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艺术管理的视角出发，发现民族器乐在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传承困难及创新发展问题，并通过分析民族器乐在文化传播、教育及市场推广方面的不足，以艺术管理的知识与实践策略，推动民族器乐发展的改革与传播，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传承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艺术管理民族器乐传承创新市场推广
民族器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与历史积淀。从《诗经》中“钟鼓乐之”的礼乐教化，到敦煌壁画中惊为天人的生动描绘，民族器乐始终是中华文化向世界传递的重要媒介。习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加大对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力度，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国际影响力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民族器乐面临着曲目创新不足、推广局限、市场价值未得到充分挖掘等问题。如何让民族器乐在时代的浪潮下，弦歌不辍，让民族音乐“活”起来，依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命题。
艺术管理作为艺术与公众之间的桥梁，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协调艺术与传播路径，从而最大化完成艺术目标，这也为民族器乐的转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平台。从传播角度上看，艺术管理可以通过品牌推广、市场化运营等方式，将民族器乐以新的形象传播给大众，例如由作曲家姜莹创作的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以民族器乐为主体，在音乐舞台演绎中完整讲述东方故事。2018年成功在英国伦敦的沙德勒威尔士大剧院（Sadler’swellstheatre）进行海外首演，在“一带一路”五周年的背景下，促进了中英友好关系融合，也证明了艺术管理在创新内容形式与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从政策角度上看，就像何买拉苏提出的“设立文化交流专项资金”“优化国际演出审批流程”等建议，也为民族器乐的新生提供了很好的制度保障。
因此，民族器乐的传承创新离不开合理的、体系化的市场化推广，而如何通过不同的策略形式来实现传统艺术的现代化转型，正是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民族器乐传承创新困境及艺术管理的可行性
想要使民族器乐“活”起来，我们必须要了解当下其所存在的问题，才能找到艺术管理介入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一）文化认知偏差与传播路径局限
中国传统器乐早先主要融合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及当时的礼乐文化、风俗习惯形成地方性乐种形式，在戏曲、曲艺中多有运用。后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并融合了西方音乐的结构形式，形成了现今的民族器乐。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与西方编制对应的“民族管弦乐队”形式也随之产生，解决了民族器乐此前无体系化的现代建构问题。但在此过程中，由于西方乐器的广泛传播，中国民众的艺术审美也发生了转变，甚至有些人对西方文化产生了盲目追崇思想，例如将钢琴、小提琴等乐器视为高雅的象征，一些社会艺术培训机构也选择只开设钢琴等西方乐器课程。反观民族器乐课程，除个别乐器还小有市场，其余已经渐渐淡出主流。这种现状也促使大众更向西方音乐倾斜，传统的民族器乐慢慢从大众普及性转变成了“遗产化”，以表演者为主体的“即兴化”“感性化”演奏也转变成以作曲家曲目文本为核心的演奏形式，甚至很多乐器也改变了原有民族乐器形式，比如将拉弦乐器的丝弦改为金属弦来模仿西方乐器的音响效果。这些所谓的创新性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众的喜爱，却在过程中丧失了传统乐器自己的本来韵味。此类种种，均是民族器乐的传承发展受到文化认知的局限及传播的路径单一、形式单一的影响，这就迫使音乐传播者思考突破的有效方法。
从传播层面上看，当下的年轻群体是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对流行的媒体传播手段十分关注，民族器乐则可以通过品牌宣传、新媒体传播的路径来对其提高曝光度，通过对传统民族音乐的重新包装，来吸引年轻受众，比如短视频推广、视频直播等。以当下在bilibili网站火出圈的“自得琴社”为例，视频中的演奏者身着唐宋服饰，以古画场景来演奏民族乐器，从视觉上便传递了“国风”的文化积淀，这种将历史文化与影视化创作相结合的音乐视频形式，以千万播放量成功“破圈”，在海外被称作“会动的古画”。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器乐的推广，单从专业领域层面传播未免太“小众化”，要想被大众市场所欢迎，通过新媒体手段，以品牌推广路径重塑内容，从独奏或传统合奏形式转向“视听结合+文化融合”，从曲高和寡转向“流行IP形式+跨界破圈”，这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社会的有效方法。
