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近年来，以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导，广大音乐工作者践行当代文艺工作者使命，以服务人民群众、弘扬核心价值为追求，展现新时代风貌与气象的佳作竞相绽放。

10月15日晚，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主办的“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大型民族管弦乐主题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隆重上演。音乐会集中展示了2025年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族管弦乐获奖作品《光明》《永远的山丹丹》《大运河》《风雅颂之交响》，由著名指挥家、苏州民族管弦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彭家鹏执棒，特邀女高音歌唱家张宁佳、陕北说书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高永原，联袂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中央音乐学院合唱团、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米脂吹打乐团倾情演绎。鸣响的是对时代的致敬与讴歌，跳动的是新时代民族管弦乐的发展脉象。

一、传·民族之精神

从孕生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的话语背景看，书写宏大叙事与组建大型乐队是相伴相生的。肩负这一天然使命，作曲家们在几十年间创作了大批以“中国”为轴心的佳作。它们或是走入各方水土，深描地方风韵；或是沉潜历史纵深，展现民族筋骨；或是捕捉当代脉动，成为映照时代的立体镜鉴。其丰富的音韵格律、繁复的技术技巧、多样的音乐形态，拓宽了中国民乐的表现力，承载着璀璨的中华文明以及文道脉传的生命性，构筑地域性、传统性、时代性、精神性的创演内核。由王丹红创作的《永远的山丹丹》用信天游、说书、腰鼓、老五班、唢呐等树立陕北符号，但又不限于风格表征。唢呐的铿锵伴随陕北人的生与死，吹响的是陕北人对生命的激情；板胡与秦腔的深沉，意在体现人们面对万千困苦，仍然悲而不戚；透过窑洞的剪影，彰显黄土地人民的生活百态，以及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的内心力量。他既是生活的缩影、更是生命的咏叹。《大运河》以大运河历史发展、功能及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创作素材，描绘了大运河与家国命运、商贸民生、世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与璀璨。如果说“用中国语言，讲中国故事”是民族管弦乐表达的原点，那么由此出发，从几部作品中可以欣喜的看到，在扎根脚下土地的同时，作曲家们的视阈并没有囿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将笔下的炎黄风情引申至更为广袤的精神境界,展现出与世界对话的勃勃雄心。

《光明》的创作萌芽始于疫情，一边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灾难，一边是党和国家的有力引导，以及各行各业人士的爱的奉献，从对抗病毒到战胜灾难的历程中，刘长远看到了光明的力量。对大爱的切身体悟在心中不断发酵，一条寻找光明之路的主线在作品中生成，它勾连着民族为复兴而奋斗的心灵史，也联系着人类追寻光明的征程。其富有实践意义的创作，特别是在旋律中的对称式展开以及运用多种音阶形式的创作手段和追求音响色彩中所呈现的多重叠置的和声以及增四度、纯五度的戏剧性音效，为新时代民乐创作注入活力、拓宽思路。作曲家认为，作品要赋予民族交响新的意义。何为新？具有普适性的精神内涵是其一。如同激荡在贝多芬交响乐中浩瀚的“自由、平等、博爱”，如同马勒交响曲的包罗万象。他将民族管弦乐放置于交响乐体系之中，希望通过民族交响传达一种能够普适于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在这一具有大我意识的创作诉求中，民族管弦乐的世界性崭露锋芒。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在展现中国民族乐器传统韵味和西方管弦乐色彩的同时，对民族交响乐探索和创新的强烈愿望以及深厚的民族情感，体现在其丰沛且具张力和潜力的音乐创作中。

赵季平《风雅颂之交响》以《诗经》内涵为立意根基，意在塑国之风、骨、韵。从洋溢在多样音乐语言中的浩荡国风可以听到，作曲家将西方古典以至20 世纪现代派音乐的各种技法，融汇在作品具有中华诗意传统的精神底色上，目的就是扬国之精、气、神，同时也让世界聆听中国民族交响的声音。这样的融通在年轻作曲家郑阳的民族交响诗套曲《大运河》中也可以听到。作曲家运用了丰富的音乐语汇与调性布局，以体现大运河的深厚底蕴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比如在第一乐章《黄金水道》的引子中，古筝始终以G宫调式刮奏，与竖琴的刮奏形成乐句对答，产生G宫调式与♭B羽调式、♭E羽调式、♯F大调等远关系调的鲜明色彩切换与对峙，配合乐队的铺垫，产生奇妙梦幻的听觉艺术效果。而不同形制的阮族与民族管弦乐队的第五乐章《运河明珠》，将各省市民间音乐素材汇聚于不同调性之中。本场演绎的《舟楫通南北》则以差异化极大的中西方音乐主题呈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汇互文中，映射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

西学东渐时，面对西方汹涌澎湃的现代性，林语堂先生曾用他的跨文化实践昭示：“既要世界主义，又要民族主义。”而今，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号角中，我们听到作曲家用音符既阐释中国特性，又能与世界对话。两种有机融合显露的是从寻找自己到确立自己的变化，而这一轨迹恰恰也彰显了生长在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心中的，扎实的文化自信。

