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专家、同仁：

大家上午好！

民族乐器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核心载体和活态见证，在“十四五”即将结束，“十五五”即将开始的关键时期，我们齐聚上海交通大学，以“甲子鼎新・艺工融合”为主题，共探民族乐器改革的智能之路，这既是对民族乐器70年改革历程的回望致敬，更是对文化强国建设新使命的践行作答。本次会议以“智能化发展与产业创新”为核心，恰是抓住了民族乐器未来发展的关键，接下来，我将结合自己六十一年来，一个甲子之年从事民族乐器改革事业的亲身经历，根据当下高质量发展智能创新的时代要求，与各位共话民乐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我发言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部分：

一、70年民族乐器改革历史的回顾；

二、70年民族乐器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果；

三、70年来为民族乐器改革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四、70年民族乐器改革史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的地位及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推动促进作用；

五、民族乐器改革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六、未来民族乐器如何改革发展的几点看法。

一、70年民族乐器改革历史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乐器发生了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起到承前启后，建立体系化的关键作用。这一时期的民族乐器改革起点，被定为1954年10月。这是由于那时由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研究委员会、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共同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乐器改良座谈会”。此次座谈会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召开，有音乐院校、乐团、研究单位以及乐器生产厂家的教授、研究人员、作曲、指挥以及技术工人共50余人参加。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到会并讲话，他指出改革乐器必须结合演出和创作的需要，保存和发扬民族的特点，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通过实际的制造和试奏来改进民族乐器。

民族乐器改革历史到现在经历了70年，应该说超甲子之年，大致可分为三个关键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4年至1966年的奠基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区普遍建立了专业化民族乐团，各音乐学院开始成立民乐系，民族器乐进入专业化教学体系，在国家“双百方针”与“古为中用、洋为中用” 的理念指引下，文化艺术领域，群众性音乐活动亟需一种一改旧社会沉闷气氛，能彰显时代气势，表现人民当家作主，翻身得解放心情的音乐形式。这一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牵头统筹，李元庆所长明确乐改 “六点原则与五点认识”，确立了民族乐器改革的核心方向。与此同时，1954-1956年国家实行“一化三改”，“公私合营”政策，各地以手工作坊形式存在的民族乐器生产全部完成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95%以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以及成百上千个乐器手工作坊经过改制，成立了“乐器生产合作社”和“民族乐器厂”，一批国营、公私合营、集体所有制乐器生产企业也由此而诞生，这些企业成为民族乐器改革的重要执行者，这一时期，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从局部到整体的民族乐器改革全面兴起，应当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民族乐器的全面改革，奠定了整个中国民族乐器改革内容的基础。

第二阶段是1967年至1978年的特殊发展期，在局限中延续突破。受 “八个样板戏” 创作需求驱动，文化部与轻工业部组建了以中央歌剧舞剧院和北京民族乐器厂、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等企业领衔的 “琴瑟筝改革小组”，当时中央领导亲自关心乐改进展。周总理对低音乐器提出了改良指示，要求民族乐团出国演出必须配备民族低音拉弦乐器，这一时期，部分音乐院团和部队文艺团体下放到工厂的演奏家成为改革乐器的主力。 

第三阶段是1979年至今，40多年的市场化拓展期，呈现多元绽放的格局。这一时期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20年，文化部对乐改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当时成立了乐器改革小组，并分别于1977-1984年，先后举办了5次乐器改革座谈会，同时设立有文化部科技进步奖中的乐器改革项目以及为评奖而组建的乐器改革奖励评审组，几年时间有135项成果获得了不同等级的奖励。通过奖励制度对民族乐器改革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011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视察广州交响乐团排练后专门对中国民族管弦乐现状发表了一段讲话，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层领导首次对民族管弦乐发展情况做出评价。2013年，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曾经列入到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

而后，新世纪的头20年，我国民族乐器改革进入市场化发展阶段，文化部乐器改革小组取消，有关乐器改革创新奖也同时取消，这时政府部门停止了对乐器改革工作的指导，民族乐器改革工作基本上完全走向市场化。从2013年以后，民族乐器改革的工作主要由民间群众自发进行。主要渠道是在上海、北京、广州每年召开的乐器展览会上，都有不同特点的改革民族乐器亮相。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近年来连续举办全球业界年度最佳新品首发活动，三年来有57件民族乐器入围获奖，2023年2024年，北京乐器展览会连续两年举行“中国民族改良乐器精品展”，共有137件乐器获奖。

