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肇始，中国民乐艺术历经百年风雨洗礼与实践探索，从郑觐文、柳尧章的小型初创，到各民间乐种调和相融以及“彭修文模式”的扎实推进，现已成为具有中国人文底蕴、抒发民族情感的精神力量。推动音乐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今中国音乐发展的核心命题。本文围绕当代民族管弦乐创作与诠释，力求“以乐为镜”，以筋骨魂魄与内在张力、精神向度与情感维度、血脉传承和人文情怀所映照的中国精神为研究视域，阐释中国音乐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创作诠释暨文化立场。
[关键词]民族管弦乐；音乐创作；作品演绎
*本文为笔者参加“赓续澄思启新——《人民音乐》创刊75周年暨新时代中国音乐高质量发展学术论坛”发言内容整理而成。
中国艺术中的诗、乐、舞一体，源于三者融合的审美表达方式，而孔子倡导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则是文化艺术的理想之境。自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肇始，历经百年风雨洗礼与实践探索，从郑觐文、柳尧章的小型初创，到各民间乐种调和相融以及“彭修文模式”的扎实推进，直至今日大型的民族管弦乐团建构，中国民乐艺术已成为具有中国人文底蕴、抒发民族情感的精神力量。在2025年第15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及第18届文化艺术政府奖获奖作品中，交响乐《我的祖国》（张千一曲）、《灯塔》（王丹红曲）、《天马——为二胡与交响乐队》（周湘林曲）、《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沈叶曲）、《第六二胡狂想曲》（王建民曲）；民族管弦乐《光明》（刘长远曲）、《风雅颂之交响》（赵季平曲）、《永远的山丹丹》（王丹红曲）、《大运河》（郑阳曲）、《岭南三章》（邹航曲）及《江河湖海颂》（唐建平曲）等作品，反映了当代音乐创作的最新成果。在金钟奖颁奖典礼上，继2001年之后时隔24年再次获得殊荣的作曲家张千一感慨：“本次金钟奖获奖的十部作品，包含了老中青三代作曲家，这说明音乐创作是一条延绵不断的长河，是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
优秀作品让我们提振士气，更让我们领悟到只有勤奋努力、坚持不懈，才有机会获得成功。人生的赛点远不止一次荣耀，而真正的强者能全力以赴并持续发光。正如作曲家王丹红坦言：“这次交响曲《灯塔》和民族管弦乐《永远的山丹丹》荣获金钟奖，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份殊荣，也是一份惊喜。脚下这片土地是我的祖国，用我的母语文化进行创作是有感而发。艺术家不仅是个性化的表达，更是与时代同行群体中的一分子。”2025年末，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王丹红与珠海民族管弦乐团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来自海洋》——献给腾飞的大湾区”，让我们领略了荣誉背后的再出发。
中国的音乐文化承载着数千年中华文脉的厚重历史，是我们走进传统、探源溯流的底气和锐气。近些年，文艺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民族管弦乐创作呈现一派勃勃生机，新作品数量逐年递增，形态各异的民乐艺术多元并存，映现百花齐放的万紫千红。从“高原”迈向“高峰”，如何适应新时代要求与人民的期盼，创作能够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具有民族精神高度、彰显时代文化深意、产生国际影响力的精品力作，始终是业界孜孜以求的前行目标。
推动音乐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当今中国音乐发展的核心命题。本文将围绕当代民族管弦乐创作与诠释，力求“以乐为镜”，以筋骨、魂魄、血脉三重之境所映照的中国精神为研究视域，阐释中国音乐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创作诠释暨文化立场。
一、筋骨魂魄与内在张力
“筋骨”指的是作品的骨架和框格，寓意严谨的结构与科学的布局，传达作品立意与技术手段。“筋骨”成就作品的基底，而“魂魄”则赋予作品神韵。
