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贾国平创作的民族室内乐作品《铙歌》2019年11月7日受邀于国家大剧院，在“风华正茂”中国当代作品专场音乐会中进行首演。作为当晚的压轴作品，《铙歌》无愧于这一殊荣，卓实至名归。不论笔者还是当场的乐迷而言，都是一种情与思的交流，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2021年八一建军节，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特以此部作品向中国军人致敬，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2023年，笔者于立春时节又有幸听赏《铙歌》浙江音乐学院标准音乐厅演出实况录像，由乐不经再次而发澎湃敬畏之心。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自秦风汉月的辉煌历史，至隋唐盛世的气象万千。西北苍茫大地孕育、承载的千年昌盛，都离不开这片厚土塬上人们的胸襟开阔、粗犷豪迈与自强不息。《铙歌》不单单是一部作品，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感的传递，一种文化的弘扬。这场跨越千年的“军乐”演绎，深度诠释了民族精神与国乐气概。
此部作品《铙歌》的创作较于贾国平教授所写的室内乐作品风格一改从前，从中华文化的写意者化身为民族气魄的响育人。并无刻意进行序列数控的预设与十二音的创作手法，抛开“数理”的创作方式，着眼于速与力的设计，从而达到民族乐器在听觉感官上的震撼感。不妨说，这部作品作曲家在以史于明意、欲念以抒情。“每一部新作品的写作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自我蜕变的过程，每一首新作品我都试图寻求与自古至今的他者以及与自我以往作品的不同。期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使每一部新作能够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1]这是贾教授对自我每部新作的准则与期欲，力求不拘泥于既定模式，从而不固守于自我，实现突破。《铙歌》是作曲家首次用全为中国乐器的乐队编制“编码”而成的民族室内乐。为何此部作品令人心生澎湃之情？下面跟着笔者一同踏寻这部作品背后引人入胜的“解码”之旅。
一、史
《铙歌》这部作品是“先锋”对于“传统”的延续。是作曲家理性与感性碰撞下的产物，不难发现，这部作品有别于其创作个性鲜明的作品。不是往常诗意的传达，亦不是传统文化的普通传承，是在用民族声音抒发民族情、赞颂民族志。
“铙歌”并未被简单地理解为“歌辞”，而是被视为一种有着深厚内涵的艺术形式、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与内涵的“史诗”。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铙歌”这一音乐形式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更是一种历史记忆和文化的传承。它表达了较为隐约的历史观，叙述的是较为完整的被“知识化”的历史。一些诗歌以铙歌命名用来叙述战功歌功颂德，如南朝何承天《朱路篇》：“三军且莫喧，听我奏铙歌。”赵翼《从军征缅甸》诗：“传语健儿休笑我，凯旋时节要铙歌。”贾国平教授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将这部作品定位为军乐，类似于军队仪式的音乐。
“铙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种类，属于诗歌的范畴，它与音乐紧密相连，是一种语言艺术。然既可以通过歌唱的方式表达，也可以通过吟诵的方式展示。其内容具有广泛而丰富的内涵，可以涵盖各种主题和情感。在古代，有一种名为采风的制度，通过收集和整理诗歌，来观察风土民俗，了解人民的真实生活情况和需求，从而对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到了汉武帝的统治时期，大汉王朝正式设立了乐府机构。乐府机构积极收集了各地的民谣，这些民谣反映了汉朝时期的社会生活、人民情感与文化风貌，将它们精心收藏，备于在各种重要场合中使用。其目的在于表达对天地的敬畏、祭祀祖先的尊重、朝廷庄重的赞拜、诸侯间的团结会盟、对胜利的祝贺以及表达宴飨宾客的热烈氛围。[2]“铙歌”体裁通晓的是历史的脉搏与时代的赞歌，然文化特质主要通过“以乐示礼”的礼乐精神体现出来。
经历了历朝历代的沉淀与积累，“铙歌”已然蜕变为一种独特的体裁，一种承载着人文底蕴的“音乐符号”。它巧妙地构筑起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紧密相连的音乐语言符号。《铙歌》这部作品产生的音乐符号行为中，作为能指的乐谱符号、音响符号与作为所指的思想情感、心灵状态与纪实事件之间，形成了一种错落有致、浑然天成的意指关系。这种关系如同天地之间的鸿蒙气息，汇聚成一幅美妙绝伦的音乐画卷。在这画卷中，我们看到了民族历史的辉煌与变迁，感受到了人文精神的厚重与深邃。这使得《铙歌》成为一部超越时空的杰作，融合了古今中外的音乐智慧，成为了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符号。正是这种富有人文属性的音乐符号，使得《铙歌》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一种文化的传承。