二、体·传统之风韵

艺术创作的优劣是作品与接受者相互作用、感应的结果。从民族器乐表演艺术研究视域，一部好的作品是演绎者和聆听者在特定场域的磁场共鸣。创作亦然，以上海国立音专为起点，伴随着各大音乐院校的建立，中国的专业音乐已走过近一个世纪。在这条路途中，器乐演奏、学术研究、音乐创作等都在技术层面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也是在借鉴西方，师夷长技的过程中，出现了阶段性的重技轻艺的现象。器乐表演过度追求“快和响”，以致演绎出的音乐常给人以表面华丽，内在空洞之感；作曲中常将无调性、十二音体系奉为圭臬，碎片化的、怪诞的音响实验充斥在作品中，晦涩、嘈杂的声音成为主导。音乐的发展自然离不开多元探索，但当探索的初衷陷入了唯技术至上，脱离了音乐本体与文化之根，专业创作要走向何方？又成为了需要重新思考的根本问题。

金钟奖是中国音乐界的最高荣誉，遴选出的佳作代表着当代民族管弦乐创作的风向。从音乐会展演的四部作品可以听到，从对偏狭的技术崇拜到重拾音乐的人文本质，拨动人心的声响已在作曲家们的笔尖回归。因此，四部作品不仅得到业界认可，也被广大观众所接受。《永远的山丹丹》和《风雅颂之交响》就是例证。2017年创作以来，8年间，《永远的山丹丹》已演出了100场。数据背后是频繁的上演率，同时也反映着大众的认可，并获得多项国家荣誉，含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时代交响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创作扶持计划、国家音乐产业优秀项目奖励计划、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项目等。作品曾在全国40多个城市巡演，历经西安、北京、上海、香港、广州等地，累计观演人次达15万，线上点击率超一亿人次。欣闻《永远的山丹丹》乐谱已出版，这是作曲家、委约方、出版社共同的远见卓识。从“舞台演绎”迈向“文献经典”，不仅为全国专业院团复排与再创作提供依据，也为高校教学、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民族音乐由单点呈现走向持续传承的重要启示。《风雅颂之交响》在问世的几年间，更是常活跃于艺术舞台，第四、第五乐章《幽兰操》和《国风》分别被作为独立篇章，由多位歌者，特别是各大乐团和大中小学校频繁演绎。这几部作品何以有这样的高接受度？扎根传统是也！

其实，深挖传统音乐文化，结合个体对时代的感知，用现代作曲技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而展现中国风韵，成为了当代的创作范式。那么如何扎根呢？郭乃安先生对音乐学发出的“请将目光投向人”的呼吁，同样适用于音乐创作。对欲汲取传统音乐养分的作曲家们而言，“传统”从来都不仅是经年流传于文人、宫廷、民间、宗教音乐中的旋律素材。创造它们的个体或群体，以及与之相连的文化精神，才是植根在它深处的不朽灵魂。而音乐创作，首先需要做的，便是对它进行深沉体验。正如赵季平先生所谈：“还是要到传统文化生活中去，身入、心入、情入。长期积累，写的时候就流淌出来了。它是自然的，不是挖空心思寻找的。” 《风雅颂之交响》中的筋骨风韵就来源于此。第五乐章《国风》用变化发展衍生新主题、提炼核心音程等手法对《梅花三弄》主题做了拆解、重组，但如同中国文化中讲的“万变不离其宗”，多种变化之后，音乐在三言两语间，便能透出与《梅花三弄》主题一脉相承的中国神韵。何以产生这样的艺术效果？它并非是单纯的传统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法一加一大于二式的融通，更在于，在多年来对脚下厚土、诸野之乐、时代气息的切身感知中，民族风韵早已化为了赵季平创作的血肉，和他脱口而出的母语。由此才有了音乐中振奋人心的国之精气神。音乐会还演绎了第四乐章——乐队与女高音《幽兰操》，与作品的典雅、高洁同样令人回味绵长的，是歌唱家张宁佳的演绎。从上台的台步到歌唱的声腔，仿若幽兰，在散发着文人气象的歌声中开放，使听者寻着兰之芳香遁入空谷。如此扣人心弦的歌声是要在古典精神深处往复探寻，才能由衷发出。“演唱中要有文化表达”是歌者的诠释与定位，由此贯穿于传统戏曲的韵白和古代诗歌的吟唱之间除了游刃有余的融合，还有一种控制力。她将高超的演唱技艺，伴随对古典文学的鲜活体认，引导着乐者、听者走向雅致并沉醉其中，呈现朴实而真诚的至真之界。该乐章能作为独立的声乐与乐队篇章广为流传，与其精细、独特的诠释密不可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民族管弦乐创作如何传承传统血脉？它绝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共情于那些历经世间冷暖、有爱恨悲喜、有冲突挣扎、有高洁志向的——土地与歌的创造者。要用民乐讲好中国故事，首先便要体传统之风韵与性灵，它是沉淀于历史时空的传统，也是存在于当下的现实。唯有此，作品才能有真风骨与真性情，才能在激荡人心中得到人民与时代的认同，并在传播中发挥真正的艺术价值。

