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对中国乐器学的发展作了简要的回顾，包括古代的萌芽及近代的发展。提出中国乐器学的真正成立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可以李元庆1954年的《谈乐器改良问题》一文为标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氛围发生变化，学术也逐渐与国际接轨，学者眼界更加开阔，乐器学也随之有了长足的进步。
关键词：乐器学；八音分类法；李元庆；改革开放；民族音乐学
乐器学，是音乐学领域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分支学科，在我国也有着久远的历史和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对我国乐器学发展作一简要回顾，数一数自己的家珍，回望一下走过的道路，希望为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一点参照作用。
一、乐器学之界定
在进行回顾之前，为了限定语境，我们先来界定什么是乐器学。
顾名思义，乐器学是研究乐器的学问。但这样的回答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也没有人会满意。虽然乐器本身只是一些器物，但与之相关的问题却很多。那么，乐器学所关注的是那些问题？问题的那些方面？这些问题和那些学科发生联系？这些都是需要搞清楚的。
让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已有的对乐器学的解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乐器”条：
“‘乐器学’研究乐器的起源、发展、演变、流传、派生及其结构、特性、制造工艺和材料等，广泛涉及考古学、史学、文化人类学、音乐学、分类学、声学、力学（物理、固体、流体、结构）、电子学、工艺学、材料学等学科。世界上繁多的乐器，既有久远的渊源和历史背景，又有其特殊而复杂曲折的发展规律。对乐器的结构和声学机制等，至今尚未完善地从科学原理上予以探明。无论从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乐器科学从对象到内容都相当复杂、深奥，还有不少有待于从科学理论上给予圆满解答的问题。”[1]
2．《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大辞典》：
“乐器学是就其历史、社会功能、设计、结构、与表演的关系等方面对乐器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
3. 日本《音乐大事典》：
“乐器学是以乐器——发出音乐素材之音的器具——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仅对作为物质或物体的构造、制作状况进行考察，而且需把考察范围扩展开来。例如还需对乐器与从乐器产生的音现象及至音艺术（音乐）的相关关系，人所具有的对于乐器视觉、触觉、听觉上的关系，在人的社会结构或者文化形成中乐器所具有的意义等，从尽可能多的侧面进行考察。”“不言自明，乐器学属音乐学的一个领域。”
4. 日本《标准音乐辞典》：
“音乐学的一个部分。指对乐器作音乐学的整体研究，和音乐史、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声学等音乐学的所有部分相互关联。作为研究对象的乐器是指：作为发音工具的乐器、符合文化史的或者美学条件的有一定形态的乐器、或者指在某个技术发展阶段的乐器，或者由乐器制作者、演奏者、作曲者、物理学者等人物作为研究音乐资料而使用的基础性乐器。”
这几种辞书，都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且代表了中西学术界的成果。
《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大辞典》没有使用较多的界定性的语言，而是更多地对学科的样貌和历史进行了描述和叙述。
以上所引，仅仅是各条目前面的界定部分，其历史、方法等，都各在后文有论述。
虽然这些词条所用的词句各有不同，提出的外延学科也不尽相同，但都基本说明了“乐器学”是音乐学的一个领域，其任务是将乐器作为直接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音乐学的研究。这样做，就要涉及到音乐学的许多方面。通过研究，最后达到既了解乐器本身，又了解与乐器相关的音乐、文化、人。
就乐器学研究的实际情况而言，该学科所涉及到的外延学科还没有这些词条所提到的那样广阔，尤其没有达到《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所提到的那样广阔。在中国，制造工艺尚未被纳入乐器学，声学、力学、电子学等与乐器制造技术密切相关的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也没有被纳入乐器学范畴。①也就是说，当下的乐器学关注的主要是乐器的“形而上”的诸方面，如乐器的分类、历史、乐器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等，它更靠近人文学科。这一情况，与《标准音乐辞典》所说不尽一致。民族音乐学兴起以来，表现出对乐器学研究的浓烈兴趣，以其文化研究的特长，对乐器的文化意义做了许多研究，产生出的成果也比较多。
二、中国古代的“乐器学”
没有人提出乐器学是何时以何著作、何事件为标识正式形成的，就像民族音乐学的诞生是以孔斯特的著作Ethnomusicology为标识那样。中国没有，国外也没有。但一般认为，这一学科的成立得到默认是在20世纪的上半叶。大概是由于这一时期的乐器收集和乐器学研究的成果较多且水平较高。当然，并不是说在这以前就没有乐器学的研究。正如本书前言中所说，乐器学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很早，尽管那时没有“乐器学”这一概念。
