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信息高速更迭、文化多元碰撞的时代，民族音乐仿佛是一束来自历史深处的光，照亮我们前行的精神路径。作为一名民乐青年演奏员，我时常思考：在时代的交响中，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发声？第二届中国民乐优秀青年人才培养与推广计划研修班，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为我开启了一段深刻的学习旅程。这不仅是一次技艺的提升，更是一场思想的唤醒；不仅是一次知识的积累，更是一次文化身份的确认。 在这一系列高质量课程、专题讲座与艺术实践中，我重新审视了自身作为“演奏者”的定位，也逐步厘清了作为“传承者”“创造者”“传者”应有的责任与使命。

一、思想认知的升维：在责任与使命中重塑身份

时代奔涌向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技术更迭与观念变革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走进剧场，音响、灯光、屏幕投影早已成为舞台的一部分；而在后台，从排练表到数字打谱系统，从智能音响到AI作曲，技术几乎重构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在这样的语境下，作为一名扬琴演奏员，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演奏不只是对乐谱的还原，更是一种文化的回应。

此次研修班，让我对“民乐人”的身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开班伊始的讲座《增强民族音乐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抛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我们的艺术之路，到底为了谁、依托什么、走向何方？”这是我在以往的专业学习中从未正面面对过的问题。那一刻，我意识到，民乐不是一种“演奏行为”的集合，它是一种文化行为、历史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复合体，它所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音声传统的延续与当代表达。

“责任感”，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一个非常具象的选择——当观众走进剧场，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媒体舞台，我们是否还能用最本质的音响打动他们的内心？是否还愿意去追寻那些古老调式中隐藏的精神密码？而“使命感”，则是一种持续投入的能力——去理解、去创新、去传播。尤其是在AI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当算法可以生成旋律，当虚拟人可以“演奏”民乐，我们更应保持清醒：民乐的生命力，不仅来自旋律，更来自它背后人的精神与文化的表达。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演奏：是不是过于技术导向？是不是忽略了作品背后文化语境的理解？是不是把演奏当作任务而非表达？这份反思带来了持续的内在调整。我也更坚定了一种方向：演奏不仅是再现作品，而是再现民族精神的某种轮廓，是用乐音与时代展开一场真诚的对话。

二、从“可奏”到“可感”“可述”：演奏者的三重认知路径

在张国勇老师的《民族管弦乐之魅力》讲座中，他提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音乐之所以动人，不在于音符本身，而在于能否从谱面走向精神，从技艺走向情感，从形式走向灵魂。”这番话如同一面镜子，促使我重新审视日常演奏实践中常被忽略的问题，也让我开始思考：当代民族音乐作品要如何才能与演奏者产生真正的艺术连接？

回望过往的排演经历，我越来越意识到，作品的生命力不仅源于创作的独创性，也取决于它是否“可被演奏”“可被感知”“可被讲述”。这三重路径，正是演奏者与作品建立深层关系的重要通道。

首先，是“可奏”。作为扬琴演奏员，我们时常面对“谱面繁复却动作别扭”的演奏困境，尤其是在一些新作品中，炫技性写作容易脱离乐器逻辑，导致演奏虽“可弹”，却“不顺手”“无情绪”。我愈发感到，真正的“可奏性”，不是能否完成技术任务，而是能否在尊重乐器结构和演奏规律的基础上，为演奏者留出表现空间。演奏的舒适感与流动性，是作品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作曲者与演奏者之间建立互信的第一步。

其次，是“可感”。张老师指出，民族音乐创作应避免“结构至上”“音响堆叠”的倾向，而要注重旋律的呼吸感与情绪的生长性。这一点，在我的排练经历中感触尤深：有些作品虽技术难度极高，但缺乏情绪承载力，最终只能被“完成”，却难以“打动”。演奏者的真实沉浸感，是作品与听众之间情感流通的起点。一个好的旋律结构、清晰的节奏呼吸、合理的织体层次，往往能激发演奏者的“二度创作”冲动，使其在演奏中不断与作品对话、共振。

最后，是“可述”。演奏不仅是技术操作，更是文化表达。民族音乐的很多作品原本就承载着丰富的地域色彩与精神内涵，而演奏者的任务，就是让这些文化信息被看见、被听见、被理解。在实际演奏中，我越发重视作品背后的题材语境与情感图谱，希望自己不仅“弹对了”，还“讲清了”——讲清它为何而生、讲出它希望传达的价值与情感。这也是我对“演奏者”身份的一种更新理解：不仅是执行者，更是讲述者、诠释者、共情者。