（二）教育体系功利化
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需要通过教育来一代代延续下去，可反观民族器乐传承的今天，本应以陶冶情操、文化传承为核心理念的器乐教育却沦为应试或是与他人进行攀比的工具。多数家长强硬地要求孩子进行器乐学习并进行音乐考级，目的是为了可以增加与他人竞争的砝码。甚至为了走捷径，通过短暂的器乐学习就想进入高等院校“捞”一个文凭出来。这种畸形的学习，不仅无益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也弱化了民族器乐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也正因这种功利化的目的，教学者在教学过程中也无法全身心地对学生进行专业的指导，只强调考试技巧，忽视了艺术素养的传承。
因此，推动教育模式的改革是必然的。打开民族器乐发展新格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需要完善民族器乐人才培养体系，例如在高校的学科建设中，通过增设选修课来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文化素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设立的“非遗传承人工作坊”就是一个旨在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重要平台。通过邀请民间非遗传承人驻校授课、开展实践教学与研究，来实现民族器乐保护传承的目标。在多元维度下，既对传统音乐的文化知识进行系统化学习，同时又可以更直观地与传承者互动交流，在学习与沟通中提升审美素养与艺术鉴赏力，形成“专业教育+民间传承”并重的新教育形式。
（三）作品创作的疲软性
传统民族器乐作品在音乐的长河中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比如大众提及二胡会自然地想到阿炳演奏《二泉映月》的场景；提及古琴，伯牙子期遇知音的故事也是广为流传。这些经典作品影响之久，传承之深，影响着国人的审美价值与精神内涵。但民族器乐的发展不能始终依靠这些经典作品而存活，随着大众审美的提升与国际化文化交流的深入，更需要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来证明民族乐器的生命力。当前，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之路并不平坦，艺术创作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其作品也无法与传统音乐作品一样倍受追捧，让大众所了解。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下作曲者的创作环境、创作思维模式的转变有关。作曲家们更关注作品的结构形式、技巧展示等，却忽视了大众可以耳熟能详的旋律，共情感也略有偏差。这种技巧与情感的不平衡性，促使着新作品创作转型。那么如何通过市场推动转型的有效性呢？从艺术管理层面上看，设立专项创新基金，举办相关赛事，对民族器乐作品传承创作是有效的。2013年成立的国家艺术基金，旨在繁荣艺术创作、打造和推广精品力作、培养艺术人才、推进国家艺术事业健康发展。其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通过资助优秀的青年作曲家，推动新的艺术作品创作；以“百川奖”为代表的全国作曲比赛，鼓励青年作曲家在中西乐器融合方面，创作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这些举措，都给原本沉闷不变的作曲市场带来新的生机，激发了艺术作品创作新活力。
二、艺术管理在民族器乐传承发展中的实践探索
（一）推动文化IP的开发
文化IP是指具有高辨识度、自带流量、强变现穿透能力、长变现周期的文化符号。自2011年，腾讯公司在其娱乐产业布局中提出了文化领域中IP的概念以后，IP现象成为热门话题。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将IP培育与数字文化产业结合，明确了IP在资源整合、品牌打造中的作用。这一政策的发布，也促使许多文化产业的创新与改革。民族器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化IP的开发上，当前多在品牌化推广以及跨界融合两个方面进行。例如当下正火热的“印象”演出系列，该项目是由张艺谋、王潮歌等导演团队打造的实景演出，以自然山水或者人文景观为背景，融合舞台、灯光、音响、舞蹈等多维度效果，打造当地文化特色，向观众输出当地特色民俗文化与风土人情，得到了大众的欢迎。民族器乐在此过程中，不仅是音乐的传播载体，更是民族传承的文化符号。《印象·刘三姐》中壮族的马骨胡、侗族的芦笙与流水、竹筏声交织在一起，凸显漓江流域的清丽；《印象·西湖》中，古筝与箫的清幽协和，配合湖面雾气与灯光效果，营造空灵意境；《印象·丽江》中，纳西古乐的庄重音调，配合东巴经文的吟诵，再现茶马古道的沧桑历史。民族器乐通过艺术性的表达方式，引发了当地民众的认同感与共情感，激发了外地游客对当地文化的好奇与憧憬。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同步提升了民族器乐的经济价值，树立了品牌化符号。
