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赵宴会教授的专著《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是作者积三十余年之功力写成的一部唢呐研究的力作，也是作者经历了自幼学艺、求学、研究、教学等成长阶段后的“水到渠成”。在本书的写作中，作者围绕问题准确地运用了海内外学者的相关理论，选取了恰当的身份站位，以长期的扎实的田野工作为基础，对苏北一带的唢呐班在近百年发生的变迁做了“深描”及阐释，并将苏北唢呐音乐的相关知识做了详细的介绍，使人读后既能对苏北唢呐班在百年来各个历史阶段中发生的变迁，包括变迁前后的样貌及变迁的历史文化原因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又能从中获取具体可感的关于人、器、乐的“本体”知识。

本书的面世对我来说是一件令人格外振奋的事情。之所以说“格外振奋”,是因为在2020年夏天，我应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唢呐艺术委员会邀请，做了一个题为“唢呐学畅想”的线上讲座。在讲座中，我提出了一个设想，就是“唢呐人要共同努力，为建设‘唢呐学’而奋斗”。“唢呐学”?有点异想天开吧!在所有中国传统乐器中，只有古琴才有“琴学”,那是文人音乐。但这是历史，不是未来。建设“唢呐学”,高水平的演奏是不可缺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出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否则只是“艺”,不是“学”。二十多年前，我在写博士论文《中国唢呐艺术研究》的时候，能够找到的参考文献很少，且多为记谱和简单的介绍。所以，我那份“作业”就被一些唢呐界人士称为“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唢呐音乐的著作”。其实我心里清楚，自己不会吹唢呐，限于条件，田野调查也很有限，只是尽力而为。为了拿到学位交出的一份作业，其中的缺点和有待深入的地方还很多。去年，中央音乐学院以民歌研究见长的周青青教授也加入到唢呐音乐研究的行列里来，承担了“即兴演奏”的课题，无疑是唢呐音乐研究队伍的福音。

时过不久，又迎来了赵宴会《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的面世，这部书可以视为唢呐学的奠基著作之一，它为唢呐学的基础建设贡献了丰富的历史、当下资料及坚实的研究成果。

笔者的导师袁静芳教授、赵宴会的导师秦序研究员，分别为该书作序，分量十足。因此对于该书的背景、价值、意义等，笔者不再多言，在此只谈一点读后的感想。

一、理论准备充分

宴会的这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以来苏北唢呐班变迁研究》基础上扩充凝练而成的。这个选题，内行人一看便知，具有鲜明的民族音乐学特色。文化的变迁，曾经是，现在也是民族音乐学的一个热门议题。为什么要研究变迁?研究哪些内容?怎样研究?都是需要在动笔之前深入思考的问题。宴会博士阶段的专业方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虽然也必然要接触并借鉴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但他毕竟不是地道的民族音乐学背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到澳大利亚访学，随民族音乐学家史蒂芬·怀尔德(Stephen Wild)教授研修音乐人类学。从本书的引用可以看出，这一年的访学使他收获颇丰。在教授的指导下，他阅读了大量音乐人类学原著,对国外经典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著作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有了较深入的理解，因此应用起来也就不显生硬。例如，我国的民族音乐学者经常纠结于以音乐研究为主还是以文化研究为主。不久前，杜亚雄教授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音乐!》①,其潜台词就是很多音乐学或民族音乐学家研究音乐太少了。另一位学者杨善武教授也经常发文或在讲座中批评某些民族音乐学者不重视音乐本体研究。问题是明摆着的，的确有一些民族音乐学者不太重视对音乐的研究。宴会显然是两头都要研究的。他自己曾经是民间/专业演奏家，研究对象是专门玩音乐的唢呐班子，又要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变迁研究，哪一头都不能舍，舍掉任何一头，研究都是不完整的。面对国内似乎有点针锋相对的学术理念，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坚定地选择了他的合作导师史蒂芬·怀尔德教授的理论：“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的研究核心是音乐!音乐人类学中，音乐学与人类学没有主次、轻重之分，两者是平等、横跨、互融的关系。”“音乐学者学习人类学理论，并将其应用于音乐研究，比人类学者介入音乐研究相对容易，在跨学科实践中，音乐学者的参与也就相当重要，音乐学者有责任多做贡献，而不应等着人类学者来做这些事。”宴会说：“(怀尔德)的呼吁，无不深深地影响着笔者对音乐人类学的理解、运用以及将该学科发扬广大的意识。”②笔者理解，他选用这种理论，并非仅仅是因为怀尔德教授是他的合作导师就趋而从之，而是结合了他本人和课题的实际情况对学科作出的切身理解。

