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着重介绍前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筹建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的简要史实。他们一步步着手解决资金来源、招聘培训人才、改制乐器、创作新曲、大胆试奏的探索过程即是战胜重重困难的过程。通过电台的播放,颇受海内外听众欢迎,为抗战宣传和民族管弦乐队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关键词］民族管弦乐队 诞生 发展 广播电台 抗战 重庆 国乐

重庆是我国近代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的诞生地,这段经历是我国民乐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过去曾长期受到冷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有人对这段史实给予正确的评价。并陆续有文章记载和论述［2］,但还未能反映其全貌。笔者曾在这个音乐组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在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沙坪坝）发起组织“白雪国乐社”,开展了一系列的国乐活动,与音乐组有业务上的联系,现就所知的事实,撰写本文,以飨读者。

一、酝酿筹建音乐组

前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迁重庆后通称广播大厦音乐组）,于1935年秋在南京成立,组长是陈济略（后为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四川琵琶学会主席、中国音协四川分会民族音乐委员会理事、顾问等,现已故）。他与甘涛（后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现已故）、黄锦培（后为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教授）等老同志,团结一批热爱国乐艺术的青年,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组建发展成一支拥有33名专业演奏人员的多声部乐队,并通过当时的“中央”和“国际”两个广播电台（均设在重庆中山三路广播大厦内）进行广播演奏,拥有海内外很多听众,在抗战的大后方和东南亚、欧、美等颇负盛名。

这支乐队曾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单声部到多声部的逐步发展过程。30年代初,当时在中央广播电台工作的陈济略、甘涛、胡烈贞、乔吉辅等几位音乐同仁,自愿结合起来开展业余的音乐活动。一年后就在广播节目中取得一席之地,并正式成立了由8人（陈济略、乔吉辅、甘涛、高义、甘、高子铭、胡烈贞、黄锦培）组成的音乐组,随即全力开发以国乐为重点的广播音乐节目。

音乐组成立不到两年,演奏阵容已大有加强。在前期8名成员中,又增加陆修棠、卫仲乐、王者香3人。他们中大多数是演奏名家,对古琴、琵琶、胡琴、笙、箫、管、笛、扬琴等器乐的演奏都各有所长,演奏得非常精彩,齐奏节目也很丰富。曾以其精湛的演奏,应上海胜利唱片公司之邀,灌制了刘天华创作曲《变体新水令》和卫仲乐配器的《普安咒》各1套计4张。

二、招考招聘人才拓展国乐业务

芦沟桥事变后,音乐组随中央广播电台迁到重庆。当时曾总结在南京阶段的初步成绩与不足之处：他们认为独奏曲、齐奏曲虽各有精深奥妙,但其表现力毕竟有局限性,应该当机立断借鉴西洋乐队,组建成新型的国乐队,以弘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后经征得领导的同意,把已撤归教育部领导的西洋管弦乐队的经费,拨给国乐队使用,他们立即筹建一支新型专业性的民族管弦乐队。于是,率先开展广泛招聘人才的工作。曾多次登报招考、招聘国乐人才。先后通过考试录用的有高义（抗战前中央大学音乐系毕业的钢琴演奏家）、许如晖（上海和重庆大同乐会的筝、埙演奏家）、夏荪楚（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讲师、二胡演奏家）、郑体思（中央大学白雪国乐社社长,琵琶、二胡演奏家）、方炳云（笛子、琵琶演奏家,后为武汉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杨竞明（扬琴改革家、演奏家,后任职于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沈文毅（后为四川音乐学院副研究员,四川管乐学会会长）、曾寻（民乐活动家、二胡演奏家、作曲家）、孙培章（后为台湾“中广国乐团”指挥、美国中华国乐团指挥）等20余人。经聘请的有音乐教育家、琵琶演奏家杨大钧,琵琶演奏家、教育家、上海大同乐会乐务主任程午嘉,二胡演奏家瞿安华（后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等数人。

此外,音乐组还先后聘请了一些知名的音乐家担任过专、兼职工作,如卫仲乐（原上海大同乐会古琴、琵琶演奏家,后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民乐系主任）、陆修棠（二胡演奏家,原上海音专教授）、吴伯超（作曲家、指挥家、原重庆国立音乐院院长）、贺绿汀（作曲家,后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协名誉主席）、王沛纶（作曲家、指挥家,后为台湾艺术学院教授、院长）等先生,他们对乐队的建设发展,无论在作曲、指挥和演奏等方面,都曾做过一些历史性的贡献。

