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棒数十载，我的舞台实践贯通于西方管弦乐、歌剧艺术与民族管弦乐三大领域。这般跨越中西、辗转多元领域的艺术求索，意义何在？于我而言：搞艺术，绝非关起门来自我陶醉，既要以开放之姿与世界平等对话，更要以笃定之心夯实文化自信。研习西方音乐技法，是为了掌握与世界对话的通用艺术语言；探究歌剧的审美内核，是为了锤炼综合艺术表达的全局能力；而沉潜于民族管弦乐领域，则是每一位中国音乐家最终的精神归处。一路走来，我始终秉持着两个核心：融西为用，守正寻根。而指引我整个艺术生涯的不变信条就是——“音乐唯有真，才是美”。这份真，藏于技法的锤炼之中，存于文化的坚守之间，见于每一步脚踏实地的艺术实践之上。

一、管弦为桥，对话世界

常有人问：中国的交响乐已发展至今，何时能跻身世界一流？我素来站在艺术规律的角度坦诚回应：以当下的发展节奏来看，乐观需三十年，悲观或要五十年。这不是说我们要等完全学透再做自己的事，而是我们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把西方管弦乐数百年沉淀的成熟体系、技法与审美逻辑学透消化，边学边用、边用边悟，最终转化为滋养中国音乐的养分，搭建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完整艺术体系——这才是真正的“一流”，而非西方标准定义下的“合格”。

我们学习西方管弦乐，并非照搬模仿、亦步亦趋，而是这套艺术实践验证的创作演绎体系，是音乐世界的通用语言。就像学外语，不是要变成外国人，而是用这门工具更清晰、更平等地表达自己——不懂对方的艺术逻辑，没掌握通用语言，何谈深度文化交流？何谈把中国故事、中国音乐真正传递到世界心里？早年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常陷入不对等的困境，根源正在于此：要么闭门自大，面对世界顶尖名团访华，抱着拒人千里的心态，不愿理解对方的艺术价值与传播逻辑；要么妄自菲薄，我们的乐团出访，又总以客观差距为借口，把对方的认可当成唯一标准。

只有吃透这套语言，我们才能跳出非卑即亢的误区，实现真正平等的文化对话。就像我们用交响乐演绎《梁祝》《黄河》，不是为了迎合西方审美，而是用世界听得懂、能共情的艺术逻辑，传递中国音乐的情感与文化内核。当外国观众被熟悉的艺术形式打动，自然会愿意了解背后的中国故事，这种双向奔赴的交流，远比生硬灌输陌生的文化符号有效得多。

钻研西方管弦乐的意义，不止于对外对话，更在于对内为本土美育土壤植下基础养分。如今国内各地艺术场馆如雨后春笋般落成，文化硬件建设成果显著，但有些地方音乐厅建成后，连一支常驻专业乐团都没有，最终多用于会议、商业活动，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专业价值。这并非单纯的资源浪费，更多是我们文化软实力、全民审美能力，尚未完全匹配硬件发展的速度。国内顶尖配置的乐团，有些场次台下观众寥寥，可同样的曲目、同样的水准，在成熟的音乐市场演出，往往座无虚席。这差距不在硬件、不在演奏水准，而在听众的审美积淀，在全民音乐素养的培育。

俄罗斯的艺术为何能常年保持高水准、高普及度？核心就在于扎根童年的全民美育体系，自幼儿园起，老师便会带孩子走进美术馆、音乐厅，免费参观聆听，哪怕孩子只懂三分之一，也种下了艺术的种子，低龄孩子没有繁重的书面作业，有充足的时间接受艺术熏陶。反观我们，书包越背越沉，接触艺术、感受美的空间被不断压缩。一个民族如果只盯着应试分数，忽略了孩子的艺术启蒙，文化发展就少了长久的内生动力。西方管弦乐成熟的普及路径、系统化的美育理念，恰恰是我们可以借鉴、赋能本土美育建设的重要养分。

