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棒在空中划下有力的弧线,澎湃的乐符在音乐厅的穹顶下翻涌回荡。掌声如潮涌起,观众席中一位眼含热泪的长者久久凝坐,不舍离去。一场秋雨洗去了夏日的黏腻,空气里满是沁人的清爽。由北京民族乐团演绎的《胜利之光》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北京艺术中心圆满落幕,那震撼人心的乐声犹在耳畔萦绕,留给人们又一个难忘的夜晚。
2025年8月23日,北京民族乐团《胜利之光》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
音乐色彩铺陈历史画卷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胜利之光》以恢宏的民族管弦乐语言,讴歌着中国人民在烽火中淬炼的奋进精神。当宏大的历史主题遇上民族器乐的斑斓音色,如何让弓弦与丝竹承载起时代的厚重,传递出穿透时空的力量?回溯创作之初,青年作曲家刘畅接下了这支沉甸甸的接力棒,他以五个精心打磨的乐章——《悬刃之境》的危局千钧、《故园长明》的乡愁灼灼、《星火同天》的微光汇聚、《月照丰碑》的静穆崇高、《胜利之光》的万丈豪情,生动再现了中华民族从危亡到崛起的壮烈史诗。
“开篇便以弦乐在高音区游走,织就阴郁的氛围。这个乐章的情绪铺排是一场极缓的渗透,逐渐弥漫、扩张。”刘畅介绍。第一乐章名为《悬刃之境》,演绎利刃悬于头顶的危机之境。随着音乐场景逐步推进,琵琶、古筝、二胡三种乐器次第汇入。“我尝试以这三种乐器的对奏勾勒三个鲜活的身影,他们可能是硝烟中并肩的战友,又或许是被烽火隔开的亲人。”琵琶的婉转细腻、古筝的开阔雄浑、二胡的幽微绵密——刘畅翻开历史厚重的册页,将残酷战争里潜藏的人性,那被硝烟遮蔽的柔软,在旋律与光影中渐次显影。“《故园长明》中乐器的表达更加拟人化。”在艰辛的抗战中,人民对故土的爱是深沉而纯粹的,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对故乡的无尽思念和对重回安宁的期盼。“第二乐章中还有两大段九拍子的片段,以圆舞曲一样的节奏进行调配,作为大抒情间隙的喘息,就像是战争的残酷现实里一个短暂、美好的梦境。”
北京民族乐团首席指挥张鸣将这部作品的层次感拿捏得游刃有余,或如蜻蜓点水,或如战马长嘶。当第二乐章里的那份温情在空气中慢慢沉淀,急促的鼓点骤然响起,指挥棒在空中划出顿挫分明的节奏,将压抑的紧张感铺满音乐厅的每个角落。
硝烟的异味仿佛顺着旋律漫开,弹雨的密集感藏在急促的弓弦里。在作曲家刘畅笔下,炮火连天的场景在乐声中再现,但他并未止步于这样的呈现。“在第三乐章的最后六分钟,我安排了一个唢呐和乐队的协奏。”乐池中嘹亮的唢呐声聚焦了观众的目光,“就像一名战士在废墟里挺直脊梁,肩上的枪杆斜指天空,他抱着‘此去便是归处’的赴死信念,投入战火、奔向黎明。”
第三乐章《星火同天》中的唢呐协奏
经典和先锋碰撞出创新可能
刘畅在《胜利之光》的创作中,还注入了几分以往鲜见的巧思,第二乐章里的大提琴独奏便是一处亮点。“在民族管弦乐的编制里,大提琴通常是负责低音或者群奏的配角,很少会有作曲家在民族管弦乐中专门为大提琴写一段独奏,这是一次打破常规的尝试,用国际化的语言进行诠释,也贴合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
