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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溯其源 下探其流——评王希彦《山东民间器乐概论》
刘再生 华音网 2023-12-12

传统音乐是我国文化艺术中一座源远流长、丰富无比的宝库。何谓“传统音乐”?笔者曾下过如下定义:“传统音乐是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宫廷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经世代相传、遗存至今的形式与作品。”古代的宫廷音乐包括雅乐和燕乐两大体系;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歌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歌舞和民族器乐五大类别;文人音乐有琴乐(琴曲与琴歌)和词乐(词调歌曲);宗教音乐则是中国本土的道教音乐和由印度传入我国后华化了的佛教音乐。这些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珍品,传承的方式和保存的渠道主要是在民间。因此,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有一句至理名言:“全部中国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民间音乐的发展史,其中民间音乐的发展,常包含着对于一部分外来音乐的吸收与融化。”①总结了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中收集、整理的大量各种形式的民间音乐作品,充分展示了我国传统音乐包罗万象和丰富多彩的面貌。但是,如何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传统音乐做进一步的研究,从中找出某种规律和结论,却是需要音乐学者用科学性的方法去从事的一项学术工作,其中,先进的学术观念无疑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音乐学家梅里阿姆的《音乐人类学》一书对民族音乐学科提出了“文化中的音乐研究”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定义。他认为,既然变化是人类经验中永恒的因素,无论怎样努力去推迟或阻止,变化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光是保存就不应该成为民族音乐学的唯一目的,而应该与此同时去研究传统音乐的变化过程,研究其他因素、其他文化对该传统产生的影响和由此引起的效应。“这一理论的实质,实际上是强调传统音乐的研究必须和它的历史发展以及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变异结合起来,而不是一种静止、孤立的研究。

山东艺术学院王希彦教授新出版的《山东民间器乐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一部很有学术分量的著作。这本书的特定研究对象是——民间器乐乐种;特定地区是——古之齐鲁、今之山东。客观的学术评价便要求作者无可回避地回答这一特定范畴中三个理论层面的问题:山东有哪些民间器乐乐种?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山东地区能够保存这些乐种?这些民间器乐乐种都有哪些方面的音乐文化特色?或者说,需要作者对山东地区民间器乐的历史和现状及其演变发展有一个来龙去脉的清晰交代。这一著作也恰恰在上述三个方面形成了自身所具有的研究特色。

民间器乐是我国传统音乐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种乐器的独奏或合奏形式,都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对音乐文化的创造与追求,有的则是宫廷音乐与文人音乐的形式长期在民间保存了下来。因此,民间器乐这种“纯音乐”的形式在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概论》一书由绪论”和七个篇章构成。七章概述与研究的标题分别是“山东筝乐”“古琴与琵琶音乐”“吹管、拉弦与其他弹拨类独奏音乐”、“山东鼓吹乐”“锣鼓乐”“弦索与丝竹乐”“宗教与祭祀音乐”。单从标题的概括中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山东地区保存民间器乐的基本面貌及其独有的特色。其中,除了人们一般所了解的具有全国影响的乐种,如“鼓吹乐”、“祭孔音乐”“弦索乐——碰八板”“山东筝”“诸城琴派”等等之外,对于一些比较细小而有着独特地方色彩的乐种,如第三章中所论述的埙乐”“笛子音乐”“笙乐”“篾管音乐”“闷管音乐”“挫琴音乐”“软弓京胡音乐”“坠琴音乐”“擂琴音乐"“三弦音乐”“柳琴音乐”等也无一遗漏。民间器乐的分类不仅要求能够根据各地乐种的不同情况进行富有创见性的归类划分,而且需要条分缕析,眉目清晰,既突出重点,又不忽略一般。因此,就此而言,作者对于山东民间器乐的总体研究可以说是胸有成竹,有着很深的功力,能够将山东地区民间器乐原本属于分散性的状况使之系统化,理顺成章。如果作者没有长期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和教学实践的积累,是很难形成这样的著作特色的。