二、70年民族乐器改革的主要成果

（一）在总体方面，六大方面取得成果：

1、声部系列化，形成拉弦、弹拨、吹管、打击四大声部，奠定了现代民族管弦乐队框架。

2、与西方音乐接轨，律制转型，从传统五声音阶向十二平均律过渡，解决了转调难题，实现民族音乐的交响化。

3、全国统一标准化生产，《五项民族乐器部颁标准》出台，结束了乐器“南北差异，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的民间自由发展状态。

4、中华民族5000年优秀历史文化传承，一些古老乐器得到复员原一些濒于灭绝的乐器得到了恢复。有埙、陶笛、羌笛、箜篌、沛筑、编钟、编磬等。

5、应用范围大大扩展，从民族乐器仅有单一演奏教学功能向着跨行业的收藏、旅游、博物馆、非遗考古以及国家“一带一路”外交战略扩展，大大增加了民族乐器本身的附加值，以及代表国家形象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宣传所产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民族乐器多次作为国礼增送给外国领导人，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以2400年前曾侯乙编钟为原型设计的中华和钟在北京太庙奏响。

6、中国56个民族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少数民族乐器的演奏性能得到了很大改进，部分少数民族乐器进入常规乐器行列，有马头琴、芦笙、葫芦丝、巴乌等。

（二）在拉弦、弹拨、吹管、打击乐器各声部方面

1、拉弦乐器：从单一形制到系列化突破，低音短板逐步补齐

从过去弦乐声部仅有二胡一种乐器以后，逐步形成高胡、二胡、中胡、低胡系列，形成覆盖高、中、低声区的弦乐声部框架，此外，弦乐器在琴杆上由圆杆变为扁杆，琴筒有六角型、前方后圆型、椭圆型等多种，琴弦由丝弦改为钢弦。

低音拉弦乐器改革品种多样，70年来，大致有96种之多，比较成功的有革胡、拉阮、低音马头琴、文琴等

2、弹拨乐器：律制转型与标准化生产，演奏功能全面升级

改革比较成功，并形成市场化的有以下乐器：扬琴、古筝、阮、三弦、柳琴、箜篌、琵琶。

（1）扬琴改革后较过去扬琴改革成效显著

音域上，突破传统1-2个八度局限，拓展至4个八度以上，可驾驭传统民乐与现代创作乐曲，适配更多音乐风格。转调性能大幅提升，通过科学弦列布局与半音装置增设，告别过去频繁移动琴码的不便，实现快速精准转调，保障演奏流畅度，满足多调式表达需求。

音准稳定性增强，采用优质材料制作共鸣箱与弦轴，搭配精准调音系统，有效降低温湿度对音准的影响，减少反复调音麻烦。音色更丰富，改良共鸣结构并选用多样琴弦材质，既保留传统清亮音色，又能呈现浑厚、柔和质感，提升音乐表现力。

同时，安装制音器，可以控制余音，提高音乐表现力，其适配性更佳，能与中西乐器良好融合，在合奏、独奏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扬琴艺术发展。

（2）古筝改革较传统古筝取得多方面成功

在音域上，传统古筝音域较窄，多为五声音阶且音区有限，改革后通过增加弦数，从16弦增至21弦为主流，古筝实现了标准化21弦S山口古筝，实现了七声音阶完整覆盖，可演奏更多调式乐曲，适配现代音乐创作需求。

演奏技法上，突破传统单一弹拨模式，融入揉、按、滑等技法的精细化改进，还借鉴其他乐器技巧，新增快速指序、双手交替弹奏等方式，提升演奏表现力与难度，能演绎复杂旋律与和声。

材质与工艺上，传统古筝多依赖天然木材且工艺粗糙，改革后采用复合板材、精准音准调校技术，让音色更稳定醇厚，共鸣效果增强，同时标准化生产降低误差，保证乐器品质统一。此外，各种古筝形式多样，有框架式，挖筝式，拼板式，还有便于携带的小筝，改革后古筝适配性更强，可与中西乐器合奏，推动其在现代音乐舞台的广泛应用，助力古筝艺术传承与创新。