在中国，起码在先秦，《周礼》中就记载了按照制作材料将乐器分为八类的“八音”分类法。同书还提到在不同的礼仪中，要用不同的竹子制的管，祭天神、地祇、宗庙，分别用“孤竹之管”、“孙竹之管”、“阴竹之管”。《尚书·禹贡》也有“峄阳孤桐，泗滨浮磬”的记载，即用峄山之阳的桐木做琴，用泗水之滨的石材做磬。唐李百药《笙赋》也有“悬匏出自河西，奇簳生于南国”之语。簳，小竹也。这些史料都说明在中国古代，人们比较重视制作乐器的材料，并且已经摸清了哪里出产较好的材料。这种重视材料的传统，可能和“物质地”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有关。当时的人将物质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这种思想应该会反映在乐器的分类中。
在这种“八音”分类法被沿用千余年之后，北宋的陈旸在他的《乐书》中提出了“雅”“胡”“俗”三分法。这种分类法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北朝、隋、唐间胡乐大量传入中原并与在宫廷原有的雅乐、俗乐发生融合。这一突出的时代特点，使得学者在对乐器进行分类时，将乐器的制作材料放到了次要地位。这种分类，得到元代马端临的推崇并沿用。他在《文献通考·乐考》中将原来八音中的每一类都再细分为雅、胡、俗三类。如金之属雅部、金之属胡部、金之属俗部。无法纳入八音的，还单独列出“八音之外”一栏。
在《二十五史》的“乐志”中，也多有乐器的记载。这些记载，经常见于对乐队组织的介绍中。《宋书》、《旧唐书》、《宋史》将乐器单独集中记述，并作了简单考证，同时还将本时期出现的新乐器作了介绍，从中可看到乐器的使用和变化情况。
“类书”是我国古文献中的一个体裁，最早的一部是隋代的《北堂书钞》。此后又出现了多部类书，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的《太平御览》、《事物纪原》、《玉海》，明代的《山堂肆考》、《稗史汇编》等等。这些类书，都将乐器作为一部，将历代对乐器的记载集中在一起，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这只是史料的汇集，还不能算是研究。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从《北堂书钞》中可以看出，作者已经不是按照“八音”来将乐器分组，而是按照“打击”、“弹弦”、“吹管”的顺序了。那时没有拉弦乐器，但这可以看作近代“吹拉弹打”分类法的先声。后来的其他类书，也多少显现出这种意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一辑②收录了26种类书中的乐部，可供研究者使用。
在古代的字书中，也存在对乐器的研究。《说文解字》、《尔雅》、《释名》等书，对乐器的名称作了音、义两方面的解释，并提供了别名。尽管这些解释今天看来很多不足为据，但可以从中读出古人的某些观念和治学方法。
许多文艺作品，也将乐器作为对象进行描述、形容以及比附。例如《诗经》以及后来的许多为乐器所作的“赋”，将琴瑟比作夫妻，将埙篪比作伯仲，将排箫比作凤翼，等等。这种比喻虽然仅仅是比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乐器的某些近似特征，以及人们观念中所期望和赞美的夫妻、兄弟之间的和谐关系。
乐器图录，在古代典籍中也是不少的。许多论乐的著作都有或多或少的乐器图示，例如宋陈旸《乐书》中的“乐图论”部分、宋聂崇义《三礼图》、明王圻《三才图会》、明朱载堉《律吕精义》内篇卷之八“乐器图样第十之上”及卷之九“乐器图样第十之下”、清乾隆时的《皇朝礼乐图式》等。这些图虽然都为手绘，不慎精确，但是在没有照片的时代里，它们还是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对某件乐器的基本的感性认识。
《清史稿·志七十六·乐八》，将几十种乐器的形制、构造、制作材料、各部件部位的尺寸作了详细交代。这固然是“志”书的职责，但也透露出乐器制作标准化的信息。
上举古代记述，以今日之目光看，除了著名的八音分类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扩展外，其他还很难纳入乐器学的成果。也没有出现乐器研究的专著。宋代朱长文的《琴史》，实际上是古琴音乐史，而不是从乐器的角度去论述的。这些古代的零星成果，只能作为现代乐器学研究的资料，而整个古代时期，也只能算是一个很长的萌芽时期。
三、二十世纪以来的乐器学
进入20世纪，乐器问题开始凸显。因为，在这一世纪的开始，西方音乐全面传入中国，包括西方音乐的表现形式、作品、理论以及乐器。这一舶来的体系，在中国牢牢地扎住了根，并对中国本土的音乐体系产生出巨大的影响。在这一体系的影响下，中国体系内部开始发生动荡。这一动荡首先发生在音乐家的头脑中。刘天华等人主张中西结合，“从中西的调和和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为了实现他的改进国乐的理想，他对自己最熟悉的二胡和琵琶两种乐器进行了改革。他改变了二胡的某些规格，使二胡更加适合独奏；他又将传统的四相十品琵琶改制为六相并带有半音品位的琵琶。[2]
最后，他为这两种乐器创作了大量乐曲，为这两种器乐独奏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以郑觐文等人为代表的音乐家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他们起初致力于恢复中国古代祭祀雅乐，以期促进世界大同理想的实现。为此，他们仿制了大量古代乐器。后期，他们转向其他古典音乐和民间丝竹音乐的演奏，并逐步形成了吹、拉、弹、打四组构成的新型乐队。在乐器改革方面他们也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据潮州乐器“附线”改制的“弓胡”，是较好的中声部拉弦乐器；所改革的大忽雷为较理想的低声部弹弦乐器。乐会的教师程午加，曾于1928年制作了六相十八品的十二平均律琵琶，用于独奏和合奏。
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们对乐器的思考、改制一直是在进行之中的。但是，在这个思想潮流汹涌澎湃的时期，没有出现专论乐器的文章和专著，思考所得主要见诸行动、付诸实践。一直到了20世纪50年代，才逐渐出现一些以乐器为主题的文章。这时期，比较有乐器学意味的文章当属李元庆的《谈乐器改良问题》一文。该文发表于《人民音乐》1954年第一期，作者根据当时中国音乐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苏联进行乐器和民族乐队改革的经验，谈了自己对乐器改革的看法。他本人认为中国的传统乐器不能适应表现现代生活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在改革的技术方面，他认为应该改革的方面和途径有四：
1. 乐律