除此之外，西方管弦乐对音乐本质的探索，也让我参悟到艺术之“真”的底层内核。它是最抽象的艺术，单个音符或许单薄无力，但作曲家将无数音符编织在一起，便能生出千变万化的情感，听众以自身经历去联想、共鸣，这就是音乐最初的美。音乐本就没有绝对的“听懂听不懂”，只要觉得好听、有所触动，便是听懂了。我也常和年轻乐手说，别迷信唱片里的“完美”——那些天衣无缝，多是录音师剪辑的结果，虽然没有瑕疵，却少了现场的温度与生命力。现场演奏中偶尔的波动与不完美，恰恰证明这是活生生的人在演奏，而非冰冷的机器，这才是音乐最珍贵的地方，是西方管弦乐核心的审美准则。

说到底，学习西方管弦乐，是我艺术之路的重要基石，是手段但并非最终目的。我们学它的技法，是为了掌握音乐创作的底层逻辑；学它的体系，是为了搭建规范的艺术表达框架；学它的审美，是为了拓宽音乐表达的边界。从西方管弦乐中归纳的底层逻辑、体系化思维与对艺术本初的认知，不仅打开我们与世界对等交流的窗口，更是为后续探索歌剧这一综合艺术载体打下坚实基础。

二、歌剧为堂，引领雅正

如果说管弦乐是音乐的世界语，那歌剧便是这套语言之上，集管弦乐、声乐、戏剧、文学、舞台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殿堂。很多人说歌剧是西方的舶来品，离大众日常很远，但在我看来，歌剧不是简单的唱与演，更不是曲高和寡的小众艺术，它是完整的综合艺术体系，既是对管弦乐创作、演绎与统筹能力的全面锤炼，更是以沉浸式体验引领社会审美进阶、打通中西音乐表达的重要纽带。

歌剧的魅力，集中在三个不可替代的艺术特质。第一是宣叙，它以近乎口语的旋律推进叙事，像对话一样交代剧情、铺陈情境，是支撑起歌剧故事的“骨架”。比如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中，费加罗与苏珊娜在婚礼前夜的对话式宣叙，两人一来一回的唱白，既交代了房间位置的隐患，又暗藏着对伯爵的警惕，让观众瞬间进入剧情的张力之中；第二是咏叹，这是歌剧的灵魂，作曲家把人物的性格、隐秘的心事全糅进旋律里。普契尼《波西米亚人》中鲁道夫的《你冰冷的小手》便是极致，帕瓦罗蒂那震撼人心的高音C，让一见钟情的悸动超越语言，成为歌剧抒情的巅峰表达；第三是重唱，这是歌剧独有的艺术优势。话剧中若六个人同时诉说不同的心事，难免杂乱无序；可歌剧里，能用复调把六种截然不同的情绪编织在一起，就像《雷雨》的结尾，四凤、周萍、鲁侍萍等人各怀悲怆，同声唱出，那种悲剧的冲击力，是其他舞台形式很难实现的。

这份魅力，是数百年来歌剧人的精琢升华与极致追求，绝非一蹴而就。西方歌剧从古希腊戏剧的台词表演，到逐步融入舞蹈、歌唱，再到 400 年前佛罗伦萨诞生第一部现代歌剧，每一步都历经了无数艺术家的打磨与沉淀。而歌剧在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白俄罗斯、犹太音乐家，在小剧场里用简约的形式演绎《茶花女》《卡门》，让中国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西洋歌剧；后续发展虽一度中断，但延安解放区诞生的《小二黑结婚》《白毛女》等民族题材作品，为中国原创歌剧埋下了关键的种子。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我们真正意识到本土歌剧事业建设的重要性，它才终于站上了舞台艺术的核心位置。