在《黄河大合唱》创作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贾国平教授说到：他依据山西梆子戏素材创作的民族室内乐新作《铙歌》，这部作品的音乐材料植根于他的故乡山西，“铙歌”的概念取自于汉乐府鼓吹乐，并以此表达对于冼星海音乐精神的致敬。[3]除此之外，此部作品亦有另一种乐用，其中的“意”请详见后文。作曲家通过乐谱与音响符号赋予特定的思想情感，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从读者角度出发，音响的听觉上，直观的感受到外柔内刚的即视感与浓厚的戏曲元素。在音乐内部，作曲家沿袭了“铙歌”的徵调式与五声调式的传统定弦。通过半音游移的对置，模拟戏曲的腔调。表达了作曲家中国传统音乐与乐礼和而一体写意的美学观念。
《铙歌》作品器乐的编制中，打击乐是重中之重，几近贯穿始终。极强的音响张力展现了贾国平教授对于故乡山西地域的风格特征的把控以及对于“鼓吹乐”的诠释。“鼓吹”即是军乐，来自于秦汉时期山西西北部少数民族的“马上之乐”，“鼓吹”的形成与北狄、西域音乐有重要关联；以游牧为生的边地北狄人，常在马上演奏乐笳、角、铙、鼓、排箫等乐器[4]，是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结合的音乐。故此，这部作品另一巧思在于配器：笛子是领奏声部，打击乐则担任着氛围的烘托与气势的营造。
拨开表层面纱，作品本身所孕育的人文属性与历史内涵极为丰富。“西汉宫廷鼓吹的专享性使其成为彰显帝王专权的重要媒介与象征符号；鼓吹赏赐在镇抚边远辖区，重构区域关系，统治异域民族，奖励军功，树立功臣典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子卤簿鼓吹的浩荡景观成为夸耀武力、威慑臣民、展现秩序、凸显权力中心的有效手段”[5]鼓吹乐自汉代起具有重要的政治属性与功能。《铙歌》作品所指其一塑造出为崇高理想而斗争的英勇形象；其二反映着美与真实相映成趣、艺术与生活相互融合的美学观念；其三流露着国家的信仰与民族的担当。
二、形
《铙歌》作为一种军队的仪式音乐，古代军中乐歌——马上乐。贾国平教授设定“军乐”格调时，着重关注了速度与力度的设计，展现出音乐中的速度与激情。贾国平教授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陕西秦腔与山西晋剧的板腔形态。通过采用“垛板”的形态，以每分钟300拍的飞速节奏，充分展现了军乐作品所具有的迅疾、紧凑、刚毅有力的特点。整部作品音乐结构清晰分明，紧凑独特，旋律简洁明快，展现出极高的整体性和连贯性。譬如，在乐曲Ⅰ部分，他巧妙地运用了五连音的节奏形式，贯穿全篇。整齐匀称的步伐节奏好似蓄势待发。如同骑兵铮铮有力的马蹄声，又似部队行军礼时整齐划一的步伐，寓意着“声声铿锵”的坚定决心，彰显着信仰与力量的融合。
《铙歌》体裁的转引与音乐素材借取看似巧妙的结合，实则暗含着的是千年文化的承载、是无畏的敬意、是由心而发的赞颂。所以在《铙歌》这部作品中，作曲家选择用邦笛和曲笛作为领奏乐器，以民族打击乐贯穿全曲，作为整部乐曲气韵的基调。冼星海曾说道：中国民间的打击乐是独立的。有着独特的民族韵味，是中国音化的体现，亦是军乐中核心的乐器成员。全曲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用罗马数字Ⅰ、Ⅱ、Ⅲ、Ⅳ来表示。依据开始的“角色”设定，贾国平教授对乐曲进行了巧妙的编排，异显精妙，各个乐器在不同的声部中起到了互相依托的作用。与此同时，又能清晰地听到不同乐器独特的音色与个性，各声部乐器在活动交流对话中产生了巧妙的过渡与融合。使整个作品呈现出浑然一体的感觉。各乐器相互构建起点、线、面的呼应，作曲家运用了承递的创作手法，以纵、横向布控的“音响符号”串联起每件乐器的乐思发展，变化与发展各个声部的音色呈现，共响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音响效果。
由点及面的多元音响形态的音乐陈述，是贾国平教授创作的点睛之处。“音乐中每一个细微的音响事件都如同一个‘单细胞’，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这些‘单细胞’会以一连串的方式相继呈现。”[6]这部作品中，作曲家对高胡（或板胡）、二胡和中胡进行了五度定弦。高胡与中胡分别为不同八度内的A—E、G—D，二胡为D—A、C—G。在定弦音高五度基础上，各乐器不同的音色特征与演奏法，从不同的层面拓展音响的可能性。
其他乐器如扬琴、柳琴、琵琶等声部均已D音（徵音）为“细胞核”，以震音音型或十六分音符五连音外拓，实现立体化音响效果。这种音响效果如同细胞分裂一般，从一个点开始，逐渐向四面八方扩展，营造出一种丰富多变的音乐氛围。以此为全曲的音高素材埋下伏笔，由一点向多面不断延展，随着速度的积淀不断绽开。作曲家音乐的结构思维摈弃了传统的“主题化”结构，以独特的音乐织体建构起结构感与结构性，使得整部作品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始终保持了一种内在的统一。领奏乐器梆笛与曲笛声部的展开同样是由单个核心旋律开始，“作曲家以乐器定弦的有限音高素材通过多样的变化延展构成不同的音响事件，如同一幅以‘D—A’为主体的声音风景，可以说，这正是‘D—A’作为规约符号的意义所在。”[7]这也成为贾国平教授个人“符号化”的创作特性。
