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为研究主体，内容围绕40余年来的民族器乐室内乐作品以及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创作会议、评奖比赛、音乐节、音乐会和民族器乐室内乐演奏团体等，通过“百废待举：体裁欲焕新貌”“百家争鸣：研讨聚浪成潮”“百舸争流：奖赛屡传捷报”“百卉千葩：节会余音缭绕”“百花齐放：乐团初崭头角”五个方面开展论述。寄希望于透过历史资料的挖掘、梳理与再述，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脉络，为今后开展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提供客观翔实的资料储备，进而展望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发展的新路向，即真正实现其作为联系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优良媒介。
[关键词]中国民族器乐；室内乐；新潮音乐；传统与现代；寻根意识
民族器乐室内乐[1]作为中国音乐众多体裁类型之一，以其独特的音色音响、丰富的组合形式、灵活的演奏方式以及精练的音乐形态，成为近年来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备受关注与喜爱的音乐表现形式。如今，面对全球文化趋同存异的态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个体文化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面对外来文化影响与冲击的压力、如何保留与传承自身的民族文化特性？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创作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进程：一是受西方传统音乐观念与技法的影响，逐渐接受西方调性体系并尝试将其与民族音乐创作结合，开拓了民族音乐新的表现形式；二是西方先锋音乐思潮传入国内，中国音乐创作者在音乐思潮影响下，不断吸收、运用新的创作技法、观念，同时，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融汇其中，形成一种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音乐语言与表述方式。不可否认，西方音乐从风格特征、表现功能、审美观念以及创作技法等方面，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民族器乐室内乐领域的影响尤甚。
作者简介：董芳（1988—），女，博士，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讲师。
[1]“民族器乐室内乐”这一称谓结合了西方室内乐的编制概念，以中国民族乐器为主要载体，以传承民族文化与精神为宗旨，由专业作曲家创作群体为主、演奏家业余创作群体为辅，组合形式多样化，通常由两件或两件以上的民族乐器组成，是一种具有浓郁中国风格与特色的音乐体裁。
一、百废待举：体裁欲焕新貌
回顾1949年以来我国的民族音乐创作，不难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某种姿态——由专业的中国民族乐器演奏者或民族乐队指挥兼顾民乐创作，而专业作曲者的投入比例相较而言少之又少。由于初期的中国民族器乐创作缺乏规范化，形成一定的局限性，进而导致这一时期的民族器乐创作面临许多问题，即专业作曲家对中国民族乐器的熟悉程度不够；对于中国民族器乐发展潜力的认知也不足；对中国民族音乐的重视与热爱程度同样不及其他音乐体裁。因此，中国民族器乐室内乐乃至民族音乐总体呈现出萧条待兴的局面。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族音乐领域也逐渐展露出“焕新”的动势。然而处于改革初期阶段的民族音乐，其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困惑、迷茫与艰难中砥砺前行。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催发出一股新鲜的力量——“新潮音乐”，形成由中、西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以及“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音乐内涵的较量与融合，从而促成一股具有创新意义的音乐潮流。
新潮音乐的兴起与发展，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音乐发展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集体记忆：先由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四年级学生室内乐作品音乐会而“崭露头角”——一系列试图突破传统和声观念，采用新技术及新音响创作的作品涌现而出；1985年4月，谭盾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一场“谭盾民族器乐作品音乐会”成为新潮音乐的标志性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中国民族器乐创作仍处于低迷待兴的形势之下，谭盾的音乐会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姿态，为民族器乐的创作带来了根本性的突破。自此，民族器乐室内乐这一形式也逐渐开始受到关注。