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认为：“音乐就是能量。”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委约作曲家刘长远创作的民族交响《征程·光明》视角独特，秉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创作理念，从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汲取灵感，以“一群热血青年寻找光明”为叙事主线，深刻诠释了一代代民族脊梁的心路历程与精神光芒。作品通过丰满的音响织体与复合节奏的运用，经由《序曲》《征程》《光明》等9个章节，民乐与交响思维相互呼应，声乐与器乐彼此融合，文学意象与音乐情致交相辉映，通过挖掘民族音乐的叙事特性，赋予民族管弦乐艺术的正能量和新观念。“光明”作为人类永恒的主题，依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自然法则，以单件乐器置于多声和鸣，将民族管弦乐的自然声场，转译为人类文明的时代畅想。《征程·光明》曾获国家艺术基金和“时代交响”创作扶持，参加文化和旅游部第二届全国民族器乐优秀作品展演以及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艺术表达是具有主客体变化的，无论一度还是二度，无论是演绎者还是聆听者，能够获得高度评价的作品，一定蕴含着审美体验和艺术再造的全过程。音乐作品的创作与诠释，其本质是传递情感、表达意蕴，具有场域氛围和磁场共鸣。我们需要界定民乐艺术的时代新风，并将其置入跨文化的范畴进而扩充，以开放包容之心映照民族精神之境，体现艺术人类学对“爱和美”的释义，最终突破单纯技术藩篱而直抵人心的高度自洽。
成熟的作品一定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打磨和历练得以完善。新近中国文联“场景里的新时代”创作主题赋予我们更多的责任，如何描绘具有时代特征的普通人生活，是艺术工作者的文化向度。从《光明》到《征程·光明》，扩充的不仅仅是篇幅章节，更多是通过实践，深入拓展和丰富了民族器乐的艺术表现。与《光明》同期创作的琵琶、二胡双协奏曲《云影》由笔者委约中央音乐学院张征教授创作。这是一首融会传统意蕴与现代时尚，通过旋律与和声相融逐步引入情境，将色彩、节奏、结构之点线交织，以音乐的变换起伏与当代器乐演奏的接受美学，用院校、院团合一的审美理念表达内心和情感涌动。主题在琵琶、二胡与乐队之间游走，从细腻音色到多变节奏，从唯美气质到丰满张力，以“云月相映”为意象，阐释人间的温暖“大爱”与心灵安放。
动态对比是音乐表达的惯常手段，亦是产生听觉联想重要的“乐感”。没有“弱”的衬托，“强”便失去意义；而没有“慢和柔”的沉淀，“快和响”则会显得浮躁、无味。作品演绎通过动静、虚实、长短、快慢的对比实现艺术的两极观照。作品的温度是体现人与情的联结，而默契配合是作品演绎重要的标识。《云影》的不同版本，为舞台实践打下了基础，钢琴版在乐调、韵律等细微之重探索艺术表达的最佳合一，而民族管弦乐版的热情洋溢与交响乐版的含蓄内敛深深表达着人类文明的丰富情感。此曲于2024年获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创作立项资助，并以多个版本的演绎形态成为音乐创作与艺术传播的成功范式。
优秀作品往往是通过一次次的舞台呈现而被凝练得更加纯粹。琵琶协奏曲《春秋》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是1994年应国际儒联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而举办的“千秋颂——吴玉霞琵琶独奏音乐会”委约作品。春秋是孔子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因此“春秋”二字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内涵。这部作品以“春秋”为题，除了具有其特定的纪念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借此来抒发今天的中国人对本民族古老辉煌而又博大精深的文化成就的尊崇、赞颂和追溯之情。作曲家唐建平独特的灵感与创作巧思耐人寻味，他以春秋时代作为历史背景，通过琵琶与乐队的一系列创作手法，展示了春秋时期社会急剧变革、风云际会、百家争鸣、雄才辈出的生动局面。作品气势宏大、寓意深刻，音乐语汇丰富独特。除了吸收儒家“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等礼乐思想，还引用了琴曲《梅花三弄》音调，伴以通透的泛音色彩，借以升华境界，具有超凡脱俗的高洁之美。2004年，《春秋》被列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是当今音乐舞台上演率极高的协奏曲之一，2025年被列入第15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族弹拨乐琵琶决赛指定作品。回首31年的创演历程，由此联想，优秀作品的练就除了自身精耕细作，还包含不遗余力地助推和传播，如观众喜闻乐见且传播力极其广泛的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曲）、《长城随想》（刘文金曲）等佳作即成功范例。
