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凡是六十岁上下的音乐工作者或民乐爱好者，如果当年曾在抗战大后方重庆住过，差不多都会知道在重庆上清寺广播大厦的最底层，有一个规模相当的“国乐队”。当时有一批年轻人，默不作声地搞民族器乐的新型组合实验工作。他们除了每天按步就班地进行练习和每周担任几次“音乐组同仁”(即集体称呼)的广播节目外，平时很少社会活动。我们当时曾应邀到该队教学和担任特约演奏，因而对它的情况有所了解。

这个国乐队酝酿于抗日战争以前，形成于抗战初、中期，发展壮大于抗战末期。那时它已是有三十多位演奏员的多声部乐队了。它有自己设计制造和改革的乐器，有创作人员，有指挥，开办训练班，有独唱、重唱演员，有一批优秀的独奏手：如甘涛(胡琴)、高子铭(管乐)、甘楠(笛子)、刘泽隆(琵琶)、杨竞明(扬琴、古筝)……。这个新型国乐队在当时是颇负盛名的。通过广播，在国内外有很多听众。一九四六年该队“复员”回到南京；经整顿扩充为“广播乐团”,一九四八年曾应台湾省博览会邀请，去台北市举行“国乐演奏会”,至该年底被迫解散。全国解放后，该队成员分散在国内一些文艺单位工作；而较集中于重庆人民广播电台。一九五三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着手筹建广播乐团时，就是以从重庆调去的原该队的几位成员为基础，并根据那个国乐队的模式而进行组建的。

那个国乐队的独奏者、指挥者、作曲者，基本上都是自学出身，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其业务的，后期更年轻的一代，则是从训练班中陆续选用的，其中有几位现在还是国内民族器乐工作的专家。

此外，在该队发展过程中.前后还有几位知名人士如卫仲乐、陆修棠、贺绿汀、杨大钧、王沛纶……等先生，都曾在那里担任过专职工作。

这个新型国乐队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和他们紧抓创作分不开的。为了创编有织体的新型国乐曲，必须讲求准确音律、改革乐器和突破某些演奏技法。他们所创作的乐曲，在以前演奏是不能想象的。例如扬琴独奏《桃源行》(张定和曲)、新笛独奏《幽思》(贺绿汀曲)这两首小品便有多方面的突破。他们当时创作、演奏的各类乐曲，风格清新、曲趣隽永。当第一首大型国乐队曲《风云际会》(张定和、黄锦培曲)在舞台上出现时，当时曾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们演奏的《青阳歌》、《阳光华想曲》(二胡),《三宝佛》、《丰湖忆别》、《华夏英雄》(合奏)等是颇有影响的，曾由上海唱片厂出版。

今天，年龄较大的民乐工作者对在旧社会之备受歧视与在新中国之得到尊重，都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因而更加希望能把那个国乐队在十几年岁月中所取得的十分可贵的经验，保留下来。当年那个乐队的创业者们，有的至今还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为民乐事业而工作着(如四川音乐学院的陈济略，南京艺术学院的甘涛、广州音乐学院的黄锦培……)这些老同志大部年逾古稀。是否应当趁他们还健在之时，让他们把从事民族乐队活动的那段经历，详细纪录下来，以供有关方面的参考。

2.统一采用皮革共鸣体发音。即在琴筒上蒙以蟒皮。这样，发音原理一致，音质、音色纯净而统一，音量匹配，音响平衡，成为统一和完整的音色群。

3.统一采用四根弦。使得音域宽广，转调方便，能演奏丰富的和弦，并能在组合中形成交响。这样的拉弦乐器组，将在民族乐队中形成强大的音响支柱。

4.统一使用双毛弓。它的特点是继承和发展了现有的演奏技巧，保持了原来以二胡为主体的演奏姿式和演奏风格。

5.改进挽皮技术，改革琴筒、琴码、琴弦等来改善音色的亮度、厚度和高、低音的统一，增强音响效果。

6.适当加粗二胡、中胡的琴杆，把原来的固定千金改用木质的固定琴枕。大胡和低胡备有固定指板。

在以上基础上，加上一些实践经验，设想的一组民族拉弦乐器如下：

改革后的二胡，称四弦二胡，简称二胡。一至四弦的定音顺序为G、D、A、E。两根弓毛分别穿在G、D弦和A、E弦中间。

改革后的中胡，称四弦中胡，简称中胡。一至四弦的定音顺序为C、G、D、A。两根弓毛分别穿在C、G弦和D、A弦中间。

改革后的大胡，称四弦大胡，简称大胡。一至四弦的定音顺序为C、G、D、A。两根弓毛分别穿在C、G弦和D、A弦中间。

改革后的低胡，称四弦低胡，简称低胡。一至四弦的定音顺序为E、A、D、G。两根弓毛分别穿在E、A弦和D、G弦中间。

以上这套比较完整的民族拉弦乐器，它统一的造型、统一的皮革振动体发音、统一的演奏姿式和演奏方法，基本上是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原来民族拉弦乐器的精华和特点。在音域上是吸取了西洋拉弦乐器组音域分布的特点。

最后，假如有了自己民族低音拉弦乐器，那么,必须重新组织、培养和造就自己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演奏员。这样，才能摆脱长期在民族乐队中一统天下的大提琴演奏法的垄断，使改革成的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得到推广、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