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蔚

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教授、中国音乐学院阮与柳琴器乐演奏专业带头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阮咸乐团创立者暨艺术总监、国家级民族器乐大赛评委、国家职业鉴定评审委员、阮专业全国通用教材《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考级教材》《全国民族乐器演奏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系列丛书——阮考级曲集》撰写者、孔子学院中华文化艺术国际传播专家组首批成员。“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华乐大典》系列图书《阮》卷主编。

曾受邀到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讲座、音乐会、担任评审、开展文化交流项目。多次受邀到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家大剧院接受采访、开展讲座、演出等活动。作为一名传统艺术传承者，她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教学体系与方法，并培养出一大批出色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曾获得国家级专业奖项，并已成为阮事业发展新一代生力军的核心力量，担任国家级乐团首席演奏家和多所高校阮专业带头人。

阮咸是一件早于琵琶的传统文人乐器，宋之后渐渐失传，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复现。建国后，出于民族管弦乐队建设所需，阮被进一步改良、发展。1978年始，阮专业设立。因师资匮乏，第一代阮专业的教师都是琵琶或三弦演奏家兼任，也是因为如此，当代阮的演奏技术和演奏形式多是从琵琶迁移过来，而后才逐渐发展出自身特色。

在这样的时代与专业的背景下，魏蔚有幸成为了极少数第一代自幼就开始专业学习的阮演奏者之一，更有幸进入中国音乐学院，得到了众多演奏大家的教导，并致力于与多位恩师一道探索出适合阮自身专业演奏的道路和方法。

上世纪50年代，民族乐器改革家张子锐、演奏家王仲丙等专家学者对照月琴、秦琴、双清等古代阮衍生类乐器制出了当代的小阮、中阮，并创造出大阮、低音阮，这些阮乐器的成功研制均取得良好的演奏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了多阮同奏形式。然而，因是新面世的复原乐器，其底蕴尚浅，所以多阮同奏形式未能得以巩固发展，而随着初期参与者陆续调离，其渐渐断响。直至1978年国家设立阮专业，为阮重奏形式的探索提供了正式的平台和机会。1981年，庞玉璋先生在中国音乐学院组织了小阮、中阮、大阮三重奏的学术演出，演出曲目为其改编的两首外国作品《牧场上的家》与《委内瑞拉对舞》。其中，魏蔚就是演奏者之一。

自那时开始，阮重奏形式便在魏蔚的心中留下了一丝印记。1985年，她与曹文工先生进行专业交流时，曹先生郑重地指出阮重奏形式的重要意义和前景。无论是立足于专业演奏角度亦或是她个人的角度，都十分认同。也是从这时起，她开始了二十余年对阮重奏形式的专注与探索。之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她在内的、代表国乐新生代演奏最高水准的“五朵金花”,将阮重奏的形式搬上了国际音乐舞台展现。其独特的魅力，现代却又完全不失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独特韵味，以及所呈现出的艺术可塑性与感染力更进一步坚定了魏蔚发展阮重奏形式的决心。

随后的八年时间中，她前往东欧，游学于奥地利音乐一条街，研习俄罗斯民族弹拨乐团，到匈牙利举办讲座。这期间所经、所历、所闻、所感的转化与积淀让她的艺术视野不断开阔、拓宽，收获了很多专业上启发的同时，还提升文化自觉的维度，更使得长久以来萦绕于脑海中的关于阮重奏发展的思路与脉络渐渐明晰起来。

90年代，在中国音乐学院的召唤下，魏蔚回国任教。回国伊始，她发现学院阮专业教学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模式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与改变，而以学院为标杆领航的国内阮专业发展局面更是如此。作为一个新兴专业，这种局面让她颇感失望，但同时更燃起了干劲和责任感，从基础开始改变以往的教学与实践。

首先是教材，因为阮和琵琶虽有渊源，但在音色音响、排品布弦上有着很大不同，所以仅是依靠借用琵琶的演奏技法和教材是远不能支撑起阮专业教学需求的，也会使这门专业失去了设置的意义。魏蔚并未接受过专业系统的作曲培训，却凭着二十余年对阮乐器自身与演奏的了解，自行或改编、或创作了一些小段曲目以解燃眉之急。这些曲目主要针对阮的弹、挑、长轮等基本演奏技法，虽然会有些基础，却开了个好头，起码有了专业的眉目。

