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民族器乐在乐器形制、组合、表演以及多种音乐创作风格融合等方面进行的改进与创新，成为新时期最能体现中国音乐风格的、具有“符号性”意义的音乐形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器乐通过与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的深度融合，并在与电影、戏剧、游戏等其他艺术体裁、娱乐方式的有机结合中具有民族特色的功能性的体现，促进了“新民乐”的跨越式发展。这种与传统民乐在形式、功能与范畴等方面都体现出衍生性特征的“新民乐”，正在成为中国民族器乐发展的强劲潮流，受到包括许多年轻人在内的广大受众的青睐。本文以“新民乐”为对象，立足跨界融合与多元化语境的双视角，阐述“新民乐”的发展特征及其文化意义。

 

中国民族器乐自古以来就在广泛吸纳外来乐器，结合中原音乐自古形成的音乐本体特征（律调谱器)对外来乐器在乐器形制、演奏法、音色等方面加以改造、改良，以更好地融入中国音乐发展的主流。正是这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胸怀，不断推动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进入20世纪以来，以刘天华、郑瑾文、华彦钧、刘德海等为代表的民乐大师，或是借鉴西方器乐音乐语言、演奏技术之精华，或是深挖中国传统音乐精髓，在融合古今中外优秀器乐音乐元素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国民族器乐的体系化、学科化的发展。因此在20世纪，尽管有坎坷，有失败，但也有成功的探索，历经发展，民族器乐最终在乐器形制、组合、表演以及多种音乐创作风格融合等方面突破传统，成为新时期最能体现中国音乐风格的、具有“符号性”意义的音乐形式。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器乐通过与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的深度融合，并在与电影、戏剧、游戏等其他艺术体裁、娱乐方式的有机结合中功能性的体现，促进了新民乐的跨越式发展。其中，近年来手游《王者荣耀》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其音乐如游戏中人物云缨的主题音乐《赤焰之缨》，以及游戏主题音乐《高山流水》等，一经上线即引发了新一轮民乐演绎热潮。《赤焰之缨》由琵琶演奏家赵聪和作曲家刘冬共同创作，赵聪以“大弦嘈嘈如急雨”的琵琶演奏完美演绎了游戏角色特质；《高山流水》则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艺术指导，由刘晔、王铭基、孙健根据管平湖先生演奏的《流水》为素材改编而成，

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代表性传承人林晨演奏并编订古琴指法，作品将中国传统音乐与游戏形象相结合，将民族音乐以全新的创作理念呈现，使人们从中体会到电子音乐为民乐所带来的新鲜艺术感受。这种与传统民乐在形式、功能与范畴等方面都体现出衍生性特征的“新民乐”，正在成为引领中国音乐未来发展的强劲潮流，受到包括许多年轻人在内的广大观众的喜爱与青睐。

这些伴随着20世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浪潮，以及商业发展导致大众审美需求的改变而呈现出的“新民乐”，成为当代民乐发展颇值得关注的音乐现象。这一特殊音乐现象兴起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本文试图将其放置在中国民乐发展整体历程与社会艺术审美需求等角度加以解读，结合近年出现的值得关注的民乐创新的艺术实践，兼谈笔者观察到的近年来民乐创作的新趋势。

一、跨界多元： “新民乐”艺术本体特征的新发展

对于“新民乐”，音乐评论家金兆钧等专家、学者都发表过各自的观点。综合而言，笔者认为所谓“新民乐”就是立足中国音乐传统，通过结合现代多元化的流行音乐表达作为途径与载体，对传统民族音乐进行解构与重塑，从而让受众从内容与形式都能直观感受到新奇、新颖，感受到具有时代审美的艺术特质。

具体而言，“新民乐”艺术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乐器音色及乐队音响的多种可能性探索

在现代音乐作品中，“新民乐”的创作往往以乐器和作曲手段，以及建构乐队整体音响的个性化为目标，这与民族管弦乐队追求乐队整体融合、音色协调形成鲜明对比。如王者荣耀版的《高山流水》，依据游戏中庄周的人物性格设定，以古琴为表现主体，借助电子音乐合成技术，使用交响乐队编制，充分发展了《流水》中第二、三、四、五段核心旋律片段，突出了古琴泛音及滚、拂、绰、注等指法的乐器特色，生动描绘了流水细流、又有汹涌的不同音乐形象。古琴极具张力的旋律与电子音乐合成的流水音色交相融合，加之钟磬、手碟等打击乐的配合，以及弦乐具有悠远意境的呼应，乐曲营造出潇洒自在、超凡出世的意境。乐曲结构布局与配器手法结合，呈现出“淡—浓—淡”的美学追求，其与游戏画面共同营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籁、地籁、人籁相知相合、浑然一体的空灵气象，表现出乐队音响的多种可能。由林晨演奏并编订古琴指法，使得这首主题音乐即使脱离游戏母体，也能够成为一首完整严谨的独立作品，一经上线，立即获得众多听众喜爱。