《概论》的第二个特色是充分阐述了山东音乐文化的历史渊源,从而使人们对各种民间器乐乐种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立体化”的认识。山东原是“东夷人”聚居的地区;“东夷文化”在我国原始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光彩与创造,山东文化的可溯之源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进入商周时期,山东又是文化高度发达的商民族曾经生活与居住的地区,也是全国除陕西之外唯一发现早商甲骨文的地方;到了周朝,周公旦封于鲁(今曲阜),姜太公封于齐(今临淄),于是有了“齐鲁之邦”的来历,因此,这里是当时全国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之后,历朝历代山东地区文人辈出、文化的创造历来为时人所重,享有很高的评价。本书的绪论”对此有较为详尽的梳理,俨如一部浓缩了的山东音乐文化史,细细道来,如数家珍。重视历史文化背景层面的关注,也使这一著作能够上升到一个更加具有学术含量的高度。在书中每一章节的概述”中,又有对不同民间器乐乐种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或详或略的记述。一个地区民间器乐的存活与发展,决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总是有一种文化底蕴作为提供它生存的必然条件与进一步发展的因果关系。例战国策·齐策》中所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这一段苏秦对齐宣王的著名谈话,其中的筑”这件乐器,据有的学者考证,应是我国最古老的弓弦乐器,而流传于山东青州、临淄、广饶、寿光一带的挫琴”(当地群众又称其为打琴”“半边辘节头”),恰恰就是筑”的孑遗,它们的分布也都是在临淄的周围。1957年山东第一届民间音乐会演中,民间艺人赵彩云还用挫琴”演奏了《鸳鸯扣》《满江红》《十不全》等乐曲。这样一件自“清商乐”之后便在中国历史上“失踪”了的乐器——筑,却在山东民间世世代代流传着,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在本书中都有翔实的记载。传统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自身的特定内涵始终吸引着音乐学家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同时,书中记述不同器乐乐种的盛行时代,也使我们得以了解山东各种民间器乐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兴衰及其发展状况,可以从中得到某种规律性的启示。

《概论》特色之三在于其研究的核心则是围绕着每个民间器乐乐种的形态特征展开的,也即是深入到音乐本体的内部结构来探讨山东民间器乐各个乐种的特色以及相关的问题。传统音乐的采集、整理是音乐学者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环节。在此基础上,对传统音乐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则是音乐学者自身功力的展示与体现。《概论》对各个乐种的分析研究可以说是既细致全面,又常有新见,是十分到位的。以书中的山东鼓吹乐”为例,在“概述”部分对其历史源流与民俗生活进行介绍之后,即以“流派”“乐器与调”“乐队组合与演奏形式”“曲目来源与标题类型”“乐曲”、等几个方面阐述,使人们对山东鼓吹乐这一在历史上纵贯两千余年的古老乐种在山东的分布及其音乐本身的艺术特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山东鼓吹乐的艺术特点”一节里,作者又概括了“即兴性”“变奏原则的普遍运用”、“挂穗手法”“有序的板式布局”和“多样的乐曲结构形式”等几个段落提升到规律性的学术范畴加以论述,通过这些,使我们对山东鼓吹乐的方方面面能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类似的论述,在本书的每一篇章中都是以一种较为缜密的理论思维体现出来的。每个乐种,又附有代表性的曲目和谱例,即便在很难见到曲谱的埙”这样的民间乐器中,我们也看到作者介绍的《吴棠湖先生埙谱》以及一系列传统埙曲,如《三落》《梅花三弄》《高山流水》《寄生草》《海青歌》《虞舜熏风曲》《八仙庆寿》《双悲调》《十番》《滚辘轴》《一串鱼》以及《痴梦》《琴挑》《折柳》《赐福》《观灯》《三醉》等一批民间乐曲和昆曲唱段的曲名,并以《海青歌》作为代表曲目进行结构和旋法方面的分析。这些对山东民间器乐作音乐形态角度的研究,成为本书的重心,占据了全书的绝大部分篇幅,也常常是本书的精彩之处。所有这些,使得概论》一书无论在“面”(山东民间器乐全貌)的方面,或者是“点”(每一个具体乐种)的方面,都有着知识性的文化层面和学术性的研究层面相结合的特点,写得条分缕析,读来引人入胜,很好地完成了《概论》的使命和作用,如本文标题所概括的《上溯其源 下探其流》,也绝无丝毫夸张之意。

王希彦教授长期在山东艺术学院从事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教学工作,自1980年以来,又一直参加《山东民间器乐集成》的采集和编辑工作,在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都有较为丰厚的积累,因此能够有能力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十年磨一剑”,这本书是他一生学术成就一个“亮点”的闪现。同时也给人们一个启示:教学和科研具有一种“互动”的性质和关系,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的。诚然,本书也并非无可挑剔的地方,如在引用有关文献资料时,出处的注释不够完整,亦即规范化的程度不足,即是可改进之处。但总的说来,瑕不掩瑜,这一著作的学术水准在同类著述的比较中仍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①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台湾乐韵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

②梅里阿姆《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俞人豪译,载《民族音乐学译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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