梆笛与曲笛声部由单个乐思进行延展、扩充使得乐曲在声部间流转、交融，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音乐情景。线条化、色彩化鲜明特色的音乐结构如同画家的笔触，婉转且富有表现力。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作品之中，与其独特的音乐织体形态是乐曲发展的结构力[8]所在。五声调式的乐思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挖掘与发挥。音乐家巧妙地将音形进行变化与分解重组，使得五声调式的乐思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充，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音形的变化与重组，为乐曲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与更深刻的情感表达，使得整个作品在声音的绚烂变幻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魅力。
在乐曲第三部分的高潮，滑音音调的不断发展塑造出具有强大推动力的音型化织体。持续、扩展、蔓延的音型在半个拉弦组中铺展开来，形成了多层次的音响密度群、色彩群以及宽度的音响带。这些元素共同为乐曲的高潮部分赋予了丰富的层次感与强烈的表现力。在拉弦组的横向旋律中，以密集的二度滑音音程为主，不断地上下模进，形成浓密而富有细微变化的音簇，在声部细节上大大增强了音乐的紧张感和流动感。
乐曲自始至终，以充满活力的“垛板”为基调，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本框架。各个部分紧密相连，相互呼应，使前部分的终结恰好成为后部分的起始，呈现出一种流畅且自然的过渡。遵循渐进原则，全曲四个部分的速度依次递增，使作品在第四部分达到激昂的高潮，激昂的节奏愈演愈烈，有种蓄势待发、破茧而出的动力与激情。作曲家在对于速度、力度与音形进行了巧妙设计，使整部乐曲富有激情。如同军中大捷后的凯旋者，策马高歌，气势昂扬。旋律的强烈张力与与音乐的韵律变化相得益彰，巧妙地诠释了民族精神与军乐风采。
三、意
“作为人化的音响载体，音乐——一种客观存在的合律（自律及他律的混合）形态，就更应该具备灵性、承载感情了，因为音乐被赋予了人的一切属性。”[9]作曲家一直秉持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传统，通过“个性符号”的创作，赋予其音乐新的表现力与生命力，在传统文化意蕴下，注入新时代的内涵。贾国平教授认为“传统”首先表现为一种长期传承的既定规范，然而同时，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这种动态性表现在它需要经历每一代人文化观念的解读和阐述，从而不断被重塑并赋予新的意义。因此，传统是一个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它的内涵和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10]
作为社会存续的核心，文化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艺术家作为社会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和呈现社会文化，为人们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元素。在现代社会中，音乐成为作曲家们表达个体经验和情感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成为了传承文化、记录时代的重要媒介。传统文化和传统音乐元素作为当代作曲家的丰富资源，被广泛应用于创作过程中。这些元素通过作曲家们的个性化、多样化的创作手法在新作品中得以重新塑造并赋予新的意义。这些新作品不仅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融入了现代元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代音乐风格。作曲家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不仅仅体现在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上，更是在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方面进行了深度探索。他们将传统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到现代音乐作品中，以此表达对传统文化的敬意和推崇，同时也为现代音乐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