除此之外，因为系统培训的国乐教师师资力量稀缺，她更是身兼学院阮、柳琴两个专业从附中到大学的全部教学工作。那时候，阮专业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冷门，每年招生名额只有一个，而且常出现招不满的情况。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让魏蔚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关注于学生个体的发展之上。在教学与实践中，她发现其实学生们自身对于演奏技法的渴求程度是非常高的，但现有的专业积淀尚不足以仅通过单向传授就能满足他们从附中直到大学的需求。因此，实验拓展和更广的涉猎就成为了当时教学的重要补充。而重奏课和同族多乐器演奏专业学习就由此被纳入正规教学。现如今来看，正是如此而为后期“中国阮咸乐团”的创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那时，因为学生数量有限，魏蔚无法以一对多的形式进行重奏教学，不得不以一对一的形式开设二重奏、三重奏课程，滴水穿石，直至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这一专业阶段。1999年，中国音乐学院阮专业已经拥有了组建起十余人规模阮咸乐团的人才储备和专业积淀。但受当时财政所限，学院大学部无法提供购买足够乐器的资金，而所幸附中有少年弹拨乐团的预算编制，在与领导充分沟通后，时任附中校长的沈诚拍板给予乐团全力支持，出资购买了9把阮族乐器，并以校方名义委约王宁为乐团创作了第一首委约作品——《水赋三叠》,自此中国阮咸乐团正式成立。

《水赋三叠》的创作也标志着阮专业一改以往乐团演奏的作品基本都是由演奏者改编已有曲目而来的窘迫，开始由专业作曲家为阮重奏形式正式创作作品。随后，一直看好阮咸乐团的原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刘文金为乐团编配了《草原之夜》,乐团更是受邀登上了文化部春晚舞台；曹文工先生在前期为乐团练习提供了较多的改编曲目，后期也专门提供了一些成熟的新创作品；在刘德海先生举办的“1+1”活动中，魏蔚赴潮州采风，将潮州音乐改编为阮咸重奏形式——《玉连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过多渠道的努力和众多专家前辈的支持，阮咸乐团终于拥有了第一批成熟的曲目。

2000年，中国阮咸乐团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首场公演；

200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40周年之际，中国阮咸乐团以40人的规模，专场音乐会的形式，作为学院重要历史性学术成果展现，引起了业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阮重奏形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专业水准得以公开呈现。由此，阮咸乐团这一形式为各学院、院团所认可，阮专业进入了发展新阶段——

越来越多的专业作曲家开始参与阮的创作；

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并发行了中国阮咸乐团第一盘CD;

金钟奖、文华奖等国家级重量奖项纷纷增设了阮专业赛项，阮的专业影响开始走出业内，延伸至社会领域。

……

在阮咸乐团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让魏蔚看到了社会力量对专业发展的巨大价值，由此她开始重视阮专业的社会普及教育。一次机会，她将阮专业发展模式的构想与时任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的朴东升先生进行了充分交流，正是借由这次交流，民族管弦乐学会于当年增设阮专业委员会，自此，阮专业在社会活动领域的组织建设有了依托，专业发展又迈上了新台阶。

时光荏苒，如今的阮专业已度过了开路架桥、四处求援、筚路蓝缕的开创期，进入了独立发展，不受限于个人、个事的发展壮大期。

这背后不仅有着四代阮咸人的耕耘，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历史复兴的大时代背景。中西融汇的社会音乐审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阮乐器与阮专业在近年来得以实现井喷式发展的深层因素。现如今，阮乐器、阮专业也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相比较而言，阮专业的底蕴尚浅，无论是在诠释历史、挖掘文化、丰富演奏技法、改良乐器等方面，或是与社会需求进行深层对接的方面，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不得不说，阮咸乐团的建设就是目前这条道路上最重要的探索成果之一。如今回首往昔，阮咸乐团之所以能受到业内普遍的认同，并拥有很好的发展势头，与这件乐器对传统文化的承载和对当代社会审美需求的呼应是息息相关的。

在魏蔚看来，阮咸乐团的基础是阮这件乐器的族化、系列化。阮乐器的族化、系列化的历史依据，就是这件乐器蜕变时本身衍生出的各种变体。而其在当代被族化和系列化的动力则是中西音乐文化融汇的现实需要，这二者比任何主观设定对阮专业的发展都更具影响力和决定性。当今时代，艺术的内涵已经与历史大为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了社会阶层属性与功利性，更加以人为本。所有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年代久远的艺术形式，基本上都丧失了原有的文化生态支撑。在如今这个语境下，传统文化是否能被真正复兴，关键还是要看其在当代社会的需求、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转化和再创造。

因此，对阮这件既古老又年轻的乐器而言，魏蔚认为：在追根溯本的同时，探索其专业价值与社会需求的深层对接，是探索其复兴之路上的核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