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是中国民族乐器大家族中的新兴乐器，它的产生大约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型民族管弦乐队逐步形成并获得迅速发展。其主要标志为：①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一批新型民族管弦乐队；②由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作品，揭开了民族交响音乐发展的序幕。一个完备的民族音乐交响乐队，需要按照西洋交响乐队配置要求，配齐高、中、低、倍低各声部齐全的各类民族乐器，才能满足作曲、指挥的基本标准，充分发挥民族管弦乐浑厚、丰满、多层次的表现力。但是，千百年来，在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低音乐器，更没有低音拉弦乐器。因此，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研制工作从此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制任务的提出来自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上，一个新兴民族音乐乐种，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兴起，高、中、低、倍低拉弦乐声部，迫切需要具有中国民族音乐特色的低音拉弦乐器和倍低音拉弦乐器诞生，以改变民族管弦乐队中临时用大提琴和倍大提琴作为替代乐器的状况。

主观上，由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诞生，其交响化的声学效果更能体现和反映气势宏伟的新时代文艺发展方向，使得中央领导对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研制工作尤为重视。上世纪50年代，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改革首先是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开始，各民族管弦乐团都格外重视民族管弦乐队的建制及民族乐器的改革，加快研制出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

有关中央一级领导对低音拉弦乐器改良的指示有两次。

一次是1964年，当时，周恩来总理曾十分关心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改革.他说:“要搞出自己民族的低音乐器来，不但造型要美，要有民族特色，而且要有自己的演奏方法”。

另一次是2011年11月13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观看了广州交响乐团排练后发表感想说（摘要）：“民乐团的演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我国民族乐器演出的“交响乐”。近年来，我国民乐乐团的演奏有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但在实际演出中还存在的问题是低音比较欠缺，因此，可不可以考虑借鉴西方交响乐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民乐乐团进行符合音乐艺术发展规律的改革，特别是要进一步丰富低音乐器，拓展低音音域，使乐曲演奏更加悦耳动听。相对来讲，体型大的乐器发音体长、粗、重，发音低沉，体型小的乐器发音体短、细、轻，发音高亮，因此要在增加大型乐器配置、拓展低音音域上下功夫。”

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研制工作在党中央领导关心指导下，政府相关部门在不同时期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当时的轻工业部和文化部都曾为加快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制工作进程召开会议或者做出研制规划。

主管乐器生产的轻工业部二轻局于1977年4月10-17日在江苏苏州召开“全国重点地区低音民族乐器改革工作座谈会”。

主管音乐艺术工作的文化部也曾两次将改革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列入科研规划。一次是1993年，当时文化部教科司将低音拉弦乐器正式列入到文化部民族低音弓弦乐器攻关项目中。另一次是2013年，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将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改良正式被列入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

1984年5月17日至21日，由文化部艺术局和轻工业部二轻局联合主持的全国民族拉弦乐器改良工作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

1993年6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由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主持的民族低音弓弦乐器研制座谈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电影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上海民族乐团、北京民族乐器厂的部分领导、专家和技术人员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以后，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郑荃教授作为课题负责人与中央民族乐团共同合作承担了文化部教科司下达的“第一攻关项目”，对民族低音拉弦乐器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制。2018年7月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建系30周年音乐会上，大华琴作为独奏乐器首次亮相（图1）。

2012年10月12日，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中国乐器协会共同主办的“2012中国民族乐器改革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这是近10年来在我国召开的专门研究民族乐器改革工作的会议，会议得到了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和国内各音乐学院、表演团体、乐器制造厂家的高度重视，大约有100余人参加会议。

2012年12月25日，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乐器改革制作专业委员会在北京科技大学会议中心召开2012年会长办公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我国民族乐器改革事业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确定了下一步民族乐器改革工作的六项重点研究项目。分别是：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民族弦乐器的系列化（解决高音衰减问题）、民族管乐唢呐的系列化、民族笙的系列化、民族号嘴乐器的创新、民族打击乐器的系列化。

2013年，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改良项目正式列入国家级文化科技提升项目计划。这一项目属于国家重大战略导向项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改革成果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展示和鉴定。