二、百家争鸣：研讨聚浪成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青年作曲家群体为核心的“新潮音乐”，包含新的音乐观念、新的音乐创作技法等，并将这一探索运用到民族器乐室内乐领域，形成一种以“民族器乐室内乐”为突破阵地的发展契机。此类创作以非常规性的写作手段、组合编制、演奏技巧、音乐观念等，颠覆了大众的传统审美情趣，当时在业内外各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其反响在《中国音乐学》创刊号中被评为“一石激起千层浪”[1]，成为“新潮音乐”的发端。由此，围绕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路向等，成为业界积极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纵览40余年来座谈、研讨会议的开展情况，聚焦“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这一主题，从内容与形式上均反映出不同时代特征下的多元视角。改革开放初期，研讨内容主要围绕如何总结教学经验、如何进一步繁荣创作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如何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以及如何实现艺术民主等问题开展讨论；从音乐创作方面来看，多次会议中讨论了西方作曲技法对我国的影响、民族器乐的创作风格、标题与非标题音乐、乐器改革与乐队编制等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举办的几次会议，内容与方向开始调整变化，逐渐倾向以探索中国民族音乐的未来发展之路为核心，包括“怎样理解现代音乐的内在本质”“现代音乐中的民族性及民族风格”“创新性与继承传统的关系”，以及如何进一步推动民族器乐创作、民族管弦乐建制、乐器改革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新潮音乐”兴起，带动了以民族器乐室内乐这一体裁的创作热潮，同时也激发了音乐理论界与评论界对此类体裁的关注与讨论，此外，不同时期的座谈会内容还包括中国音乐发展战略问题、音乐批评、中外音乐史学、音乐民族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等方面。
[1]《中国音乐学》编辑部记者：《一石激起千层浪——“谭盾民族器乐作品音乐会”座谈会简述》，《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1期，第134—136页。
20世纪90年代，为探索创作的新道路，展示新音乐创作成果，通过作品乐谱、录音，以及现场演奏、音乐会等开展了系列交流活动，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研讨的主要形式之一。以“全国中青年作曲家新作品交流会”为代表性事件，自首届（1985年）举办以来，又陆续举办了多届[1]。交流会推出了大量的新人新作，与会代表围绕创作观念和表现技法的丰富性，对新音响、音源、材料的探索和运用、对民族精神与风格的追求等方面各抒己见，展开热烈的交流与讨论。其中不乏大量民族器乐作品的呈现，通过平台的展示与交流，进一步促进、提高了民族器乐的创作与演奏水平，丰富和充实了民族器乐的教学与推广，从而达成利于传播的目的，产生更加积极深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民族音乐发展的讨论与学术活动愈发集中，其中以“华乐论坛”系列为主。依托上海乐器展览会平台举办的“华乐国际论坛”，主要探讨华乐现状、未来以及民族乐器改良等问题，此外，自2012年开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的“华乐论坛”，旨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民乐创作成果、探索未来创作方向，从而促进民乐创新发展。目前，此系列活动已成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活动之一。
三、百舸争流：奖赛屡传捷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宗旨，通过音乐作品征集、评奖的形式，集中展示了不同时期民族音乐的优秀成果。在众多的音乐评奖中，“全国音乐作品评奖”系列活动，是音乐创作领域的政府奖项，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自1981年首届评奖活动举办以来，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多届，以“民乐”体裁为主题的评奖共有六届（分别是第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届），此外，还有诸如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央民族管乐学会、中央民族乐团等多个机构、乐团及音乐院校联合举办的“全国民族管弦乐展播”系列活动、“中国民族管弦乐作品征集”“中国唱片奖”评选活动、“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以及台湾地区举办的系列民族音乐评奖活动等。从各项评奖活动成果来看，不仅推出了大量由我国当代作曲家创作的优秀音乐作品，且体裁丰富，音乐风格多样，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音乐创作整体呈现繁荣发展的上升态势，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当代民族音乐作品的创作与推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挖掘新民族音乐作品而设置的创作比赛逐渐增多。以艺术院校为平台发起的比赛有：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炎黄杯”作曲比赛、“ConTempo新室内乐作曲比赛”，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中国之声”作曲比赛，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主办的“中国少数民族风格室内乐新作品比赛”等，此外，社会范围内也逐渐形成颇有影响力的民族音乐创作赛事，如纽约“长风奖”作曲比赛、“TMSK刘天华奖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比赛”等。当下，在繁荣和推动中国音乐创作，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神的大环境中，民族器乐创作比赛是一股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
