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委约著名作曲家唐建平作曲、作家葛逊作词的民族管弦乐《江河湖海颂》，自诞生以来已在多地成功上演。著名指挥家彭家鹏带领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将这首当代鸿篇巨制的璀璨光彩展现得淋漓尽致。作品产生了广泛影响，曾获选文化和旅游部2022—2023年度“时代交响”创作扶持计划重点扶持作品，先后两次参加中宣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国音协“时代交响”全国优秀乐团邀请展演等。

《江河湖海颂》以江苏省江河湖海汇聚的地理特质为灵感源泉，通过富于创造性的民乐交响语言，从对区域的抒写上升为更广泛的文化象征，赞颂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伟大历史与充满蓬勃生机的时代精神。作品以八个乐章的宏大结构与多元艺术形式，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实现了双重突破。

作品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其思想性。全作完成了从自然意象到文明史诗的精神升华。《江河湖海颂》的主题体现了对“水”这一中国文化重要的核心意象的哲学化阐释。然而，作品并未停留在对自然景观的表层描绘，而是将水文地理转化为承载民族记忆与时代精神的文化符号。作曲家以江苏境内长江、运河、太湖、黄海等水域为叙事载体，构建了“地理意象—历史文脉—精神图腾”的三层思想结构，使音乐成为解码民族文化的重要听觉密钥。

在意象层面，作品精准捕捉不同水域的个性特质并赋予象征意义。比如，第一乐章《大江东去》以五个中国大鼓与群体唢呐的雄浑组合，再现长江“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其主题素材汲取自古曲《夕阳箫鼓》与江苏民歌《好一朵茉莉花》，通过交响化处理，将地域音乐元素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听觉象征。这种对传统音乐素材的创造性转化，既保留了文化基因的核心特质，又赋予其当代审美表达的新形态。第三乐章《长河如歌》则以运河为对象，笛子与笙的清亮音色勾勒出“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的历史图景，中段戏剧化的音响突变暗含对运河承载的家国情怀与沧桑巨变的深沉感慨，使听众在声浪起伏中感受自然伟力与人文积淀的交融。

再如在第七乐章《海阔天极》中，音乐汇总前序乐章的主题素材，在交响化展开中完成了历史叙事的收束与升华，体现出“以水为脉”梳理文明演进的宏大视野。这种将历史纵深融入音乐结构的处理方式，使作品超越了单纯的风景描绘，而实现了历史文脉的追溯。

在精神图腾的建构上，作品实现了对时代命题的艺术回应。通过“水”的流动性与包容性特质，作品隐喻性地表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题。第八乐章《扬帆远航》以气势恢宏的合唱与乐队齐奏，将音乐推向情感高潮，既象征江苏“开放再出发”的战略抉择，也寄托着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胸怀与气魄。这种将地方叙事与国家战略、民族精神与人类理想相联结的创作思维，是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在主题表达上的典型体现。

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江河湖海颂》集中体现为对民族管弦乐表现力边界的拓展与突破。在结构布局、音色处理、表演形式等方面实现了民族器乐与现代作曲技法的有机融合，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响音乐语言。

作品结构的精密设计彰显作曲家的匠心独运。作品为八个乐章加尾声的大型套曲，各乐章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春暖江花》以昆曲吟诵“日出江花红胜火”与丝竹声部的温婉音色，形成对《大江东去》豪放风格的戏剧性对比；《云水流波》作为多声筝协奏曲，以江南民歌《小九连环》的变体旋律，与《长河如歌》的历史厚重感形成情绪互补。这种“起承转合”的结构逻辑借鉴了西方交响乐的套曲原则，又融入中国传统音乐的“渐变”思维，使庞大结构既具严谨性又不失灵动性，实现了中西音乐结构思维的创造性融合。

音色创新也是作品重要的艺术探索。作曲家充分发挥传统乐器的表现力。第四乐章中采用的多声筝是对传统古筝的技术革新，其扩展的音域与丰富的音色变化，在炫技性的音乐展开中展现民间音乐素材的现代生命力，赋予古老乐器以当代艺术表达的可能性。打击乐组近百件乐器的庞大配置（包括中国大鼓、编钟、木鱼等）创造出层次丰富的节奏织体，既保留民族韵味又具备交响化的音响张力。

多元艺术形式的跨界融合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第二乐章《春暖江花》将昆曲吟诵与乐队演奏相结合，昆曲的声腔与丝竹乐器的音色水乳交融，使“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意获得立体呈现。这种将传统戏曲元素植入民族管弦乐的尝试，通过音色融合与情感共鸣实现了戏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打破了艺术形式间的壁垒，形成“听觉—视觉—情感”的多维审美体验。

从江南丝竹的婉约到交响套曲的恢宏，《江河湖海颂》以水为媒，在流动的乐声中实践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它在素材运用上实现传统音乐元素的当代重构，在表现形式上完成民族艺术语汇的跨界融合，在价值表达上达成文化精神的时代诠释。

《江河湖海颂》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艺术上的精湛造诣，更在于它为民族管弦乐的当代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只有扎根民族文化土壤，拥抱时代精神，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