该项目研究目标并不是要研制出一种新型的民族低音拉弦乐器，而是要对已问世的低音拉弦乐器从演奏性能和音响性能角度进行一次全面筛选，找到评价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性能的科学方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课题组向全球征集了18种现存的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分别是：拉忽雷、桥琴、大竹贝(图2)、大贝琴、革胡、低音椰胡、昱式拉阮、小龙头倍低音琴、龙头低音琴、龙头低音文琴、大龙头倍低音琴、半圆屏形低音文琴（图3）、仿古瓶形黑漆低音文琴、甲壳形低音文琴、七角低音琴、仿古漆瓶形低音琴、双膜共振式圆筒形低胡、葫芦形低音琴。

在经过评审委员打分以后，拉忽雷、文琴、大竹贝、大贝琴分别获得民族管弦乐合奏由高到低的排名，在重奏排名中。从高到低的排名依次是：拉忽雷、钟鼎琴（图4）、大竹贝、文琴、大贝琴、桥琴。外观得分最高者为大竹贝。

最后专家对目前低音拉弦乐器改革的总评语为：目前还没有一件低音拉弦乐器能够达到完善的水平，许多问题仍然还要继续解决。乐器发展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民族低音拉弦乐器亦无法摆脱这个规律。

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是一件完全创新的乐器，而这种创新乐器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什么样？或者说，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标准是什么？

经过专业与业外有识之士的共同探讨、调研分析，大概具备下述几个基本条件：

（1）造型外观具有民族特色，外形不能与大提琴雷同。

（2）满足民族管弦乐团（队）合奏（伴奏）所需音质、音色、音域要求，能够融合乐队，在乐队中起到支撑基础作用。

（3）适合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演奏员演奏需要（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演奏员一般由从事大提琴（倍大提琴）专业演奏员担任，便于学习和掌握。

（4）是一件适用于独奏的乐器，有一定的民族音色特点。

以上，我们介绍了在政府指导下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改革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可以说，70年来，从建国初期一直到现在，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据我们详细统计，各类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有96种。

按演奏法划分，大约有两种类型：一种基本上是提琴演奏法，另一种是胡琴的延伸，基本按胡琴演奏方法演奏。

按外观形式划分，大约有五种形式：一是胡琴类民族乐器的放大，如低胡、大低胡等；二是提琴造型的变化，仅琴头和琴体有所变化，如雪平一号大胡琴；三是弹拨乐器改造成的乐器，如拉阮等；四是少数民族乐器改造成乐器，如马头琴、火不思、低音忽雷等；五是外观创新乐器的系列化，如文琴。

按振动原理划分，有两种：一种是膜面振动，另一种是板面振动。但这些创新低音拉弦乐器也有改革的共同点:

（1）琴弓大部分由提琴弓代替；

（2）大部分张四根弦；

（3）大部分装有指板。

几十年来，在没有形成一个低音拉弦乐器统一标准的前提下，人们在低音拉弦乐器的创新思维上的基本设计思想是：民族形式的造型+板箱共鸣体发音+大提琴的演奏方法=中国式大提琴。许多人都在按照这个公式改革低音拉弦乐器。按照低音拉弦乐器的创新要求，新中国成立70年，广大民族音乐专业工作者、乐器制造厂家、业余兴趣爱好者进行了坚持不懈地改革工作，为此，他们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甚至是一生。

经过梳理，我们统计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96项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改革项目：

（1）按年代划分：20世纪50年代，5项；20世纪60年代，17项；20世纪70年代，7项；20世纪80年代，9项；20世纪90年代，5项；21世纪初头10年，11项；21世纪第二个10年（包括2021年），42项。

通过以上年代划分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有两个高潮期，一个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周总理对研制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指示，低拉研制出现高潮，当时代表性的乐器是革胡。另一个出现在本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也就是现在，出现了众多的低拉品种，占到全部改革品种的近50%。代表性的乐器有：大瓷琴、文琴、拉阮（图5）、四耳胡琴、大贝琴等。

（2）按地区划分：低音拉弦乐器改革工作涉及内地18个省市及香港地区，应当说涉及面是很广，国内主要省市都有单位和人员在从事这项工作，比较集中的地区是湖南、北京、上海、辽宁、陕西、四川等省市。

