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围绕唢呐起源的猜想展开探讨。首先，提出了唢呐起源的命题，指出唢呐在中国的起源时间尚未有定论。其次，分析了唢呐发展历程中与历史记载所存在的时间错位现象，并尝试从号角演变的角度来探究唢呐的起源。同时，也讨论了乐器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与记载缺失的常态现象。最后，基于历史与学术的综合考量，提出了“唢呐起源于中国”的推测。
【关键词】唢呐演奏 唢呐起源 传统乐器 吹打乐 非遗
唢呐，作为传统乐器的代表之一，自其进入公众视野以来，便以其独特的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成为中国音乐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关于唢呐的起源却一直是音乐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尽管目前的历史记载相对稀缺，但学者们从未停止过对其起源时间的探索，他们试图从各种角度揭示唢呐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联系。
一、“唢呐起源”命题的提出与探讨
“唢呐起源”这一命题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对现有史料和考古发现的深入分析和综合判断。在史料的记载中，可以发现一些与唢呐相似的乐器描述，这些描述或许并不完全准确，但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同时，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古代乐器被发掘出来，这些乐器在形制、材质和演奏方式等方面，都与唢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发现无疑为人们研究唢呐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在探讨唢呐起源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史料和考古发现，还要结合音乐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例如，通过比较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乐器差异和相似性，可以推断出唢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和演变路径。同时，通过对古代音乐文献的梳理和研究，也可以发现唢呐在古代音乐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其他乐器的关系和相互影响。
对“唢呐起源”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乐器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还能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来探索其他类似的历史问题。它体现了历史研究中假设与求证相结合的重要性，以及猜想在推动学术研究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这一研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和审视传统文化的机会，让人们得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二、唢呐在中国的起源时间尚未定论
关于唢呐在中国的起源时间，传统观点倾向于“金元时期传入中国”①这一论断。然而，这一观点在唢呐界与学术界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尽管“唢呐”与“喇叭”这两个词汇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被明确标注为源自波斯与蒙古②,非汉语原生词汇。但这并不足以作为断定唢呐在中国出现时间较晚的直接依据。事实上，在“唢呐”与“喇叭”之外，历史上还存在许多具有鲜明汉语特征的名称，用以描述这种独特的乐器，这些名称背后往往蕴含着更为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要探究唢呐究竟何时在中国出现，不得不提及刘勇先生的《中国唢呐艺术研究》一书。该书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和全面的视角，对“唢呐的起源及在中国流传的历史考溯”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探讨③。书中不仅梳理了历史上关于唢呐起源的各种观点，还对这些观点背后的依据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然而，即便是刘勇先生这样的权威学者，在深入研究后也未能给出一个唯一且最终的结论④,这无疑增加了唢呐起源问题的复杂性。
1984年，周菁葆先生在其发表的《唢呐考》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唢呐起源说⑤。他根据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38窟壁画中的唢呐形象，结合阿拉伯史书的记载以及石窟开凿的年代，推断出至迟在公元三世纪，唢呐已在新疆地区得到了使用。周先生进一步认为，“sournay”一词属于波斯语，与突厥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大胆推断，唢呐最早可能产生于我国新疆地区，是古代维吾尔人使用的乐器。随后，这种乐器经突厥传到阿拉伯、印度地区，再经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⑥,形成了今天所熟知的唢呐。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为唢呐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然而，周菁葆先生的观点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1996年，贾衍法先生在《乐声如潮的唢呐之乡》中，提出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介绍了山东嘉祥武氏祠的汉画像石，其中一幅刻画了一支完整的鼓吹乐队⑦。在这支乐队中，一人所吹奏的乐器上尖下圆，呈喇叭口状，与唢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贾先生据此认为，这可能就是唢呐在东汉时期的形态，当时被称为“大笛”。到了明代，随着波斯语的音译“surna”被引入，这种乐器才正式被定名为唢呐。据此推断，唢呐在我国古代较为流行的年代，大概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左右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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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观点采自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唢呐”条释义和“篪”条释义。