郑阳为北京民族乐团量身打造的民族交响诗套曲《大运河》，运用丰富的创作技法，拓展了音乐语汇，体现了大运河的深厚底蕴，展现了“一带一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历史中的作用。作曲家充分利用和声、音色、调式与调性布局等方式，展现创作思维。在第一乐章《黄金水道》的引子中，古筝在G宫调式上的刮奏与竖琴的旋律形成对话，产生G宫调式与bB、bE羽调式等远关系调的色彩转换，配合乐队的衬托，产生奇妙的听觉联想。第四乐章的《舟楫通南北》常演常新，通过连通南北的大运河与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表达中国跨越千年的对外开放，以个性化充盈的中西音乐主题彰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互鉴，蕴含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作品的风格与内在机理，植根于技术之中的文化价值。第五乐章《运河明珠》，将大运河沿途各省市民间音乐素材，如浙江越剧、安徽黄梅戏、江苏民歌、山东花鼓、河南豫剧、河北对花、天津民歌、北京京剧等具有独特标识的艺术元素贯通于整体布局之中，以文化符号诠释地域特性，表达着融合之美。为了更加准确地展示各地风貌，《大运河》曾经联合大运河沿线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市的130位艺术家共同展现“运河文化”的历史厚重。
高质量发展是国家总体战略部署，就艺术领域而言，意味着音乐创作要从追求“数量增长”转向“提升品质”，其核心要义是锤炼攀登“高峰”的内功，而“高原”的基础是丰厚的资源。若没有鲜活题材、风格意蕴、形式内涵的广泛挖掘与探索，便没有健康的文化生态和深厚的观演基础，更无从谈论“高峰”。
艺术作品的基底是呈现于创作表达中的意趣和情感内涵。时代期盼的“高峰”之作，代表着音乐艺术的最高成就，它汇聚时代精神、承载文化厚度。如果说思想的深度凝聚时代感召力，那“高原”与“高峰”的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以精品奉献人民，实现社会效益与艺术价值的高度统一；是具有美学意蕴、人文情怀和艺术前瞻的文化思想。
二、精神向度与情感维度
作品之“精神”，富含超越技术和情感层次的意象，体现着作品对高度、温度、广度和深度之追求。
刘天华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音乐家、中国民乐学科建设的开拓者、“中西合璧”理念的倡导者，在民族音乐的传承、创新与现代化进程中贡献卓著，为现代中国音乐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2025年是刘天华先生诞辰130周年，文艺界以各自的方式纪念研讨。为弘扬刘天华艺术精神，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在第二届“中国民乐优秀青年人才培养与推广计划”研修班中，特别安排了专题研讨，《刘天华音乐理念的当代启示》《传承天华琴韵，谱写民乐新章》《重读刘天华》《继承、借鉴、创新——刘天华艺术道路的思想内涵、杰出创造和时代价值》《从〈闲居吟〉到〈光明行〉——二胡协奏曲〈心之弦〉的音乐创作》等文论，围绕刘天华先生的历史地位、思想观念、创作实践、乐器改革、教育体系构建及其艺术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等核心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多维的交流与探讨，为民乐未来发展注入新的理论活力与实践智慧。
在刘天华的音乐作品中，随处可以感受到其哲学理念、美学原则和审美情趣的流露。琵琶曲《改进操》有明确的虚实两极，快慢长短、哲理观照，从追溯古意到奋进激昂，既体现了音乐审美的辩证统一，也坚守着中国民乐的唯美气韵，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达到一种高度的契合。2025年11月，在中国文联、江苏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活动中，笔者和指挥家叶聪及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合作，共同诠释由李滨扬编创的琵琶与民族管弦乐《改进操》。这一版作品承继传统、结合当代，在大量模拟古琴技法以及琵琶文板推拉吟揉的深邃意境中，将大量动态的节奏与描摹军鼓的音色融会贯通、动静相宜，表达刘天华先生的革新理念和致敬传统的精神情怀，激发共同进取向上的动力和目标。