宴会在理论上的准备和清醒，也体现在他的选题之中。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Alan P.Merriam)说：“对民间音乐受到破环的担忧往往会被过度强调，而没有考虑到变化的必然性。虽然民族音乐学认为音乐是文化中的最顽强因素，但是那些支持这个观点的人常常转过头来又对逝去的事物感到痛惜。……为必然性的变化感到痛惜是徒劳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可能广泛地、迅速地进行记录，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对饱受抨击的完整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③尽管如此，我们的叹息声仍然不绝入耳：唉!又走了一位!可惜啊!又消失了一种!更有甚者，一些田野调查者居然会告诉艺人：你们应该坚守传统，不要变化。宴会坚定地选择了“对饱受抨击的完整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苏北唢呐班的百年变迁，他的家族就在其中，许多情景他都了然于心。多少好曲目好技巧失传了，他不心疼吗?但是学术就是学术，叹息和抱怨都是徒劳的，学者还是要尽到学者的责任，将这一个历史时期的变迁过程记录下来，并对变迁过程和原因做出合理的阐释。这就是他要做的。同样，他引出梅里亚姆的理论，并非仅仅因为梅里亚姆的学术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而是出自他对这种理论的指导意义的认同。

该书用到的西方理论还有“文化滞后论”“多点民族志”“解构与重构”“全球在地化”等等。国内学者如伍国栋、项阳等人的理论，也得到充分重视并应用。理论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这一点，宴会做得比较好，理论的出现总是和实际联系在一起。虽然读此书会频繁地看到西方学者的理论话语，但你会觉得这些话语的出现都有充分的理由。

二、史、志、论合一的写作方法

为什么说这部著作是史、志、论合一呢?一百年的变迁，我们的近现代和当代音乐这两个阶段，它的变迁过程难道不是一部历史吗?只不过不是大历史，而是一个区域音乐文化中的班社变迁史罢了。诚然，这不是一部典型的史学著作，但是其中的历史叙事的史学性质是应当明确的。

志，在这里当然是指音乐民族志。志，中文里就是记的意思，如我们熟悉的《乐志》《天文律历志》等等。安东尼·西格认为：“音乐志就是将人类对各种音乐形式的认知记录下来，而无需任何理论参照——其前提是书写音乐是可能且可取的。”④可见，东西方理解没有差异。

但是，如前所述，该书的基础是宴会的博士论文。作为一篇学位论文，如果只记不论，显然不太合适。因此，“阐释人类学”被引入该书的写作。

宴会这样说：“笔者在传统音乐民族志‘重描述’的基础上，还有意识地借鉴了阐释人类学‘深描’的民族志典型写法，通过深入、全面的考察，对唢呐班音乐事象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剥笋式’阐述和分析。试图弄清唢呐班的几个‘W’问题，即who,when,where,what,why以及how等。”⑤在这些问题中，解释变迁原因的就是这个why。这个why,貌似简单：社会变了，音乐就跟着变呗!这没错。但是，要做“深描”,要“剥笋”,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需要长期的细致的调查，还要“跳入”“跳出”地进行分析、思考、归纳，最后用准确的语言写出来。否则，“阐释/深描”怎么会被人称为“学”呢!

有了这几个方面，有材料(口述的、文字的),有分析，有论述，一部著作就比较丰满了。宴会较好地把握了这几个步骤，写作中不厌其烦，耐心地交代细节，又能及时跳出进行分析，一层一层慢慢地剥，使得本书有骨有血有肉。这是比较成功的一点。

三、恰当的身份站位

宴会具有“局内人”“局外人”双重身份。这一点，两位教授在序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特别是秦序教授那一篇，从“山里”到“山外”都说遍了。宴会也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双重身份，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曾经有十几年的民间从艺经历而时时以“局内人”自居。他清醒地说：“局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人的角度而言，相对于其他非唢呐班出身，没有参与过唢呐班表演活动的学者相比，笔者自幼出生于苏北唢呐班世家，并长期参与唢呐班表演活动，故笔者比他们‘局内’;相对于唢呐班中的一个具体艺人而言，他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人无法代替他或代表他，研究他时，笔者则是局外人。从地理和乐种角度，相对于山东、安徽、辽宁、河南等地类似唢呐班的乐种而言，笔者对苏北唢呐班的研究则较‘局内’,特别是对于笔者的家族唢呐班‘赵家唢呐班’的研究，笔者则更‘局内’。但是如果在微观层面把笔者的家族唢呐班与其他更多唢呐班比较而言，笔者在其他唢呐班艺人的眼里则是个局外人。”⑥可见，宴会在使用自己的“局内人”身份时是十分谨慎的。为防止过于“局内”而产生主观片面，他给自己选了个“近局内”的位置。非到万不得已，不完全亮出“局内人”身份。所谓万不得已，是指只有在亮出身份后，艺人才拿你当自己人，才跟你掏心窝子，你也才能获得可靠的信息。