（二）创作模式、演奏技法、乐器组合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进入20世纪，对音响的多元化追求使得新时期的创作模式再一次转型，“新民乐”打破传统民族管弦乐队编制，对乐队建制模式进行解构与重构，并通过与其他音乐体裁形式、其他艺术形式的深度融合，以观众能够普遍接受的多媒体形式进行呈现，为新民乐争得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赤焰之缨》根据人物云缨性格设定，将目光聚焦于另一件传统乐器——琵琶。

《赤焰之缨》由作曲家刘冬搭建音乐框架，融合了交响乐队、摇滚乐队和民族管弦乐队作为背景铺陈，其中还专门预留了华彩段落，由演奏家根据观众现场情绪反馈自由发挥。这对于琵琶演奏家赵聪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赵聪认为：“不能把传统的民族音乐直接拿过来，一定要融合现在的，再加上特殊音色，和炫技的技法融合在一起，它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品。”[1]凹乐曲通过最初具有跳跃的琵琶拨奏到华彩段落手指与琴弦的极致碰撞，将游戏人物云缨的性格和琵琶音乐语汇进行了高度融合，以此淋漓尽致地刻画出特定的场景与任务形象。民族乐器展现国乐魅力，电子音乐以及多元乐队形式突破了乐器演奏的局限，丰富了乐器音色的表现力和乐队整体演奏效果。

熟知民族器乐特性以及民众审美需求的民乐演奏家们，通过跨界与即兴演奏，尝试与多元文化进行碰撞，以此探索民乐在当下的更多可能性，激发更多年轻人关注优秀传统文化，并让民乐走出“舒适区”，开始引领新风潮。诸如这样的作品还有许多，大部分作品建立在对经典传统乐曲的改编创新。这些曲目不但保留了传统器乐的风格与韵味，又能结合流行音乐元素，创作出符合观众审美情趣与心理预期的作品。总体看来，当下民乐的根基仍建立在对传统器乐音乐本体与音乐文化的深入挖掘上。这同样也是“新民乐”的立身之本。

“新民乐”与传统音乐的密切联系，体现于这部分乐曲的音乐本体形态与艺术价值之中，这也正是新民乐广受认可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在作曲技法上也吸收、采取了西方复调音乐思维，以多声思维展开核心动机；节奏方面融入现代音乐常用的多种节奏风格，比如布鲁斯、爵士等；配器与音色方面，多以科技作为支撑的现代编曲技术、电子音效、电子音乐合成器为基础，对传统乐曲进行重新演绎，乐器与人声、与电子音效界限被刻意模糊化。

（三）全媒体传播方式为新民乐发展提供重要驱动力

随着全媒体的融合发展，在当今这个时代的文化语境下，如何借助新媒介广泛传播，培养新的受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受众正成为民乐发展的重要课题。利用现代科技，借助新媒介的传播力，通过创新的表演方式以及与新媒体的成功对接，使得越来越多的受众关注并认同民乐的艺术价值，这也是近年来“新民乐”发展的重要尝试。

“新民乐”作品的传播方式日趋多元化，由传统的音乐会已经延伸到游戏、酒吧、咖啡厅、网络平台、网络游戏等各个领域，诸如上述列举的游戏音乐作品。此外，近年来哔哩哔哩网站举办的形式多样的音乐会、跨年晚会，炫目的舞台效果体现了强烈的科技感，将视觉蒙太奇与全息虚拟影像等技术手段进行结合，通过电脑的集成控制，集合声光电与背景造型等，可视性、融合性不断增加。演出中演员的发型服装力求古典与现代结合，新颖时尚，加深观众对乐器演奏技法和音乐人文内涵的理解。可以说，当下的诸多“新民乐”作品呈现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基础，融合多元音乐文化基因，经过精心包装的、艺术与工业技术嫁接的、视听一体的商业化特点，同时也成为改善当下民乐生态的重要手段。

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新民乐”的历史变迁

“新民乐”的出现及流行除了有音乐自身求新、求异的内在规律，也有着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看似偶然但也有其必然性——悠久的民族器乐传统与民族文化复兴潮流合流，辅以现代传媒对大众审美需求的引导与迎合。个人艺术观念顺应文化变迁与当下国家的传统文化复兴战略则是这种音乐现象成为流行现象的重要归因。

（一）文化变迁与文化调适

当一种新的文化观念逐渐取代原有文化成为主流，原有的文化传统该如何存续？这是世界范围内所有传统艺术在遭遇文化变迁时普遍思考的问题。纵观世界各地传统艺术的发展进程，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进行自我调适似乎是无法回避的解决方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西方音乐文化强势影响下，民族器乐开始自我调适的探索之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围绕新型民族管弦乐队建设而展开的民族乐器改革。由于中西方律制以及审美观念的巨大差异，为了适应演奏新需求，几乎所有民族乐器都遭遇改革（改良）境遇。