（3）阮

阮是中国传统拨弦乐器，其发展历程跨越两千多年，经历了起源、兴盛、衰落与复兴等多个阶段。阮起源于秦汉时期，魏晋时期是阮发展的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善弹此乐器，唐代，阮迎来发展高峰。元代后，随着曲颈琵琶的流行，阮逐渐退出主流，新中国成立以后，阮得到重视与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团参照魏晋时期阮的形制，吸收西方器乐声学元素，改良创制了现代阮，四弦二十四品，音域达三个半八度。70年代以来，改革制成双层共鸣箱中阮、电扩音中阮等多种新型阮，现在的阮已经成为民族管弦乐队弹拨声部的重要乐器，形成了高、中、低、倍低音系列。并成为独奏乐器。

（4）三弦

三弦在传统上主要用于曲艺、戏曲伴奏，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向音乐三弦发展，三弦开始进入民族乐队。中国音乐学院肖剑声对传统三弦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大胆改革，通过缩短琴杆、延长指板、改良鼓腔设计等方式，扩展了高音区，使三弦的音色变得更加厚亮，60型大三弦，80型大三弦，86型高音三弦相继问世。同时环保型代蟒皮三弦也研制成功。

（5）柳琴

柳琴是民族管弦乐队中高音弹拨乐器，是高音旋律的关键乐器，20世纪3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制作了一把三弦十品柳琴，但未能流传下来。1958年，济南前卫歌舞团王惠然与徐州民族乐器厂孟宪洪合作，制成了三弦二十四品高音柳琴。三弦柳琴由原来的两根弦变成了三根弦，音柱也由7个增加到24个，音域扩展到三个八度，音质和音色也得到了提升，同时开始采用拨片演奏。20世纪70年代初，试制成功了四弦二十九品柳琴。四弦柳琴扩展了音域，完善了音位，其高音高亢清脆，中音柔和甘美，低音浑厚粗犷，采用十二平均律，可任意转调，方便各种和弦演奏。1988年，四弦高音柳琴荣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以后柳琴发展成为五弦中音柳琴、七弦柳琴、双共鸣箱柳琴。

（6）箜篌

箜篌有现代箜篌和古代箜篌两种，古代箜篌源于两河流域的竖琴，后经波斯于汉朝传入中国，盛唐时期，竖箜篌成为统治者喜爱的乐器，可用于独奏、伴奏和重奏。箜篌在明末逐渐失传，1932年，上海大同乐会创办人郑觐文对失传300年的箜篌进行改进，新中国成立以后，崔君芝、赵广运等人与沈阳乐器厂、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共同合作，先后研制了双排弦压颤箜篌、雁柱箜篌、全转调雁柱箜篌等现代箜篌。现代箜篌与古代箜篌有很大的区别，主要是形制结构、律制音域、演奏技巧等方面。

（7）琵琶

琵琶改革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一些，平均律半音品的广泛应用，由原来的四相十三品改变为六相十八品，后发展为二十四品，二十五品，琴弦由丝弦改为钢弦，尼龙弦，演奏工具的真指甲改为假指甲，品种增加有高音琵琶，低音琵琶，五弦琵琶等。

3、吹管乐器：加键技术突破与系列化构建，音域与表现力拓展

改革比较成功，并形成市场化的有：笙、唢呐。

（1）笙

笙有300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笙向大型化，交响化发展，重要的改革是加键，扩音，转调，形成高中低系列，成为吹管乐声部的重要乐器。笙的演奏手法呈现多指法，多品种的现象，目前，36簧加键扩音笙正在成为民族管弦乐队中的标准用笙，改革后的笙品种有抱笙、排笙等多种。

（2）唢呐

唢呐的改革主要有：一是由七音音阶的传统唢呐改革成十二平均律全音阶唢呐，从小g调的海笛（高音小唢呐）到大G调的大唢呐。二是加键化改革，相继改革成功了中音加键唢呐，次中音加键唢呐、低音唢呐唢呐，初步建立了高、中、低音的民族吹管乐声部的系列唢呐，唢呐音孔按十二平均律开列，健全了半音，转调方便，成为合奏中常用乐器。