对中国原创歌剧而言，指挥的“二度创作”，往往是决定作品生命力的关键，在原创歌剧的排演中，指挥绝不能当乐谱的“复读机”，而是要在吃透作曲家创作意图的基础上，完成艺术性的再创造。中国歌剧兼具民族叙事与西方歌剧的结构张力，指挥需要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用管弦乐的逻辑重新编织情感脉络，让民族唱腔与交响语言形成对话。指挥不仅是乐谱的执行者，更是作品的“第二作者”，需要平衡“忠实原作”与“时代解读”，让作品在舞台上既保留文化基因，又具备现代审美价值。

歌剧另一层关键价值，在于它以沉浸式体验塑造大众审美，对抗当下的浮躁审美风气。当下快餐文化盛行，碎片化娱乐占据了大众太多精力，很多人连读完一本书的耐心都日渐流失。而歌剧需要两三个小时的专注沉浸，需要听众跟着剧情与音乐的推进，完成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心态的考验，对审美的提升。我曾在歌剧论坛上谈及，一个民族若不崇尚舞台艺术，不愿静下心走进剧场欣赏歌剧、交响乐这类高雅艺术，其文化发展便缺少了坚实的精神内核。时至今日，我依然在谈这个观点，因为高雅艺术滋养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筋骨。

歌剧更是国际化大都市的公认标配，一座城市的文化脊梁。城市的国际化，不是单靠高楼大厦与 GDP 数字定义，纽约、巴黎、圣彼得堡这些世界名城，哪一座没有一流的歌剧院、交响乐团与芭蕾舞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多数文艺院团曾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仅能维持基本运营，难以获得长足的发展空间，而如今，歌剧、芭蕾舞、交响乐已被正式纳入公益性事业扶持范围，国家艺术基金等政策红利持续赋能，院团发展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而高雅艺术终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一座城市文化底蕴的具象体现。

当然，如今中国原创歌剧的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成长的挑战。有人说，现在再也写不出《洪湖水浪打浪》那样家喻户晓的唱段，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分两面看：一方面，创作者不能陷入脱离时代语境的自我表达，不能用晦涩的乐思堆砌出与听众隔膜的作品——歌剧是写给这个时代的听众看的，需要在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大众之间找到平衡，一味孤芳自赏、束之高阁，哪怕再“倾其所有”，也难以真正走进听众心里。另一方面，归根结底，高雅艺术的培育本就是一个长期过程。好作品不是凭空雕琢出来的，而是靠良好生态滋养出来的，这既需要观众的包容理解、创作者的厚积淬炼，更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崇尚艺术的积极氛围。我见过不少有才华的年轻作曲家，在政策支持下获得了作品排练、登台的机会，创作热情也被持续激发，这份生机，是行业向好的生动注脚。

歌剧的价值，不是短期的票房回报，而是长期的审美塑造与文化传承。它能让一座城市有温度，让一个民族有底气，让我们在浮躁的时代里，守住一份静下心来感受美的定力。对我来讲，歌剧既是艺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修行，也是衔接中西音乐表达的关键枢纽。它的综合审美锤炼、戏剧叙事逻辑与全剧统筹思维，也为我深耕民族管弦乐的文化本源，积淀了更全面的艺术方法与更开阔的创作视野。

三、民乐为根，创新致远

管弦乐、歌剧的艺术探索，与民族管弦乐的创作实践，本就与我相伴而行，但民族管弦乐，更是自己艺术创作的文化根脉，是我数十年艺术求索最终的精神归处。站在新时代，民族管弦乐更有着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不是情怀，而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需要。

首先，民族管弦乐是契合时代发展，代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原生力量。世界各国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的竞争，军事、经济是硬实力，文化是软实力，是让世界真正认同的根本。与管弦乐、歌剧以通用艺术语言讲中国故事不同，二胡、唢呐、竹笛这些民族乐器，就是刻着浓烈中国印记的文化符号。比如《喜洋洋》里让听众瞬间共情的热烈、《古槐寻根》刻进地域血脉的乡愁、《阿佤山》里少数民族的纯情多姿，都是广受海外听众欢迎的经典，都是西方作品无法替代的。民族管弦乐，是传递中国文化内核与精神底色更地道、更本真的载体。同时，民族管弦乐是回应人民精神生活现实需求，带给国人精神世界本土滋养的最佳载体。改革开放几十年，大家的物质生活日渐富足，精神世界的成长未能同步跟上，我常常用“人在前面走，灵魂后面追”来形容这个现状。快节奏生活里，人们亟须找到属于本民族的精神共鸣，民族管弦乐根在民间、源在生活，它的旋律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记忆与情感密码。像《二泉映月》的孤韧、《太阳颂・挑山》的雄劲，都能带给我们最直接、最深刻的精神共鸣，这是外来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本土情感联结。

