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敦煌石窟壁画中的横卧类弹弦乐器主要有筝、瑟、琴、卧箜篌等，乐器图像存在着一定的写意性、示意性与概括性等绘画特点。由于横卧类弹弦乐器的器型以及弹奏与持器方式的绘画呈现较为接近，使得此类乐器图像的辨识具有一定难度，故而画者个体的艺术想象创造与各类横卧类弹弦乐器琴型特征之间的关系，是此类乐器图像辨识的重要来源依据。在四种敦煌石窟壁画中的横卧类弹弦乐器中“琴”的辨识较为困难，更易与其他横卧类弹弦乐器混淆。从莫高窟85窟(晚唐)南壁《报恩经变·善友品》“树下弹琴”图及榜题中“琴”的体现，引发出对琴曲《碣石调·幽兰》等问题的再思索。

 

敦煌石窟艺术中的乐器图像丰富多样、色彩斑斓，前辈学者多有研究与发现。樊锦诗先生于《敦煌研究》发表《从敦煌壁画图像的研究到制作——敦煌壁画乐器仿制成功》一文中言到“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共580多个洞窟，有5万多平方米壁画。其中绘有音乐图像资料的洞窟250多个，乐器图像6,000余件，仅莫高窟统计，有音乐资料的洞窟200多个，乐伎3,400多身，大小不同的乐队490多组，共有乐器44种4,300余件”。[1](p23)庄壮先生于《乐器》中发表《复活的敦煌乐器》一文中也讲到：“敦煌壁画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古代音乐图像。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关涉音乐内容的洞窟达250多个，绘有乐器图像6000余幅，乐器种类50多种……记录了上自北凉下至元代千余年间中国乐器发展的足迹，对研究乐器与音乐是弥足珍贵的资料”。[2](p46)此后，他在2002年—2006年间先后在《交响》《音乐周报》发表《敦煌壁画上的打击乐器》《敦煌壁画上的吹奏乐器》《敦煌壁画上的弹拨乐器》《敦煌壁画上的本土乐器》等多篇文述，为敦煌乐器图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研究成果，并被广泛采纳与引用。

敦煌壁画历经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乐器图像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写意性、示意性与概括性绘画特点，其中横置于身前演奏的横卧类弹弦乐器，由于弹奏与持器方式的绘画呈现方式较为接近，使得此类乐器图像的辨识具有一定难度。这种示意性的图像来源，与画者个体的艺术想象、创造之间的关系，是图像辨识的重要依据。故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壁画中横卧类弹弦乐器图像的再度探索与辨识是有必要的，也是敦煌壁画乐器类图像研究基础性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一、横卧类弹弦乐器形制特点及渊源情况

传统的横卧类弹弦乐器共分为：瑟、筝、卧箜篌、琴、筑五种。根据敦煌壁画图像造型判断，其中能够辨识体现的有四种，即：瑟、筝、卧箜篌、琴。结合此前研究的陈述方式，现将这四种横卧类弹弦乐器的特征及在敦煌壁画中的体现陈述如下：

(一)瑟

属横卧类弹弦乐器。春秋《诗经》云“吾有嘉宾，鼓瑟鼓琴。”[3](p811)宋代高承《事物纪原集类》云：“庖牺氏作瑟五十弦，后皇帝使素女鼓瑟，”[4](p55)等诸多文献记载。

敦煌壁画中的“瑟”,从器形特征来看，多为长方箱体、箱体较宽、多弦、弦下有柱，瑟侧窄方或有纹饰，弦下瑟面色淡或为本木色或有纹饰，瑟首与瑟尾的宽窄形制基本相同或瑟首略宽于瑟尾少许，尾岳立于瑟尾之上，瑟尾较长或略有下垂，瑟尾较方。如： (北周)第290窟东壁飞天乐伎； (北周)西千佛洞第8窟飞天乐伎； (唐代)第98窟的供养乐器等。

(二)筝

属横卧类弹弦乐器。从史料记载来看，早期的筝与瑟、筑等较相似。后晋刘晌《旧唐书·音乐志》云“筝，…制与瑟同而弦少。”[5](P1067)北宋陈旸《乐书》云“筑之为器，大抵类筝。其颈细，其屑圆，以竹鼓之，如击琴……品声按柱，左手换之，右手以竹尺击之，随调应律焉。”[6](P671)

敦煌壁画中的“筝”,从器形特征来看，与今使用的“筝”基本相似。多为长方箱体、多弦、弦下有码，筝侧窄方或有纹饰，弦下筝面色淡或为本木色或有纹饰，筝首与筝尾的宽窄形制基本相同或筝首略宽于筝尾少许，筝尾较方。如： (北周)第290窟飞天乐伎；(盛唐)第172窟北壁上部不鼓自鸣乐器； (盛唐)第148窟东壁经变乐队等。