4、打击乐器：从民间无序到规范化，民族特色与交响功能结合，中国锣是世界交响乐队编制中唯一的中国民族乐器

改革比较成功，并形成市场化的有：花盆鼓、五音排鼓、响铜乐器（京剧武场乐器）、大抄锣（中国锣）。

花盆鼓是从堂鼓演变而来，20世纪50年代，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与苏州民族乐器厂合作研制定音花盆鼓。改良后的定音花盆鼓增设旋转调音装置，可调节鼓面张力改变音高，使其具备了音高调节功能，能够更好地融入民族乐队，取代了西洋定音鼓的部分功能，成为民族乐队的标配乐器。定音花盆鼓被纳入民族乐队后，在民族管弦乐队中，改良定音花盆鼓承担低音声部支撑，与传统锣鼓形成音色互补。与花盆鼓形成组合的五音排鼓。

20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乐团的蔡惠泉与杨竞明结合民间的堂鼓与腰鼓，研制出新型鼓类排鼓，把五个大小音色各不同的排鼓组合成了五音排鼓，每个鼓可发出两个不同音高的音，五个鼓共能发出10个不同的音，高音区热烈欢快，低音区宽厚洪亮。五音排鼓的问世是乐器工作者对乐器改革的成功案例，一经面世就受到了广大作曲家与演奏家的重视，并产生了《丰收锣鼓》和《龙腾虎跃》等经典作品。五音排鼓在材料上不断改革，相继研制了铜腔排鼓和玻璃钢排鼓。在外观设计上，将传统祥云纹饰与简洁流畅的现代几何线条相结合。响铜乐器过去主要应用于群众性的欢庆场面，增加气氛而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京剧中所使用的响铜乐器采用了定调工艺，设计出了发音宏亮似“虎哼”的新锣，打造出“高虎音”“中虎音”“低虎音”“小高音虎”和“小低音虎”等多个品种，以适应各剧种、流派、角色的需要。俗话说，千锤打锣，一槌定音，改革以后响铜乐器逐渐从手工转向机械化，一些企业还引进了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计算机数值控制。大抄锣，在西洋交响乐队中又称“中国锣”，它是世界交响乐团常见编制中唯一的中国乐器。

自18世纪末以来，中国锣以其独特的音质和艺术表现力受到西方作曲家们的青睐。世界上最古老的交响乐团——德累斯顿交响乐团使用的一面中国大锣，是我国清朝时制造的，它是进入西方管弦乐团的第一件中国乐器。此后，多部西方经典音乐作品都使用了大锣，1973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作为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文化使者”前往中国演出，中央乐团将一面直径130厘米的铜制大锣赠予费城交响乐团，1979年，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访问，中央乐团赠送了一面高洪太制作的直径一米的大抄锣，其出色的音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2020年疫情发生的三年里，所有对外贸易都受到影响，而唯独中国锣出口没有受到影响。

三、为民族乐器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人物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70年民族乐器改革的历史长河中，凝聚了许许多多为之动容的个人，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精力全都献给了民族乐器改革壮丽的事业。他们中有从事民族音乐专业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理论家，也有从事乐器制作的企业家、技术管理人员、乐器制作师。还有许多不是乐器行业的其它领域的个人，他们对民族乐器改革有着崇高的理想，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用于乐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之中，有的是我的师傅，有的是我的老前辈，有的中我的老师，有的是我崇敬的专家，有的是我当年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好朋友，其中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借此机会，我把他们罗列出来，以表达我的崇敬心情，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我最崇高的敬意！   

在我罗列这些人以后，如果有遗漏的，在这里我谨表示由衷的歉意，将来有机会补充上。这些改革者一生从事乐改事业，每个人都有一部精彩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制作成纪录片，将来具备条件时，我愿意实现这个愿望，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说一下他们的姓名，在此也表示歉意。

（一）表演团体，艺术院校及指挥家、演奏家、教育家

单位有：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济南前卫文工团、中央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