②刘正埮、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332页、198页。
③刘勇：《中国唢呐艺术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
④金瑾：《论孔子时代不可能“吹唢呐”》，《当代旅游（高尔夫旅行）》，2018年，第6期，第67—68页。
⑤刘勇：《中国唢呐历史考索》，《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4期，第36—48页。
⑥金瑾：《论孔子时代不可能“吹唢呐”》，《当代旅游（高尔夫旅行）》，2018年，第6期，第67—68页。
⑦贾衍法：《乐声如潮的唢呐之乡》，《音乐大观》，1996年，第6期。
⑧金瑾：《论孔子时代不可能“吹唢呐”》，《当代旅游（高尔夫旅行）》，2018年，第6期，第67—68页。
面对周菁葆先生和贾衍法先生截然不同的观点，刘勇先生在《中国唢呐艺术研究》中并未盲目附和任何一方。他通过对北魏时期云冈石窟伎乐人手上的乐器和西魏时期敦煌石窟壁画伎乐人所持乐器的仔细研究，发现这些乐器同样具有唢呐的某些特征。因此，刘勇先生认为，唢呐可能是在公元4至5世纪⑨,即北魏和西魏时期，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这一观点无疑为唢呐起源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可能性。
尽管上述观点各自都有其合理之处，但至今仍未能形成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论。这主要是因为，唢呐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其起源和发展过程必然涉及复杂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得人们难以仅凭现有的资料和证据就得出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
三、唢呐发展历程与历史记载的时间错位现象
乐器的诞生、演变及普及，是人类社会文化紧密相连的漫长过程，它们不仅是音乐艺术的载体，更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然而，由于历史文献的记录往往滞后于乐器的实际流行，导致人们所能查阅到的资料往往仅反映了乐器在某个时期的盛行状况，而非其初生之态。唢呐，这一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的民间乐器，其发展历程与历史记载之间便存在着显著的时间错位现象。这一现象不仅挑战了人们对唢呐起源的传统认知，也为人们深入研究其历史与文化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历史文献对于乐器的记载往往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正如古筝的示例所示，其历史文献中最早记载于《史记·李斯列传》，其中提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⑩。但这一记载并不能确切地证明古筝就诞生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的秦国。相反，通过考古发掘，在江西贵溪发现了春秋时期的古筝实物，还在江苏吴县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筝。这些考古发现不仅将古筝的历史提前至春秋战国，还揭示了古筝在当时已经具有较高的制作工艺水平和普及程度。这充分说明了历史文献记载的滞后性，以及考古发现对于修正和完善乐器历史认知的重要性。
将这一逻辑应用于唢呐，可以合理推测，唢呐在中国的出现时间同样早于现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尽管目前关于唢呐起源的确切时间尚无定论，但已有不少考古发现和图像资料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例如，公元1世纪的中国画像石上出现了与唢呐相似的乐器形象，这至少说明在汉代，类似唢呐的乐器已经存在并被用于音乐演奏。然而，考虑到民间音乐在封建社会中往往受到官方文化的边缘化，唢呐这一源自民间的乐器很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诞生并流传于民间，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被官方文献所记载。
四、探究唢呐之源：号角演变启示
在追溯唢呐何时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悠扬奏响的学术探索之旅中，号角这一古老而神圣的乐器，以其独特的形态与功能，成为人们探寻唢呐起源不可或缺的钥匙。它或许不仅承载着古代战争的烽火硝烟，更隐藏着唢呐早期形态的奥秘，揭示了一条从号角到唢呐的演变之路。
从乐器发展史的广阔视角来看，号角作为人类早期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管乐器，其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期。最初，号角可能由自然界中的牛角、羊角等天然材料制成，用以传递信号、鼓舞士气或进行宗教仪式。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技术的革新，号角逐渐演变为由竹、木、皮革，乃至铜等材质精心制作的弯角状乐器，其音域、音量及表现力均得到了显著提升。
号角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尤为广泛，成为古代军队中不可或缺的传令工具。在冷兵器时代，号角声往往伴随着战争的号角，它不仅用于传达指挥官的命令，更在战场上营造出一种庄严而紧张的氛围，激发士兵的斗志与勇气。因此，号角与军队之间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其实用功能上，更蕴含了一种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唢呐，这个在中国二十余个民族中广泛流传的吹管乐器，其名称与形态虽因地域与民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无不透露出与号角之间的紧密联系。从“喇叭”“哇哇”到“海笛”“大笛”，再到“大杆”“二杆”以及“叽呐子”“乌拉哇”等多样化的名称，这些名称的多样性不仅映射出民族与地域文化的丰富性，更深刻地揭示了唢呐在中国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改良与创新的历程。