从“可奏”到“可感”再到“可述”，我认为这是演奏者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层层递进的理解力，使当代民乐人得以在创作与演奏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双向奔赴”：作曲者在创作中更加关注演奏的路径与体验，而演奏者则通过情感投入与文化理解反哺作品的生命力。

这种彼此成就、互为支撑的创作关系，推动着“作品—演奏者—听众”之间形成一个更加有机的艺术生态：作品因演奏而生动，演奏因作品而深刻，而听众则在其中找到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这或许正是民族音乐在新时代焕发持久活力的根本所在。

三、在共赴前行中深化表达，于同行共鸣中体悟传承

如果说课堂的讲授为我打开了思想的窗扉，那么成果演出带来的沉浸体验，则让我真正将理念落地，在音乐共创中体会传承的真意。

这次研修班成果汇演中，我有幸参与演奏扬琴二重奏《春满江南》。这首作品旋律婉转、意境深远，不仅有南国烟雨的细腻与婉约，也蕴含江南春色的灵动与活力。它既考验演奏者的技术，也需要在气息、节奏与情绪中实现共生。

在演奏过程中，我们不断追溯作品的创作语境与文化根基，尝试与创作者在情感与精神层面实现共鸣。在那一刻，我不再是机械的执行者，而是真正成为了文化的传递者、诠释者与共情者。更令我触动的，是那段共同打磨作品的过程。排练期间，我们从未孤军奋战：不仅有志同道合的扬琴伙伴主动加入，分享理解与建议，也有前辈老师在关键处悉心点拨。一次次的反复推演、细节调整，不只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演出，更让我们在“彼此成就”的氛围中感受到深层的共鸣与信任。

这段经历深刻改变了我对演奏的理解：真正的艺术成长，既需独立思考，也需同行共振。新时代的民乐发展，不能仅靠个体的孤勇，而是要“众声连结、协同共生”。无论是作曲者与演奏者之间的共情、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还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都需要我们主动参与、多向协作。

实践，是理念最好的落地；共鸣，是成长最动人的刻痕。在这次浓厚的学习氛围中，我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意识到：我们这一代民乐青年，正站在文化变革的交汇点。新的媒介、新的审美、新的受众在不断涌现，倒逼我们更新语言、拓展表达。而这场更新，不再是一个人的独行，而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的共赴之旅。

四、在文化自信中坚守初心，于时代激荡中回应未来

走过思想的打磨与实践的淬炼，我愈发明确：一名新时代的民乐青年，仅有技艺的精进还远远不够，更需要内心深处的文化自觉与价值认同。民乐不只是我们的专业选择，更是一种身份的自觉，是与民族文化共呼吸、同命运的生命链接。

当下，AI等新技术不断涌现，文化传播方式与审美结构正在剧烈重构。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语境中，民乐如何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与存在方式？我相信，关键在于“守”与“创”的辩证统一。我们既要“坚守”——守住民族音乐的精神气韵与文化底色，守住我们这一代人对声音之美与传统之韵的敬畏与热爱；也要“创造”——借助新技术与新媒介，不断探索更具时代感与表现力的表达方式，让民乐以更亲切的形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

正如我们在演出中所感受到的——每一个音符都可能是一道桥梁，连接着过去与当下、技艺与情感、民族与世界。唯有在守中求新，于创中见根，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以传统滋养当代，以当代重塑传统”的文化新生。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不只是作为音乐的承载者，更成为文化的建设者与精神的回应者。

与时代同频，为民乐发声

短短数日的学习与实践，带来的却是长久的思想回响。它不仅拓宽了我的专业边界，也让我重新审视了作为民乐青年的文化立场与表达方式。

我愈发明白，文化自信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源于每一次排练的坚守、每一场演出的用心、每一段思考的沉淀。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我们这一代民乐青年，更应以脚踏实地的态度，与时代同频，以艺术为媒介、以声音为语言、以行动为信仰，持续探索更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温度的表达方式。

未来的道路上，我将以扬琴为舟、信念为帆，持续拓展视野、精进技艺，以思考滋养演奏，以技术服务思想。无论创作革新、演出挑战还是传播变革，我都愿与同行者们携手共进，在时代洪流中奏响属于这一代青年的民乐强音。

文章来源：中国民乐微信公众号2026年3月19日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