（二）对民族乐器改革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

有：李元庆、彭修文、朴东生、杨竞明、杨大明、王仲丙、阎惠昌、阮仕春、郭雅志、邝宇忠、王国潼、张韶、高扬、杨雨森、胡天泉、倪志珊、王惠然、彭民雄、肖剑声、陈泽、张鑫华、崔君芝、赵广运、鲁璐、张之良、方浦东、牟善平、蔡敬民、王其书、桂习礼、项祖华、王慧中、宁勇、李玲玲、杨靖、方锦龙、李萌、徐阳、陈强岑。

（三）乐器生产企业的企业家、技术管理者、制作师以及社会民族乐器改革者

单位有：北京民族乐器厂、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乐海乐器有限公司、徐州乐器厂、沈阳乐器厂、河北涿州赵家笙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新乡久鼎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乐器研究所。

（四）对民族乐器改革作出重要贡献的人

有：常敦明、王国振、缪金林、徐振高、李素芳、张文龙、张龙祥、万子初、许金元、高占春、韩常树、张建平、赵景国、沈正国、周林生、毛特、吴仲孚、吴景馨、樊汝武、孙汝桂、满瑞兴、宋广宁、王连池、孙庆堂、张守义、张宪岭、宋从甲、郭广哲、赵宏亮、王巍、王鹏、黄显海、刘正辉、曹卫东、卞渝、胡雪平、张天铎、张子锐、方裕庭、周荣庭、金海鸥、徐寅、严根山、李兆霖、邹叙生、蒋柏松、张礼东、周筱楠、封明君、贾耀亮、强汝康、代胜民、汪建群、田步高、熊立群。潘贵军、何夕瑞、陈兴华、郝敬春、路文汉、马利权、张昱、段廷俊、布和、李鸿钧、汤应寿、赵德林、赵基德、金纪凤、许永日、文正球、李松、李泰刚、韩其华、孟宪洪、张凤岐、潘海伟。

四、70年民族乐器改革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地位及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推动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70年民族乐器改革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只能是很暂短的一个时期，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在中华民族5000年上的地位。

回顾整个中华民族乐器5000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历史上周朝、汉朝、唐朝、宋朝是民族音乐发展，民族乐器改革比较重要，也是比较繁荣的时期。周朝核心是“礼乐制度”，音乐的功能性极强。乐器以青铜礼器为主，如编钟、编磬，“礼与乐的深度绑定”，构建了古代音乐的制度框架。汉朝核心是“乐府与胡乐初融”。官方设立“乐府”采集民间歌谣，同时西域乐器如琵琶、箜篌开始传入，“民间性与异域元素的初步结合”。唐朝核心是“开放包容的音乐盛世”。这是古代音乐的巅峰，乐器种类极多，如曲项琵琶、筚篥、羯鼓广泛流行，形成了成熟的“燕乐”体系，并吸收了印度、波斯的音乐元素，宋朝核心是“市民音乐的兴起”。音乐从宫廷走向民间，乐器趋向小型化、便携化，如古琴、笛子、阮咸等，还诞生了说唱、戏曲的雏形。

与以上朝代相比，新中国民族乐器改革的70年是融合创新的“突破时代”，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民族音乐与乐器改革进入了全新阶段，其特色与古代有本质区别，核心是“现代化、大众化、国际化”。在乐器改革方面对传统乐器进行了系统性改良，解决了音准、音量、演奏便捷性等问题。让传统乐器更适应现代乐队合奏。在音乐创作方面打破了传统体裁限制，融合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的旋律、调式。实现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在传播与普及方面，借助现代传媒和教育体系，民族音乐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让民族音乐的受众群体远超古代任何一个朝代。

在说到70年民族乐器改革对民族音乐事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时，我们可以用，强大引擎来形容。在制度层面：搭建系统性发展框架，奠定民族音乐发展根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乐器改革从民间自发探索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民族乐器从普通文体逐步提升到文化产业相关产品，中小学教学器材目录，直到近年来成为文化装备，为民族音乐发展筑牢制度基石。这种国家层面的推动，使改革覆盖35类549种多民族乐器，打破了以往民族乐器发展零散、无序的状态，为民族音乐从创作、表演到教学的系统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让民族音乐发展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从乐器性能层面来看，突破传统局限，拓展民族音乐表现空间，70 年的乐器改革精准破解传统乐器的 “现代性困境”，从多方面升级乐器性能，为民族音乐带来更广阔的表现维度。一是律制与音域突破，二是音量与音色优化，三是标准化生产推进，四是濒危乐器抢救，让这些蕴含独特民族文化的音色得以传承，丰富了民族音乐的音色库，守护了民族音乐的文化多样性。