[1]“全国中青年作曲家新作品交流会”历届举办时间及地点：第一届举办时间：1985年12月，地点：武汉；第二届举办时间：1998年11月，地点：武汉；第三届举办时间：2001年10月，地点：天津；第四届举办时间：2003年10月，地点：成都；第五届举办时间：2015年12月，地点：上海；第六届举办时间：2019年10月，地点：杭州。
近年来，以发现、鼓励优秀人才，繁荣中国作品创作，展示教育教学成果，提高我国以专业教学为主旨的民族器乐演奏比赛蓬勃开展。在数量、内容、规模、水平上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具有影响力的代表性赛事有：“文华艺术院校奖——民族器乐演奏比赛”“中国音乐金钟奖”以及中央电视台主办的“CCTV民族器乐电视大赛”。“文华艺术院校奖”分为多个比赛类别，其中，民族乐器演奏比赛每三年举办一次，包括民族乐器独奏、小型民族乐器组合、少数民族特色乐器独奏及组合的展演等形式。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CCTV民族器乐电视大赛”是继1989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山城杯”民族器乐大奖赛之后的又一次规模空前的电视大赛，是对近年来我国民族器乐发展状况的一次检阅，显示出我国对民乐发展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从而形成全民学习民族器乐的新热潮。
四、百卉千葩：节会余音缭绕
音乐节（会）作为风格多样、形式多重且集中展示的综合型音乐平台，吸引了业内外各界音乐工作者与音乐爱好者的兴趣。如1986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和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1]在香港举行。活动期间设置了专题演讲会、作曲家交流会、学术研讨座谈会以及音乐会等多项活动，内容涉及室内乐、民乐、管弦乐等体裁。由此之后的多届音乐节中，均设有“民族器乐室内乐”专场。
创办于1960年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是上海乃至全国音乐舞蹈艺术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之一。音乐节于每年4月开幕，开展为期三周左右的系列音乐展演活动。在近年来举办的历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中国民族器乐逐渐成为舞台上演的热门形式，如2011年第2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专门举办了一场“上海音乐学院民乐新人•新作音乐会”；2012年举办“春天的律动Ⅰ——2012上海之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新人新作专场音乐会”，2013年举办“春天的律动Ⅱ——2013上海之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重奏合奏专场音乐会”；2015年举办“春天的律动Ⅲ——2015上海之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重奏合奏专场音乐会”；
2016年举办“春天的律动Ⅳ——2016上海之春•上海音乐学院民乐协奏曲专场音乐会”等[2]，以此大力推动民族器乐创作与交流水平，努力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外，近年来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音乐节还包括“北京现代音乐节”“中国—东盟(南宁)音乐周”等，活动内容丰富多样，精彩纷呈。
2003年，四川音乐学院主办了“2003中国成都国际现代音乐节”[3]，其以11场音乐会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内容，包括“上海音乐学院新室内乐团专场音乐会”，其中演出了贾达群的《蜀韵》、朱践耳的《玉》等民族器乐室内乐作品；“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作品音乐会”，其中演出的作品包括高为杰的《韶II》、刘青的《煞尾》等。
在香港“2003华人作曲家音乐节”[4]活动中，设有四场音乐会，其中就包括由阎惠昌指挥香港中乐团演奏的“华人作曲家民族器乐作品音乐会”、由香港“龢鸣乐坊”室内乐六人小组演奏的“华人作曲家民族室内乐作品音乐会”，以及由叶聪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奏的“华人作曲家管弦乐作品音乐会”等。
[1]李焕之：《开拓音乐思维的新境界——从香港“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谈起》，《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4期，第43—46页。
[2]内容来源：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官方网站http://www.ssimf.org/。
[3]钱仁平:《记2003中国成都国际现代音乐节》，《音乐爱好者》，2003年第12期，第28—33页。
[4]于庆新:《展示华人创作成果探讨新世纪创作理念——香港“2003华人作曲家音乐节”述评》，《人民音乐》，2004年第1期，第24—27页。