他坚持应该应用十二平均律，并举出阿塞拜疆将本民族的十七律改为十二平均律的“成功经验”为例，主张牺牲局部的“小部分特点”，以换取在更大的范围里去发扬整个的民族音乐的特点。
2. 音域
采用将同种乐器按照高、中、低音区制成一组，以扩展音域。并确定制作规格及定弦法。
3. 音量
调节音量，使过响的能弱下来，过弱的能响起来，使音量能够平衡。强而不突出，弱而能传远。
4. 标准化
包括标准音的采用和结构形制。最后，作者在总结前述各点时也提出了在改革时尽量保持原有的民族特点，并且要组织新型的民族乐队，作曲家要为其创作作品，以使新的乐器能够付诸实用。
这篇文章，今日看来，仍有某些局限性，例如坚持使用十二平均律的观点，就未见合理。但是应该看到，这篇文章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音乐工作者迫切要求以新的手段表现新的生活，并且已经在乐器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的背景下写出的。文章简明地指出了这一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并对在这种背景之上所出现的乐器改良的现象从观念到技术都作了讲评，具有比较鲜明的乐器学的色彩。如果说要有一篇文章作为中国近代乐器学的开端的话，笔者愿意以这一篇为标识。
发表在《人们音乐》1954 年第五期的查阜西的《漫谈古琴》一文，也是这一时期分量比较重的文章之一。作者虽然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用了较大篇幅介绍古琴琴谱和文献，但是在前半部，他介绍了古琴的构造及其演变，与其他弹弦乐器的不同之处，并且在对古琴历史的讲述中，将古琴音乐分为民间的和非民间的（统治阶级用于雅乐的）两类。认为民间的古琴音乐是主流，古琴音乐是在民间发展成熟后，才被统治阶级拿去享用。该文强调了古琴音乐在历史上的民间特性，应该说是符合历史真相的；但在行文语气中，也多少流露出历史研究中过于简单的阶级划分方法。尽管如此，既然本文介绍了乐器本身及其历史，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和各阶层人士的关系，则应属于乐器学研讨的范围之内。
五年以后，毛继增在《人民音乐》1959年第二期发表《乐器改良工作的新成就》一文，对在“大跃进”精神鼓舞下进行的乐器改良工作作了述评，其背景是当年二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为期四天的乐器改良展览会、演奏会和座谈会。在那一个时期，乐器的改良和改革是中国音乐界特别是器乐界的一股潮流，大家的热情方兴未艾，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例子。虽然说世界各国都有乐器改革的例子，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国，乐器改革问题无疑在乐器问题中首当其冲。所以，虽然当时在中国尚未接受“乐器学”之概念，但这些围绕乐器改革问题所作的研究，应该属于乐器学研究的范畴。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这就是简其华发表在《音乐研究》1958年第三期的《僮族的蜂鼓》一文。这篇文章的题目并不大，仅仅是僮族的一种细腰鼓。但是作者在文章中不仅介绍了这种蜂鼓的形制和在民俗中的用途，还对它在历史上的样貌和传播情况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考证，是一种对乐器本体及其历史文化脉络的全方位的研究。单就研究方法看，这一篇文章与当今的乐器学研究最为接近。
1959 年 8 月，有一本介绍苗族芦笙的小书出版，这就是由中国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苗族芦笙》。该书介绍了贵州黄平、丹寨两县的芦笙的构造、音位、乐曲、曲式、乐队组织、演奏法以及在生活中的功能等等，还附有 族③的芦笙、苗族的铜鼓、夜箫、木叶等的介绍。这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介绍乐器的书，而内容是少数民族乐器，值得注意。
1966年以前，还有几篇关于乐器的文章发表，但都是简单介绍或历史考证，多数仍与乐器改革有关。此处不赘述。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1958年，苏联学者阿连德尔编辑出版了《中国乐器图说》。此时，中国自己还没有一部介绍本国民族乐器的同类著作，尽管该苏联学者的材料全部来自中国。有关此事的详细介绍，见《人民音乐》1959年第六期廖辅叔文章。
总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期，中国的乐器学研究虽然还没有明确的概念和理论指导，但是面对当时音乐生活中所发生的现象，学者们还是凭借自己所学的知识、理论，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展开了对乐器问题的研究，为乐器学学科的正式出台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学术总体上是个灾难时期、空白时期。此处不费笔墨。文革结束后，大家都忙着批判四人帮，歌唱华主席，一时还不能把精力集中的学术研究上。再加上思想的禁锢等等原因，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不高。这段时期，甚至没有乐器研究的文章出现。
1978年，这个改革开放的年份，不仅仅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起点，它首先是思想解放的起点。中国的音乐学界，也乘思想解放的东风，努力工作，奉献出越来越多的质量越来越好的研究成果，乐器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繁荣时期。
1981年5月，牛龙菲著的《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乐器考》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该书修订增补并再版，易名为《古乐发隐》。该书将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中卧箜篌、阮咸、长笛、凤首箜篌等乐器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并向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了尽可能的延伸。作者在此还首次提出了中原文化的“回授说”，即某些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乐器或理论，可能是早期先由中原传至西域，而后又返回中原的。对曾侯乙墓“五弦琴”与“均”的关系的论述，以及对琴徽中的“绦徽”、“急徽”问题的论述等，也是较早的。