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唢呐已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应用，其身影不仅出现在宫廷宴会、民间节庆等场合，更在军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代名将戚继光在其著作《纪效新书·武备志》中，便提及了唢呐在军队中的应用——“凡掌号笛，即是吹唢呐。”⑪这表明唢呐在当时已成为军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明人王圻所编的《三才图会》则为人们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唢呐形象描述：“其制如喇叭，七孔；首尾以铜为之，管则用木。”⑫这一描述不仅展现了唢呐的基本构造，更暗示了其可能起源于军队之中，后逐渐流传至民间的历史轨迹。
军队作为唢呐流传与记载的重要场所，其号令手段的发展史为人们揭示了唢呐与号角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明代之前，军队主要依赖号角作为传令工具，而唢呐很可能就是在铜制号角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改良与创新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演变过程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更彰显了人类对音乐艺术的不断追求与探索。
五、乐器消失与记载缺失：历史长河中的常态
在研究古代乐器的历程中，历史记载无疑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但与此同时，其局限性亦不容忽视。人为记录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如战乱、文化断层、技术限制以及记录者的主观因素等，难免存在阙失、疏漏乃至错误。因此，在解读这些历史记载时，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既要充分利用其提供的信息，又要对其中的不足和可能存在的误导有所警觉。
在乐器漫长的演变历程中，某些乐器的消失及其相关记载的缺失，更是历史进程中的常态。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乐器自身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揭示了人类文化变迁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唢呐作为一种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的吹管乐器，其起源和发展历程同样受到了这种常态的影响。
关于唢呐的起源，学界存在着多种猜想和争议。周菁葆先生的《唢呐考》就这样写道：“阿拉伯史书中记载说：‘公元六世纪，阿拉伯人常用它和其他乐器搭配在一起演奏，七世纪在军中占显著地位。八世纪后作用一落千丈，原因是伊斯兰教不提倡。’由此可知，阿拉伯使用唢呐的历史上限只到公元六世纪。”⑬这一记载为人们揭示了唢呐在阿拉伯地区的早期应用情况。但关于其后续发展，尤其是如何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传统乐器之一的详细过程，历史记载则显得相对匮乏。
在中国古代，与唢呐类似的乐器，如筝、瑟、筑等，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这些乐器在形态上相近，关系紧密，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乐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中提到：“筝五弦，筑身而瑟弦。”⑭这表明筝、瑟、筑在形态和功能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陈旸的《乐书》则对筑的形制进行了详细描述：“筑之为器，大抵类筝，其项细，其肩圆，以竹鼓之，如击琴。”⑮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尽管筝和瑟在汉代都颇受欢迎，但瑟在汉代逐渐衰落，至晋代已失传；而关于筝的记载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增多。有学者据此推测，现代古筝或可视为瑟的延续，这一观点虽然尚未得到确凿的考古证据支持，但无疑为人们提供了理解乐器演变的新视角。
在乐器的发展历程中，类似筝、瑟的情况并不罕见。某些乐器可能因技术革新、审美变化、社会变迁等多种原因而逐渐失去市场，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同时，由于这些乐器的消失，相关的记载也往往随之缺失，使得人们难以全面了解其发展历程和背后的文化意义。因此，有理由推测，唢呐或其早期形态的乐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或许曾经存在，只是由于记载缺失而未被发掘。
乐器消失与记载缺失是历史长河中的常态。在探讨唢呐等古代乐器的发展历程时，应充分认识到这一常态的存在和影响，以开放、审慎的态度对待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同时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深化对乐器起源、发展和演变过程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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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刘勇：《中国唢呐历史考索》，《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4期，第36—48页。
⑩（汉）司马迁撰，（南朝）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⑪（明）戚继光：《纪效新书》，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年。
⑬（明）王圻：《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⑫徐彦2014年新疆大学博士论文《从维吾尔语外来词看相关文化对维吾尔族文化的影响》。
⑭吴树平编著：《风俗通义校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⑮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编：《陈旸乐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