在2010年“第三届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中，专门上演了一场“上音作曲家民乐新作首演专场音乐会”，演出的八部作品均为委约创作，包括徐坚强的民乐九重奏《ZHI》、朱世瑞为古筝和二胡创作的重奏《水想II》等。
聚焦40余年来的民族器乐室内乐音乐会，从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四年级学生室内乐作品中展露出试图突破传统和声观念、采用新技术及音响创作的作品；到1985年“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谭盾民族器乐作品音乐会，成为20世纪80年代“新潮音乐”兴起的里程碑事件；再到1981年至1988年间，建立在中国音乐学院平台之上，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音乐学院联合举办的以挖掘传统音乐为内容的大型系列学术性音乐会——“华夏之声”[1]陆续举办。每届音乐会采取不同主题，如第一届“中国古典诗词歌曲音乐会”（1982年）、第二届“古谱寻声音乐会”（1983年）、第三届“福建南音音乐会”（1985年）、第四届“且比亚特木卡姆专场音乐会”（1986年）、第五届“西安鼓乐音乐会”（1987年）、第六届“辽宁民间鼓吹乐音乐会”（1988年）等，体现出浓厚的“寻根”思潮，为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音乐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和新音乐的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李西安教授曾提出我国民乐“张力场结构”[2]，起初即是通过“华夏之声”系列音乐会与谭盾民族器乐作品音乐会形成“传统”与“现代”“两极”的相互作用为出发点。如今，多元发展的民族器乐室内乐也是在国乐张力场作用下形成的繁荣景象。
五、百花齐放：乐团初崭头角
如今，中国民族器乐室内乐的创作、演出以蓬勃发展的趋势形成一股“民乐热潮”，其中不乏层出不穷的民族器乐室内乐团体，如“华夏室内乐团”、“华韵九芳”女子民乐团[3]、中国传统器乐四重奏组合“卿梅静月”[4]、纽约“长风中乐团”、“紫禁城室内乐团”等。它们的出现是一股强劲的力量，汇聚成加快中国民族器乐室内乐发展的前进动力。
华夏室内乐团搭建在中国音乐学院的平台之上，于1996年初成立，李西安教授担任艺术总监、张维良教授担任团长。乐团的艺术理想是保存和传播中国传统音乐与民间音乐，用古老的民族乐器演奏现代作品，探索演奏技法和观念上的突破，推动中国音乐创作的发展。自成立以来，华夏室内乐团就活跃在国内外乐界，受到艺术界和媒体的热切持续关注，此外，还有一些由演奏家自发组成的民乐演奏团体，如与“华夏室内乐团”同年创立的“华韵九芳”及中国传统器乐四重奏组合“卿梅静月”等，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紫禁城室内乐团”是具有极高活跃度，在当今世界音乐舞台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民族器乐室内乐团之一。乐团成员由中国音乐学院多名民族器乐演奏家组成，创立于2008年。建团以来，紫禁城室内乐团作为文化部对外交流的高端艺术团体，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的重大音乐活动，多次到访世界各地，且应邀参加各地音乐艺术节等。
[1]王洪涛：《20世纪80年代“华夏之声”系列音乐会的历史思考》，《中国音乐》，2009年第1期，第162—166页。
[2]李西安：《文化转型与国乐的张力场结构》，《中国音乐学》，1994年第4期，第44—50页。
[3]“华韵九芳”女子民乐团由演奏家宋飞（二胡）、姜克美（板胡）、吴玉霞（琵琶）、林玲（古筝）、魏育茹（阮）、曾昭斌（笛）、李玲玲（扬琴）、高华（唢呐）、黄桂芳（三弦）等组成。
[4]中国传统器乐四重奏组合“卿梅静月”由古筝演奏家范玮卿、琵琶演奏家杨静、二胡演奏家于红梅、扬琴演奏家刘月宁组成。
在海外的民族音乐演奏团体中，以纽约“长风中乐团”（MusicFromChina）最为著名。乐团于1984年由郑小慧女士创建，曾获得美国室内乐协会和美国作家、作曲家、出版家协会的“探索节目”特别奖，以表彰乐团推出独特的东西方音乐风格结合的作品，以及不断委约、鼓励作曲家进行创作。1991年10月27日，“长风中乐团”在纽约墨尔金音乐厅举行“中国现代新作品音乐会”[1]，后举办了多届“长风奖”作曲比赛及获奖作品世界首演音乐会，目的在于鼓励与推广中国民族器乐新音乐的创作。
除上文提到的民族器乐室内乐团体外，还有许多地方性与学院类院团，它们包括：北京民族乐团、广东民族乐团、中国少年民族乐团、香港中乐团、澳门中乐团、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浙江音乐学院民族室内乐团、星海音乐学院岭南民族室内乐团等；此外还有大量为弘扬中国民乐活跃在世界音乐舞台的团体，如金豈组合、新加坡“鼎艺团”、深圳朔风民族室内乐团以及活跃在流行音乐市场的“女子十二乐坊”等。整体而言，一方面，这是传播我国优秀民族音乐创作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下民族音乐发展大潮中，民族器乐室内乐的创作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结语
20世纪以来，伴随社会文明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世界进入到飞速发展的快速轨道之中,音乐领域也掀起了一次次变革的浪潮，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的音乐创作，受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同的音乐类型及风格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而生。聚焦此时的中国音乐发展，尤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族音乐来看，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的影响，新潮的艺术观念、多样的创作风格、纷繁的艺术成果层出不穷。新音乐观念的冲击必然带来创作技法、表现功能以及审美特征等一系列的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民族器乐室内乐创作中可窥见一斑。