从创作与表演层面：激活创新活力，丰富民族音乐呈现形式。乐器革新为民族音乐创作与表演注入强劲动力，催生出“新传统”，让民族音乐焕发出新的生机。一是曲目体系大幅扩容，二是表演形式创新突破，三是人才培养体系升级。

从文化传播层面：打破边界限制，提升民族音乐国际影响力，乐器改革成为民族音乐走向大众、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助力民族音乐实现广泛传播与文化价值提升。一是跨界融合实现破圈传播，“传统乐器+摇滚”（如唢呐与萨克斯碰撞）、“传统乐器+电子音乐”（如央视《玉盘》融合合成器音效）等创新模式，让民族音色突破传统音乐圈层，进入流行文化视野。这种跨界融合吸引了更多年轻受众关注民族音乐，扩大了民族音乐的受众群体，使民族音乐在大众文化市场中获得更多关注与认可。二是科技赋能拓宽传播渠道：电子琵琶、AI创作国乐《零・壹|中国色》等科技与民族乐器结合的创新成果，一方面降低了民族音乐的创作门槛，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民族音乐创作；另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民族音乐可通过网络平台、短视频、虚拟现实等多种渠道传播，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民族音乐能触达全球更广泛的受众。三是国际交流构建文化话语：改良后的民族乐器既保留了民族根脉，又具备现代表现力，成为中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国际舞台上，这些乐器所演绎的民族音乐不再是简单的 “元素展示”，而是能与世界各国音乐文化产生 “价值共鸣”，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提升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国际影响力，助力中国民族音乐在全球音乐文化交流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五、民族乐器改革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一）近年来，民族乐器改革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

呈现出“专业者减少，业余者增多”，“民间热、顶层弱”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民族乐器改革的参与者有了大幅度的拓宽，民族乐器改革2020年专利数量达958项，同比增长64.32%，参与者涵盖企业、专业人士及社会爱好者，但因政府指导机构取消、奖励机制缺位，改革陷入“各自为政”的无序状态。

核心瓶颈集中于三方面：一是方向迷失，交响化、多样化等改革路径争议未决，缺乏统一规划；二是协同不足，演奏家、制作师、科研机构间联动断裂，重复研发现象突出；三是基础薄弱，声学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如中西管弦乐器声学特征的量化对比尚未形成指导标准。这种“有热情无统筹”的现状，导致改革难以突破关键瓶颈，与建设高水平民族交响乐队的时代需求不相适应。从近年来发布的民族乐器可以看出，专利发布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20年发布958项，是历史最高点，2021年857项、2022年660项、2023年567项、2024年514项，所有专利大部分属于外观设计专利，实用新型和发明专利数量很少。民族乐器在结构和声学品质上的改革基本上没有，数量极少。这使得民族乐器声学品质“尖，扁、杂、吵”基本特性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二）原来的民族乐器改革仅限于乐器本身的改革，而现在的改革是全方面，多元化，综合性、跨领域的

从单纯演奏性能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收藏品、旅游品、工艺品扩展。如，微型民族乐器、巨型民族乐器、工艺古筝等；民族乐器组合的扩展，研制了水晶、瓷器等材料以及与电声结合的新型民族乐器组，民族乐器演奏形式的扩展，民族乐器演奏与舞蹈形式相结合，民族乐器演奏形式从坐姿改变为站姿；一批新兴的民族乐器诞生，如文琴，古乐器的复制以及功能的拓宽，如：埙、陶笛、箜篌，少数民族乐器的改革，如，葫芦丝，巴乌，马头琴等。

（三）民族乐器材料与配件的改革

如：琴弦使用尼龙缠弦；二胡蟒皮使用人工繁育蟒蛇皮或者人造蟒皮，葫芦丝的葫芦采用木制或者塑料。民族乐器加工设备的改革，现在许多民族乐器企业已经采用数控设备，如扬琴、琵琶、二胡半成品的加工。但是，我们也看到民族乐器大量使用价格昂贵的进口稀有木材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有继续扩大之势，造成部分专业演奏级民族乐器价格不断攀升。