六、“唢呐起源中国”之推测：基于历史与学术的考量
从历史文献与学术研究的视角出发，唢呐这一乐器在中国民间音乐中的独特地位不容忽视。它以其明亮的音色和宏大的音量，在婚丧喜事等各类庆典活动中，成为鼓吹乐队中的核心乐器。然而，关于唢呐的确切起源及其在古代中国的存在情况，学术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该话题不仅涉及乐器学的深入研究，更触及音乐史、文化交流乃至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因此，对其起源的探讨需具备高度的学术严谨性。
尽管唢呐在中国的确切起源时间尚未定论，且在其发展历程中存在与历史记载的时间错位现象，但基于号角演变的启示及历史与学术的综合考量，众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唢呐可能起源于中国。这推测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大量历史遗迹、文献记载以及现代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
首先，从乐器形态和演奏技巧上来看，唢呐与古代中国的号角类乐器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号角作为古代战争和祭祀中的重要乐器，其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音乐文化的发展，号角逐渐演变为多种形态，其中不乏与唢呐在构造和音色上相近的乐器。这些乐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不断的改良和创新，最终可能孕育出了唢呐这一独特的乐器形式。因此，从号角到唢呐的演变过程，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探寻唢呐起源的线索。
其次，唢呐在中国民间音乐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为“唢呐起源中国”的推测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唢呐以其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成为许多民间乐曲和戏曲音乐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不仅能够单独演奏出悠扬动听的旋律，还能与其他乐器合奏出气势磅礴的音乐效果。此外，唢呐还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如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场合，都离不开唢呐的伴奏。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得唢呐在中国民间音乐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在探讨唢呐起源的过程中，也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唢呐这类民间乐器及其演奏技艺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社会观念的束缚，像唢呐这样源自民间、由无数艺人视为谋生手段的乐器，往往被视为“奇技淫巧”或“下九流”的手艺。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唢呐在史书上的记载和传播。因此，尽管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历史记述，但像唢呐这样的民间乐器，在史书上的记载往往较为零散且缺乏系统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唢呐起源中国”的推测，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物鉴定等手段，寻找与唢呐相关的古代乐器遗存和演奏器具。这些实物资料将为人们提供更为直接和确凿的证据，以支持或反驳这一推测。还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音乐声学分析、乐器制作技术等，对唢呐的音色、构造和演奏技巧进行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人们更全面了解唢呐的特性和演变过程，从而为其起源的探讨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此外，还需关注唢呐与其他文化区域类似乐器的比较研究。通过对比不同文化区域中类似乐器的形态、音色、演奏技巧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异同点，可以进一步揭示唢呐与其他乐器之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这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唢呐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还能为人们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入的思考。
综上所述，“唢呐起源于我国”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历史与学术的综合考量。尽管目前关于唢呐的确切起源和早期形态仍存在争议和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唢呐在中国民间音乐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未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发掘，有望揭开唢呐起源的神秘面纱，为这一古老而独特的乐器注入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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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勇.中国唢呐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6]张放.作为知识的音乐[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郑杰修（1977—），男，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唢呐专业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唢呐演奏及教学、民族吹打乐、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