艺术创作的追求在于技术层面的精益求精与艺术层面的勇于突破。大型民族交响史诗《光明行》，聚焦于从江阴走向世界的刘天华。青年作曲家罗麦朔以二胡、琵琶为象征，依托序曲、尾声和五个乐章的民族交响，融入刘天华作品《良宵》《病中吟》《歌舞引》等经典元素，经由独奏家的精彩演绎，在动机扩展与交响音画的跌宕起伏中，营造奋发有为的坚定信念。作品将刘天华作为精神文化的标志，叙述国乐巨匠身先士卒，影响中华民族音乐文化进程的历史功绩。灵秀、古朴的音韵与锡剧元素的融入成为一抹亮色，释义从“小我”到“大我”的境界之美，将情怀与坚守所践行的文化品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和独特性，体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的使命担当。这部由无锡民族乐团委约并首演的大型作品，见证了一个年轻乐团的起步与定位，通过新作锻炼队伍、积累曲库。实践证明，一部好作品，整合的是力量、用好的是资源、展现的是特色。
山东民族乐团委约青年作曲家群体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写意齐鲁》，用七章不同的风格韵致描摹生活场景，其中王云飞创作的《泰山颂》以声写势建构文化维度，将礼乐之声、地理意象升华为精神品格；高白创作的《明湖春景》以音色模块将弹拨乐和弦乐群的点线色彩交织融合，勾勒水景之灵动；朱长磊创作的《鲁韵》以齐鲁戏曲为“源”，通过唢呐、弹拨乐、坠琴描摹“腔韵”，与文子洋创作的《万年欢》呈现民间艺术活态传承；而李博禅的《沂蒙深情》通过人们熟知的《沂蒙山小调》伴随丰富的和声，表达温暖与深情，展现地域风貌和人文情怀；罗麦朔、郑阳作曲的《天下大同》《长河入海》分别以大文化格局与古今对话，传达“和而不同”的美学理念，以“大气磅礴”“兼容并蓄”为精神内核，传递“多元融合”的文化样态。七位作曲家无论是展现浓郁的民间乐调，还是精细的声部编配以及丰沛的和声织体，均以整体性规划伴以音响叙事赋予时代蕴含，完成了从“自然之境”到“文化品格”的升华，将“写意”之势诠释为人文精神。
中国民族器乐文化当下正处于一个“守正”与“破圈”并存的关键期，面对新老交织的复杂现状，若想保持艺术的独特品质，处理好创作与诠释、舞台表演与线上传播、传承与创新、艺术与市场等关系，需要脚踏实地的践行与考量。当网红被追捧，明星成为流量，殿堂与广场边界模糊，甄别艺术品质之真伪就显得格外重要，其中的艺术类、艺术品、艺术人、艺术家之辨实有门道。
美国学者艾伦·帕·梅里亚姆在《音乐人类学》一书中指出：“每种音乐体系都由一系列观念预示，它们使音乐融入全体社会活动，并将其阐释和定位为种种生命现象中的一种。这些观念决定着音乐的实践和表演，以及乐音的产生。”[1]2025年11月在“世界音乐之都”无锡举办的“华音新声太湖论乐——2025当代民族音乐创作高峰研讨会”上，汇聚了当今活跃于音乐领域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理论家及青年乐人，以刘天华、阿炳的音乐思想为引领，就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表演美学、编制旋法、声部座次、族群关联、音色音域在协和性、统一性、规范性、科学性等问题，探讨民族音乐创作如何贴近生活，践行“两创”精神。论坛表达了中国的音乐作品既能顺应时代发展、符合当代审美，又能在发展进程中保持根脉、坚守初心的良好愿景。
作为艺术表演主体的演绎者，是具有强烈审美表现欲望的创造者，而在艺术表达中，通常会加入诸多个体的思想观念、审美理想和兴趣爱好，在激发丰富多样的“表现力”时，须保持音乐表达的平衡度与分寸感。真正的“高峰”之作应经得起推敲，它往往立于继承与创新的合力之中，既能让传统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再造，又能让创新因根植文脉而富有意味。依谱寻声、依规道通，眷注其背后更深层次的认知逻辑是创作者与诠释者必备的功夫。如黄翔鹏所言：“传统是一条河流。”[2]我们唯有在流动中继承，在创造中延续，音乐才能既承载历史，又奔赴未来。
三、血脉传承和人文情怀
“血脉”是作品的生命性和张力场。当艺术扎根于生活沃土，直抵人心的心灵之作便有了生命意义，它是音乐作品能否真正“存活”、拥有持续力的关键所在，而最终的指向是具有人文情怀。
传播效应的广泛性与持久性，离不开遵循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方式，让好的音乐作品能够被听到、被欣赏、被喜欢，应能跨越圈层，吸引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观者，并且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山丹丹》，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首演至今八载，荣誉累累，其独特的意蕴风貌和真挚的情感活力，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回馈生活的生动写照。这是一部呈现职业音乐人与非遗传承人的弦上秧歌，其成功的原因在于作品基调、创意理念、情感共鸣、艺术风貌的多维聚焦。正如著名作曲家赵季平表述：“《永远的山丹丹》融汇了黄土地的厚度与新时代的气象，用民族管弦乐抒写了一幅壮丽而真挚的陕北画卷。”①