(三)卧箜篌

箜篌类乐器分为两种：竖抱类称为竖箜篌、横卧类称为“卧箜篌”。从史料记载来看，宋代高承《事物纪原集类》: “箜篌，释名曰师涓所作，靡靡之音耳，盖空国之侯所好也。”[4]西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云：“(武帝)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候，琴瑟自此始。”[7](p1396)唐代杜佑《通典》云： “箜篌，旧制一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如琵琶也。”[8](P44)等。

敦煌石窟中的“卧箜篌”,从器形特征来看，为长方箱体、五(七)弦、有通柱(或通品),弦下色淡或为本木色或有纹饰，瑟侧窄方或有纹饰，卧箜篌首、尾的宽窄形制基本相同或首略宽于尾少许，尾岳立于面板之上，尾较长。如：敦煌辛店台晋墓音乐画像砖、嘉峪关魏晋1号墓中的卧箜篌图像等。

(四)琴

属横卧类弹弦乐器。又称七弦琴、古琴，传为上古黄帝、炎帝、伏羲等人文始祖所创，春秋《诗经》云：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3](p750)明代谢琳《太古遗音》云：“八十余样，虽有殊体，大约相似”。[9](P3、15)

敦煌壁画中所绘的“琴”,示意性强，从器形制特征来看，多以长方箱体为主，琴颈、琴腰处或有曲线，琴侧细窄，琴首略宽于琴尾少许，琴尾略圆，弦数多为示意性线条或无弦数体现，琴体多为一色，弦过琴尾，弦下无柱、码、品，琴面或无或有徽点示意。如：(隋)第423窟北壁飞天乐伎； (初唐)第321窟北壁上部； (五代)第61窟北壁“报恩经变”中 “树下弹琴”; (五代)第98窟南壁东起一幅画“树下弹琴”。

二、横卧类弹弦乐器在敦煌壁画中的体现与基本情况

从以上所述敦煌石窟中的四种横卧类弹弦乐器图像来看，主要分为飞天伎乐、经变乐队合奏、不鼓自鸣、自娱欣赏、供养乐器等五种图像类型。这四种横卧类弹弦乐器形制特征差别主要体现于：弦数多少；弦下有无品、码、柱；器形的宽窄厚薄；形制的外观(首尾方、圆)结构；面板漆色；首岳尾岳位置；以及弹奏手势、姿势等多方面。另外，应强调的是，个别壁画乐器图像出现有持器方向或位次颠倒的现象，这种情况所反映出的问题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后世的研究依然具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仍需如实客观的对其进行理解与认知。现将不同时代洞窟不同位置出现的横卧类弹弦乐器类型(前人辨识/再度辨识)及器形特征列表简述(见表1)。

 

表1所述四种敦煌石窟壁画中的横卧类弹弦乐器，“琴”的识别更为困难，更易与其他横卧类弹弦乐器混淆。如莫高窟85窟(晚唐),南壁《报恩经变·善友品》中的善友太子“树下弹琴”图，乐器图像不易辨识，图中器形似为较窄长的匣体，通身皆黑，示意性较强。壁画左侧榜题又云：“时牧牛人与五百头牛於左，遂有牛王以舌舔之，乃得少逾左右觅珠，以备恶友将走”。画面右侧榜题云：“尔时太子于师利拔城，于葉园中防护鸟雀、兼复弹琴以自娱乐。师利王女见太子，心生爱念，愿为夫妻，遂两目平复”。据此榜题文献而知，莫高窟85窟《报恩经变·善友品》壁画中所绘乐器不是筝、不是瑟，而是“琴”。相关题材在61窟(五代)、85窟(晚唐)等也有体现。对敦煌壁画中的“琴”再度辨识列表简述(见表2)。

敦煌壁画中横卧类弹弦乐器相关领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如：61、85、98窟南壁东侧均绘有与“报恩经变”相关的“树下弹琴图”,那么其他石窟壁画中乐器绘制的方位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存在，还需要再发现；再如：由于壁画的示意概括性较强，那么不同时期乐器形制是否有所變化，哪怕是非常细微的，也是需要有所关注的；又如：从琴曲《碣石调·幽兰》目前打谱呈现出的调式特点来看，音律特征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特征的由来是否与敦煌丝绸之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也是需要思考与关注的问题之一。相关领域的研究还在继续中。

参考文献：

[1]樊锦诗.从敦煌壁画图像的研究到制作——敦煌壁画乐器仿制成功[J].敦煌研究，1992(3).

[2]庄壮.复活的敦煌乐器[J].乐器，1999(6).

[3][宋]朱熹撰.诗经集传[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十二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宋]高承.事物纪原集类[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九百二十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后晋]刘晌.旧唐书·音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6][北宋]陈旸.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一一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唐]杜佑.通典[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零五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明]谢琳.太古遗音(卷上)[M].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藏，明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