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音符当画笔，绘一幅长卷献给这片多情的热土；我用乐音作颜色，染一抹高原上永远火红的山丹丹。”当笔者读到节目单上的这段题跋时，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内，《永远的山丹丹》正行进至最激昂的终章。①此刻，舞台上的音乐与节目单上的文字形成了完美的互文，笔者不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久违了，这般直击人心的音乐力量！这份力量属于现场的每一位听众，掌声雷动中，作曲家王丹红登台致意。

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山丹丹》，以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为核心意象，将其坚韧的生命特质转化为对陕北人民精神力量的艺术表达，构建出主旨鲜明、结构严谨的音乐叙事。作品既具备专业化的形式高度，又葆有直抵人心的情感温度，不同背景的听众，皆能在音乐的跌宕起伏间，触摸黄土大地的厚重质感，感受陕北人民蓬勃的生命力。②沉浸于现场聆听的真切感受，笔者将以听觉体验为出发点，从五个相互关联的层面，解读作品的艺术亮点，总结其为当代民族音乐创作提供的有益经验。

一、黄土地文化的提炼与表达

在王丹红近十年来的主题性创作中，地域文化的主旨设定、民间艺术形式的有机融合、兼具交响张力与细腻色彩的管弦乐语言，以及富有画面感与情节性的多乐章叙事，已构成其鲜明的创作范式。对于成熟的作曲家而言，技术驾驭已非难题，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从浩瀚的地域文化中精准捕捉最具精神价值的基因，并完成创造性的艺术转化。“表达什么”与“如何表达”，是决定作品创新品质的核心命题。

《永远的山丹丹》的创作素材涵盖陕北民歌、曲艺、器乐、民俗等多种艺术形式，其表达呈现出从文化风貌至精神内核的建构层次（见表l）。序曲《信天游》直接引用经典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呼应主题，以高亢辽阔的曲调确立地域风格；《壶口斗鼓》以壶口为背景，将“斗鼓”的铿锵节奏与黄河奔涌的气势相融。

表1《永远的山丹丹》的整体结构

王丹红的音乐并未停留于文化风貌，而是深入黄土儿女的生存体验与情感世界之中。《祈雨》还原陕北民间的祭祀仪式，象征人与自然的相守相抗；《五彩的窑洞》从窑洞生活切入，表达人们对家园的美好憧憬；《刮大风》直接吸纳陕北说书曲牌，呈现百姓乐观豁达的性格底色；《赶脚的人》借助以北方说唱与戏曲伴奏见长的板胡，承载对旧时底层劳动者的苦难记忆。

作品表达的核心在于透过这些情感与场景，触达黄土地文化的精神内核—在艰苦生存环境与历史动荡中依然蓬勃向上的坚韧品格。《朝天歌》引用陕北鼓吹乐“老五班”③的组合形式，借由唢呐的张力奏出人与命运搏击的豪迈；尾声《永远的山丹丹》在吹打乐热烈欢腾的氛围中释放情感，让这份精神在高潮中凝聚升华。

由此可见，作品通过对黄土地文化多层面素材的整合与提炼，形成了全景式呈现。这一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建构方式，使听众得以循着音乐的脉络，逐步走进这片土地的精神深处。

二、多乐章叙事的结构逻辑

对于一部时长逾80分钟的作品而言，如何将丰富的题材内容合理铺展于宏大篇幅之中，无疑是对作曲家叙事能力的考验，既要让每个乐章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又能始终牵引听众的注意力。这本质上，是结构感的体现。

在《永远的山丹丹》中，王丹红借鉴西方音乐中的组曲形式，将全曲分为八个篇章依次呈现。形式的选择与音乐表达内容相互适配，既为各有独立风貌的民间艺术形式提供了各自成章的空间，也为故事性、情节性的叙事方式创造了条件——而“听故事”正契合大众的审美习惯，有助于拉近作品与听众之间的距离（见表1）。