时代呼唤新作，而那些能跨越时间、打动人心的作品，无一不印证了民族管弦乐的核心准则：守正为基，创新有度。所谓守正，就是守住民族音乐的文化基因，守住中国人的情感本质，把这个根基扎牢了，再谈创新才有意义、有边界。赵季平的《古槐寻根》，借鉴了成熟的作曲手法，可内核始终是中国人的乡愁、山西民间的音乐基因；郭文景的《阿佤山》，和声与配器极具现代性，但句句不离佤族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生命力，这便是最好的例证。

如今，随着国潮崛起，民乐“土”的刻板印象正在扭转，新一代作曲家对民乐事业的奉献度大幅提升，主动挖掘民乐魅力，创新表达的方式也越发多元。但是，当下不少民族管弦乐的创作却走了弯路，部分创作者对民族音乐认知出现偏差，盲目追求无边界的创新，背离了守正之本：首先是一味炫技，配器堆砌，追求“大而全”的排场，消解了音乐本身元素的情感表达。彭修文先生的《喜洋洋》，没有繁复的配器堆砌，只用简洁流畅的旋律，便将中国人的喜庆内核传递得淋漓尽致，流传数十年依然动人；其次是形式大于内容，把民族管弦乐当成声光电、舞台表演的附属品，音乐成了“背景板”，这是彻头彻尾的本末倒置。音乐的魅力，正在于它无限的想象空间，一千个人听《二泉映月》，便会有一千种不同的感怀，若用固定的画面、文字将其框定，只能是“先入为主适得其反”。

我认为，有生命力的创新，不是无底线的猎奇与生搬，而是用现代人能共情的审美、用西方艺术中成熟的创作思路，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讲清楚、传下去。年轻的民乐创作者，恰逢民族音乐发展的黄金时代，要守住一份文化使命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肩上扛着的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双重重任，以艺术的清流，对冲浮躁的浊流；要多往民间走，在采风实践中读懂二胡里的东方韵味、唢呐里的生活地气、古筝里的山水意境，守住民族音乐的底色；要学好西方的创作技法，但绝不能被其绑架，始终让技法为民族情感的表达服务；更要深耕磨砺，借国潮之风做好民乐的当代表达，不贪图短期的市场热度，只求得能留下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好作品。

当下民族管弦乐的发展，虽有一些待解的课题，但整体已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大众对民乐的认知正逐步改观，尤其是不少年轻人愿意走进音乐厅，国潮融合的民乐演出日益火爆；在国家艺术基金、地方文化扶持政策的支持下，基层民乐团体的生存发展环境得到改善，有了更多精力打磨作品、开展艺术推广，我对民族管弦乐的更好发展充满信心。

四、躬行为径，践真传薪

一直以来，我将前文所述的艺术思考，坚持贯穿于舞台执棒、人才培养、大众普及三大实践领域，以作品为载体，把“融西为用，守正寻根”的核心理念，落到每一次排演、每一堂授课、每一场普及活动的实处：“舞台实践为教学积累经验，人才培养为行业注入活力，大众普及为艺术厚植土壤”——三者相辅相成。而这一切实践的根本遵循与最终归宿，始终是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宗旨。