（3）按类别划分：创新乐器类 37项、胡琴类 23项，少数民族乐器类 16项，弹拨乐器类 11项，提琴类 9项。

这里所说的类别是指外观上的类别，一共有五大类。经过分析，改革初期基本上是按照传统乐器外形进行研制，胡琴类、弹拨乐器类、少数民族乐器类、提琴类居多。在进入21世纪以后，各类外观独特的低拉乐器渐入，如：文正球改革的文琴，毛特改革的梨形琴，王建民改革的低拉乐器（图6）等。逐渐创新型低拉乐器在品种数量上也占了优势。

（4）按研制主体划分，无外乎有四种类型：院校研制13项，音乐艺术团体或院校与生产企业联合研制 22项，生产企业研制23项，社会个人38项。

这四项研制主体在整个70年的时间里，其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低音拉弦乐器研制工作主要是以院团单位的研制人为主体，个人提出方案，试制出样品，如：杨雨森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他经过苦心钻研，改革成功了革胡，在推广过程中，便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合作形成产业化，大量应用在民族管弦乐队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工作的张子锐先生，他一生改革了多种民族乐器，其中包括有低音拉弦乐器。他曾与天津乐器店合作，研制了低胡，在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工作期间，他又对诸多民族乐器进行改革，其中有大昆琴、四弦大胡等。

上个世纪60～70年代，低音拉弦乐器的研制主体基本是以单位为主体。周总理的指示以及轻工部在苏州召开的低音拉弦乐器座谈会，都为研制低音拉弦乐器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这时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央歌舞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民族乐团、新疆歌舞团、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北京民族乐器厂、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成都乐器厂、天津民族乐器厂、广州乐器总厂、广州幸福乐器厂、新疆乌鲁木齐依堤伯克乐器厂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过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研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到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低拉改

革者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单位，如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仍然坚持将民族乐器拉弦乐器改革作为企业的重点工作，另一些单位如四川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香港中乐团、沈阳师范大学、江苏泰兴凤灵集团开也加入到研制行列，并且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一些个人参与到改革的行列，他们不惜投入大量资金，耗费了大量精力，在我国低音拉弦乐器的研制工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低音拉弦乐器研制工作的骨干力量和中流砥柱。如：文正球（长沙）、陈兴华（西安）、郑荃（北京）、张建平（上海）、段廷俊（呼和浩特）、胡雪平（北京）、李鸿钧（玉溪）、胡振东（开封）、赵振华（沈阳）、毛特（上海）、阮仕春（香港）、王建民（北京）、刘正辉（北京）、张昱（抚顺）等人。文正球老师在他的研制生涯中，共计改革了19种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创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个人改革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数量的最高记录（图1）。

同时，我们也将永远记住那些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改革者，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各种改革方案，生命不息，改革不止。他们是杨雨森（1926～1980年），张子锐（1918～2017年）、陈泽（1941～2019年）、何夕瑞（1945～2019年）、江云铠（1935～2021年）、武国隆（1940～2021年），他们为民族乐器改革事业所作出的无私奉献，将永远载入民族乐器改革的史册，人们将会永远记住他们。

5．按科研产业化类别划分

在统计之列的96种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目前业已在乐队中应用，或者初步实现产业化大约有22项，占22.91%，其中形成一定批量生产的有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生产的革胡、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拉阮，在民族管弦乐队已经应用的有胡雪平研制的雪平一号大胡琴（在中央民族乐团应用）、段廷俊研制的低音马头琴（在内蒙古歌舞剧院蒙古族民族乐团等单位应用）、阮仕春研制的环保低音革胡（在香港中乐团应用）、李鸿钧、汤应寿研制的四耳胡琴（在云南玉溪聂耳民族乐团应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张建平研制的大瓷琴（在上海民族乐团应用）、陈兴华研制的大贝琴（在北京竹乐团应用）、河南开封王梦贤、胡振东研制的低音葫芦琴、文正球研制的低音文琴（在长沙市文琴乐团应用）。仍然在科研成果状态的，共有74 项，占77.09%（图2）。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低音拉弦乐器的创新改革一直在摸索中前进，领导非常重视，研制者的积极性也非常高，但始终没有一个了断，始终未能得到普及与推广。而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产业和市场状况如何呢？

