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创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辉煌,每个时代的每个领域都开辟着新的道路,不断产生着新的里程碑。著名笙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唐富先生的笙学之路就是这样。
如果说胡天泉、闫海登二位大师是笙学艺术奠基者的话,那么,唐富先生的笙艺则是心仪前贤,自成丘壑。尤其是他对笙的技术开发和在创作、演奏及教学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跨越,堪称笙学艺术的开拓者。在时间上,他们递接相序,在方向上,他们一脉相承。
(一)
大凡优秀的器乐家,都在乐器演奏技术和创作上卓有建树。如胡天泉的《凤凰展翅》《阿细欢歌》,闫海登的《晋调》《孔雀开屏》都堪称不朽之作,已成为二十世纪的华人经典,常演不衰。当今唐富先生所创作的笙曲,之所以在全国及海外风生水起,是他给笙带来了新的式样、新的技术、新的尺度和新的理念,可以说在笙的领域中开创了新纪元。
他的作品首先是音乐语言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与地域风格,这是东北黑土地给了他最好的艺术启蒙,也是黑土地给了他艺术收获的硕果。因此,他的艺术脐带系在黑土地的深层,致使他的作品在传统的沃土上根深叶茂、卓然不群。在他创作并演奏的几十首笙曲中,有音域宽广、起伏跌宕的《喜送丰收粮》《上京古韵》;有低回婉转、情意绵绵的《山寨风》《达斡尔的春天》;有颇具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调、移位等技巧的《林海新歌》《天鹅畅想曲》;还有叙事的协奏曲《文成公主》《渤海神韵》等,以及富有地方特色、戏曲风格的《东北影调》《月牙五更随想》等等。要在这篇文章里一一欣赏和解读他那些精妙之作,当然是不可能的。而面对他的一首首乐曲,任何文字的阐释其实都是多余的。
在唐富先生的笙曲创作中,可贵之处是他将笙的现代演奏技巧的开发、运用与传统作曲手法的承袭相融合,使东方古老的音乐文化与西方现代因子,在笙的艺术里冲撞出新,而使他的作品既注重传统民乐的韵味,又不失鲜明的时代感,是他成就了笙曲中的“雅俗共赏”的美学定位。他还发明和创新了十几种笙的技巧,如:拨舌、臂指颤、齿颤和多种双声部演奏技巧,有很多技巧填补了笙技巧的空白,丰富了笙的表现力。纵览唐富先生的这些作品,洋洋洒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形成了他自己的艺术风貌,这正是他的才情与智慧的展示,又是他辛勤耕耘的结果。这些作品,决定了唐富先生在中国笙史上的重要地位。笔者大略疏理了他的作品:“启”于《林海新歌》,“承”于《喜送丰收粮》,“转”于《天鹅畅想曲》,“合”于《文成公主》。他的作品经过“启承转合”之路,已由起步到成熟,再到精品。这些作品在民乐的长河中,从浪花、激流逐步成为主流,引领着笙的时代审美,汇入人类文化的大海,生生不息。随着时光流逝、时代变迁和笙的发展,这些乐曲愈来愈显示出其艺术价值,有的已成为笙曲中的名作,成为笙史的新经典。
(二)
演奏被称为二度创作,唐富先生演奏自己的作品,更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他的演奏魅力不仅仅来自技法的娴熟,更来自于他对音乐的领悟。技法求术,领悟趋道,求术可成大匠,趋道才方为大家。他的演奏源于传统,又疏离了传统,在他创作的乐曲里既借鉴了外来艺术,又根植于当代中国民乐发展的独特语境中。在乐曲处理上,他注重尺度、呼吸、层次,注重音乐的深度,更注重乐曲的韵味。“韵味”是中国民乐理论和技法上的专业用语,它有精神和技法两个层面,它们两者相互联系着,对笙的演奏来讲,精神气韵和吹奏韵律是同等的重要。中国民乐更多的是追求主观内在的表达,这也是笙独特风格的命脉。明代陆时雍在他的《琴学丛书》中说:“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可见韵味是音乐升华的最高形态。唐富先生在笙的演奏中,通过对乐曲韵味的表达,把笙所固有的美妙音响、自如的技巧及令人信服的音乐诠释,绝妙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展示了他的文化底蕴、演奏功力和生动的艺术个性。因此,笔者认为,笙的韵味是笙的演奏在美学意义上的极致,是一种恬淡到深远的精和内在气息的溢泻,呈示着唐富先生的性情本真。
我们常说要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其实,真正的传统是靠一代代艺术家的创造积累起来的。昨天的创新是今天的传统,今天的创新又将是明天的传统。传统不可能与创新并立,传统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今天,唐富先生在乐曲与演奏上的创新,是标新立异、另辟蹊径,明天也将成为传统,流行于世。因此,创新的含意是丰富的,它既包括内容与观念的创新,也包括风格、手法、技巧的创新,创新是对传统的丰富和发展。
唐富先生的不少作品是在传统、民间与现代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同时,他妙取诸家、综合南北,于力度与柔美中勃发出一种刚柔相济的美致,使曲中有传统、有生命、有自然,也有自己,如《镜泊湖风光》《木叶情》《达斡尔的春天》《冰凌花》等就属于这类作品。这些作品都是他将心灵深处涌动出的情思和生命活力幻化成音乐语言,进而彰显其意象化的精神状态。在他创作的笙曲里,善用笙的多种演奏手法,大大地丰富了乐曲的表现力,使民乐不再囿于民族性与技法的既定风格,还原了笙最原始的生命力。例如在《天鹅畅想曲》 《文成公主》 《上京古韵》《喜运丰收粮》等乐曲中,他的复调演奏条分缕析、游刃有余,尤其在华彩乐段中,或和音变化,或颤指如珠,或历音跳跃,或顿挫抑扬,都妙不可言,进一步逼近艺术规律与艺术本质。
唐富在乐曲的创作与演奏中,走出了单纯笙技法的程式继承,走出了乐曲中对自然形态摹写的境地,因此,他的作品和演奏已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将传统的中国民乐与现代意象结合,在众多的笙家中亮出了他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形成了他独有的一种创作风骨与特色。唐富先生的创作之路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想要达到演奏的上乘效果,靠技术支撑仅仅是一个基础,关键还在于要具备更深层的文化积累和更细腻的心理体验。