在舞台指挥的核心实践中，我强调立足经典作品，让中西艺术理念在具体演绎中落地生根。排演彭修文先生的《喜洋洋》时，我以西方管弦乐的声部平衡思维优化演绎，弱化不必要的配器叠加，专注还原作品质朴本真的喜庆内核；诠释《古槐寻根》《阿佤山》等民族管弦乐作品时，我立足作品的民族文化属性，将歌剧的戏剧叙事逻辑融入排练，通过声部的强弱起伏、节奏的张弛有度，放大作品的情感层次；为《二泉映月》做民族乐队编配时，我保留了原作孤韧清冽的底色，以西方配器逻辑优化声部平衡，避免过度编排消解原作的情感力量。

在歌剧《骆驼祥子》的海内外巡演，以及《康定情歌》的二度创作过程里，我注重在“民族基因”与“现代结构”之间寻找平衡：《骆驼祥子》的排演中，我统筹音乐与戏剧的整体表达，将京韵大鼓等民族音乐的声韵肌理融入歌剧的配器与演唱处理中，把我们原创作品的烟火气与艺术质感在舞台上完整呈现，让海外观众也能读懂中国故事里的悲欢；《康定情歌》则将织体平衡更精细化处理，原生态民间歌手的演唱自由舒展、极富地域韵味。比如其中一处重要唱段，若硬让演员卡着交响乐团的严谨拍点演唱，就会丢失原生态的质朴质感；可若让乐队完全跟着人声走，又会打乱作品的结构。对此我的处理方式是保留人声的自然表达，伴奏弱化节拍的约束，等乐队需要强介入时，再迅速立住节奏基准，让两种气质在对比中达成统一，这既守住了康定地域音乐的韵味，又不破坏作品结构的稳定性。看似细微的调整，是对音乐结构、戏剧情绪、舞台节奏的全局把控。

上面提到，学透西方管弦乐乐观需三十年、悲观要五十年，而这条路的核心，绝非在别人的赛道上追赶名次，而是用所学反哺我们自己的中国特色音乐，在守正创新中搭建起自己的体系，让这个周期走得更稳、更快。但这份探索，终究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完成，如何后继有人？是我数十年艺术生涯中从未松懈的重要课题。

在人才培养上，我以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为核心，以全国各地的指挥、民乐研修班为延伸，把数十年的实战经验倾囊相授。教学中，尤其是中国作品的诠释上，我坚决摒弃教条式的范本复刻，坚持“技法为骨，文化为魂”的准则：既要求学生学深悟透西方的指挥体系、配器逻辑与创作规律，把我在莫斯科求学的积淀、与世界顶尖院团合作的经验拆解传输，让他们做到“手上有准头，心有定盘星”；同时，又引导学生跳出西方标准的桎梏，扎根民间音乐源头，读懂民族的情感内核与表达特质。我带着他们在排练中反复打磨的，从来不是与总谱分毫不差的节拍输出，而是要契合中国音乐气质、把握民族文化根脉的精准表达。此外，我不断提醒学生，奖项与听众的肯定只是漫长艺术之路的起点，真正的成熟，是沉住气悟透曲目，在实践中找准中西融合的分寸与边界，“不做西方指挥的模仿者，要做中国音乐的传承人”。

艺术的价值传承，始终离不开听众的接纳与共鸣。这些年，我把大众普及放在与舞台演出、人才培养同等重要的位置，借助各类平台，通过公益艺术讲座、惠民演出、市民文化讲堂等形式，以大众熟知的作品为切入点，用平实通透的方式梳理音乐里的门道，打破大众对高雅艺术、民族音乐的距离感与刻板认知，把“音乐唯有真，才是美”的初心，融于与听众面对面的交流之中。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群体愿意走进剧场、感受音乐，我越发觉得这是多年音乐之路上最珍贵的积累。

执棒中西，是为练就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本领；守正寻根，才是毕生的方向。这条路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愿所有中国音乐同仁相向而行，不忘艺术初心，站稳文化立场，把这份对中国音乐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愿我们兼具艺术高度与民族文化根魂的中国特色音乐事业，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张国勇 上海音乐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文章来源：《音乐生活》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