蕴含地域符号的山丹丹，展示的是黄土高原多元的民歌风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情态。信天游作为西北民间音乐的象征之一，体现了陕北高原粗犷豪放的民俗与性格，凝聚了陕北人的生命激情。而安塞腰鼓、陕北说书则伴随板胡与秦腔的深沉、唢呐的铿锵，透过窑洞的剪影，无不彰显着黄土地人民的生活百态和喜怒哀乐。它既是生活的缩影，更是生命的咏叹。作曲家以符合当代人审美的方式表达创作心境，如《五彩的窑洞》一章，虽然陕北的窑洞是土黄色的，但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用五彩缤纷的装点来叙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时，那虎头枕、虎头鞋的艳丽，正是中国劳动人民对于幸福特有的朴实无华，是触摸生活、还原场景、感悟人生、感恩时代的鼎立之作。
音乐的滋养作用在于“身—心—灵”的感应，而音乐表达中的“虚与实”，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它贯穿于创作、诠释与聆听的全过程，并且赋予音乐的深刻释义和无限遐想。“虚实之境”不仅是艺术的唯美追求，也是一种哲理哲思和审美理念，影响着我们的感知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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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为2025年10月21日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评选期间笔者与赵季平访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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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颂之交响》是作曲家赵季平受苏州民族管弦乐团委约的一部身入、心入、情入的佳作。作曲家带着情感投入创意并潜心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以“帮一把、扶一程”的理念，将深厚的民间滋养传授于年轻乐团，以开阔胸怀传扬他者力量，以精湛艺术感动乐手，以自身光芒影响乐团。作品以无痕的技术技巧贯穿于优雅旋律之间，让演绎者、欣赏者沉浸其中而又惊羡寓意之深。赵季平认为：“艺术审美与技术驾驭在民乐队与西洋乐队呈现中是有区别的，现在有一种趋势，把中国民族乐队恨不得写成交响乐。年轻人普遍技术好，但是民乐创作还是要关注神和韵。”①同理，总谱形态与审美认知不能一味追求“图谱式”，它们之间有本质区别。
该作品第一乐章的《颂》是一种歌，不是歌颂，而是一种“精、气、神”；第二乐章是《关雎》，取义于《诗经》中对中华民族男女爱情的最早描写；第三乐章《玄鸟》，展现的是一种英雄性；第四乐章《幽兰操》，是表达一种精神层面的超越；最后归入《国风》。在创作与诠释的一、二度创作之间，演绎者往往会在表达时注入个人的审美经验与音乐联想，但须置以“平衡”与“分寸”来约束表达，使作品诠释建立在扎实的技术功底以及学术涵养和学理支撑之上。《风雅颂之交响》的亮点，是以《诗经》的风雅韵致展现人文情怀。张宁佳朴实真情的流露，映射艺术的高洁之境，让人透过“风雅颂”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国风》一章在各类音乐舞台的流传度、上演率，则意味着“塔基”“塔尖”所承载的文化力量和国韵风华。
优秀作品具有共性意义，其中深厚的创作功力、开放的传播能力、广泛的好评与接受度，让我们对中国民族管弦乐优秀作品及其定位笃定不移。优秀作品离不开有能力、有思考、有深度的阐释者，它是传承中华文脉的精神载体、表现时代气象的艺术重器、凝聚民族情感的文化纽带。关于音乐创作，著名作曲家陈其钢在谈“青年作曲家计划”中的一段话令人深思：“我们的音乐教育将很多作曲家培养成了‘投机分子’，潜意识里只有两个字，‘取悦’。写严肃音乐，要‘取悦’专家；写通俗音乐，要‘取悦’听众，膝盖骨是软的。不要以为在学校里写一些一般人听不懂的音乐就是高雅，更不要以为写一些好听的旋律就是为大众服务，其实背后的逻辑很多时候都是妥妥的媚俗。”②诚然，艺术家的生活体验直接影响艺术作品的创作走向，“接地气”并非一定是“俗气”，当把知识与技能转化为能量时，音乐的社会功能便升华为情感力，大自然的美好远比我们的想象要丰富得多，若能通过音乐表达心绪，确是一种愉悦和享受。
民族器乐表演艺术的高阶主要体现在对“技、艺、道”的理解。笔者以为：无痕的技术，让艺术表达浑然天成，那份自带“高级”的艺术美感，更是被称为藏技于无形之中的妙意。第15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器乐演奏比赛中，我们欣喜地看到青年一代陈甦超（琵琶）、张雅迪（琵琶）、樊怡凝（琵琶）、刘世佳（柳琴）、薛淼（中阮）以及倪一鸣、丁雪纯、李佩雯、冯奥迪、张群卿等多位古筝新锐脱颖而出，在欣慰的同时感受到民乐的活力及其传承的力量、新人新作的意义。中国音乐学院青年教师陈甦超表示：“我和我的学生共同奔赴金钟奖赛场，这本身就是一幅充满故事感的画面。它已然从单纯的‘老师指导、学生比赛’模式，演变成了一场深度的情感共鸣与共同成长的修行。从备赛到登台，再到最终的结果揭晓，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值得回味的感想。于我而言，它更像是一场关于艺术的朝圣，一次关于成长的洗礼，一段关于信任与传承的‘金钟’旅程。”民乐之“脉”在于践行“既有专业深度，又有正向磁场”的文道脉传。我们感慨一部作品从酝酿到诞生、再到日渐成熟不断健壮，敬仰那些为了成就佳作而奉献智慧、追求卓越的诠释者，以及为作品赋予的生命价值。
