪90年代走出国门以来,30多年的海外职业生涯让她精于合作,从传统音乐到现代音乐、世界音乐,她的合作类型越来越宽泛,从演奏家到作曲家、即兴合作者,她的合作模式越来越多样。在合作中“发现自己”是吴蛮始终秉承的合作理念,她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在流动地(互相)学习和借鉴,文化不是孤立的。通过合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自己的文化,重新发掘自己的文化,产生很大反思、反省和反响。”[11]在这样的理念下,她尝试着跳出琵琶作为一种传统东方乐器的框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求与琵琶同一族群乐器和音乐的合作。多年来,她沿着丝绸之路不断地与维吾尔族音乐家,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叙利亚、印度、阿富汗、阿塞拜疆、伊朗等国家的音乐家合作,学习他们的音乐,挖掘他们民族中类似中国琵琶样式的乐器,包括与欧洲许多演奏琉特琴或吉他类乐器的音乐家合作,学习他们在乐器表演、音乐表达上的技法,领悟他们的音乐风格和艺术感觉。从凸显个性到寻找共性,这条合作之路为吴蛮阐释敦煌琵琶谱找到了更多的依据和创造空间。
合作激发创造,循着这条路径,近些年,吴蛮开始从即兴演奏扩展到了即兴演奏培养,通过在世界各地举办即兴工作坊帮助音乐学习者们跳出乐谱的固定框架,找回学习音乐的初心。如2024年8月在浙江音乐学院开展的“丝绸之路”全球音乐家工作坊中,吴蛮联合“丝绸之路”乐团的世界顶尖艺术家们与30余位海内外青年音乐家一起探索音乐创造的可能性,通过即兴合奏、跨文化对话和集体创作等形式,让参与者们在无谱状态下自由交流,激发他们的音乐创新思维,深化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吴蛮的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合作创造性才能的发展,也为自己赢得了广泛认可与专业声誉,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回归到敦煌琵琶谱的演绎,在游走世界,跳出琵琶演奏家身份,跳出琵琶作为一种传统东方乐器,跳出固定乐谱的框架之后,吴蛮坦言“这个阶段可以做这件事了”。[12]这个阶段她对自己的本土文化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从20世纪90年代初走向世界后思考如何让世界觉得你是“自己人”,到在不同的合作中追问“我到底是谁?”,再到如今回归本土时重新审视音乐与文化背后的关联,以一种谦逊和参与的姿态寻找共同的语言和情感,吴蛮的经历让她的创造力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产物。历史永远在被阐释,而阐释的角度和方式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更新。在《敦煌》这张唱片中,吴蛮看似无意识的演奏直觉,其实渗透着深刻的理性,与其说吴蛮与乐谱译者共同完成了对历史音响的追溯,不如说是对历史深刻理解和文化传承的延伸。
(三)倾听型音乐家
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人文环境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类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在音乐表演活动中,音乐家与听众的交流也是构成其创造力的重要维度之一,吴蛮是一位非常注重倾听听众反馈,并善于与听众建立情感联系的音乐家。近几年以来,吴蛮在国内的音乐演出活动非常频繁,从2023年8月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融合四重奏合作室内乐专场音乐会以来,丝路乐巡记,[13]、“乐韵东西”马琳·艾尔索普、吴蛮与费城交响乐团音乐会[14]等接连上演,我在现场观察到听众的反应是:倾听时投入,反馈时热烈,吴蛮总能以真诚的音乐表达感染听众。我认为究其原因还是她始终以听众作为中心的表演策略,她将音乐视为与听众心灵的对话,并善于以音乐内涵为理念用自然的演奏姿态传递于听者,使得听众能够直接感受其情感表达的反应,而这些反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听众对音乐结构的认知和对精神过程的体验。并且吴蛮非常关注音乐会后听众的反馈,在她的社交平台经常可见听众聆听音乐会之后漫谈式体验笔记的转发,相信从这些反馈中她本人也在不断丰富实践体验,产生更丰富的创造力。
倾听的态度源于吴蛮用包容、谦逊的眼光看待世界,通过合作创造性的表演,她把不同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把不同的音乐习俗融合在一起,让自己与不同的文化环境融合为一种互动关系,并把这种关系潜移默化地带入与听众的交流中。在2024年12月3日国家大剧院举办的《敦煌》发布会上,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忠实听众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对《敦煌》音乐的独特感受和深刻见解。一位年轻音乐爱好者提到吴蛮的敦煌琵琶谱演奏如何唤醒了她对传统艺术的热情,还有一位听众直言“每颗音符都饱含生命力,闭眼聆听仿佛进入敦煌千年的时光隧道,好似电影《沙丘》中地下蜿蜒掩藏的宏大生命体,像它心脏的搏动,也透露一种行旅的怅然,一种偶遇的新欢。”,一位资深音乐学者还从历史的脉络中解读了他耳中吴蛮对敦煌元素的创新诠释。这些反馈印证了吴蛮与听众之间的共鸣:她对敦煌琵琶谱的阐释既是倾听历史的低语,又是回应时代的叩问。
结 语
音乐表演实践并不是一项单一的技术训练或艺术训练行为,而是一个复杂的创造过程,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必须通过多维的艺术视角——包括对历史文脉的深刻理解、对时代精神的敏锐捕捉、以及对个人艺术旨趣的真诚表达来不断完善自己的表演活动。这一过程既需要艺术家具备扎实的技术功底,又要求其拥有开放的思维和包容的心态,以实现传统与现代、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平衡。吴蛮在《敦煌》中的表现正是这种多维视角的生动体现吴蛮通过对敦煌琵琶谱的二度演绎展现了对古老音乐语言的尊重,还借助创新手法赋予了这些语言新的生命力,使其能够与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振。她的演奏告诉我们,作为二度创作的音乐表演,只有坚持真实性与创造性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统一、技术与艺术统一的基本原则才能够强化音乐的历史延续性,为观众带来更具深度和广度的艺术体验。同时,也提示我们,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音乐表演者应当更加注重跨文化对话,在交流中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对话不仅能够拓宽表演者的二度创作边界,帮助其找到个人艺术表达的新路径,还能为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注入活水,使其在保持核心精神的同时焕发新的活力。
注 释
[1][2]周永泽、赵玉卿:《回顾与思考:敦煌乐谱研究六十七年》,《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3年第1期,第42-49页。
[3][8][9][12]洛秦:《“唐朝传来的音乐”的历史本真性与文化想象——(大唐余韵——吴蛮演绎敦煌琵琶谱>的历史音乐人类学叙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第3-19页。[4]笔者2024年12月16日与吴蛮的微信沟通。
[5]刘德海:《旅程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第16-21页。
[6]高拂晓:《音乐表演创造性的研究前沿及意义》,《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107-121页。
[7]J. Dunsby, Performing Music: Shared Concer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10]《为何中国传统乐器多用钢琴伴奏》,吴蛮整理、惠音文字编辑,微信公众号“吴蛮琵琶与文化漫游”,2025年7月1日发布。
[11]《对话琵琶演奏家吴蛮:文化跨界需要“退一步海阔天空”》,采访Charlie Gu、作者Anqi Wen,微信公众号“精致知界”,2025年1月16日。
[13]吴蛮与丝路音乐大师们音乐会,2024年10月3日,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
[14]2024醇·萃古典:“乐韵东西”马琳·艾尔索普、吴蛮与费城交响乐团音乐会,2024年11月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
作者简介:智凯聪(1990-),女,天津音乐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中国传统琵琶乐曲旋律特征研究》(项目编号:23BD074)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第143-1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