作为作曲家，贾国平教授始终秉持探索和创造充满灵性、富有激情并鼓舞人心的艺术作品的理念。将忠实于自我内心的感受，致力于将各种文化元素与现代音乐相结合，不断挖掘和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以创新的方式将多元的文化元素融入到自我的音乐作品中，展现当代音乐创作的独特魅力和时代精神。[11]贾国平教授对于作品的创作，一直以传统文化为“根”，在传统音乐的元素上加以衍生，赋予每部作品特有的灵性。相比作曲家其他同体裁的作品，《铙歌》是在用中国“音”诉说中国“情”，它所特有的民族情感使命以及生命精神，看似架构简洁的音乐结构下是深意而又明晰的文化意蕴。
普遍来讲，“民族精神”宛如一片璀璨星辰般的宽泛概念，但《铙歌》中却孕育着特定历史积淀下所形成的价值观、文化认同和情感特质。这部仪式载体恰如一把握在手中的金钥匙，映射并体现出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民族精神。
从“视界融合”理论出发，作品在不同的语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伽达默尔认为艺术作品意义具有“随机性”，受制于不同“效应历史”的理解都是不同且不全面的，是一个不断补充和再判定的过程，所以理解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源源不断的历史过程，这样艺术作品的文本意义在一次次理解的历史过程中就呈现出了其意义的多样化。作品包含着双重的意义解读，一是作曲家对“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音乐精神的致敬。二是献给中国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也恰巧体现了音乐非概念性的特殊性。
如前文所述，在作曲家首次提及《铙歌》创作意图的时刻，他将其奉为对“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音乐精神的一份真挚致敬，展现出对前辈无尽的敬意与景仰之情。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提到：艺术要作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冼星海的音乐精神内涵丰富，包括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民间音乐的深入挖掘与传承、将音乐作为民族精神的强大武器以及对新音乐事业的执着追求。这种音乐精神赋予了《铙歌》强烈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时代内涵。
其次，这部作品亦献给了中国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以彰显他们为民族繁荣和富强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这部激昂澎湃的《铙歌》，如同一面多棱镜，既表达了对冼星海音乐精神的无上崇敬，又传达出一种浓厚的敬意，以感恩中国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为国家付出的血泪辛勤。它在庄重的音乐旋律中，将民族精神的理念与历史积淀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得这部作品如同一幅宏伟壮丽的画卷，将“英雄气概”民族精神的底蕴展示得淋漓尽致。这不仅是对冼星海音乐精神的一种传承，也是对人民解放军英勇事迹的赞美颂歌。它穿越时间的长河，携带着悠久的历史记忆，传递出一种激励人心的力量，唤起我们对伟大祖国的无尽热爱和自豪感。
这首《铙歌》在悠扬的旋律中，展示了冼星海音乐精神的丰富内涵，将民族自豪、民间音乐的独特韵味与强烈的爱国情怀完美地交融在一起。这种奇妙的融合，使得《铙歌》成为了一首具有深远意义的音乐作品，不仅为我们展现了民族精神的宏大蓝图，更为我们传递了坚定信念、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正如《铙歌》所传达的，民族精神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无尽的力量。此曲如同一座灯塔，引领我们在波涛汹涌的时代中，坚定信念，勇敢前行，不断传承与发扬冼星海音乐精神，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它赋予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力量，激励我们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这部作品，见证着民族魂的延续与升华，不仅是对过往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与信念。
四、韵