综上，大部分佳作都与委约密切关联，然而，这些指向性明确的作品，既有“量身定做”之意，又能围绕主题的精心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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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8年4月4日，华夏同根·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山丹丹》演出结束后，赵季平在主创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
②“陈其钢谈新一届《青年作曲家计划》”，参见微信视频号“知君有日悟归程”2026年1月12日发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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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创作与诠释，最终需要通过一支支高水平的职业乐团精彩呈现，而乐团的背后却承载着系统和规范的职业理念和发展愿景。中国现有的民族管弦乐团，是众多艺术家、奋斗者通过开拓进取、勇于探索的结果，这其中有成立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老乐团，也有进入21世纪20年代的新乐团。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民族音乐事业蓬勃发展，通过“艺术基金”“时代交响”以及各类展演展示的检验，其中的大部分乐团都有了独立的乐季，以职业化管理，艺术总监、常任指挥、驻团作曲发挥引领作用，多样态呈现令人瞩目。
以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为例，该团正致力于推动乐团建设“国际化理念”的职业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机制和艺术生产范式。短短几年创作丰盈、敢挑重担的团队风貌，已让业界感受到了该团迅猛发展的态势。陕西广播电视民族乐团的《永远的山丹丹》从“舞台演绎”迈向“文献经典”，联合上海音乐出版社将乐谱出版的举措，不仅为全国专业院团复排与再创作提供依据，也为高校教学、艺术研究与文化传播夯实基础，更是为构建成熟的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生态链拓宽了思路。
2025年，由珠海民族管弦乐团联手14家民族乐团联合委约创作的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胜利之光》（刘畅曲）已进入全国巡演，这是全国民乐人齐心合力“抱团”共建的跨地域合作的新理念和新思路。随着中国民乐事业的整体发展，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佳作呈现于艺术舞台，为时代共鸣共情。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筑就新时代的音乐“高原”，勇攀承载民族梦想的艺术“高峰”，是我们每一位音乐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我们将凝聚共识，携手并进，以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音乐作品，回应时代呼唤以满足人民期待，为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艾伦·帕·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M].穆谦，译.陈铭道，校注.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65.
[2]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吴玉霞：哈尔滨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
文章来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6,(3):1-6+212+211.