（四）部分民族乐器改革开始引进AI技术，得到了初步成功

前几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和乐兰电子公司共同开发的电子二胡得到了应用，著名音乐总监卞留念老师使用电子二胡在许多大型音乐会上用不断变换的二胡音色进行演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来，乐合数据信息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开发的筝好听智能古筝集AI技术与传统乐器于一体，将传统民族乐器快速进入大数据时代。另外，我们惊奇的发现AI技术在民族音乐创作、演奏表现、文化传承与传播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成效，运用AI改革的民族乐器，可以提升演奏表现效果。

让民族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更好地融合，可以呈现视觉效果，AI技术可将琴弦振动轨迹转化为动态光带，观众能目睹“声纹如浪”的视觉奇观，可以助力民族乐器传承，缩短学习周期，使更多人能够快速掌握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有利于民族乐器的传承。可以推动民族乐器数字化，建立民族乐器DNA图谱，为未来民乐AI生成提供了底层语言，拓展了中国传统器乐的应用范围。

（五）当前民族乐器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分各个声部简要说明

1、拉弦乐器，低音短板与性能失衡并存

拉弦乐器作为民族管弦乐队的核心声部，目前是两大问题，一是系列化进程中高音衰减问题突出，二是低音拉弦乐器的改革始终未能突破瓶颈，2013年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征集的18种低音拉弦乐器中，仅6种入围且均未达理想标准，至今缺乏能替代西洋大提琴、贝司的成熟乐器。

2、弹拨乐器：标准化成果显著而创新不足

弹拨乐器是中国民族乐队的特色，西洋乐队中所没有的。70年来弹拨乐声部在标准化建设上成效显著，琵琶、阮、扬琴、三弦基本上进入乐队，并形成系列，但柳琴、古筝、箜篌在乐队中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弹拨乐声部各类乐器较多，但音色不融合，整体协调性不足，音量偏小问题突出。

3、吹管乐器：音色不融合，缺少音量大的乐器吹管乐器的系列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笙和唢呐在乐队中的作用突出，基本上形成高、中、低、倍低系列化。但吹管乐器与乐队的融合性不足，部分乐器音色尖窄，加剧了民族乐队“尖、扁、杂”的声学弊端，同时，吹管乐器缺少音量震撼的乐器（类似以西洋乐器中的铜管乐器）。

4、打击乐器：规范化缺失与表现力不足   

打击乐器改革呈现“重形式轻内核”特征，虽有花盆定音鼓，五音排鼓等传统乐器改良，但整体缺乏系统的系列化建设，未能有效支撑民族乐队“压得住台面”的演出需求。目前，打击乐器声部有完全被西洋打击乐器所取代的危机。

（六）未来民族乐器如何改革发展的几点看法

民族乐器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既有专业性，也有群众认可，社会普及。下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民族乐器改革基本上是围绕建设强大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而进行的，民族音乐的地区表现形式，如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潮州音乐等都在不断弱化。我想以个人观点，展望一下民族乐器改革未来的多元化发展道路，满足人们对多种民族音乐文化形式的需求。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的战略部署，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提升至新的历史高度。民族乐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与民族音乐的核心媒介，其改革发展必须锚定这一总目标，在传承中创新、在融合中突破。结合70年改革实践与智能时代特征，未来发展需明确总体方向、强化系统举措，实现各声部协同升级。

1、总体目标：构建传统底蕴与时代活力兼具的现代民族器乐体系

以“保民族特质、强交响能力、融智能技术、促产业升级” 为核心，建成适配文化强国需求的民族乐器发展体系：一是形成 “声部均衡、音色统一、转调灵活” 的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编制，彻底解决低音缺失、声学杂乱等历史性难题；二是构建 “基础研究扎实、制作标准统一、成果转化高效” 的产业生态，实现从 “手工作坊” 到 “艺工融合” 的现代化转型；三是打造 “传统韵味浓郁、科技赋能突出、国际认同广泛” 的乐器品牌，让民族乐器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名片。五是建立以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为核心的多元化发展民族音乐形式，一主多副，两个市场。一主为副是：以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为主，室内乐、地区音乐、少数民族音乐、中西方混合流行音乐为副。两个市场是，一个市场是传统民族乐器的市场，建立乐器制造—琴行销售—乐器培训—专业音乐院校学习—作曲指挥到表演团体舞台演出的完整产业链。二是百姓大众玩出乐趣的乐器市场。当前乐器市场出现一股新的潮流，传统乐器向智能乐器转换，比如，电吹管，无弦吉他，折叠钢琴，民族乐器中也开始有了电古筝，电二胡，电扬琴，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难度，好学，好听，好玩，这是一个不同于传统乐器的另一新兴市场。这一目标既延续了1954年首次乐器改良座谈会提出的“结合创作需求、发扬民族特点”原则，更回应了新时代对文化创新的迫切要求。

