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一倡议不仅为世界提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案，带动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互鉴与传播，［1］更推动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发掘，大大激励了音乐家对原创音乐的创作热情，2017年中央民族乐团首演的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便是一次对原创音乐的大胆尝试。《玄奘西行》不仅展示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丰富音乐文化，符合当前国家“一带一路”文化发展的愿景，［2］同时也有助于加深沿线各国、各地区的音乐文化交流。该剧在表演形式上的创新，以及民族器乐的叙事性、表现力上的创新，都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发展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新路径。本研究从“一带一路”的视角出发，对民族器乐的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结合已有的资料和文献，我们以《玄奘西行》为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探索了民族器乐创新的新方向。

［关键词］民族器乐；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

《玄奘西行》顺应了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自编、自导、自演为观众带来了一部意义深刻的“‘一带一路’民族音乐巡礼”。作品将民族器乐作为表演主体来叙述故事，演奏者既要演奏乐器，又要表演动作。这一创新不仅成功地体现出民族器乐剧的综合艺术魅力，还为器乐艺术的表现形式提供了更广泛的创作路径。

一、作品内容概述

如何推动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每一位艺术家都要思考和面对的课题。《玄奘西行》的创作者姜莹也不例外，创作什么题材的作品在构思作品之初是一个难题。在艺术家的创新理念和精神追求的激励下，姜莹大胆探索，决心开创玄奘西行题材的先河。在后来的采访中被问到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时，姜莹介绍说：选择“玄奘西行”这个题材，是因为现代许多民族的乐器都是从丝绸之路引入的，这不仅需要与器乐产生联系，还需要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因此，以大唐高僧玄奘为核心人物贯穿整部戏剧，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玄奘在西行取经之后返回大唐，他的经历涵盖了多个民族和宗教信仰，为创作者探求“西行玄奘”的核心价值和深远意义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想象空间。

《玄奘西行》这部作品以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往来，也就是史称的“丝绸之路”为背景。唐代玄奘西行除途经我国新疆等地，还经过了丝绸之路穿行的哈萨克斯坦等国，后经阿富汗等国最后抵达“天竺”，全程历时近20年。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的编创者则是将这20年浓缩为两个小时，选取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地区、路段和事件，并将这些片段用丝路特色的民族器乐直接展现，音乐表现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而不断变化，给观众带来丰富的审美感知和文化联想。

《玄奘西行》全剧由《大乘天》《佛门》《一念》《潜关》《问路》《遇险》《极乐》《高昌》《普度》《雪山》《故乡》《祭天》《菩提》《那烂陀》《如梦》《大唐》《归一》17个乐章构成。［3］序曲《大乘天》中年迈的玄奘法师带着一众徒弟盘坐诵读《心经》，将观众带回一千多年前，而故事也在此庄严肃穆的氛围下诉说开来。《佛门》《一念》中师徒二人求道，玄奘在师傅的点拨下开悟，决定赴西远行。途中遇见具有双重性格的石盘陀，他欲入佛门帮助玄奘但又害怕自己受到牵连因而摇摆不定，最终他被玄奘感化，放下了心中邪念。其后的《潜关》《问路》《遇险》《极乐》《高昌》《普度》《雪山》几章则描绘了玄奘在未取得通关文牒的情况下设法通过哨卡，在沙漠中迷失方向后乐者为他引路，弹尽粮绝后灵魂飞升以及翻越雪山时险象环生的情节。［4］《祭天》《菩提》《那烂陀》等乐章，讲述了玄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西域的艰难历程，［5］其叙事方式与乐曲风格，均呈现出浓郁的印度特色。《如梦》与《大唐》，更是勾起了唐僧的执念，让他明白，只有佛法大成，才能回到大唐。而《归一》则是这部剧的结尾，也是这部剧的开始，老和尚终于领悟了佛经，回到了大唐。

纵观全文，《玄奘西行》以玄奘西行为背景，与“一带一路”的理念相契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件作品所要表达的玄奘大师的精神境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导思想也是一致的。

二、“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作品创新性探究

（一）表演形式的创新

我国民族器乐表演形式的发展，经历了从伴奏到独奏再到合奏的发展道路。回首中国器乐艺术发展的开端，器乐大多都在戏剧或乐舞表演中出现，戏剧和乐舞表演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集歌、舞、乐、诗等多种要素为一体。但器乐在其中只作为点缀出现，不占主体地位，器乐演奏的内容也要依附着戏剧主体展开。