与影视、游戏、时尚等娱乐方向产业的合作，也是民族器乐推广的有效路径。例如2024年爆火的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里，运用唢呐的穿透力来衬托孙悟空桀骜不驯的性格；以古筝和笛子来描绘寂静的环境（寺庙、山水等），也体现了“东方美学”的神秘感；以琵琶的扫弦和二胡的滑音来描绘激烈的战斗场景等等。原创团队也指出，他们的核心目标就是“用现代音乐语言重新诠释东方神话”。此类方式改变了游戏传统电子化配乐形式，通过民族器乐的运用推动传统音乐以“破圈”之势，再度受到大众喜爱。
（二）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体验
音乐艺术的发展一直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主任李小兵提出，数字化技术会改变未来音乐、改变未来艺术，未来艺术反过来也会改变科技，当人的情感控制这些新技术，那么人的喜怒哀乐、聪明才智，依然主宰着这个世界。民族器乐悠久的历史不应因时代的发展所淹没，那我们是否应当运用当下新兴的技术与理念来去促使民族器乐的“再生”呢？答案是肯定的。2021年河南卫视春晚推出的舞蹈节目《唐宫夜宴》，创作灵感源自河南博物院馆藏的唐三彩女俑，尤其是“唐宫乐舞俑”。通过丰富的舞蹈肢体动作，以及手势（如弹拨、吹奏、击打）和队形变换，表现琵琶、箜篌、笛子、羯鼓等唐代乐器的演奏场景，展现宫女赴宴途中的趣事，打破了传统宫廷舞的严肃感。在演绎过程中，原创团队利用增强现实（AR）技术，如“抠像+三维建模”实现舞者在古画、文物场景中穿梭的场景，将舞台与虚拟场景无缝衔接。同时加入三维特效与虚拟拍摄，利用计算机生成的环境扩展了舞台演绎空间。此方式的出现，突破了传统舞台演绎形式，开创了“传统文化+科技运用”的新篇章，也为民族器乐乃至民族文化的传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三）国际传播的发展策略
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支持民族音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交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此类文件的颁布无疑为民族器乐的国际传播坚定了信心，也提供了政策性保障。
作为能展示中国审美观与价值观的音乐形式，民族器乐“走出去”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通过这一“无国界语言”，传递着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有助于在国际上建立立体、全面的大国形象。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所创立的“丝绸之路乐团”便是跨文化音乐合作的典型案例。其乐团成员来自丝绸之路及其沿线国家（中国、伊朗、印度、蒙古等），通过融合东西方传统乐器与音乐风格，对作品进行现代化创作，成功将民族器乐推向民族舞台。在此过程中，音乐家们同时对中西方传统乐器进行复原与改良，例如通过研究唐代壁画与文献，复原了17簧传统笙的演奏技法；为适应现代音乐场景，将中国琵琶增加品柱以适应十二平均律；印度塔布拉鼓加装拾音器，便于与电子音乐融合等。乐团的成立弱化了不同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强调了“丝绸之路”融合发展的社会价值，并在全球进行演出，形成了“乐器改革—曲目创作—全球巡演”的文化传播途径。最终以专辑《SingMeHome》获得第59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贡献了多元文化声音，促进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三、结论与展望
民族器乐的传承创新是文化层面的必然之举，也是艺术管理领域的重要实践内容。本文通过分析民族器乐的发展困境，找到了艺术管理介入的必要性存在，同时探讨了具体的实践探索模式，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融合的有效路径。然而，当前的传播发展仍有不足之处，如国际传播中文化宣传不足，缺乏持续性的扶持机制；只有个别案例得到有效传播，大部分的传播受资金、环境等多方面影响，未能达到所设目标等。这也使得这些优秀的成果“孤掌难鸣”，无法更好地将民族器乐推广宣传。
因此，民族器乐的未来发展离不开几个方面：在技术层面上，可以深度引入数字化内容，例如构建虚拟舞台、虚拟音乐厅，通过VR/AR技术手段使观众沉浸式聆听音乐，未来可扩展为常态化虚拟演出模式；从学术层面上，设立专项基金持续推动民族器乐作品的创新，加强民族音乐的研究，将学术成果转化成可实践的具体方式；从国际传播层面上，可以建立民族器乐国际化演出的标准化流程，打造中国器乐专属文化品牌活动；从教育层面上，构建不同年龄段的传承框架，扩大传承的覆盖面；从经济层面上，融合文旅项目，打造旅游中普及传统文化概念，如苏州园林中评弹的演出，开发乐器制作工坊体验项目、民乐主题民俗等等，形成艺术与经济结合的良好态势。
结语
基于艺术管理的民族器乐传承创新，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的碰撞，是中华文化与全球化文化的对话。通过对市场推广的路径分析，可以更好地实现民族器乐从闭门造车到开放包容的积极态势。未来，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将促使着民族器乐乃至民族文化传播的新的可能性的产生，让中国音乐成为最具特色与标志性的“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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