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乐会的前身是琴瑟乐社，创建于1920年。会址在旧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现为延安东路)1004号一间私人住房中。1922年迁至嵩山路36号(现改为44号)一幢二层楼房内，一些著名音乐家、京昆表演家如肖友梅、黎锦晖、沈知白、汪昱庭、李子昭、王燕卿、杨树百、张子谦、吴梦非、吴剑岚、王寂红、俞振飞、苏少卿、陈道安等，都对大同乐会热衷往返，活动频繁。

大同乐会的创始人郑觐文，江苏江阴人。生于1872年，前清附贡生。十二岁熟通丝竹，后学大套琵琶，并向名家唐敬洵学习古琴。郑靓文先生琴艺高超，奏来苍劲有力，讲究韵味。他经常弹奏的乐曲有《秋鸿》、《平沙落雁》、《龙翔操》、《梅花三弄》、《水仙操》等。光绪廿八年，他任江阴庙堂音乐助教。民国成立后，为上海私立仓圣明智大学古乐教师。著有《中国音乐史》和<箫笛新谱》。大同乐会成立之后任乐务主任。为了开展民族音乐事业，他邀请社会名流蔡元培、史量才、叶公绰、梅兰芳、周信芳等为赞助人。

大同乐会重视人才培养，聘请名家担任教师，阵容严整。如琵琶是汪昱庭任教，昆曲是杨子咏任教，京剧是苏少卿、陈道安任教，古琴是郑先生本人任教。

大同乐会是郑觐文先生取的名称。关于它的宗旨，他在所著的《中国音乐史》中写道：“……及今整理大小雅俗，一律公开，可以收拾者尚有四十八体，乐器尚有一百二十余种。伟大乐曲总在一千操以上，重行编制，设一大规模之乐团，征求海内音乐专家，共同负责，酌古斟今，彻底研究，造成有价值之国乐，以与世界音乐相见，安知固有文化不能复兴?……"。

对于古老乐器的挖掘、整理，该会特邀当时音乐家组成委员会。1930年7月大同乐会在给有关音乐家的邀请信中写道：“为整理国乐，阐扬固有文化起见，拟制作古今乐器九套，每套一百四十余种，陈列于南北教育机关，并分赠欧美、日本各国，藉资提倡……"

为此，该会千方百计筹得三千元(法币)和南京出土的古木。郑觐文和制作工人一起研究，并根据《大清会典图》、《皇朝礼乐图式》,仿制成各民族乐器(有些是改革乐器)一百六十四件。大鼓面大如圆桌，蒙古角长达四尺七寸余。吹、弹、拉、打，件件分类标名。这套乐器陈列于旧法租界福开森路(今名武康路)的世界学院(后改名为世界社),供中外人士参观。这些乐器的详细名称，详见全国乐器工业科技情报站的期刊《乐器》1982年第一期，由凌律写的《<大同乐会>民族乐器图片简释》一文。

大同乐会致力于传统乐器的继承和改革，作了不少有益的尝试。为了使古老的七弦琴增大音昼，改革成增幅琴，为了加强乐队中的中、低音声部，又创制了弓胡(中音拉弦乐器)、幢琴(低音拉弦乐器)、倍司管(低音管乐器)等；为了扩大乐器的音域和改善音色，在小箜篌的高音弦处的音板上设品，既可琶奏、滑奏，又能作柳琴般的弹奏；密穹总原为五品，加成八品；得约总原三根弦，增为四根弦，加宽了音域；画角原来型制是两端细长，改为扁长圆形，并在底部加一个木杯，改善音色。

上述这套乐器，可惜在解放前夕，毁失无存。好在罗松泉和我在布置陈列这套乐器时，把乐器拍下照片，但只留得一百四十三件影样。这批照片现由上海民族乐器厂收藏保管。

大同乐会为了使民族音乐进一步发展，组成了一个有三十二人的乐队，这在当时的上海可算是最大的民族乐队了。排练演出，经常而活跃。乐队的成员是职工、教师、医生等业余民族乐器爱好者，因是业余性质，人员不稳定，乐队的编制只能是相对固定。基本上分为吹、弹、拉、打四个声部。合奏时是没有指挥的，凭藉演奏习惯、默契和乐感取得演奏的协调。

乐队的编制如下：

一、吹管乐器笛子、排箫、笙(二只)、直笛(二只)、埙、笼、倍司管(二只);

二、弹拨乐器琵琶(四只)、小忽雷(二只)、大忽雷(二只)、双清(二只)、中阮(二只)、箜篌(七十二丝弦)、大瑟(五十丝弦);

三、拉弦乐器二胡(四只)、弓胡(二只)、幢琴(一只);