《玄奘西行》作为我国第一部民族器乐剧，在其全国巡演的过程中也将这一全新的器乐体裁带入了大家的视野。民族器乐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将多种民族器乐融入戏剧之中，但却有别于歌剧等其他表演为主的艺术形式，器乐剧中表演的部分被削弱，器乐演奏占据中心地位。但又不像交响乐这类完全是演奏的艺术形式，其打破了常规，将故事性描述和器乐演奏相结合，把舞台表演、器乐演奏、灯光舞美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让人眼前一亮。《玄奘西行》这部作品，就像是在情节叙述的骨架上，用各类器乐表演将其填充完整，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对话也是点到为止。《玄奘西行》这部作品的创作既弘扬了我国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又顺应了“一带一路”倡议，学习借鉴和吸收了其他优秀的音乐表演形式的长处，将其转化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6］这不仅符合当下的社会环境，更符合艺术表演形式的创新规律。

（二）器乐的叙事性创新

音乐的叙事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受到了文学叙事的影响，最早主要是以带剧本的歌剧、艺术歌曲或是与文学相关的标题音乐作为研究的对象，后来逐渐扩展到对纯器乐作品的叙事性考察。像歌剧或是艺术歌曲这类有文本的艺术形式，其叙事性是非常直观的。以艺术歌曲为例，叙事性逃不开歌词与音乐之间的互动，演唱者作为音乐表现的主体，自然也承担了叙事者的角色，演唱者要将作品想要表达的歌词内容演唱出来，让观众能够轻松抓住作品叙述的核心。标题音乐虽没有文字的提示，但其标题足以给听众提供暗示，因此标题音乐也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意味。

而器乐作品的叙事性表达则更加抽象，在《玄奘西行》这部民族器乐剧中，叙事主体由人转变为乐器，演奏者也承担着双重身份，既要演奏又要表演，发挥着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编剧独具匠心地用不同音色的乐器来指代剧中出现的不同性格的角色，为每一件乐器编排与之匹配的故事情节，从而构成了《玄奘西行》这部作品音乐叙事的逻辑起点。以作品的第一章中吹管乐器与剧情的融合为例，老师傅吹箫，声音深沉悠远，体现出师傅在佛学上的深厚积淀。小玄奘吹笛，笛声轻快明亮，暗示徒弟年少和修行的境界尚浅。结合简短的对话和画外音更加深了观众对音乐表现的理解，同时配以光影的明暗变化，玄奘决心西行的故事情节便由此展开。编剧用中国传统乐器笛、箫来隐喻师傅和小玄奘的人物形象，乐章的最后管弦乐队以三拍的长音铺垫，以柔化刚，平稳了箫声，将师徒间的温情，悄然渗入每一个人的心中。笛是汉族的一种传统乐器，它是一种具有多种音色的乐器，如竖笛、箫、曲笛、梆笛、新笛等，笛只是一种广义的名称。姜莹解释道，“笛声就是意境”，让吹奏者扮演玄奘，就是为了让表演者能够通过不同的曲调，表现出不同的情绪，而西行路上的笛声，则更加契合角色的性格和文化，站着吹奏，则更加方便表演者在舞台上进行表演。

除了这些，到作品的后半部分，则出现了大量丝绸之路所出现的乐器，例如，在《高昌》一章中，演员们一边弹奏都塔尔、达卜、艾捷克、萨塔尔等维吾尔族的乐器和库布孜和冬不拉等哈萨克族乐器［7］，一边缓慢地从两侧走上舞台，其富有律动感的节奏充满了浓郁的西域风情。在《雪山》一章中，编剧运用塔吉克民族的音乐旋律，将翻越雪山时候的艰难险阻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何将每个乐器的特性和角色的性格特征完美地结合起来，是一部戏成败的关键所在。在创作中，姜莹在人物设置、戏剧冲突、角色对白、音乐呈现、舞台调度等方面自由切换，合理布排——以胡琴来表现胡人石磐陀内心的复杂；以中国大鼓和垠来表现大唐边关黄沙漫漫里的壮阔与苍凉；以《问路》中的古琴演奏传递弦外之音，为玄奘即将踏入八百里沙漠作铺垫；以敦煌乐器的鼓笛共鸣、管弦齐奏映衬佛国世界；以印度吟诵音乐庄严的仪式感，把观众带到遥远的天竺国；［8］而众多身着华服的宫廷乐师的现身，则把舞台瞬间带入大唐，再现了大唐王朝的繁荣昌盛。她独具匠心的创新编排，不仅使作品的叙事性表演更加精准，同时丝绸之路沿岸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的乐器的大量运用，也让观众更加了解“一带一路”沿岸不同的风土人情和音乐文化差您。

