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行业如同古老的河流,源远流长,承载着文化的沉淀与时代的变迁。乐器行业便是其中之一,它不仅是一种技术的展现,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乐器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转变,成为世界乐器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力量。在这漫长的历程中,无数乐器工作者默默奉献,见证并推动着这一行业的发展。
丰元凯,这位耄耋之年仍然奋斗在一线的老者,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近六十载乐器行业生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位老乐器工作者对音乐的热爱,对工艺的执着和对文化传承的坚守。当然,这也是中国乐器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见证。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乐器改革制作专业委员会会长 王鹏
丰元凯
“中国乐器工业已从过去的一片空白,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一大乐器生产国和最大的乐器市场之一。作为一个在乐器行业工作达55年之久的老乐器工作者,此时此刻,我感到无限骄傲和自豪。”
——丰元凯,2019年《新中国乐器行业70年》
从八中到乐器厂
北京市第八中学是北京市老牌市重点,有着90多年历史积淀。其前身,主张“存学、存性、存人、存治”的四存中学建于1921年。1964年,丰元凯自北京市第八中学毕业,因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无缘大学,被分配到北京民族乐器厂,成为一名车间工人。“那个年代,乐器行业落后,工厂都是招农民进城当学徒、当工人。乐器距离老百姓生活远,与国民经济关系也不大。”丰元凯成为第一批分到乐器厂的高中生,被分配到板胡生产小组。从来没有接触过乐器的丰元凯,第一天上班就把手划破了,简单包扎后继续干活,“我在八中度过初中、高中,学校教育我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漏雨的屋顶,全组共用的脸盆……工作环境恶劣,但并没打击到丰元凯,反而让他更自律,“人生总有逆境,逆境的时候一定放好心态,不要被环境影响。”生炉子、学习、写作……每天早上5点,丰元凯便到单位开始一天的工作。这个习惯一直陪伴他到退休。由于踏实肯干,3个月的学徒结束后,丰元凯被分配到技术含量较高的管乐生产小组,跟随管乐制作大师吴仲孚学习。“吴仲孚先生制作乐器、演奏唢呐都非常专业。他让我认识到作为乐器工人,必须具备乐器制作、音乐理论、演奏技能三个方面的能力。”丰元凯后来向来厂里订货的演奏家拜师学习吹笙。
从工人到厂长
“守着乐器学乐器。我规定自己,学习音乐,并在半年之内达到准专业水平。”丰元凯参加北京民族乐器厂组建的宣传队,在宣传队中负责吹笙,每天晚上5点下班,到西单集合,坐着卡车到北京郊区的工厂、农村、学校、部队演出。“能够参加演出,我特别高兴,既学习音乐知识,又掌握乐器演奏,对乐器生产有很大帮助。”丰元凯在实践中学习,演奏技术、理论水平迅速提升。此外,每周一个休息日,他还会到首都图书馆查找音乐资料自学,由于擅写文章,成了厂里的笔杆子。
上世纪50年代,国家政府对“乐改”十分重视,明确提出:“改革乐器必须结合演出和创作的需要,保存和发扬民族的特点,接受苏联先进的经验,通过实际的制造和试奏来改进我们的民族乐器。”自上而下的全面民族乐器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奠定了新中国民族乐器改革事业的基础。当时国内主要的两个直接从事乐器改革的表演团体,一个是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另一个是济南前卫军区歌舞团民族乐队。北京民族乐器厂与邻近的中央广播民族乐团联系紧密。1979年,在演奏家的协助下,丰元凯成功改良排笙、加键唢呐,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丰元凯吃苦耐劳,钻研技术,先后担任车间主任、厂长办公室主任、党总支副书记、技术厂长。在北京民族乐器厂担任厂长的13年,丰元凯在业内拥有了一定知名度。
从企业到行业
1995年,丰元凯调至北京乐器研究所,担任乐器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轻工业乐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主任,创办杂志《中国乐器》。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成为最流行的口号。“以前是在国有企业工作,现在是跟行业打交道。市场经济下,不仅要把工作做好,还要用笔杆子‘挣钱’,自己养活自己。”进入乐器研究所不久,丰元凯开始进行乐器企业调研。1997年,他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广州,从珠江钢琴厂开始,沿途乘大巴车到福建的漳州、泉州、厦门、福州,上海,江苏的苏州、无锡,江西的南昌、吉安,经山东、河南、河北回到北京,白天工作,晚上睡在长途车上,21天走访了19个城市的22家乐器企业,与他们建立联系,寻求合作。
“当时,乐器行业信息非常闭塞,企业需要信息,需要我们。乐器研究所是金饭碗。我们要主动与企业建立关系,提供服务。”丰元凯与乐器企业家交朋友,介绍乐器研究所。起初,乐器企业对丰元凯的到访并不热情。在真诚、有效的沟通之后,彼此建立了信任、合作关系。一次,江西吉安风琴厂周厂长,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油印的全国乐器通讯录,给丰元凯看。因为二三线城市很难获取乐器行业信息,这本印着全国乐器企业简单信息的小册子,被丰元凯像宝贝一样珍藏着。“我在企业工作多年,清楚企业想什么、缺什么、要什么。企业能够从乐器研究所的服务中有所收获,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信息获取等方面都有很大提升。”丰元凯感受深刻,信心大增。