“大提琴是最接近人声的乐器,这段独奏是非常有叙事性和画面感的。”刘畅说。温暖的琴音裹着深沉的情感,如月光漫过战壕,抚慰疮痍,悄然触碰听众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作品的另一处新意,是在《月照丰碑》篇章中加入了演奏员的合唱。“第四篇章借助半音阶的递进营造出‘轮回’的意境,以此寄托对亡灵的深切告慰。在这个篇章的后半部分,我谱写了一段人声合唱。出于对创作的深层考量,我认为在演绎这种哀伤、肃穆的情形时,再精妙的乐器都无法与人声媲美。”
刘畅特别邀请好友、军旅词作家陈道斌为这段合唱填词。“曲谱和歌词都有了之后,我琢磨着要不要专门加入合唱队,但这一段的分量其实不需要整个合唱队来支撑。我想到,不如就让乐队演奏员来唱。一部分声部继续伴奏,其他演奏员则放下乐器,用歌声来延续旋律。”这样的形式在交响音乐会上尤为少见,最终呈现的动人效果甚至超出了刘畅的预期。“我们排练时,有些演奏员唱着唱着就流下了眼泪,歌声是最贴近心灵的表达方式。”曲终,弦乐引出一个淡淡的滑奏飘到高音区,就像是亡魂归去,留下绵长的思念。
在整部作品中,刘畅融入了不少经典歌曲素材——《我的祖国》《国际歌》《歌唱祖国》《东方红》等旋律,皆是老百姓耳畔熟稔的声音,一听便能勾起心底的记忆。同时,作品中贯穿的四度动机,既带着他个人的作曲偏好,也暗藏杜鸣心先生创作风格的印记。“选用这些歌曲元素,是向经典的一种致敬,但我并不想做成名曲大联唱的形式。”刘畅坦言,“我希望在这些熟悉的旋律中,带给观众一些听觉上的惊喜。”
第五乐章名为《胜利之光》,管乐率先奏响,雄浑开阔的音色带着几分《红旗颂》式的壮阔,如一面旗帜迎风飘扬。紧接着,大三和弦缓缓铺开,铿锵的质感里透出国歌般的昂扬气势,似洪流奔涌而来。短暂的引子过后,旋律转入大调抒情,温润的音符如晨光漫过大地,带着历经风雨后的舒展与明亮。随后,音乐的力度慢慢回落,像是一场酣战后的深呼吸,为最后的战斗攒劲蓄力。尾声骤然扬起奔向胜利的进行曲式,鼓点如坚定的步伐踏响大地,铜管与弦乐交织出一往无前的冲劲,在音乐情绪的顶点响起《东方红》,那熟悉的曲调像一轮朝阳冲破云层,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回响,又满溢着对未来的光明憧憬。
“在局部结构上,音乐色彩都是有对比、有变化的。我对一些主题进行了变奏和融合,比如《歌唱祖国》的旋律,若我不说,观众未必能发现它的影子。这部作品中很多主题都是这样处理的——不是一上来就平铺直叙,而是慢慢地浮现,就像在旧相识的脸上读到新的故事。”刘畅说。
民族管弦乐的大会师
上世纪20年代,创建于上海的大同乐会开启了中国民族音乐管弦化的探索之路,他们继承和改良了传统乐器,组成了一个有32人编制的民族乐队,分为吹、弹、拉、打四组,并以这一新型乐队为载体,改编和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一百年后,中国民族管弦乐蓬勃发展,《胜利之光》正是由珠海民族管弦乐团联合13家职业民族乐团共同委约创作的。这种跨地域、大规模的联合委约模式在民族音乐界尚属首次。14家民族乐团的紧密联合,恰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持续14年的历程遥相呼应。
“这既是一次深度交流,更是民族管弦乐集体凝聚力的提升。”近日在不同城市奔波排练的刘畅感受到:“各个地方乐团的演绎有不同特色,就像是点点星火,终成燎原之势。”
据透露,14家乐团计划在各地首演后,齐聚北京进行联合演出。民族管弦乐的独特魅力,正是音符之间恰到好处的衔接与流转。风格各异的地方乐团在紧密的联结中互通所长、互补所短,碰撞火花,最终凝聚成共同精进的蓬勃合力。
“前进!前进!前进!”我们满怀期待,静候这场胜利会师的到来。
摄:龚雪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