乐队中的独奏高手颇多,如甘涛（二胡）、黄锦培（扬琴、琵琶）、高子铭（笙、管、唢呐）、甘（笛子）、刘泽隆（琵琶）、郑体思（琵琶、二胡、洞箫）、杨竞明（扬琴、古筝）等。后来还发展了一批有独唱、重唱天才的声乐演员,如女高音曾宪恩（后为西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李克莹（中央大学音乐系高才生,后去美国）,男高音朱重懋（抒情男高音歌唱家,后去美国）,臧玉炎（南京艺术学院声乐教授）等。乐队曾为他们伴奏,并创编新曲,如《阳关三叠》（黄锦培配和声）、《还乡行》（陈济略词、张定和曲）等。声乐用国乐队伴奏,现在虽已司空见惯,但在当时确实还是一项大胆的探索与创新。它为国乐队伴奏歌剧开创了新路。

鉴于发展的需要,音乐组之下,划分成立国乐、声乐、事务三股,分别由甘涛、高义、王者香兼任股长。国乐股在对外演出时称国乐队；事务股人员也参加乐队演出,担任吹笙和打击乐器；声乐股长担任钢琴伴奏和乐队队员的视唱练耳、和声教学,也兼任国乐队吹笙。其主要力量实际上都还是国乐队的组成人员。

三、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特点

这支国乐队具有不同于其他民间音乐社团的一些特点［3］：

首先,它第一次以全部职业国乐演奏人员组成了一支专业的国家乐队。

其次,它率先将我国明代音乐理论家朱载的“十二平均律”应用于国乐队。为此,给弹拨乐器增加了半音品位,给吹管乐器增加了半音音孔,方便了新型乐曲的转调演奏,大大拓展了民乐表现力。

第三,它第一次创制倒“梨”形以木板振动发音的大胡、低胡,构成了民族弓弦乐器的系列化,并确定弦乐器的空弦均包括一个A音,以利校音。

第四,它第一次把南方丝竹乐器和北方的吹打乐器有机地混编在一支乐队里,协调演奏。

第五,第一次在国乐队中配备作曲专员两名（黄锦培、张定和）,专门从事新型国乐曲的创作。

第六,第一次在国乐队中设专职指挥（陈济略）和副指挥（甘涛）,以加强组织乐队的排练、广播和演出等活动。

第七,第一次开办国乐训练班,以培养和充实乐队的骨干力量和阵容,并聘请专家担任基础课（视唱、练耳、和声等）、专业课（国乐理论、合奏、指挥等）、和演奏技术课的课程,先后开办了两期（每期半年）,培养出一批国乐人才。

第八,第一次由33名专职演奏人员,公开演奏自行创编的多声部、具有交响性的合奏曲。

第九 第一次确定了一套较完整和严格的乐队管理制度（如用人、考试、考绩、排练、开会、奖惩、升迁等） 以抵制外界各种力量的侵袭与干扰 并能认真地加以贯彻执行。

第十,第一次以弘扬中华文化和民族器乐艺术为主旨,以体现民族精神面貌,为抗战宣传服务,由国家组建的唯一的一支新型民族管弦乐队而载入史册,并蜚誉世界乐坛。

四、创作新曲丰富广播演奏节目

这支乐队在乐曲创作上,曾进行过大胆的革新与突破。例如扬琴独奏《桃源行》（张定和曲）和新笛独奏《幽思》（贺绿汀曲）,就有多方面的突破。当时创作、演奏的各类乐曲风格清新、情趣隽永,他们演奏的二胡曲《青阳歌》、《阳光幻想曲》,合奏曲《三宝佛》、《丰湖忆别》、《华夏英雄》等（均黄锦培曲）,都是颇有影响的,后由上海唱片厂灌制唱片发行。

《华夏英雄》气势磅礴,讴歌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开拓世界创造文明的丰功伟绩,当时曾获文艺创作奖。《空前大捷》（黄锦培曲）音乐犹如万马奔腾,描绘了中华健儿在台儿庄英勇杀敌的宏伟场面,《碧血英雄》（黄锦培词、曲）颂扬了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以身殉国的张自忠将军。此外,琵琶独奏曲《蜀道行》（杨大钧曲,后灌制唱片）、琵琶二重奏《凯歌归里》（杨大钧曲）、胡琴二重奏《胜利进行曲》（杨大钧曲）、新笛独奏《芳草咏》（张定和曲）、胡琴四重奏《石湖之春》（张定和曲）、大合奏《风云际会》（张定和、黄锦培曲）、《大地回春》（杨大钧曲）、《山城夜袭》（张定和曲）等,均留给中外听众们难以磨灭的印象。

国乐队在用国乐伴奏的声乐曲创作上,亦不遗余力。主要曲目有《慰劳沪战受伤将士歌》（高义词曲）、《青年从军歌》（陈济略词、张定和曲）、《亚东掀巨浪》（陈济略词,黄锦培曲）、《抗日胜利纪念歌》、《青春之歌》、《还乡行》（均陈济略词、张定和曲）等等。

