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讽同志在《改革民族音乐的教育事业，纪念杨荫浏先生》一文中提到杨先生生前在听了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一次学生音乐会后说：“这些同学精通一件乐器，在一种乐器上用了上十年的工夫，自然较过去音乐院校的学生技艺为精，但似乎所学太窄，民族音乐浩如烟海，只通一件乐器，有些太‘专’了”。由此而引起他对民族音乐教育事业改革方案的设想，读后颇有启迪和感触。杨先生毕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上述一席话，正是他对民族音乐教育事业改革的一贯主张。记得1978年，我去杨先生寓所探望他，当谈及民族器乐传统的继承发展问题时，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过去民乐界前辈都不是孤立地只搞一种乐器，而是博采多能、触类旁通。民间音乐家阿炳就精通二胡、琵琶、笛子等乐器，我自己虽然从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但很早就会演奏笛子、笙、琵琶、二胡……现在音乐学院的学生只专一件乐器，传统底子不厚，学习面狭窄，知识浅薄，非常‘孤立’。就是艺术团出国，也只是《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几首传统曲目，难道我国丰富悠久的民族器乐艺术就这么寥寥无几吗?!一定要学习、继承、挖掘、整理和发展、创新”。民族音乐教育事业的改革问题是杨先生和音乐界一些老前辈们很早就提出的问题，但多年来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探讨。

音乐学院的民族器乐学生，从附中入学学习六年到大学四年，要花至少十年主修一种民族乐器，附中民乐学科的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形式及培养目标仍是环绕“主修一种乐器”进行。附中主修乐器的教材曲目很多是和大学本科重复而又“回炉”授课，缺少“一条龙”的系统衔接和全面计划。至于大学本科生的毕业考试，仍限于主修乐器“单打一”的一套独奏曲目，既不规定撰写学术论文，又不培养创编作品。就以主修乐器的专业来说：主修二胡的不拉高胡、板胡；主修三弦的只弹大三弦、不学小三弦；主修管子的只吹北方管、不学南方喉管；只识线谱、简谱而不识工尺谱、琴谱或传统琵琶谱……其分工越来越“细”,专长越来越“窄”,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亦随之越来越“浅”。一旦分配到专业团体或艺术院校工作，只会一种乐器往往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与发展。这些都是由于更多地考虑“专才”教育的分工过细而造成的后果，在当前教育改革中亟需重新研究解决。

回顾民族音乐的前辈名家，既是“专才”又是“通才”的屡见不鲜。广东音乐家大多精通多种乐器还能作曲与演唱，如吕文成、丘鹤俦、何柳堂等均有卓著成就；民族音乐家刘天华擅长二胡、琵琶及古琴、京昆曲牌，又是杰出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卫仲乐于解放前曾在上海开过“琵琶、古琴、二胡、洞箫独奏音乐会”,并整理改编及指挥过民乐合奏；北方吹歌的民间乐手更是吹管乐器件件皆通……至于中年一代的演奏家，像刘明源精通各种拉弦乐器又能作曲指挥；宋保才、胡天泉精擅多种吹管乐器又能编曲、改革乐器；刘德海的琵琶不但享誉海内外，还兼擅鼓板，长于教研及创编，他们既通又专，一专多能，已属为数不多。现今要在年轻一代中冒出如此“通才”,更是凤毛麟角、沙里淘金了。应该指出：上述民乐前辈及中年演奏家，不少人未经音乐院校的正规训练，却取得了很高的艺术造诣和成就，为什么我们音乐学院现在就不能培养出更多比前人尤为高超全面的优质人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