当代以来颇受瞩目的乐器改革，如唢呐演奏家郭雅志对唢呐芯子的改造，他设计的活芯可以改变长度，伸缩或复位弹簧，因此便能方便奏出变化音[2]。关于唢呐活芯技术专家们给予了肯定，认为有推广价值。同时我们看到，乐器改革的初衷源于演奏家的多元音乐观念。面对演奏家不同的音乐观念与艺术追求，乐器改革呈现出不同的思路。如方锦龙对于五弦琵琶的复制与革新则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民乐发展的另一种趋势。方锦龙通过查阅画册以及实地考察敦煌壁画、云冈石窟等画像，结合拜访相关专家，与制琴师一起制造出新的五弦琵琶。这种新的五弦琵琶琴弦距离更小，音域更宽可以达四个八度，与当代琵琶相比，其艺术表现力和风格更加多元化。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通过对乐器藏品实物的借鉴，再结合新工艺、新材质，加以必要的想象进而对已经失传的乐器进行探索性的复制[3]。应该说，在他的乐改观念中，复古与创新并行不悖，新五弦琵琶的出现体现了当代音乐家对古老音乐传统的探索与渴求，同时也赋予了古乐器新的审美认知。

“器”永远是“曲”的载体和基础。民族乐器在不断的自我革新中，完成了形制、形状、音色、演奏法的自我更新与探索，民族乐器改革者与作曲家、演奏家通力合作，一起承担起探索“新民乐”风格建设的任务。通过长期实践，“新民乐”开始走向大众，时代性、大众性特点日趋显现，而这也引领“新民乐”在音乐功能以外，在新时代语境下增强民族音乐文化自信的新的意义表达。

(二) 音乐元素的多元化表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型，大众审美心理也随之改变。“新民乐”的构成元素因此呈现出多元化表达趋向。大众审美观念随着文化交融产生巨大变化，审美需求的多元化、现代化、精细化特征逐渐显现。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观众，他们对音乐艺术的审美需求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式与固定模式，饶舌、爵士、布鲁斯、朋克等诸多流行音乐形式也收获大批追随者，生发于传统社会与时代的音乐传统逐渐退出城市社会音乐生活。正如前文说到的方锦龙正是把握了大众审美在当下的趋向，利用自己的积累与探索，结合古代文献、图像，加以创造性的革新，最后借助自媒体、融媒体等全媒介平台进行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关注传统音乐、关注民族器乐，从而使民族器乐的价值与内涵有了被重新认识和喜爱的途径。

三、由“新民乐”引发的相关思考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思潮以及大众审美旨趣的投射与回应。“新民乐”现象的发生、发展成为观察当下音乐发展趋向与大众审美观念旨趣的一个面向。

20世纪以来，中国的音乐家们立足传统，参照西方专业音乐体系，在理性、科学等理念下，对民族器乐进行了空前的、力度最大的改革，民乐教育体制化、表演舞台化、音乐创作民族化得以完成。在文化多元化被日益重视的今天，各个国家、民族、种族的文化疆界不断被模糊、重置，甚至被改写。正如韦伯指出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诸多领域逐步“分化”和各自取得“自主性”的合理化历史过程，“分化”代表了一种专门化的趋势，表征了一个社会的各部分越来越明显的专门化趋势，是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重要动力，成为现代性的显者标志[4]。20世纪民族器乐的发展也大体呈现出这种发展趋势，特别是“新民乐”在21世纪的探索，更体现出这种分化以及自主性的特征。而民族器乐在教学体系、表演体系、创作体系等领域逐渐完成制度化建设，出现了对应的专业化，这导致民乐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深刻转变[5]。民乐现代化的结果导致音乐本体形态如律、调、谱、器为适应新的审美旨趣而发生变革，一方面使得民乐发展高度专业化，另一方面也使其以“阳春白雪”之姿傲然脱离民众。

如何保持民乐鲜活的生命力，使之始终保持与民众的情感勾连与生命维系？这几乎成为20世纪以来民乐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新民乐”从“器”到“乐”，从“孤芳自赏”到真正走向人民大众，随着“新民乐”影响和范畴不断拓展，它必将引领中国的未来音乐发展。以《高山流水》以及当代乐器改革作为近年来民乐发展的面向，其意义在于对传统乐器的创新艺术实践的探索，代表了民乐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这种现象超越了以往仅仅凭借西乐（不管是欧洲古典音乐或是现代西方各类技法）改造中乐以求重新获得活力的狭隘观念，而通过重新思考“民族器乐”现代转型的诉求和脉络，反身认识和理解传统，寻求各类乐器独特的音乐技法语言，融会贯通，并寻找其当代演绎的可能性，从而实现振兴国乐的理想抱负。

总之，民乐的发展应该创新、应该遵循传统，这虽然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可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并不那么简单，抑或说是困难重重。这是一个需要不同社会群体共同攻克的课题，需要作曲家、演奏者、研究者与观众的积极互动，也需要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国家文化政策积极鼓励与引导。我们相信，现代民乐必将结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注释】

[1]孟绮.新潮!赵聪琵琶音乐“扮演”游戏人物[N].音乐周报，2021-07-28.

[2]佚名.郭雅志研制的唢呐活芯在京通过技术鉴定[J].乐器，1993(2):4.

[3]方锦龙.以文艺的方式完成“让国宝活起来”——方锦龙民族乐器藏品和演奏艺术(四)[J].乐器，2020(4):59.

[4]〔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13.

[5]侯太勇.20世纪中国民族器乐专业化发展及其困境[J].人民音乐，2019(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