这部作品对于山西梆子戏的素材转译，不单采用板体使作品音响戏曲化。还在Ⅲ、Ⅳ部分，听觉审美上，将各声部每件乐器的发声元素作为音乐材料，通过不同的奏法使其发出非常明晰的音响曲韵。譬如，拉弦乐器的滑音、弹拨乐器的泛音，虚按等老乐新奏的方式塑造神韵的音响效果。以中国民族乐器为载体，以单一的音符或具体的声型来演绎其最基础的声学要素，从而将其特有的音乐感觉和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为此，贾国平教授放弃了以往作曲人所熟悉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旋律与和声的创作模式，主题性与伴奏性的音乐关系，甚至是句型与段落的结构。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些最小单元的声学要素的深入探究与学习中，去发展与完成其组成一种音乐的连贯性。当音乐素材从复杂的旋律构思简化到以单一音响元素为基础时，这种创作方式有意识地避免了与其他音乐作品相似的陈腐老套的音乐语言，以及被过度统一并标准化的作曲范式。这种创新性的音乐创作方法不仅凸显了音响元素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同时为音乐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展示了更为丰富和多维度的音乐内涵。[12]
（一）戏韵
贯穿全曲的打击乐如同一把神奇的梭子，在《铙歌》这部作品中织出一幅别具一格的“戏韵”氛围。晋剧艺术武场之中，打击乐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使其如同泉水般流畅，过渡自然，无缝衔接。《铙歌》对打击乐编制，戏曲中的鼓、锣、拨、板皆有涉及，分别有5个木盒、4个排鼓、3个小锣、大鼓、4个木鱼、2对铙钹。这部作品中打击乐的“过门儿”演奏使全曲如一条蜿蜒奔流的长河，强烈的“武场”气势如狂风暴雨般迸发，加之琵琶、中阮、大阮的人工泛音，如同繁星闪烁般构筑出激战烽火与武打戏威风凛凛的场景意象。在这波澜壮阔的音符中，缓急交织，紧张与宏大共生，如同一幅泼墨山水画般扣人心弦的壮烈美。
这部作品中的打击乐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舞者，在激昂的音乐之中翩翩起舞，引领着听者穿越千年的历史长河，体验那英勇善战的将士们英勇奋战的气概。在这交织着缓急变化的音乐旋律中，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波澜壮阔的古战场，见证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激战，感受到那勇士们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精神。
在乐曲第三部分开始时，二胡使用滑音主奏“韵白”旋律，扬琴、琵琶、筝等乐器加以点缀。吹管乐器、弦类乐器与打击乐器交替出现，错落穿插，形成某种对抗，形成鲜明的戏剧性情绪转换。随后，采用乐队全奏，在演奏中，他们运用长滑音将韵白的内涵更加深刻地表达出来，长滑音以其柔美而连贯的特性，仿佛时而在听者耳边轻轻低语，诉说着内心深处的情感；时而婉转流畅，如同山间流淌的溪水，或如同草原上飘荡的风，给人以宁静与宽广的感觉，创造出一种自由而悠扬的音乐效果，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真挚和力量。同时，他们还运用短滑音来模拟“念白”的语言韵律，这种表达方式可以将音乐和语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短滑音的运用，就如同繁星点点的音符在音乐中跳跃，使音乐更富有活力和动态感。它以简洁明快的节奏，生动形象地模拟了语言独特的韵律和抑扬顿挫的情感。使人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音乐所表达的情感与情境，这种表达方式将音乐和语言完美地融为一体来隐喻英勇不屈、越挫越勇的战士形象和不屈不挠的中国风骨气质，力求达到神行兼备的审美意趣。
乐曲在Ⅳ部分时，达致全曲高潮，所有乐器齐奏，各声部同时演奏“润腔”类旋律，形成平行线性立体化和声音响。“所谓‘润腔’，就是指中华民族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唱奏）过程中，根据作品特定的思想内容、感情内涵、风格流派的要求，充分调动并合理运用音色、旋律、力度、顿挫、节奏、语音等技艺手段，遵循艺术内在的规律对唱腔曲调进行各种有效的润泽、修饰、着色和美化，使之成为……意境深远、风味纯正、气韵超拔、美善统一的艺术臻品。”[13]“A-D”的核心音程在各声部交替出现，在不同乐器声部运用不尽相同的节奏音形，如震音音形、滑音、人工泛音等。在四度和声律动的基础上，加入其他单音元素加以美化修饰，层层递进，愈加浓郁。这种音响效果富有表现力，使其更加生动，颇有戏剧风味，让人回味无穷。
《铙歌》以其独特的“戏韵”氛围，成功地将武场的英勇气概与民族精神相融合，创造了一种无法复制的音乐魅力。在这激昂的旋律中，我们领略到了勇敢无畏的英雄气概，也感受到了民族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与发扬。这种音乐内涵丰富的作品，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民族精神并非是一种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人在追求卓越、为国家和民族付出努力的过程中，一直在我们心中滋养的精神力量。
（二）气韵