2、核心措施：强化政府引导与多元协同的系统推进机制

（1）重塑顶层设计体系

恢复由文旅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民族乐器改革领导机构，参照建国初期“文化部+轻工业部” 的协作模式，建立 “政策制定-科研攻关-生产应用-推广展示” 闭环机制。同步成立民族乐器研究机构，整合上海交大等高校工科优势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术资源，设立 “声部优化”“材料创新”“智能适配” 三大攻关专班，破解市场化阶段 “各自为政、方向分散” 的困局。

（2）完善标准与激励机制

修订升级《民族乐器部颁标准》，针对拉弦、弹拨等各声部制定“声学性能、制作工艺、教学适配” 三类标准体系，将少数民族乐器纳入全国统一标准框架。重启乐器改革专项奖励制度，设立 “文化科技融合奖”“传承创新奖”，对龙头企业与改革先锋给予重点扶持，延续改革开放初期 “以奖励促创新” 的成功经验。

（3）推动艺工融合与智能赋能

建立“高校-院团-企业”协同创新平台，依托数控技术升级制作工艺，实现核心乐器半成品的标准化生产；开发“乐器声学数据库”与 “智能调音系统”，将AI技术应用于律制校准、音色优化等环节，兼顾传统演奏技巧与现代科技便利。

3、保障支撑：夯实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双重基础

加强人才培养，在专业音乐学院和综合性理工大学设立“乐器改革与制作”交叉学科，培养兼具音乐素养与工科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建立 “改革家工作室”，传承大师的制作技艺。推动成果转化，依托上海、北京、广州乐器展会搭建“改革成果展演平台”，建立专利转化数据库，促进专利成果向生产应用转化。深化国际交流，通过“民族乐器海外巡展”“中外乐团联合演出”等形式，让改革后的民族乐器真正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70年改革实践证明，民族乐器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时代，只要我们坚持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传统传承与科技赋能相促进，就一定能建成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水准的现代民族器乐体系，让千年乐韵在智能时代奏响新的华章。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民族乐器改革超甲子的七十年之路，是一代代人“守正创新”的接力。作为乐改人，我们既要做非遗技艺的“守护者”，更要做智能时代的“开拓者”。在此，我呼吁：高校深耕基础研究，破解 “艺工融合”的技术难题；企业聚焦产业升级，打造“中国民乐品牌”；企业和高校联手共同搭建协同平台，凝聚改革合力再出发。

让我们以此次会议为新起点，以艺工共生之笔，以文化自信为墨，让中国民族乐器在智能时代奏响更嘹亮的东方之声！

谢谢大家！

2025年11月7日

专家简介

丰元凯出生于1946年，1964年在北京民族乐器厂参加工作。1975年任文化部琴筝瑟民族乐器改革小组成员，从事民族乐器改革工作，任工程师。由于在民族乐器改革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1982年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连续三届当选北京市宣武区人民代表，后任北京民族乐器厂党总支副书记、技术厂长等职务。1995年调任北京乐器研究所副所长，并兼任国家轻工业乐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主任；曾任文化部创新奖评审委员。2003年起调中国乐器协会，担任信息部主任，《中国乐器》杂志副主编、副秘书长等职务。2012年起，连续10年被聘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乐器改革制作专业委员会第三届，第四届会长。离任后，被授予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民乐艺术终身贡献奖”荣誉称号，并当选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第七届代表大会名誉理事，第五届乐器改革制作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中国乐器协会全国乐器行业（科技类）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学会乐器（科技）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上海戴氏琴弦制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