1986 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编辑,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袁炳昌、毛继增主编）问世。这是国内第一部乐器学专著。该书采用词典的编排方式，将 500 多种乐器先分为吹管、拉弦、弹拨、击弦、打击五类，各类又按照发音原理、乐器形制和演奏方式作次级划分。每一件乐器都讲明其族属、本族语言名称、汉语意译、乐器类属、流行地区、历史沿革、形制、奏法、音色、音列、定弦、使用场合、代表曲目、著名艺人等，并有照片示例。可以看出，该书虽名为“乐器志”，但其涉及的方面，已经基本涵盖了乐器学的研究范围。所以，如果将该书书名中的“志”换成“学”，亦无不可。
于此几乎同时或此后，又陆续出现了一批重头的乐器学著作，例如：
《中国乐器介绍》简其华、萧兴华、张式敏、王迪、齐毓怡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1月。
《维吾尔族乐器》万桐书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
《中国乐器》乐声编著，轻工业出版社，1986年4月。
《中国乐器图志》刘东升、胡传藩、胡彦久编著，轻工业出版，1987年12月。
《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杨秀昭、卢克刚、何洪、叶菁著，漓江出版社，1989年3月。
《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大观》吴言韪、陈川编著，西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云南乐器王国的传说》张兴荣编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11月。
《云南民族乐器荟萃》云南艺术学院编，张兴荣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
《中国乐器》赵沨主编，现代出版社，1991年1月。
《中国民族民间乐器小百科》李德真等编著，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10月。
《中国乐器图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刘东升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
《贵州少数民族乐器100种》柯琳编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2月。
《古今中外乐器图典》刘瑞祯编绘，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12月。
《乐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物质构成》方建军著，学艺出版社，1996年11月。
《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李纯一，文物出版社，1996年8月。
《中国古代乐器概论·远古——汉》方建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中国鼓文化研究》严昌洪、蒲亨强著，广西教育出版，1997年1月。
《北京古琴珍萃》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10月。
《中国少数民族乐器》乐声编著，民族出版社，1999年8月。
《中国弓弦乐器史》项阳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10月。
《古代铜鼓通论》蒋廷瑜著，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2月。
《满族萨满乐器研究》刘桂腾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12月。
《看得见的音乐——乐器》修海林、王子初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中国锣鼓》乔建中主编，陈克秀主笔，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中华乐器大典》乐声著，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
《中国乐器志·体鸣卷》薛艺兵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7月。
《中国乐器博物馆》乐声编著，时事出版社，2005年1月。
《古琴》章华英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尺八古琴考》黄大同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8月。
《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方建军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12月。
《铜鼓文化》蒋廷瑜、廖明君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
《中国拉弦乐器·系列秦胡研制的文化理论与实践》翟志荣编著，上海音乐学苑出版社，2008年1月。
《中外乐器文化大观》应有勤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
《古琴》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 瑞典）著，许岚、熊彪译，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9年10月。