在具体安排中，序曲与尾声首尾呼应，构成稳固的结构框架；内部乐章则以两两对照的方式有序推进：《壶口斗鼓》的热烈与《祈雨》的沉静形成张力，《五彩的窑洞》的细腻与《刮大风》的粗犷构成反差，《赶脚的人》的内敛为《朝天歌》的豪放积蓄能量。乐章之间的急与缓、庄与谐、收与放，不仅避免了长篇幅可能带来的听觉疲劳，也使整部作品的叙事节奏既丰富又紧凑。④

值得注意的是，结构的设计与表达内容存在着内在关联，乐章顺序本身即构成一条由文化风貌渐入精神内核的叙事脉络。作曲家以宏观框架与微观布局、形式逻辑与人文表达相统一的结构思维架构起完整的叙事路径，成为作品在如此体量下仍然保持内在凝聚力的关键。

三、“主角”的设定

《永远的山丹丹》贯穿着一条值得关注的结构性思路，即为每个乐章设定“声音主角”：或是一种乐器的独特音色，或是一位表演者，再将其与特定民歌曲调相互匹配；其余声部则围绕主角搭建音响层次、烘托情绪氛围。这一设计让每个乐章都有鲜明的听觉焦点，既守住了民间音乐的辨识度，又拓展其在交响化语境下的表达空间。

（一）原生表演的舞台呈现

《祈雨》中，陕北民歌手苏文的独唱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见谱例3）。他嗓音质朴苍劲，带着陕北大地特有的粗粝质感，乐队则以具有纵深感的音响背景烘托歌声，使民歌的表现力充分延展。《刮大风》延续此思路，乐章开篇近4分钟皆是说书人高永原的原生态表演，他手弹三弦、脚缚甩板，唱念间满是地道的陕北韵味。此时的乐队顺着他的速度呼应，如沉浸其中的听众。这般设计体现出作曲家的创作初心：民间歌者的原生态表演本身就是完整的艺术形态，管弦乐队不是改造者，而是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共鸣空间。

（二）乐器音色的个性凸显

除了对民间艺术形式的尊重与保留，作曲家也将这种“让位”的智慧延伸至乐器声部的设计中。全曲各乐章大多从单件乐器或单一声部的主奏、导奏中开始，乐器的选用既贴合乐章的内容特质，又均衡顾及吹管、拉弦、弹拨、打击乐各组，让不同乐器的音色魅力都有独立展示的空间（见表1）。

其中，两个独奏性乐章在演奏家的演绎下格外出彩。《赶脚的人》以板胡为主奏乐器，将《兰花花》等民歌曲调化作婉转苍凉的情感表达，在与乐队的交织中，刻画出赶脚之人的生存悲歌。《朝天歌》作为全曲唯一的协奏曲乐章，最富创意的处理是在音乐的黄金分割节点处植入陕北大唢呐传统曲牌《一马三条箭》，让经典的“老五班”演奏形式在专业舞台上重现。这一处理不仅让唢呐的音色从交响化的表达回归为陕北民间的质朴本色，更在当代与传统的切换中，凸显出这件乐器丰富多样的音色表现力，成为该乐章的点睛之笔。

（三）民歌曲调的引用与新创

民歌曲调同样扮演着“声音主角”的角色。作品融入十余首陕北民歌或曲牌，每个乐章皆有明确的指向，其运用方式灵活多样：或完整贯穿以构建主题，或提炼核心素材进行重新创作，既保证了各乐章主题的独立性，又实现了整体风格的内在统一（见表1）。

在具体乐章处理中，《五彩的窑洞》对《三十里铺》的改造尤为突出（见谱例1）。作曲家突破了原民歌的悲戚基调，在保留曲调骨架的基础上，赋予其温婉抒情的全新气质。尾声《永远的山丹丹》则展现出更具当代性的原创表达。作曲家跳出陕北民歌的固有框架，通过开阔的音域与上扬的旋律线条重新创作了一条“新主题”（见谱例2）。这一主题在尾声开始出现，听众能够从其延绵的气息与温暖的音色中清晰感受到作曲家借此隐喻的表达主旨：回望传统，是对民族记忆的致敬；面向未来，是对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精神的传承。