读这部书可以发现，重要的信息一定要通过艺人的话语传达出来，而非宴会本人的讲述。当然，老一辈的事，他不知道，必须由老人来说。但是有些事，他是可以自己说的。例如，东海县一带喜事不用或基本不用唢呐。这件事，换了我，可能这样说：“经笔者调查，东海县大部分地区喜事不用唢呐，小片地区偶尔用，也极少。”虽然说了是经过调查，但毕竟是从调查者口中说出来的。宴会没有这样做，他引用了两位艺人的口述，说明这一带原来喜事也曾用过唢呐，但不多，后来不用了。同样是说明一种事实，站位不同，提供信息者的身份不同，该信息使人感受到的可信度也就不同。这种例子书中很多，而且信息提供者分布很广，真正体现出作者研究的是“苏北”,而不仅仅是睢宁的“赵家班”。

在对唢呐班流变的“外驱动力”进行深描时，宴会又跳出“近局内人”的身份，谨慎地取“近局外”的角色进行观察和描述。之所以取“近局外”,笔者理解，是因为他和纯粹的局外人毕竟有差别。同时，为避免局内人的心理作祟，使分析和阐释产生偏差，他还采用了“深描”多于“阐释”的工作方案，尽量保持客观。持这一身份与视角，宴会将促使唢呐班流变的外动力，即“事主”对唢呐班的期待和要求，由表及里细细地剥了五层，最后把最底层的“面子”剥出来了：面子居然在最里面。

四、丰盛的唢呐知识大餐

本书的关键词是“流变”。要讲流变，就要把“从前什么样”“后来什么样""现在什么样”讲清楚。唢呐班是由人和物两部分组成的，人除了要使用物件以外，脑子里还装着音乐，音乐是连结人和物的纽带。

宴会把“物”的部分称为“物质构成”,本书的第二章专讲“物质构成的流变”。在这里他把所有物件滴水不漏地作了细致的讲述。例如，本人在写作《中国唢呐艺术研究》的时候，也写了唢呐的两种哨子，即“线哨”和“铜丝哨”。宴会在这里也写了哨子，但是比我的多一种。他是把铜丝哨又分出两种：有肚哨和无肚哨。所谓有肚子，就是哨片中部略隆起，使哨片内部有较多的气体存储空间，外形像一个小“肚子”;而无肚子哨则顾名思义，外形扁平。他说：“从笔者的实践经验看，有肚子哨吹奏起来相对于同尺寸的无肚子哨要轻松些。”我不会吹唢呐，对哨子没有这么具体的理解；当时采风也没有到过苏北，在山东也没有人提起过这回事。宴会说，有肚哨和无肚哨的问题未见有关论著提及，是苏北的独特现象，还是其他地区也有而没有被关注?特别是苏(北)鲁(南)豫、皖(北)一带，属于同一个音乐风格区，唢呐音乐亦如此，笔者曾戏称之为“胡辣汤文化圈”。所以笔者猜测，这应该是该“圈”共有的现象。可能是别的研究者(包括笔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艺人也没有提及这一点。只有宴会注意到的。这一亮点应该与他演奏家的身份有关，“局内人”的优势在此显现。

另一个亮点是，他找到了工尺谱。笔者在做论文的时候也很留心这个问题，但是在鲁豫皖到过的地方都没有找到。国内其他地方有的有谱，但不是这一带，而这一带恰恰是中国唢呐音乐最发达的地带。笔者也曾听艺人说，“听说过去有，没见过”。后来我到广西去，在平果县深山里一个壮族“道公”家看到了一本唢呐工尺谱。该谱的写法和唱法与内地基本相同，他们也承认是从内地汉人那里传过去的，这可真是“谱失求诸野”。宴会的发现，反过来也正好说明，在苏鲁豫皖这一带，过去的确是有过乐谱的。宴会书中说：“一些声称家中曾经有或现在依然保存有工尺谱者多为家传历史较长的唢呐艺人。”⑦此话应该是合理的，但也不是家家都有。钱家班第十五代艺人钱立志说见过他家祖传的工尺谱，宴会是赵家班第四代传人，但是他家并没有工尺谱。另外，据理推断，并且该书也提到，这些乐谱记录的应该都是老曲牌。那些曲牌都是伴随仪式的，而且是祖上传下来的，也是全国通用的，不可随意发挥变化，故需要认真记录保存。