这支乐队自己创作的独奏、重奏、合奏乐曲和用乐队伴奏的独唱、重唱、合唱曲,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余首。此外,还广泛搜集并演奏了专家们创作的新曲10余首。如吴伯超的《蜻蜒点水》、《飞花点翠》,贺绿汀的《幽思》、《牧童短笛》（移植为笛子二重奏）,聂耳的《翠湖春晓》、《金蛇狂舞》,杨大钧的《梵山钟鼓》、《关东四香》,许如晖的《寒夜闻柝》,谭小麟的《湖上春光》,王沛纶的《灵山梵音》、《东方舞曲》、《卖糖人》、《新中国序曲》等,大大丰富了演奏和广播的曲目。

五、弘扬民族文化蜚誉海内外

国乐队除担任每周两次的固定广播节目外,还不定期地举办专场、专题广播音乐会。例如1941年春,由中苏文化交流协会发起组织的“中苏音乐交换节目”的广播音乐会,杨大钧创作并指挥的《大地回春》、陈济略指挥的《风云际会》和整台节目,受到了苏联驻华使节和中外来宾的热烈欢迎,当夜就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传来苏联广大听众和音乐家们的热烈祝贺和赞扬。此外,国乐队规模较大的演奏活动也还不少,仅1945年就举办了“纪念音乐节”、“十年国乐成绩表演”和“庆祝抗战胜利”等几次演奏大会,还多次举办招待外国使节和贵宾的演奏会,并均获好评。

一次招待美国副总统威尔士访华,演出结束时,孙夫人宋庆龄姐妹曾陪同客人登台与指挥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详细询问各种乐器的名称。次日,重庆的《中央日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做了详细的报告。又一次是招待中共代表团,有美国特使马歇尔先生在座,他对国乐十分赞赏,特别欣赏最后一曲由国乐队伴奏、曾宪恩女高音独唱的《还乡行》。他赞扬此曲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在坚持8年抗战胜利后,准备重返家园、共建新中国的高涨热情。他认为此曲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浓郁的中国风格。后来他曾在国际广播电台的特别节目中,亲自主持一次对美国听众的专题广播,由他详细介绍这首乐曲。此曲曾被选入《中外名歌集》中,直到50年代初,仍常见于音乐会的节目之中。

这支乐队在战火纷飞、空袭频繁的环境下,头顶炸弹,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排练并在地下演播室举办广播音乐会。他们以民族音乐文化为武器,坚持抗日宣传,鼓舞民族斗志,增添了人们的必胜信念和民族自豪感,并赢得了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们的钦佩和无限崇敬。

这支乐队在抗战胜利后,复员到南京,扩建为广播乐团,1947年曾与中央大学白雪国乐社联合演出大合奏《卖糖人》,开专业与业余乐队联合演出的先河。1948年,乐队曾应台湾省博览会的邀请,去台北市举行国乐演奏大会,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压轴节目《卖糖人》一曲,曾多次在各种场合演奏,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欢迎和暴雨般的掌声,并返场再奏一次。新中国诞生后,台湾另组建成“中国广播公司国乐团”,先后由高子铭、孙培章等人提任指挥,并率团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从而把40年代国乐队的种子播撒到了东南亚。孙培章后去美国,又组建成一支实力雄厚的“中华国乐团”在美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影响颇大。

195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着手筹建的“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就是以由重庆调去的原该队的几位队员为基础（如张学贤、宋锡光、夏治操、杨竞明、曾寻、彭修文等）,并根据这支乐队的模式而组建的［4］。此后,民族管弦乐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破土而出。探根寻源,正是抗战时期这支国乐队递传下去的火炬。

［1］国乐就是现在的民族器乐,简称民乐。至今台湾仍称国乐；在香港和欧、美称中乐；在新加坡称华乐。

［2］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及《中国音乐》1982年第4期。

［3］见孙克仁、陈友仁、应有勤、夏云飞合撰《我国民族管弦乐队结构体制的形成和沿革》一文 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4］见我国第一届龙年音乐周节目单上关于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简介说明。

参考文献

1∙方冠英：《中广国乐团三十五年》,载《中广国乐团三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台湾“中广国乐团”编辑,1970年出版于台北市。

2∙程午嘉、瞿安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历史回忆》,载《中国音乐》1982年第4期。

3∙郑体思：《抗战时期重庆的国乐活动》,载《重庆音讯》第10期,中国音协重庆分会会刊,1986年6月版。

4∙汪学起、是翰生：《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掇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5∙郑体思：《民乐指挥家、琵琶教育家陈济略》,重庆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33辑,1990年5月出版。

6∙郑体思：《陈济略教授和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载《音乐探索》1990年第4期。

7∙郑体思：《我国中广国乐团前身－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的历史片段回忆》,载《六十年的礼赞》,中广国乐团团庆音乐会节目专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