谱例1 第三乐章《五彩的窑洞》主题（第1-8小节）

谱例2 尾声《永远的山丹丹》主题（第1-17小节）

四、原生艺术形态的交响性转化

深入作曲技术层面，在确立宏大的题材架构、叙事逻辑与鲜明的“声音主角”之后，如何通过具体的技术手段，将民族管弦乐队与民间艺术形式有机结合，是创作中最见功力的环节。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此选取《祈雨》乐章为例，提炼主要的技术手段展开解析。

（一）《祈雨调》主题

该乐章的配器构思集中体现在用音响织体转化为“祈雨仪式”氛围的完整营造。其中，民歌手演唱的《祈雨调》（见谱例3）是统领整个乐章音响表达、情感渲染与结构分布的核心。这首民歌仅由短短两句构成，其曲调以具有地域特性的四度音程为框架。在乐章发展过程中，作曲家通过截取上行四度与下行五度为动机来不断积蓄情感能量（表2中对应B部分），赋予这首民歌极强的爆发力与延展性，意在展现祈雨者从期盼到焦灼再到呐喊后归于平静的心境转变。

谱例3 第二乐章《祈雨》的主题《祈雨调》

（二）情节性展开

音乐的展开跟随情节的发展逐步深入，结合人声与各乐器组的整体分布来观察，其结构框架与音响能量呈现“沉寂—铺垫—强化—连续爆发—保持—回归沉寂”的轨迹⑤，各段落之间音响织体的分布，集中体现了作曲家对配器细节的巧妙构思（见表2）。

引子与呈示部分、再现与尾声部分，意图营造从“炙热干旱”到“甘霖雨降”的音响氛围。引子中，笙的长音、二胡的震音、鼓与锣的固定节奏加之色彩性打击乐的点缀，形成具有造型感的声效模仿，生动表现在干涸的土地上仪式开始时的氛围。随后，《祈雨调》主题（A段）缓缓唱起，作曲家引入埙的音色与人声形成对话，弦乐为背景烘托着旋律，将仪式的古老神秘与祈愿者的恳切情感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意象。

进入再现后，《祈雨调》主题再度浮现。所有声部逐渐收束，仅留弹拨乐与大提琴为背景铺垫着旋律，恰与A段的弦乐形成“一润一涩”的音色对话，过渡至尾声，雨器沙沙作响的音效似营造祈雨成功后“甘霖雨降”的场景，亦与开篇嘎声器所象征的“炙热干旱”形成色彩的对仗。如此一来，仪式的情节脉络在音色与音响的变换之间予以完整呈现。

表2 第二乐章织体层组织与结构布局示意图

（三）戏剧性铺陈

从聆听体验来看，乐章最富有感染力与戏剧性的段落集中于B段，这里的戏剧冲突进入集中激化的阶段。作曲家敏锐地抓出歌词的词眼“天旱了哟”“着火了哟”“晒干了哟”“救万民”，将其碎片化延展并层层叠加；与此同时，织体分层的变化、节奏律动的递进、和声紧张度的提高与音响能量的阶梯式攀升，构建出极具冲击力的音响背景。这种夸张的艺术表达，让每一次呐喊都推动音乐能量持续上涨，最终汇聚成高潮的爆发。

另值得关注的是支撑这些爆发点的音响承接设计。由表2可见，B段、B1段抵达情绪峰值后，人声稍作休息，乐队即刻（C段、D段）以持续的音响气势予以保持；而在每一次爆发点前（A2段、E段），均以音响能量的骤降形成缓冲，再顺势激起更强劲的反弹。这种大起大落的对比，进一步放大了整体音响效果的戏剧张力。

综上，《祈雨》以具有效果性和表现力的音响设计，为听众营造出鲜活的情节感与想象空间，进而赋予这一古老仪式在管弦乐演绎下新的表达维度。以这一乐章为缩影，亦能窥见整部作品管弦乐音响设计与融合方面的主要创作思路。