《铙歌》的民族气韵宛如一道绚丽的彩虹，深远而耐人寻味，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熔铸成独具匠心的气质。在这部独树一帜的民族室内乐经典之作中，“韵”与“气”的依托如同鱼水相依，相得益彰，完美诠释了音乐之美。如同翠竹在狂风中摇曳，湍急的短音与长音的依托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绵长的气息恰到好处，勾勒出一幅绵长而恰到好处的气息画卷。诚如：“内在于心，外在于器。”这种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气韵与内涵的音乐，使得《铙歌》成为一首承载着丰富历史底蕴和民族精神的杰作。《铙歌》这部充满民族气韵的音乐作品，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也是对民族精神的彰显与褒扬。
“留白”是中国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一种美的境界，在音乐作品中，亦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正所谓“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作曲家利用声部交替休止的巧妙设计，做到“部分留白”，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和立体感，以动制静，动静结合。使奔腾欢畅的段落里，也会保有一种类似回声悠远的空旷感，如同山间幽谷中回荡的回声，悠扬而醇厚。此曲中部分器乐声部“留白”，其余声部采用人工泛音进行渲染与铺垫，使其韵味深远。
贾国平教授作为当代“文人”，于《铙歌》此部作品中用个性化的手法传达了心中的人文情怀。在该作品中，亦并非简单的复古或怀旧，而是通过深入理解和创新，将历史感悟与人文精神植入到现代音乐创作中，以此实现精神传承的火炬。他以生命力与坚毅精神为载体，生动地表达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并努力追求中正和谐、宏大壮阔并蓄含深意的传统美学意境，是他对古代文人理想和精神的惜意。而这一精神传承被实现的关键途径则是通过现代的语言来表达对传统雅致文化的敬意与推崇。
注释：
[1]贾国平：《基于传统音响元素与序控结构设计的作曲探索与实践——以〈清风静响〉〈万壑松风〉为例》，《人民音乐》2020年第2期，第17页。
[2]崔文恒：《时代的旋律历史的音符——秦汉之交的曲辞和西汉乐府铙歌》，《阴山学刊》2016年第2期，第19-23页。
[3]王沥沥：《永远的星海，永远的“黄河”《黄河大合唱》创作80周年学术研讨会回顾与思考》，《音乐创作》2019年第12期，第74页。
[4]赵倩：《当代两汉鼓吹乐研究的面向及问题》，《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114页。
[5]同上
[6]郑艳：《显性的符号与隐蔽的逻辑——贾国平室内乐作品〈清风静响〉研究》，《人民音乐》2020年第2期，第11页。
[7]同上
[8]结构力：结构力是形式化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结构元素及其组合形态的逻辑方式及其相互关系。转自贾达群：《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06页。
[9]贾达群：《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10]陈国威：《从贾国平三部新室内乐作品析其创作与审美观》，《音乐探索》2015年第2期，第38-43页。
[11]贾国平：《基于传统音响元素与序控结构设计的作曲探索与实践——以〈清风静响〉〈万壑松风〉为例》，《人民音乐》2020年第2期，第21页。
[12]贾国平：《基于传统音响元素与序控结构设计的作曲探索与实践——以〈清风静响〉〈万壑松风〉为例》，《人民音乐》2020年第2期，第21页。
[13]郭克俭：《“润腔”释义》，《中国音乐学》2021年第2期，第70-78页。
参考文献：
[1]贾达群：《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
[2]赵倩：《当代两汉鼓吹乐研究的面向及问题》，《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3]郭克俭：《“润腔”释义》，《中国音乐学》2021年第2期。
[4]贾国平：《基于传统音响元素与序控结构设计的作曲探索与实践——以〈清风静响〉〈万壑松风〉为例》，《人民音乐》2020年第2期。
[5]郑艳：《显性的符号与隐蔽的逻辑——贾国平室内乐作品〈清风静响〉研究》，《人民音乐》2020年第2期。
[6]王沥沥：《永远的星海，永远的“黄河”《黄河大合唱》创作80周年学术研讨会回顾与思考》，《音乐创作》2019年第12期。
[7]崔文恒：《时代的旋律历史的音符——秦汉之交的曲辞和西汉乐府铙歌》，《阴山学刊》2016年第2期。
[8]陈国威：《从贾国平三部新室内乐作品析其创作与审美观》，《音乐探索》2015年第2期。
徐梦颖苏州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宋瑾博士，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