《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乐器》陆锡兴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
《中国琵琶史稿》韩淑德、张之年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1月。
《楚钟研究》邵晓洁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8月。
《中国乐器志·气鸣卷》曾遂今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8月。
《西部民族域内胡琴衍变融合录》谭勇、胥必海、孙晓丽著，民族出版，2011年2月。在香港，有：
《追忆淡忘中的音乐往昔——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乐器收藏图录》蔡灿煌编，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5月。在台湾，则有：
《中国乐器学·古琴篇》赵璞著，国家文艺基金管理委员会补助出版，1991年1月。
《中国乐器学·琵琶篇》赵璞著，国家文艺基金管理委员会补助出版，1991年7月。
《中国音乐史·乐器篇》薛宗明著，商务印书馆（台湾）中文版，1983年9月。
《中国乐器学》郑德渊，台湾生韵出版社，1984年7月④。
此外，在“民族器乐”之类的著作中，也都有对乐器的介绍。诚然，这不是乐器学著作，但其对乐器的介绍，也为学生了解乐器并进一步了解器乐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影响比较大的学者有高厚永、袁静芳、杜亚雄等。
论文方面，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都比文革前有了显著提升。在几种核心音乐期刊以及《乐器》这种专业杂志上，文革后发表的乐器研究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有近千篇。这些论文体现出以下特点：
1.研究者增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音乐院校也相继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硕士乃至博士。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叙述观念的更新，音乐学界似乎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乐器所包含的丰富的学术信息和所带来的研究价值。所以，这些研究生的选题，有很多是乐器研究方面的。他们的论文，多数已经发表，但也有一些尚未发表。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大大扩充了乐器研究的队伍。所以，除老一代资深学者外，这些年轻学者的成果也是文革后乐器研究的一个亮点。
2.选题丰富
从这些已发表的文章看，基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单件乐器的一般介绍: 多为少数民族乐器。
（2）考古学研究: 这是中国乐器学的一大特色，它同时可以属于音乐考古学。⑤
（3）乐器改革: 这项工作似乎一直备受重视。
（4）乐器史: 介绍乐器的起源与流变。
（5）地域乐器综合介绍
（6）人物: 乐器发明家及改革家。
（7）文献学研究:主要通过文献对某乐器进行考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章中出现了对国外乐器学理论的介绍，以及对乐器学基本理论的探讨。例如应有勤译的日本《音乐大事典》词条“乐器学”，⑥对“乐器学”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汤亚汀撰《西方民族音乐学之乐器学》⑦一文，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刘莎也曾撰文《乐器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课题》，⑧对学科的任务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总之，“乐器学”这一学科术语，是在这一段时间被正式引入中国的，而第一个进行这项工作的，应该是应有勤。
这一时期的学科发展，还体现在会议与课程两个方面：
1. 会议
2005年，台湾艺术大学举办了“2005传统乐器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以“乐器资料库的建设与应用”为主题，并涉及乐器分类法、乐器学研究的途径、律制等相关副题。会议共发表论文15篇，报告者有郑德渊、吕锤宽、蔡灿煌、蔡振家、施德华、翁志文、欧光勋、张俪琼、游丽玉、单志渊、林立正、李国俊、范扬坤、吴荣顺、明立国等。报告以外，还安排了一个综合座谈会。该次会议的与会学者主要来自台湾（信息来自互联网）。
2006年9月21日，在中国音乐学院召开了中国传统乐器分类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就北京市教委支持的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器博物馆”和“乐器数字博物馆”的筹建，以及乐器分类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由项目负责人杨通八教授主持，吴文光、王子初、张维良、修海林、曾遂今、薛艺兵、韩宝强、项阳、桑海波等院内外民族乐器研究及演奏领域的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会议消息见《中国音乐》2006年第4期）。
2006年9月22日至23日, 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主办的乐器学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此次研讨会探索的主要议题是“乐器研究的挑战与转机（当代乐器学研究的新方法）”。本次研讨会从深层的方法论反思入手，包括乐器之概念、学科的构成要素、研究方法的传统与现代等，目的是要带动当代乐器学研究的全面思考。与会的专家学者有来自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系的Chris Gosden教授、新西兰奥拓格（Otago）大学音乐系的Henry Johnson 博士、澳洲莫纳什（Monash）大学著名乐器学家 Margaret Kartomi 教授、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 台湾南华大学音乐系蔡灿煌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朱家俊教授等（会议消息及述评见《音乐艺术》2006年第4期）。