五、面向当代的创作路径与启示

《永远的山丹丹》之所以能在当代舞台上引发广泛共鸣，是因为它直面回应了当下民族音乐创作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如何既保持文化根脉，又获得当代的艺术表达与传播力？

在作品80分钟的时间内，王丹红以凝练的笔触全景式地展现了地域文化的精髓，让听众在乐章的递进中接触到黄土地文化的不同侧面，在音响的铺陈中感受到精神力量的层层深入。她以扎实的创作经验摸索出了如何在传统文化、当代表达与大众接纳之间建立对话的方式，用技术、审美、思想实现三者的统一。

技术层面：民族管弦乐的娴熟驾驭。王丹红的音乐语言层次丰富，表达简明有力，既能呈现戏剧性的恢弘气势，也能捕捉抒情性的细腻情感。她对乐队音响的塑造准确传递了创作意图，为作品实现传统与当代的对话提供了有力支撑，具备高度专业水准。

审美层面：雅俗共赏的平衡。作品立足陕北质朴的文化底蕴，融入当代音乐的审美意趣，将精神的传承转化为深入浅出的音响呈现。这一转化过程满足了不同听众的审美需求：专业听众能从作品的艺术表达中获得共鸣，普通听众则因清晰的音乐语言而感到亲近。这背后，体现出的是作曲家对当代音乐审美引领的自觉意识—既不降低艺术品质，也不忽视大众的审美需求，在二者之间找到了真正的平衡点。

思想层面：坚定的文化立场。能够清晰地看到，作品从始至终都围绕一个清晰的创作主旨：从文化符号的提炼到精神内核的挖掘，以当代音乐的表达进行重新诠释；同时，保留民间艺术形式的原生性，用管弦乐语言赋予新的舞台生命力。王丹红以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在传统文化与当代语境的碰撞中摸索出有效的表达路径，既不做表层的符号堆砌，也不做脱离文化根基的创新，让作品成为承载民族精神又契合当代审美语境的艺术载体。这正体现出当代音乐创作者应有的历史责任与文化担当。

一百场演出与观众的广泛认可，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作品既有深厚的文化根脉，又具有清晰的当代表达；既坚守精神内核，又回应审美期待时，它就能真正走进大众的心中，引发持续的共鸣。愿这份艺术的生命力如高原上的山丹丹一般，永远火红，永远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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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山丹丹》由作曲家王丹红于2017年应陕西省文旅厅和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委约创作。2025年9月25日，该作品在国家大剧院奏响第一百场演出。当晚的演出由原班人马呈现：指挥家阎惠昌执棒，胡琴演奏家沈诚、唢呐演奏家王展展领衔，陕北说书艺人高永原和陕北民歌手苏文加盟，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陕西民族乐团、延安民族管弦乐团和米脂吹打乐团共140余位艺术家同台演绎。

②2025年9月，该作品荣获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作品奖（民族管弦乐）。此前，曾荣获文化和旅游部“时代交响”作品、文化和旅游部“百年百部”作品、首届全国优秀民族乐团展演作品、国家音乐产业优秀项目、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多项殊荣。

③“老五班”是具代表性的陕北鼓吹乐组合形式，其乐器编制为五件：两支唢呐（上手、下手）、小战鼓、小镲、铜鼓，广泛应用于婚丧嫁娶、节庆庙会等民俗活动。

④参见乔建中《国乐佳作光彩四溢——王丹红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山丹丹〉的“人格之声”》，《人民音乐》2018年第5期，第45-51页。

⑤笔者依照《祈雨调》的贯穿发展与管弦乐配器的组织方式，将该乐章划分为引子—呈示—展开—对比—再现—尾声六部分（见表2）。在次级结构中，A段为《祈雨调》的完整呈现，B段为碎片化延展，C、D、E则为乐队单独演奏的部分。

卞婧婧 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音乐,2026,(01):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