回眸中国民族器乐室内乐4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端的“新潮音乐”，促成了以“民族器乐室内乐”为主要体裁的创作热潮；历经20世纪90年代“落潮”后的平稳发展，进入21世纪后，民族器乐室内乐逐渐成为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中坚力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与赞誉。归纳其优势如下:
（一）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具备灵活的组合形式。我国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并未同西方室内乐一样，形成某种固定编制[2]，而是根据音乐表达的实际需求进行民族乐器的随机组合，这种方式既具有传统性——保留民族乐器自身的特色，充分发挥每件乐器的独立性；也具备创新性——在乐器选择与组合方面，有着更为多样的可塑性，创作模式更为自由，为发挥音乐想象力拓宽了空间。
（二）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具备独特的音响样式。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创作吸收并运用了西方先进的创作技法及观念，同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融会其中，形成一种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着的独特音乐语言与表述方式，既保留了浓郁的中国民族音乐的“风格”，又能够结合西方现代作曲手法，以此为出发点，探索与追求新音色与音响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创作的主要方向，也是区别于其他音乐体裁的特色之一。
（三）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具备广泛的题材内容。观察40余年来的中国民族器乐室内乐创作，既有表现诗词歌赋、民间曲调、戏曲戏剧以及社会民俗等中国传统题材的作品，也包括对人本、社会等关注当今文化现象的音乐内容。平衡了“传统与现代”“古与今”“东方与西方”等关系的碰撞交融局面，彰显其在内容塑造与表达方面的无限潜力。
[1]周勤如：《在纽约访长风中乐团》，《人民音乐》，1995年第9期，第39—41页。
[2]关于民族室内乐的“固定编制”问题，在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历史中曾形成某些民族器乐的固定搭配形式。如胡登跳先生创立的“丝弦五重奏”（起初由二胡、扬琴、琵琶、月琴、三弦五件民族乐器组成）及目前常见的弓弦与弹拨乐器的组合、笛箫与胡琴乐器的组合等。
此外，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创作具备突出的“寻根”意识。20世纪80年代后，整个文化领域掀起了一阵“寻根”热潮，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涌入中国，人们开始有意识地探索与反思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价值观。在秉持学习西方文化优质经验的同时，将更多的投入与热情表现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与探索更多属于我们自身的母体文化特质，实现了由“文化自觉”向“文化自信”的过渡，音乐创作逐渐从盲目模仿转变为挖掘创造，根本目的在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即是秉持着“寻根”理念的重要载体，透过大量的音乐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呈现出浓郁的中华民族特色，进而形成这一体裁整体的创作方向与特质。
如今，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发展态势多元并蓄，在面对当前全球化文化思潮的影响与作用之下，其发展也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在世界多元文化趋势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也随之转型，成为一种兼具适应性、灵活性、变通性为一体的音乐载体，是推广与传播中国特色音乐风格的优良媒介。我们正处在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室内乐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之中，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亦有更加灿烂的发展前景，需要我们用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结成功的经验与规律，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良基因，以智慧的思想与包容的胸怀，共同塑造中国民族器乐室内乐在当下及未来的稳步发展，真正实现其作为联系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纽带”，同时，也真正成为架构通往世界文化之门的坚固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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