（三）器乐的表现力创新

器乐演奏是一种表现形式，如何以一种更为恰当的方法去表现器乐的美，是每个演奏者都在不断地探索的。与传统的器乐演奏不同，作曲家在《玄奘西行》这部作品的乐器选用方面，不仅融入了汉族的传统乐器，还融入了其他少数民族的乐器，如维吾尔族的弹拨尔、哈萨克族的冬不拉、印度的传统乐器如班苏里笛和西塔尔琴，［9］以及许多敦煌的复原乐器。这批乐器不仅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而且每一件乐器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各自代表不同的角色形象。这一叙述技巧不仅加速了故事的进展，还为乐器注入了更强的表现力，使得整个叙述过程变得更加丰富。比如，在第二乐章《佛门》中所使用的是小型的竖笛和箫。这两种乐器分别象征着师父与玄奘各自不同的性格特质：年纪较大但精通佛学的导师与年纪虽小但怀有远大抱负的玄奘。通过这两种乐器的对比，观众可以迅速地理解并感受到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

除此之外，作品中器乐演奏与灯光舞美等现代表演元素相结合的尝试也体现了作品在艺术表现力上的大胆创新。创作者在传统器乐演奏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服装、道具和灯光，这一设计既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给观众展现了一幅更加饱满的舞台场景。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使整部作品的舞台表现令人眼前一亮。《玄奘西行》作为一部民族器乐剧，其展现方式不仅没有受到传统音乐形式的限制，更是将舞台演出与器乐表演融为一体。表演者在“音乐”与“语言”的双重阐释下，将演奏、吟诵、舞台对话、肢体动作等艺术手法进行生动演绎，使器乐表演的表达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达到了器乐与表演、戏剧与艺术的完美结合，［10］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音乐在历史沉淀中所包含的包容性和广泛吸纳的文化特色。

三、对民族器乐创新性的思考

在中国现代音乐兴盛之际，《玄奘西行》这一民间器乐曲的问世绝非偶然，作品的脱颖而出也恰好证明我们国家的民族器乐演奏需要这种创新的体裁。《玄奘西行》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我国在文艺创作方面的自信，还证明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强大，作品中包含的其他国家的乐器和音乐，也展现了我国在文化交融上海纳百川的胸怀。

对于“西行玄奘”的核心价值和深远意义的探求，单从本剧创作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是远不够的，必须把它放在中华民族器乐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来审视，这样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准确地标定其地位和价值。中国器乐领域自改革开放以来，步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新时期。我国的音乐创作者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不断研究西方音乐的创作手法和更为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并将其融汇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与深邃之中。《玄奘西行》这部作品的诞生，彰显了国内音乐创作者在现有艺术成就上不断进取的态度，他们力求通过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让我们的器乐艺术跨越国界，在全球舞台上绽放光彩。在当代艺术审美的转型时期，创作者们致力于铸造一种内涵更为交织、全方位、多角度融合的作品，旨在创作出蕴含丰富民族文化的艺术精品，将纵横贯通历史与现代、贯通中外的联系映射在创作中，以全新的艺术创造力体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结语

《玄奘西行》开创了民族器乐剧这一全新的剧种，把舞台表演与器乐演奏进行了有机融合，以叙事性手法和恢宏的舞台创意，生动讲述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11］演绎了一部史诗般的民族音乐，是弘扬丝路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实践，以国风雅韵让观众体味文化之美，体味坚韧不拔的精神之美。

参考文献：

［1］何立峰.不畏浮云遮望眼同楫共助一帆悬——在“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J］.中国经贸导刊,2016(30):8-9.

［2］喻娇.“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的文化叙事与艺术特征［J］.戏剧文学,2022(03):118-123.

［3］李武学,翟庆玲,陈友强.融华夏之文明创国乐之新韵——由《玄奘西行》引发的民族器乐体裁发展的新思考［J］.当代音乐,2021(05):200-202.

［4］鲍西雨.以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为例浅谈民族器乐的传承与创新［J］.黄河之声,2024(18):4-7.

［5］刘琳,洪卉.民族器乐与戏剧融合带来的思考——首部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浅析［J］.戏剧文学,2021(06):123-126.

［6］［7］喻娇.“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的文化叙事与艺术特征［J］.戏剧文学,2022(03):118-123.

［8］姜莹.世界首部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创作札记［J］.艺术评论,2017(08):22-27.

［9］同［4］.

［10］同［5］.

［11］同［8］.

 文章来源：当代音乐,2025,(05):134-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