四、打击乐器大鼓、小鼓、海锣、小编钟、

方响、薄钹、卜鱼、缶琴、巴打拉。

大同乐会已注意到乐器配置上的科学性，各声部已经形成了有高、中、低音乐器的组合结构，并向中低音声部扩展。

因大乐队的演出需要，大同乐会改编成一首<国民大乐》,由五首古老乐曲组成，分五个乐章，作为联奏形式。每个乐章之前，新写了引子，用笛、笙、排箫吹奏，前后贯连。

《国民大乐》的五个乐章是：(一)大中华(原名《铙歌》)——表达中国地大物博；(二)神洲气象(原琵琶独奏曲《妆台秋思》)—表达祖国气象万千；(三)一统山河(原琵琶独奏曲《将军令》)——表达对祖国统一的愿望；(四)锦绣乾坤(原琵琶独奏曲《月儿高》中的一段)—表达祖国的锦绣河山；

(五)风云际会(原琵琶独奏曲《霸王卸甲》中的一段)——表达祖国人才济济。编成多乐章，并用这么多乐器的大乐队来演奏，这在三十年代是首创。它突破少数人的演奏，走向大乐队的合奏；演奏的目的，不是闲情消遗，而是走向社会。

对优秀古典乐曲的发掘整理，大同乐会也作了一些工作。《春江花月夜》就是大同乐会柳尧章根据自己演奏琵琶曲《夕阳箫鼓》的体会，吸取民间丝竹奏法，参考西洋配器技法而改编成功的。《春江花月夜》是郑觐文定的名。全曲分十段，每段按曲趣拟出较形象的小标题，一直流传至今。

另一首唐代名曲《霓裳羽衣曲》,也是柳尧章在华秋蓣的原始琵琶曲中首先发掘出来的。这首琵琶独奏曲，在李芳园琵琶谱中名为《霓裳羽衣曲》,又名《月儿高》;相传唐明皇梦游月宫，见仙女翩跹漫舞，仙乐悠扬，醒来写成此曲。这个传说只是幻想，但此曲的节奏表达的是霓裳羽衣舞的舞蹈旋律意境，衍为音乐，这便是《霓裳羽衣曲》之名的由来。此曲有气魄，旋律优美，节奏多变，是古典乐曲中的珍品，《春江花月夜》和《霓裳羽衣曲》的挖掘和改编是柳尧章的很大贡献。

《春江花月夜》和《国民大乐》中的《妆台秋思》、《将军令》,以及卫仲乐的琵琶独奏<十里埋伏》,古琴独奏曲《醉渔唱晚》等，都灌制成唱片。这些均成为大同乐会经常演出的乐曲。

郑觐文先生1935年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六十有三。

郑先生故后，大同乐会由卫仲乐担任乐务主任，本人辅之，郑玉荪(郑觐文之子)担任事务主任。大同乐会一承既往，满怀信心，进一步排练出一批用和声配器的乐曲。如沈知白创作的合奏曲《洞仙舞》、卫仲乐根据古琴曲改编的合奏曲《流水操》、秦鹏章根据古琴曲改编的合奏曲《阳关三叠》,还有移植黄自作品《山在虚无飘渺间》的二胡二重奏，《佛曲》(作者佚名，黄自和声)的二胡四重奏等。通过这些新的演奏形式，大同乐会对民族音乐的发展提高，作了有益的尝试。

1937年日寇侵华，上海沦陷，局势动荡不安，大同乐会无法开展活动，濒于解散，当时郑玉荪把大同乐会的牌子摘下携往大后方重庆，从此大同乐会便宜告结束。

回忆大同乐会，还有一桩令人难忘的事。当时上海有一部分人崇洋轻中，卑视祖国的民族音乐。可恰恰相反，有一位外国音乐家，却极为珍视和热爱中国民族音乐。此人叫阿龙·阿甫夏洛穆夫，是俄国人，后入美国籍。他怀着浓厚的兴趣到华北各地农村去采风，搜集研究民间音乐。他认为中国有着辉煌的传统音乐，他认为中国应提倡自己的民族音乐。他热情地与大同乐会合作，以中国的词曲为素材，创作了一首用钢琴和小型民族乐队演奏的乐曲《忆王孙》。钢琴由一位外国青年钢琴家担任，卫仲乐、黄贻钧、秦鹏章和我等十三人参加民族乐队演奏，由阿龙·阿甫夏洛穆夫亲自指挥，在兰心大戏院演出。演出之前，由前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梅伯器致介绍词，介绍了阿龙·阿甫夏洛穆夫和他的作品，并介绍了中国民族器乐演奏家和钢琴演奏家。《忆王孙》是一首抒情优美，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风格的优秀乐曲，演出后受到热烈欢迎。在三十年代，用民族乐器同钢琴一起演奏，意义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