1989年,中国乐器协会成立。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化和推进,中国乐器协会的性质、职能和社会地位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成立初期的履行政府行业管理职能,转变为发挥政府、企业间的桥梁纽带和参谋助手作用。”2002年,原中轻联办公厅主任王根田任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注重协会规范化、制度化发展。2003年,丰元凯随《中国乐器》杂志业务调入中国乐器协会,担任中国乐器协会信息部主任、副秘书长。至2012年退休的十年间,丰元凯经历了中国乐器行业和中国乐器协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些重要历史阶段和重要工作事项,见证了众多乐器企业的发展变迁。其间,丰元凯创办《中国乐器年鉴》,每年一本,如实记载乐器行业、乐器企业的发展情况,为国家和行业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档案资料。
2002年,由他参与筹划的首届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举办乐器展览会是市场经济下乐器行业不断扩大发展的重要渠道,以往的乐器展览会都仅限于行业内部,没有取得较大发展,这次上海乐器展览会经过多次协商沟通,最终中国乐器协会和上海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共同举办2002年首届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虽然规模只有1.5万平方米,但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18年发展,2019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规模已达14.5万平方米,13大展馆、两大室外展厅汇聚全球乐器名牌,吸引了来自比利时、捷克、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团,以及黄桥、扬州、贵州、漳州、无锡、桐乡、兰考等国内乐器产业基地,携新品精品集中亮相。
退休反而更忙
“民族乐器改革是一项伟大、光荣、壮丽的事业,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退休后的丰元凯担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乐器改革制作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民乐》杂志主编、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音乐教学设备与课程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于2007年成立下属乐器改革制作专业委员会,2012年10月和12月,连续两次在上海和北京召开乐改专题会议,会议形成乐改上海共识和北京六项课题,明确民族乐器改革的主攻方向。
2019年7月至9月,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广西特色乐器制作工艺人才培养”举办。“广西乐器文化独具地域特色,乐器制作取材丰富,制作巧妙,融进了八桂大地各民族人民对劳动、生活、爱情的深切情感。”丰元凯在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学员进行培训。为了这次培训,丰元凯查阅大量资料,并采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自明、中国音乐学院教授韩宝强等专家,梳理中国民族乐器发展史、民族乐器改革脉络、乐器标准的制定办法,在培训中讲授给学员。
“少数民族乐器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并且存在很多需要挖掘、改进、规范的地方。”以“广西特色乐器制作工艺人才培养”项目为契机,丰元凯主持乐器改革制作专业委员会,对广西、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少数民族乐器进行调研,成立少数民族乐器研究中心,集中力量加大力度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乐器。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丰元凯写作《新中国乐器行业70年》一文向祖国献礼。文章详细梳理了新中国乐器工业创立和打基础阶段,新中国乐器工业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阶段,中国乐器工业全面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乐器大国的阶段等内容。“我们要对历史负责任,中国乐器行业的历史并没有过详尽、细致的梳理。”为了确保文章内容的准确性,丰元凯进行大量采访,为了摸清上海乐器行业发展历史,丰元凯采访了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华天仍、上海管乐器厂老厂长赵时渔等十余位上海乐器历史见证者。
退休后的丰元凯越来越忙,闲不下来。眼下,他又为自己定下新目标——记录老一辈乐器制作师口述历史,以视频方式报道乐器行业信息……“我是乐器行业的一份子,我自认为这是我应当做的事情,希望有生之年,尽可能多做一些。”丰元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