2010年9月18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的“乐器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外国专家大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美国与香港的二十余位专家会集北京，就乐器学学科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交流。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Ali Jihad Racy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蔡灿煌博士、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馆长应有勤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 Victor A. Vicente 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薛艺兵研究员、中国音乐学院杨通八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王子初研究员等八位专家分别在会上作了重要学术报告。这次研讨会所作报告质量高，视角广，见解深刻且新颖，为中国乐器学学科的建设提供重要思想（会议消息及综述见《中国音乐》2011年第1期）。
2. 课程
2001年，项阳在中央音乐学院开出“中国乐器史”课程，已持续 10 年。2002-2007 年，应有勤在上海音乐学院开出“乐器学”课程。2007年始，刘勇在中国音乐学院开出“乐器学”课程。成立于2011年的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也继而开出乐器学课程，并且，该系的其他课程也将围绕乐器科学来设置。南京艺术学院陈建华教授于2009年开始招收乐器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并且在这之前，从2007年开始，已经为本科生和硕士生开设乐器学系列讲座。
香港中文大学的蔡灿煌博士曾先在台湾南华大学，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乐器学课。在中大，他将研究、著述和教学结合在一起，指导学生将本系收藏的乐器进行研究，形成了《追忆淡忘中的音乐往昔——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乐器收藏图录》这一成果。
在台湾，台湾师范大学早在20多年前就开设了乐器学课程，为本科生的必修课，主要介绍西方常用乐器。这门课一直持续至今，现由徐家驹教授任课。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的乐器学课程，以西洋音乐的管、弦、击乐器为主，因此名称是“乐器法”（instrumentation），对象是大学生，许明钟老师授课；音乐学研究所开的乐器学，称为乐器组织学（organology），是以乐器博物馆的乐器分类学为主，授课对象是博、硕士研究生，由吴荣顺和温秋菊老师担任。
总之，乐器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起步阶段，正显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并逐步与国际学界接轨。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有志之同道共同努力。有我国丰厚的资源和学术传统做基础，凭借先进的理念和研究方法，包括乐器科技的发展，相信我国的乐器学会有一个灿烂的未来。
注 释：
① 2011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了“音乐科技系”。该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从科技的角度进行乐器学研究。目前该系正在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教学和活动。
② 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第一版。
③“ ”是在民族调查中为了给民族定名新造的字。书中的 族人，后来被划作苗族的一支，自称“ 家人”。
④ 以上著作囿于本人所见，如有遗漏，请谅解。
⑤ 文革后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各音乐院校的研究生论文选题也有很多属该领域。1982年，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蒋定穗以《陕西出土西周钟研究》一文获硕士学位。此后的方建军、高蕾、孔义龙、贺志凌、王清雷、庄晓庆、王友华、邵晓洁等，都选题于这一领域。
⑥ 发表于《乐器》1994年第四期。
⑦ 发表于《音乐研究》2000年第一期。
⑧ 发表于《黄钟》2002年第四期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音乐·舞蹈》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G］.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社,1989.835.
［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音乐·舞蹈》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刘天华词条［G］.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