（1）民族低音拉弦乐器产业状况。由于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是一件完全从无到有的乐器，其难度可想而知。从目前全部创新的96件创新乐器来说，实现小批量生产的只有8类产品，革胡、58型膜振大革胡、64型膜板协振大革胡、79型全板协振大革胡、低音拉阮、低音马头琴、低音拉忽雷、雪平一号大胡琴。按单件产品统计，大约总计生产各类民族低音拉弦乐器2200把，价值人民币2640万元。平均年生产总值为240万元，与整个民族乐器产值相比，微乎其微。曾经生产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企业主要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内蒙古民族乐器厂、北京雪平提琴工作室等。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生产最高潮时期是上世纪70年代左右。从那以后，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生产企业与产品生产数量每况愈下，目前仅有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等少数企业在生产革胡外，其它品种低音拉弦乐器几乎无人问津。

70多年来，民族低音拉弦产业发展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①专业层面，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声学标准目前意见不一致，在理论上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形成一个成熟的想法，大多数乐团习惯或者倾向于大提琴、贝司。

②品种较多，力量分散，大部分处于科研阶段；

③少量较好的科研成果，已经形成生产能力的项目，产量也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2．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市场状况

市场决定生产，我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之所以在研发道路上困难重重，在产业发展上每况愈下，主要是由于有西洋乐队的大提琴、倍大提琴作为我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参照物、多少年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历程中，在没有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状况下，大提琴、倍大提琴作为民族管弦乐队的低部弦乐器，便成为最简便、效果最好的一种方法。在调查了现有22家国家或省市级民族乐团，9所专业音乐学院，北京18家金帆民族艺术乐团的低音弦乐器使用情况。结果是，在乐队中使用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乐团仅占到4.08%。

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在国内专业及业余中使用量很少，仅有中央民族乐团和香港中乐团仍在使用，而中国台湾以及国外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乐团却将革胡引进到乐队，成为固定的低音拉弦乐器。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制工作开始出现了自上世纪六七年代以来的又一个小高潮。

湖南长沙的文正球先生，他在研制文琴的过程中，投入了很大力量。目前低音文琴已经在乐队中得到广泛应用，目前不仅有自己的文琴乐团，他们还参加湖南愿景管弦交响乐团、湖南酷爱管弦交响乐团、长沙歌舞剧院民乐团的演出。文化部于2015年在对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564号建议的回复中充分肯定了文正球做出的成绩，认为“文琴是文正球先生经过多年试验，综合二胡、马头琴、琵琶和古筝等乐器特点，研发出的民族乐器创新产品，对我国传统民乐的创新进步有重大意义，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支持民族乐器改革发展和推广。”

另外，香港中乐团阮仕春研制的环保革胡已经成为乐队中的常规低音拉弦乐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研制的大瓷琴已经在上海民族乐团演出中应用，郑荃研制的大华琴在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中应用，陈兴华研制的大贝琴在北京竹乐团演出中应用，李鸿钧研制的四耳低胡在云南玉溪艺术节中应用，胡振东研制的葫芦琴在开封市晚霞民乐社团应用（图3）。

在文正球、郑荃、张建平、胡雪平、阮仕春、陈兴华、王建民、毛特、李鸿钧、汤应寿、胡振东、张昱、段廷俊、赵振华、刘正辉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清一色大提琴、倍大提琴一统民族管乐弦队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他们的研究成果正在影响正规民族乐团低音拉弦乐器的配备。新中国成立以来，无数民族音乐专业与业余工作者，理论家、演奏家、教育家、制作家，他们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对事业无限的热爱，在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创新道路上，契而不舍，努力拼搏，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甚至是一生都献给了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创新事业，为我国创造了品种多样、具有鲜明民族特点、适合乐队演奏的低音拉弦乐器。他们的精神将会永远受到人们的尊重。

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创新工作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是一项空白。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创新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知识来自方方面面，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历史的、人文的、审美的、物理的、化学的、声学的。民族低音拉弦乐器虽然不是一项科学尖端工程，但它的发展进步要靠历史的积淀才能完成。因此，我们的前辈为我国低音拉弦乐器的创新卧薪尝胆，前赴后继，他们的努力为我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最终目标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制的道路很还长、很艰难，相信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低音拉弦乐器一定会立于民族乐器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