(三)
中国笙虽然历史悠久,发音巧妙而独特,但千百年来一直处于伴奏地位,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胡天泉大师才将笙引入到独奏行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播与发展,如今吹笙者已成千盈万,形势喜人。从1963年开始,唐富先生开始热衷于教笙育人的工作,他的学生有国内有海外、有专业有业余,年龄有大有小,可谓桃李满天下。有近百名学生,先后考入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等的音乐艺术院校,及清华、北大、人大、哈工大等多所文科重点大学。其中大部分学生在大陆或台湾主要民乐团体和音乐院校任职。其中有多人已经获得国家一级、二级演奏员和正副教授职称,成为中国笙界的中坚力量。从1984年起,先后应邀赴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台湾台南艺术大学及台北市国立乐团等音乐院校讲学。
唐富先生告诉我,笙的教学远不是方程式的唯一标准,它更多的是因人而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材施教。正如教育学里有句话说: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所谓物质文化遗产,其表现形式是代代相传,而不是今人创造的形式。在教学中,他认为作为笙的演奏者,除了要掌握音乐知识外,也要汲取最民间的扎根于土壤的养分,再吸收结合。其实,中国传统民乐在长期的口传心授中,导致其有较强的可塑性。唐富先生在他多年的教笙过程中,继承了“口传心授”这一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他认为:笙和其他民乐文化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遗传密码,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它沉淀着民族历史情感。他在笙的教学实践中,强调“传递和点拨,灵感与创新和学习与开悟”的“口传心授”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除了在教学中极为重视笙的基本技巧外,同样重视音乐表现,因为技巧是音乐表现的基础,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教学中,他既关注技术技巧的程式化表现,又关注舞台的活态呈现与艺术境界的追求。他还说:教师不但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还要通晓教育教学规律,掌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正是他秉持着这样的教学理念,才培养出多位优秀学生,目前在全国各大院校、艺术表演团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影响扩展到海内外,渐成品牌。曾记得2004年“全国首届笙大赛”时,唐富先生带领百名弟子参赛的盛况。济济一堂的九岁至十五岁的孩子们,群笙如紫竹之林,声浪似鸾凤和鸣之声,撼人心弦。不禁使我想起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少年强则中国强。”有唐富先生教授的众多吹笙后备人才,中国笙的发展前景必将层楼更上,大有希望。“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坚信一代必将胜过一代。
(四)
依稀记得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说过: “首先,我不是大师;其次,大师不是我们随便一种称呼。”他认为当今音乐界被媒体称为大师的太多了,大师多了恐怕就不大了,有人说我们离大师只有一步之遥,作为信念可以说是一步之遥,但是走起来、做起来就是千里之距。大师必须具备很多因素,首先,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历来都把人格意识作为衡量艺术家与作品优劣的审美原则,这是一个突出的审美现象,早已为学术界认同。 “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是古代人对于人的道德品质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所作出的概述。即首先是“德”的修养,第二才是“艺”的修养,这也是大师的首要品德。因此,唐富先生被称为“当代笙大师”是无愧的。中国笙是人的艺术,艺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播者和传承者。当代性应是传统与历史的延伸,抛开历史的维度,当代性也就失去了权威。“当代”其实是一个没有具体指向的概念,活着的“当时”就是当代,意味着对生命存活现实的肯定,这是当代的时间属性,也是第一属性。现代性并非一个只带时间特征的词眼,我们讲一位大师或一件作品具有现代性,除却其带有倾向于现代、当代这一时间特征外,更多是指人的品德、作品意识以及演奏重点开放性、前瞻性及某种特殊的空间概念。
当前,人们对笙的乐曲与演奏、音色与音貌的要求,是随着人类审美的不断提高而发展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不断走入深水区,整个社会文化的丰富性将会给我们当今的创作与演奏带来新的思考。要求笙的作品既要有传统的文脉,又要有当代的表现语言,如何延续笙的艺术,是一个文化自觉与文化创造的双重命题,在这样新的文化语境中,唐富先生把思考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立足于自身实践,成为当代转型的成功开拓者——这就是唐富艺术实践的重要贡献。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笙艺术生生不息的发展长河中,我们更需要的是个体特质的展现与传统文化品格的升华。希望笙行中能涌现出更多唐富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