总之，关于唢呐，关于唢呐班，宴会是花了大功夫去写的。乐器、乐曲、技术自不待言，就连交通工具从步跑到汽车，通信工具从寻呼机到大哥大再到智能手机，舞台灯光音响设备、艺人的经济运作、行业术语等，都面面俱到，应有尽有。

五、保护对策

在百年的流变当中，唢呐班的境遇可谓一言难尽。即有表面的繁荣，也有苦不堪言之处。要想唢呐班继续发展下去，很多不如意的状况有待解决。宴会提出，唢呐艺人和政府文化部门两方都要努力，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保护工作：1.人；2.艺(器、曲、技);3.民俗。这些工作都与当前的“非遗”工作直接相关。笔者作为一个唢呐研究者，对此也是十分关心的，认为宴会提出的问题都是切中要害的。情急之下，我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2017年3月23日《光明日报》,题目叫做《移风易俗要以引导为主》,指出这种对待传统音乐文化的态度和政策是不对的。后来我出去采风，一有机会就跟地方文化领导谈这件事。一段时间之后，局面稍有缓和，我想这是民意吧。2018年，我去甘肃庆阳采风，发现那里的环境很好，红白事好像特别多，而且仪式十分正规，唢呐班子带着秦腔唱将也很红火。我在那里呆了两天，居然参加了3场“事”。唢呐传承人们都很忙，还办着传承所，执行着传承的任务。我询问艺人们当地的政策，他们说也是有规定的，有事要上报，不要超过规定的规模就可以。到那里采风，不愁等不到“事”。我想，这种环境就比较理想了。

宴会肯定比我更关注保护问题，因为他家族就是干这一行的。所以他动了脑子，提出了合理的对策。但愿他能经常和地方领导及艺人们沟通，求得共识，一起努力，将苏北一带的唢呐班子保护好，发展好。

总之，宴会的书优点很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一篇书评，总还是要说点不足的吧，笔者也只好勉力为之。

其一，有些问题阐释过细。我理解，这可能是博士论文的痕迹。例如对“家伙”的解释。本来书中给出的解释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唢呐班艺人对所有乐器与设备的统称，其意义相当于专业音乐工作者所谓的‘乐器’和其他物质‘设备’”。但是，可能是出于论文写作的考虑，宴会又把这个词拆开，对“家”和“伙”两个字追根溯源，涉及到古罗马的词义和费孝通对家庭的解释，还有对“火”的各种解释等等。对此，笔者觉得没有必要，简洁明了说明问题就好。

其二，不必要的律制研究。本书有“唢呐的‘实践律制’由‘模糊律制’向‘混合律制’转变”一节，对唢呐的律制进行了研究。其实，唢呐是一件任何律制都能对付的乐器，全看音乐的需要和艺人的本事。成熟的艺人可以自如地操控乐器准确地吹出他们想要的音高。这些，作者作为演奏家都很清楚，并且在书中有所表述。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决定为唢呐做测音研究，认为“至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价值”。笔者认为，一定的参考价值是有的，但是冠以“模糊律制”“混合律制”就没有必要，因为没有规则不成体系就谈不到律制。笔者做博士论文时，脑子里也曾闪过要不要研究唢呐律制的念头，但是在了解了唢呐的性能及演奏方法后就放弃了。

当然这都是本人意见，也未见得正确。瑕不掩瑜，宴会的著作是一本好书，对“唢呐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当下宴会年富力强，精力旺盛，学术上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希望他继续发挥自身的双重身份的优势，发扬他学无止境的求学精神，再接再厉，奉献出更加优秀的成果。

 

①杜亚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音乐!》,《音乐文化研究》2019年第4期。

②赵宴会《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绪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

③Alan P.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6,pp.8-10.转引自赵宴会《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绪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页。

④Seeger Anthony,“Styles of Musical Ethnography”,in Bruno Nettl and Philip V.Bhlman(eds.),Comparative Musicologyand Anthropology of Music:Essays on the History ofEthnomusicology,Chica 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346.转引自赵宴会《苏北唢呐班百年活态流变研究》(绪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

⑤同②,第12页。

⑥同②,第309页。

⑦同②,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