三、筑·发展之生态

民族管弦乐的发展是集合着各方面合力的综合体。从宏观层面看，它需要国家在场，从业界本身看，它需要专业群体或团体的纵向成长，也需要相互之间的横向联动。本次音乐会在高质量的舞台呈现外，也展现出了与作曲家、诠释者、团队间形成的良好生态与循环。

阔别多年，金钟奖作品奖在今年再度回归。此次获奖的10部作品中，交响乐与民族管弦乐作品各占5部，由老、中、青三代作曲家创作。这一现象后展现的，不仅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盛况，也体现了是民族管弦乐在专业音乐创作中日趋重要的分量。回首发展初期，因为专业作曲家大多倾心于西方器乐或交响乐创作，鲜少涉足民乐领域，因此，大部分民族乐队作品都是由民乐演奏家自己谱写。尽管其中不乏旋律优美的经典名作，但从作曲技术看，是相对简单的，在开发民族器乐特性及乐队音响上，还存在着较大探索空间。近年来，伴随着专业音乐及乐团方兴未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作曲家开始将笔墨投向民族管弦乐，此次音乐会上演的四部作品均是作曲家们应乐团的委约而作。《光明》《风雅颂之交响》是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委约作品，《永远的山丹丹》《大运河》则分别是应陕西广播电视民族乐团与北京民族乐团委约创作。乐团的发展离不开优秀作品的推动，邀请有才能的作曲家为其创作，一方面为乐团曲目库增添了佳作，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大多是结合乐团特色以及乐团发展所依托的地方文化量身定制，因此，佳作的诞生在为民族管弦乐创作注入了新鲜活力的同时，也成为了传播地方特色文化的名片与载体。由此，正向互通便在乐团、作曲家、作品三者间自然形成，并共同作用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本次四部作品均由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演绎，这支国内目前最年轻的乐团在短短的几年间飞速成长，以较高的专业水准崭露头角，获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同。著名指挥家彭家鹏澎湃的情感表达，精准流畅的指挥动态，以及特有的彭式舞蹈是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如果说在这些特质的牵引下，乐团呈现出一气呵成的、全情投入的音乐状态是情理之中，那么，音乐会上，彭家鹏与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共同缔造的具有交响性的音响效果则是独具一格的。关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表演美学、编制旋法、声部座次、族群模块、音色音域在协和性、统一性、规范性、科学性等细微之重，都需要深度聚焦并作为课题来探研。彭家鹏有指挥西方交响乐团的经验，从当晚的演绎可以听到，在彭指的调配下，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比如《光明》（第五乐章）的演绎。这首作品能呈现出较大的开阖感，一方面是建立在作品平仄交错、跌宕起伏的音乐肌理之上，一方面，则是凭借彭家鹏对音响融合度、音乐结构的细致把握，使得作品在起落有致中，蕴藏着充满弹性的爆发力和层次感。尤其是乐章尾部的乐队全奏，在音响和情绪最为鼎沸处，还能演化出不同层次，并通过回转积蓄后的爆发，铺陈出了更为宏大的音乐空间。在这之中，宏阔的音响并非扑面而来的片状声场，它是纵向的，且极具包容性、条理性与伸缩性的。这是民族管弦乐所应有的辉煌与张力，其中鸣响的也正是民族管弦乐的声音希望。指挥的领路外，优秀的诠释亦离不开团员。苏州民族乐团在人才选拔、考核、运营等方面均有着职业化的管理机制，在此促进下，团队的演奏也呈现出训练有素的职业性。从音乐会上能够听到，团员均有着较强的个人能力，各声部也有着较高的统一性。虽然因为年轻，乐团对乐风、乐韵、乐律的把握，尚需要在时间的沉淀中逐步走向纯熟，但从民族管弦乐走过的道路看，无论是几十年来，专业乐团雨后春笋般的建立与成长，还是作为中生代指挥，彭家鹏与年轻团队间形成的传帮带式的带领，在苏州民族乐团的今朝之中，都已经展现出民族乐团发展中“一代接一代”的良好传承，它是接续，也是新生。

结 语

从大同乐会12人的新型民族管弦乐队，到彭修文参照西方管弦乐队对现代民族乐队进行再建立，再到今日在全国及海外遍地开花的职业民族管弦乐团，时代背景在变，但民族管弦乐书写和记录中国的使命没有变。郑觐文改编的《国民大乐》欲奏响的是大中华的山河与气象；彭修文148首作品中要突出和证明的是民族音乐的风格与表现力。而在这场音乐会中，在四部涵纳传统精神与当代表达、民族个性与人类共性、专业技巧与大众话语的作品中依然可以听到，跳动在民族管弦乐中的中国雄心。不过，它眷注的维度更广阔了，从个体到世界，上下求索的是有关精神价值的共鸣。此外，四部作品和演绎中所彰显的老、中、青三代作曲家与乐团的代际传承，以及各方的良性互动，又为这份雄心注入了再生长的可能。这些都是新时代民族管弦乐更进一步拓展艺术疆土的底气。

作者：

吴芮逸 北京中学教师 《中国民乐报》特约评论员

吴玉霞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